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爾開希的流亡筆記

我對成龍，即使不算fans，也絕對有相當的尊敬和喜愛。苦學出身，在電影圈摸爬滾打多年，在香港闖出一片天；又憑着親歷親為的積極敬業態度，在好萊塢也有了一塊屬於自己的天空；現在已經算是國際明星，仍然是個具古道熱腸的人，為人謙和又不失赤子之心，這樣的人讓人喜歡是天經地義。也許正是這份赤子之心，心裡想什麼就說什麼，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言，而這次則是惹惱了兩岸三地的很多人。

我絕對相信，他沒有惡意，也不會是處心積慮發表這番言論而討好什麼人或炒作什麼議題，成龍大哥心裡大概就是覺得：自由的香港台灣，好亂；那麼中國人可能真的不適合自由，中國人應該被管着。

其實這種言論我在台灣也經常聽到，說台灣現在是太自由了，自由過了頭，我也都會認真地回答，讓你回到蔣經國時代你會願意嗎？稍微仔細分析一下回到那個時代意味著什麼，也就沒有人真的願意回去，有時對現實不滿就用懷舊表達一下，並不是真的覺得過去更好，這個道理大陸人更清楚，唱唱文革的歌曲絕對不是想回到毛澤東時代。

對於成龍的言論鋪天蓋地的批判多是強調自由的珍貴，以及奴性思考的不可取。所有的批評者表達的意思都是一致的：自由是珍貴的，哪怕會帶來一定程度的混亂，都必須珍惜，絕對不能因為害怕混亂而捨棄自由，捨棄自由的代價比混亂要大得多。台灣香港也許看來混亂一些，尤其台灣，立法院的打架已經變成形容民主失敗，中國人不適合甚至不配擁有自由的標準例證。但是我寧可要立法院的拳頭也不要長安街的坦克；寧可要混亂中每個人都爭先恐後地表達權力，也不要人民大會堂里的一致通過擁護着專制的黨中央。

這些說法都對，但如果看深一層，你會發現，只要民主就可能會混亂，這樣的說法，會讓像成龍大哥這樣的人充滿不安，尤其在中國大陸，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之後，任何可能的混亂都是令人膽戰心驚的畏途。

其實台灣真的不亂，只是嘈雜，一個多元的自由的民主的社會應有的嘈雜。而且這些嘈雜是自動規範的，基本局限在政治和媒體範疇之內，台灣的其它方方面面，安靜而有序。

政治和媒體的嘈雜不僅不是混亂，可以說正是另一種有序。在野黨忠誠地大聲批判者執政黨，媒體在各自的政治區塊把各種聲音發出來，政府和執政黨招架着，辯駁着，都是在按照他們被分配的角色認真表演着，雖嘈雜，卻沒有傷害性。偶爾有出格的表演，還有更強大的輿論制衡着它，真的不夠了還會有司法看守着社會的秩序，台灣沒有出現混亂很久了！

以台灣的選舉為例，選前，各個候選人，政黨及支持者無不死破喉嚨，聲色俱厲地忘我表演、互相攻訐，然而到了選舉開票那天，一切都會回歸平靜。絕大多數候選人，選民都會平靜地接受選舉結果；偶有不服也都會尋求既有的司法救助渠道解決；再少之又少的，在等待司法解決期間還要表達不滿，也會向地方政府申請之後，上街遊行示威。恰恰證明，中國人完全有能力在充分的自由環境之下“管”好自己，也能照顧到每個人都權利。

有些人就是看不慣嘈雜，就像有些人就是看不慣初中生解除髮禁（台灣的中學都已不再規範學生的髮型，髮色及長度，稱之為解除髮禁），總覺得中學生走出校園時，清一色的寸頭或清湯掛麵才是有秩序，總覺得每個十幾歲的年輕人在三千煩惱絲上展現個人風格就是混亂，就是頹廢，甚至就是墮落。其實該認真反省的正是這種“看不慣”。這些初中生不會因為頭髮髮型一致就更乖一些，也不會因為髮型自由就壞一些；台灣，在嘈雜的政治與媒體之外，一切都安靜平和得多，跟媒體與政治一起有序的發展了幾十年，成績傲人。

