吾爾開希的流亡筆記

轉眼之間﹐我們已經在紀念“六四”十六週年的紀念日了﹐我們是不是還要在明年後年繼續感慨這轉眼之間呢﹖更加令我們深思的應該是這轉眼之間逝去這麼多年之後﹐丁子霖還不能從政府口中得到一個公道﹐當年的殺人者今天卻越來越熟練地週旋於國際社會﹐享受著中國經濟奇跡的光環﹐我們還在流亡﹐而且不得不面對我們已經成為越來越多的人的“不方便”這樣一個嚴酷現實。

去年的今天﹐我曾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裡﹐我作為天安門學運的領導者之一﹐向丁子霖道歉﹐痛苦但誠實面對我內心深處必將跟隨我一生的負罪感。同時提醒世人﹐丁子霖等待的道歉更應該來自開槍殺人的人﹐我以這樣的聲音呼喚世人的良知﹕天安門不僅僅是當年鼓舞世人﹐喚醒良知的一個逐漸淡去的畫面﹔天安門之後倒塌的柏林牆﹐走出監牢的曼德拉﹐獨立的東帝汶在告訴世人﹐這世界的確在我們的良知力量之下變得越來越美好﹔天安門也是提醒我們這個良知的事業是個未完成的事業﹗我們決不能遺忘﹗

事實上﹐我們不僅背負倖存者的罪惡感﹐還背負著倖存者責任感﹐這樣的責任感要求我們必須理性地反思﹐過去的十六年﹐我們常常聽到的一些說法﹕學生是不是太激進了？八九年的屠殺學生應不應負責？對於這樣的指責﹐我們從未停止表達我們的反省。

不久之前﹐我在台灣的一所大學演講時﹐這個問題再次浮現﹕八九年學運的失敗﹐學生堅持不肯撤退是否要承擔部份責任﹖我舉了這樣的一個例子來回答。

一個小村莊﹐有一個雜貨店﹐店老闆是一個很粗魯的人﹐一天到晚酗酒打孩子﹐結果有一天其中有幾個小孩子站出來反抗﹐反抗的小孩脫口而出一句頂撞﹐於是這父親惱羞成怒就把幾個小孩子打死了﹐全村決定譴責這個父親﹐可是過了這些日子﹐因為全村就只有這間雜貨店﹐買醬油還是得找他﹐買大米也得去找他﹐那怎麼辦呢？

這家雜貨店這幾年生意愈做愈好﹐先做成超市﹐而後繼快速續發展﹐而成為一個有規模的商業中心﹐很多人在這裡上班。那個老闆呢﹐慢慢改變過去的粗魯形像﹐現在也不穿拖鞋咬檳榔﹐偶而也穿個西裝打領帶﹐也比較有笑容﹐也學會用英文說歡迎光臨了。但任何人提起打死小孩這件事情他仍然堅持沒這回事﹐或者說這是當時不得不採取的措施﹐否則沒有紀律﹐就不可能有發展﹐就不可能有大家所依賴的全村經濟引擎﹐再或者說這是他的家務事﹐跟別人不相乾。過了一些日子﹐村子就有這樣的聲音出現了：“那小孩子也有不對之處﹐就算小孩反抗有道理﹐畢竟不能對大人那麼不禮貌嘛。”

今天的中國就是大家不得不去打交道的雜貨店嗎﹖世人就是無奈的村人嗎﹖我們是那群還在主張為死者討回公道的常常令人覺得“不方便”的反抗孩童嗎﹖然而﹐我們不該忘記誰才是真正的兇手﹐面對這個兇手﹐世人也許常常覺得無力﹐但即使無力我們也不能錯誤地指責受害人。在理解村人需要醬油大米和工作機會之餘﹐提醒世人這村莊還需要公平和正義﹐還需要不再打死無辜孩童的保證啊﹗一個會打死自己孩子而不受制裁的人很可能搶回醬油大米和工作﹐甚至還可能繼續向其他無辜的人的逞凶啊﹗

去年的今天﹐我在美國華盛頓市與王丹等十幾位當年的學生領袖一起﹐在中國大使館前繼續呼喊沒變的口號時﹐我望著台下站著的當年夥伴﹐十幾年前﹐我們投身於這場驚天動地的運動時﹐展現出了不起的勇敢與理性﹐在過去的十幾年間﹐我們這些當初被稱為天安門的孩子的一代人經歷了許多﹐已經不再是孩子了﹐但理想始終沒變﹐責任感始終沒有放棄。我望著他們十幾年之後更加堅定的眼神﹐大聲告白﹕“夥伴們﹐我們當初是好樣的﹐我以能和你們並肩為榮﹗”當時台下沒有柴玲﹐柴玲因為主張堅持下去﹐而受到很不公平的指責﹐我們沒能站出來保護她﹐深深覺得有愧。柴玲也是這樣一個好夥伴﹐也是我深感榮幸與之為伍的英雄。

推進中國的民主化﹐是我們這群“天安門的孩子”一生不會推卸的責任與使命﹐在十六年前我們走上北京街頭至今我們流亡海外﹐這一點認知不曾改變﹐而那時得到的世人的理解與支持﹐曾給我們極大的力量。今天我們堅持著理想﹐也仍然尋求世人的堅定支持﹐提醒世人十六年前被殺死的逐夢者﹐他們的夢想在我們不再堅持時就也死去了。

遺忘﹐偏頗與縱容都是可怕的﹐歷史的悲劇往往在它們侵入我們的意識之時重複。我繼去年向丁子霖道歉而大聲疾呼不該遺忘之後﹐今年應該盯著因為人們的無力感而衍生的偏頗縱容﹐大聲說出﹕柴玲是個好樣的﹗

——發表於《世界日報》2005.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