成龍大哥，以及所有擔心太自由會混亂的台灣人，香港人，大陸人，台灣證明的是民主可以避免混亂，只是我們必須要讓我們的大腦升級，跟得上民主發展的多元活力！

香港大學學生會長陳一諤在校內六四論壇發言，質疑媒體所形成的鎮壓版本的真實性，並說學生若及時自行散去，鎮壓就能避免，實在是“學生領袖不理性”。他的言論幾乎引起眾怒，至少可以軒然大波來形容。同樣引起了軒然大波的是之前不久，在臺灣與此事有某種相似的郭冠英事件，都是個人言論與社會共識激烈衝撞，兩個人也都祭起“言論自由”大旗，拒絕道歉。

對於陳生的言論中，天安門的屠殺是否真實發生，以及學生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我的好朋友王丹作了相當負責以及翔實的回答，我完全同意王丹的說法，因此就不重復了。陳生發言之前，我在臺灣《蘋果日報》著文，捍衛郭冠英的言論自由，批判臺灣政府的介入是忠誠審查，是真理部，引起很大反彈，其中一個聲音就是“如果有人詆毀六四，我是否捍衛這種言論自由。”

首先我要感謝陳生肯定言論自由的重要，並恭喜他知道要以言論自由原則捍衛自己的權利。也在此告訴他，言論自由正是我們天安門的學生所追求的目標，是我們一貫堅持的原則。只是我們在國內并沒有這種自由，表達言論還會招致陳生認為并沒有發生的屠殺。

陳生是否有表達“天安門并沒有發生大屠殺”的言論自由？絕對有！尤其在香港一定要捍衛，我也希望有朝一日在中國境內也能有這種自由。也許你會說，今天在中國本來就可以說“天安門并沒有發生大屠殺”，不錯，但那并不是自由。當你只能發表某種言論，不能去否認，不能去批判這種言論，那這種言論的表達就不是自由。幾年前，許文龍在大陸被脅迫表態反台獨時在臺灣《蘋果日報》撰文表達我的悲憤，在文中提到“當主張台獨的自由被剝奪時，反對台獨的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我們主張或反對台獨的自由同時被剝奪了！”就是同樣的道理。

臺灣人都很熟悉這麼一句話：“我可以不認同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我相信香港人也一定都聽過。陳生的言論自由就是那個要被誓死捍衛的權利！只是，我也確實沒看到陳生的言論自由有什麼危險，陳生提出言論自由其實是有點莫名其妙。陳生沒有被政府抓去坐牢的危險，也不會被中宣部出面強迫堅持或改變他的言論內容。就像兩個拳擊手在比賽，一個居下風時大喊，“要保證我打拳的自由！”

陳生一定是面臨了巨大的壓力，但那些壓力不也都只是反對他的“言論”嗎？不肯道歉就是不肯道歉，就是堅持自己的主張，言論自由的原則保護陳一諤這樣作，扯出言論自由，只能證明他的無知。陳一諤有堅持荒謬言論的自由，但這一自由並不改變他的言論荒謬的事實。作為當時學生運動的參與者，以我的自由言論，強烈譴責他的荒謬言論，但同時我可以在此表態誓死捍衛陳生的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是一種原則，如同所有的原則，在不方便的時候仍然堅持，才有意義。

2009.04.20 發表於香港《蘋果日報》

Said Halil Afendi, Yahximu siz?

我相信我们的民族认同没有任何不同，我是一个自豪的维吾尔人。我今年41岁，其中二十年在流亡，十八年居住北京，在故乡的时间三年。然而，我依然能够掌握自己的语言，熟悉家乡事务，连饮食习惯都还是非常维吾尔。

开创这个博客时就知道一定会讨论到我的民族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以来苦苦思索的问题之一。

维吾尔族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是在中国境内不多的完整文明之一。既出现过影响世界的大思想家，文学家，也曾经在权力土地的争战中留下强悍的标记，在文化，如文学音乐艺术领域都有傲人的成绩。在很多领域，与长年相邻的悠久强大的汉文化不相上下，甚至偶有超越。这些，可惜在中国的历史教育之中都被刻意抹杀了，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所採取的政策与对其它民族的政策一样，那就是殖民，歧视，镇压，同化。当政府採取这种政策时，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汉人在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扮演着共犯的角色。

而今天维吾尔族，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其它非汉民族所面临的情况几乎一样：在强大国家机器的野蛮统治以及毫无文明可言的殖民心态前面，要么等待被同化，要么反抗被镇压。与汉民族之间的仇恨日益深刻，几乎已经变得无解了。

每每想到我的族人今天所受到的压迫之时，我都黯然神伤，不仅是对那些苦难的感同身受而已，更是在了解到这个问题解决的艰困，沮丧是一种加倍的痛苦。

我也在过去这二十年之中接触了很多同样为我们的民族未来而忧心忡忡的优秀维吾尔同胞，有很多人也都在海外投入了争取维吾尔人民自由与独立权利的运动之中。我对他们都有很大的尊敬。可惜海外的维吾尔运动面临的问题是这样，理性的声音往往被激情的声音淹没；而激情的声音又除了表达愤怒，表达权利之外并不能对于我们面临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向。从您的文中我感受到您从我的表现很难不怀疑我是否关注关心我的民族，我完全理解，您一定觉得我对这个问题的表态怎么那么少？甚至没有？

追求独立是被压迫民族的权利，这一权利不应因为你是否认为独立是不是最好的方法而否认。我还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新疆西藏独立必须要全中国人民一起讨论同意，先不说这个说法裡面的逻辑悖论，基本上持这种说法的人都是算好，在这样的方式之下任何公民自决，反正都不会通过独立，是一种无聊的投机理论。与举世公认的公民自决理论完全背道而驰。

我绝不否认新疆西藏追求独立的权利，但我认为追求高度自治是比较合乎现实的选择。

虽然我常常坚信公义的贯彻始终是历史良性发展的不二法门，然而，在中国境内的民族问题上，我们可能必须同时追求贯彻公义与民族和解。消弭仇恨原本应该是在正义得以伸张之后，但也许我们根本没有伸张正义的机会就被仇恨所吞噬了。

而民族和解又谈何容易！尤其在强大的一方依然蛮横之时，在无理的一方继续无礼时。维吾尔族人民对汉人的满腔怒火绝对是事实，绝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Said 兄弟，我相信你也会承认，这种愤怒也在同时让和解变得遥遥无期，对于解决维吾尔今天面临的问题没有帮助。所以我对于表达愤怒，表达仇恨并不热衷。

我希望我追求民主，追求理性思考及对话的努力能够在解决维汉矛盾时能够起到正面作用。我期待对这个话题能够开启理性的讨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而我在理性讨论的时候绝不会掩饰我对自己是一个维吾尔人的自豪与坚持。

您提到即使我的民族认同与您不同，无言之余，您同样祝福，您的这段文字让我看到一个高贵的维吾尔灵魂，我相信您的祝福所感动的不仅是我，还包括所有读到这段文字的人。

谢谢你的祝福，我以维吾尔族兄弟身份接受您的祝福。

May Peace be With You！ Assalam Alleykum!

吾尔开希先生，您好。

您是民运中，学生领袖的第一个人，在王丹之前一直担任学生领袖。通过互联网的各种途径我也看到过您在89年的风采，尤其在李鹏面前，斜躺在凳子上吸着氧气奋起而发的时候，是多么的令人尊敬和感慨。

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在您的内心深处，您还是维吾尔族吗？您有没有正视过您的民族现在所遭受的苦难？有没有您像对待民运那样的热情去对待您的民族呢？您随便从来表现出来，但我也不能否认您内心深处到底是如何处理这些事情？这些感情？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民族都不去爱，他能去爱谁？

如果吾尔开希先生您认为我所讲的“民族”和您认为的“民族”概念不同，那么我认为我亦无他语可言之。

不论您如何认为您的民族属性，我均望您事业顺利、家庭美满。

也希望民运能够早日成功。

1. 民運之功在於,……配合目前占主流和輿論壟斷地位的西方媒體,的確以其監督,對中國起了很大的正面效果.如果僅是這些我會給民主百分百的好評.
   謝謝你的好評，抱歉，礙難接受。民運無意配合什麼西方媒體，我們有自己獨立的看法，西方媒體如果願意照載是幫我們宣傳理念。
    
2. 現實呢?以民運喉舌為例,美國之音,自由亞洲,德國之聲,新唐人電視等,關於中國的報導情況是:確實存在的壞的應該說;有疑問的負面消息湊數也不錯;實在沒,編點也不賴.只要是壞的,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正面的呢?能佔5%的比例嗎?有也是玩弄文字遊戲,讓人浮想聯翩.逢中必反現象,大家都不會懷疑其存在吧.
   這些媒體也不是什麼民運喉舌。
   如果以整個西方媒體陣營來看，對於中國的經濟成長，正面報道並不在少數，對於中國是國際政治大國也完全不予否認，批判只是在中國的“現代文明”這一塊，包括卻不限於自由與民主，那是因為中國的確乏善可陳，偏偏這方面恰恰就是一些國人心中希望得到的西方認可。
   就像邀請人家走入你家，到了家裡卻又受到那麼多限制，看到那麼多野蠻粗鄙的政府行為，而你卻拼命要求人家看到你好的一面，也就是經濟快速發展那一塊，然後希望報道出來是中國不野蠻，不粗鄙。跟這些媒體連基本的有禮貌的對話都沒有，一味指責別人偏激。至少錯誤報道不多吧，你講的也是正面報道不夠，而不是造謠嘛。負面報道，有本事別讓人家有內容可報道嘛。
   我相信，你也會承認，很多負面的消息其實都還沒報道出來呢。我父母二十年來被中國政府拒絕發給護照，導致我們二十年不能相見，說這種行為野蠻粗鄙不過吧。
   真的是逢中必反嗎？
    
3. 中國當今的形象問題原因有四:1,中共體制,2,中國的現實,3,國家與國家利益衝突,4,就是民運,藏獨,法輪功的擴大宣傳.如果說前三者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那麼第四者呢,請給個理由解釋.這僅是意識形態的惡果嗎?
   首先，以今天民運、藏獨、法輪功的擴大宣傳能有多大功效，您可能高估了我們，但即使有，那也是站在足夠的事實基礎之上的夸大。更何況，被迫害的弱者，為了獲取更多的關注與支持而略顯夸大，也是值得理解同情的，不該在迫害者尚未被糾正之時苛責受害者。
    
4. 難得的是,各為民運領袖共同的形像是:流亡,貧窮,淒慘.而現實呢?請先生告訴我你認識的這類人士的現實生活現狀如何?是否可以自辯為精神世界的淒慘,物質世界的無憂?
   我以為我們應該擔心的是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在西方生活太過安逸了，你斬釘截鐵的告知我們的共同形象與我所知不太一樣。無論我所知大部分天安門學生都生活無虞，在商業，學術或其它專業領域都已站穩腳跟，即使媒體批評柴玲，沈彤與中國做生意，都跟你的認知有差距。
    
5. 中共的讓步,美歐的得利,各位演員的演出費,國人的損失.我想不需要聯想吧.大概只需要用文字遊戲配合上輿論優勢就能讓這個現象正常化,完美化.事實也是如此.
   請具體舉例，也不要沒有證據用“演出費”這種有傷人格的言詞。
    
6. 關於民運人士參與祖國事務,我理解你們的難處,必須要藉美歐的政治和輿論力量這幾乎唯一的連你們自己也認為起不到決定性作用只有傳播性的渠道來參與.但方法和形式很多.其中對國人利大於弊的一個原則就是:別成為美歐和中共在重大事件談判中工具.如果是國人只是付出一些小的代價,還是物有所得.
   奇怪，只因為我們弱小，我們就一定是甘為別人工具嗎？一九八九時共產黨這麼說，一些斡旋派知識分子也這麼說。這種說法包涵了對別人的小看和對自己的膨脹，站在了一個自己創造出來的制高點。
   我們主張的自由民主人權是我們自己獨立的思想和行事準則，美歐的政治和輿論力量是被我們利用的，這你可以接受嗎？
    
7. 由於民主自由人權在中共統治下的缺失與平民的認知和利益產生矛盾所造成的惡果,在諾大的中國醜惡事態頻發,也是我在國內99%的言論是對中共攻擊性言論的原因之一.
   是啊，不能說逢中必反啊。
    
8. 現在我們看現實:先生可以告訴我最近30年來由外力主導的走向歐美式政體的國家,有哪個國家沒有受控於歐美的政治勢力?
   過去半個多世紀歐美對全世界都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這是客觀現實。即使如此，在我看來，日本韓國都具有相當的獨立性，包括他們因為軍事經濟需要而“依賴”美國都是一個“自主”的決定。南美洲的委內瑞拉決定反美，也是它自主的決定，可能不夠明智，但是可以說明它真的沒有受控於歐美的政治勢力。
    
9. 基於”國家差別，民族差別，有限資源，這是未來人類發展的三大矛盾體” ,你能告訴我,中國的未來在哪兒?? ……所以我這幾年在思考新的政體.有新政體構想,難度卻比先生所認可的歐美式民主更加大.
   請不要替我決定我認可的是什麼。
   另外有很多東西無論是誰發明，誰創立，都有普世性，扣上西方式，歐美式這些名詞無利於理性思考。中國使用沙發已經多年，沒有人今天還會強調那是西式的，沙發就是沙發，是全世界都在用的一種家俱；民主的基本原則是：人人平等，全面公平參與，言論思想自由，結社參政自由，公民監督，權力制衡。前述這些原則哪一條我們中國人不能應用？哪一條讓人覺得太歐美不適合“照搬”？
   臺灣的發展是另一個很好的例證，也許過去八、九年臺灣表現出來的是民主發展中的倒退與陣痛，但別忘了，也正是臺灣以民主唾棄自己的錯誤選擇，靠民主走向充滿希望的未來。而且在臺灣，建立在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西方文明與這個社會既有的東方文明中的集體主義結合得非常完美。個人自由，人人平等，以及公眾關懷，承擔責任同時是這個社會的文明根基，這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未來中國。
    
10. 關於先生那句”先國家發展，後公民權力”,國家是由公民組成的,國家發展,公民也會同時發展.先生如果不認同,可以嘗試從古今中外找出反例來.二者並不是獨立的.
    秦的暴政是例一，日本明治維新後走上軍國主義是例二，中國共產黨幾十年統治是例三，其實中國幾千年歷史中，為了國家發展而犧牲的那麼多人，每一個都是把國家利益放在個人利益至上的悲慘人證。
    這二者不是獨立的，沒錯，但誰先誰後不就是我們討論的核心嗎？
     
11. 另外說一個現象:民運已經由褒義走向貶義,在逃出中共的輿論封鎖網並且長期留意民運人士的人中,對民運持貶義看法的比例越來越高,人也越來越多.民運人士應該考慮其原因.貶義的不是民運”民主自由人權”的訴求,而是民運活動本身.加上台灣的政治現狀”民主自由人權”居然光怪陸離在一小部分人眼裡也成了貶義詞.
    你的再一次斬釘截鐵觀察，我雖看法不同，但會虛心接受。
    回答這些之後，出於真誠，逾越一點，給你一點規勸，希望你不要介意。你的很多結論都是建立在你的一些既有認知之上的，這些認知有很重的感情在裡面，令人動容之餘，要提醒你，有時感情會讓認知過於主觀，過於斬釘截鐵，與事實有所不同。

網友“中國人”, 您好，首先謝謝您在本博客的積極參與。謝謝您的誠懇，您的善意，以及您的溢美之詞，不敢當。您的多篇跟貼文字，基本主張和建議我們民運人士應採取“先國家發展，後公民權力”這樣的立場，據此回復，希望能回答您的問題，順便闡述一下我的一些想法。

您所提出的很多觀念都很有啟發性，您提到：“國家差別，民族差別，有限資源，這是未來人類發展的三大矛盾體。 ”不錯，尤其當國家之間的差別，有限資源的分配不公是歷史上那些強權國家造成，這份公義尚未貫徹之時，站在這樣的高度關注一切，確有必要。

但在上述三項差別之外，人類發展的矛盾還包括人與政府的矛盾，被剝奪了自由和反抗力的人與專橫且掌握強大國家機器的政府之間的矛盾。這不是新課題，所造成的不公不義也已存在多年，給人類（包括您念茲在茲的中國人）造成的災難造成的痛苦造成的損失如果算起來“駭人聽聞”這個成語都顯得無力。

我決定站在人的高度去思考，去關懷中國的未來，可能和您所期待的站在國家民族高度有所不同，但我相信（歡迎您繼續說服我）我的決定。

中國共產黨壟斷我們站在國家高度的權力，視民運人士為敵人，所以哪怕我們願意站在“先國家發展，後公民權力”這樣的立場，也是自作多情，自取其辱。我們的任何參與權利，哪怕是表達權利都被剝奪，還要為此付出自由的代價。這倒沒關係，我們求仁得仁，我絕不是在此抱怨受到的委屈，只是向您提出邏輯上的一個誤區，我們的參與權力被剝奪，您對我們的期待似乎只有不參與，是嗎？

不參與，不作為，也許正是一種參與，一種作為，如果我們為國家甘愿受此委屈，也不求被理解，被知道，也未嘗不可。前提是，我們相信不參與和不作為是可以“對國人來說是利大於弊”，這就要求我們相信中國共產黨有這個意願，有這個能力，同時現在走的路線是正確的。可惜現實告訴我們，事實絕非如此。

首先，共產黨得到今天的統治權力是幾十年前戰爭的結果，在此之後人民參與統治者選擇的權力就被剝奪，任何嘗試貫徹共產黨自己也承認的“民主”都被無情鎮壓，而今，共產黨的所有作為都仍然是以維持其統治作為第一目的，統治集團的私利是首要出發點。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發展也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一九七九年，一九九二年，共產黨面臨難以面對的社會問題，才會出現兩次鄧小平決策，大幅度開放，還給人民本應屬於我們的追求個人財富的自由，以及後來一次次的政策調整以適應這樣的決策導致的國內外壓力，都是被迫的。我不否認它有主動追求國家發展的意願，但顯然國家發展必須服膺於共產黨的統治利益，因此它的這個意願就完全沒有可信度。

其次，仔細觀察這些有利於國家發展的政策，除了通常都是民間社會強烈呼喚，共產黨被動接受之外，通常還都是把共產黨過去伸得太長的手縮回來而已。而中國今天存在的主要問題，資源分配不公平，機會不均等，政策不靈活，資訊不透明，政府效率不彰顯，司法不可靠，都是共產黨自己所造成的，同時今天他仍然不願解決、無力解決的。毋庸置疑，解決這些問題對國家發展必然大大有利，我確信，一個民主的，願意廣納雅言的政府一定能夠比現在的共產黨政府更有能力。

再看看共產黨現在所走的路線，似乎看起來給國家帶來了發展，但因為害怕統治利益受損而作的決策，已經與這樣的發展出現巨大的矛盾。在沒有政治、社會、思想、言論自由的環境之下，經濟自由必定受到節制，受到影響，甚至抵觸，而共產黨還在堅持這樣的路線。

不參與、不作為、甚至不批判，我們怎敢妄稱自己為民運人士？

眼前全球面臨金融海嘯，經濟危機；中國因為過去這二十年的鬆綁而有了長足發展，這個民族的勤儉美德又使得她站在一個有能力挽救這場危機的地位。我們當然誠摯的祝福中國在這個艱難的時刻能有上蒼眷顧，也祝福在這個歷史契機中，中國政府能夠作出正確的決策，不僅承擔起這個責任，挽救世人，也挽救我們自己的未來；並掌握這個機會，以世人所共同接受的公平、公義原則，融入並共同參與建設一個更加公平、公義的世界社群。

在喬治˙奧威爾的政治諷刺小說《一九八四》中，真理部是那個虛擬的大洋國4個部門之一。在書中，真理部主要負責管理人民應該如何思考。也監督管理新聞出版以及文學之中不符合「真理」的部分。在中國或者前蘇聯這種專制國家，真理部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宣傳部。與民主國家的政黨文宣部最大的不同是真理部有巨大的權力。

 
如同《一九八四》一樣，中國的宣傳部還會創造出很多新的詞彙，「清楚精神污染」、「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以及現在最新的術語「建設和諧社會」，宣傳部也緊盯著網際網路，一旦有任何不和諧的言論就會被刪除。

在台灣，當鄭南榕以生命捍衛了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之後，一直以來都有言論自由，言論自由的珍貴就在於沒有真理部，國家機器沒有權力決定什麼言論是正確，什麼言論是錯誤，再荒謬的言論都被保護，不會有人因言論而受到國家機器的處罰，荒謬的言論所受到的反制就只有被其他人反駁與被公眾忽略。政治人物會因為言論而被接納或者被鄙棄，但不會受到國家機器的干預，因為台灣沒有真理部。

但郭冠英被新聞局免職卻讓《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出現在台灣。郭冠英居然在台灣因言論而被「和諧」了。

每個人都該為自己的言論負責，郭冠英當然不例外，在部落格公開發表的言論被管碧玲發現，拿出來對其挑動族群和諧的言論大加撻伐，絕對應該，當然了，如果管碧玲對任何破壞族群和諧的言論都能維持相同標準的撻伐，我對她就會有一分尊敬，也會願意相信她的目的是為了族群和諧，這其實也應該是郭冠英事件給這個社會產生的一個正面作用。管碧玲並沒有對於她的同黨同志所說過的「中國豬」這種言論發表任何意見，顯見是標準不一，她對郭冠英的譴責就缺少一分理直氣壯。

也許郭冠英的言論該被譴責，該被媒體、輿論、民意代表、政黨譴責，這些譴責者也同樣要為自己的言論負責，接受公眾的評判，我對管碧玲的批判就是實例。但是，政府不應該表達任何意見，政府無權判斷公民的言論是否正確。

本文發表於2009.04.06《蘋果日報》

开启这个博客，我期待热烈的讨论。在国外的这段时间，我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在这种热烈的讨论中吸收的。有价值的讨论甚至辩论通常是一种很好的思考、沉淀与归纳总结的方法。

但一个讨论有没有价值取决于几个方面，首先是讨论各方是否有基本的知识分子精神，其核心就是尊重。讨论中不能涉及人身攻击；不能使用羞辱性言辞；不能剥夺别人的发言权力与机会，（初次见面或者不够熟识的人连打断都不应该）；不言而喻的，当然不能使用暴力；要耐心听完别人的论述；要给人反驳的机会；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还只是最基本的文明准则，略深一层，一个讨论者应该具备这样的想法：我现在的想法很可能是错的，虽然我真诚地相信这个想法。我表达我的错误是为了得到纠正，如果通过讨论我的错误无法被纠正，反而使我更加确信，那么我了解到了原来的想法很能经得住挑战，在能够证明它是错的之前，我继续对这个想法维持真诚的相信；如果我在讨论之中看到了我的错误，那么我就又删除了一种错误的可能，因而我学到了新的知识，建立了新的真诚相信。所以，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是快乐的。

讨论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向别人证明什么，更不是要向别人推销什么。

比如，我相信民主是捍卫自由目前为止最好的方法，但我会愿意认真思考任何别人对此的批判，为此而讨论。在讨论中我会把我为什么真诚相信表达出来，同时认真倾听批判者的论述，批判者的驳斥，希望找到批评者言论之中具说服力的内容，审视所提出的论据，思考所论述的逻辑。当然也可以想见，越是真诚而尊重的言论就越有说服力；也可以想见，如果批评者的言论包涵人身攻击时，恶意羞辱，不给予公平机会，甚至运用国家暴力把不同意见的人关进监狱，那么我原本对于民主是捍卫自由最好的方法这样的想法就会更加坚定。

我觉得无法尊重他人的人，等于在任何讨论的场合都取消了自己的资格，令人遗憾。而对于具备基本尊重的讨论者，我非常欢迎，我愿意在此认真表达我的想法，如果这些想法的论据与论证能够被接受，我很愿意作这个说服者；如果讨论者持不同意见，而他的论据和论证能够被我接受，我更高兴作这个被说服者。

我相信言说的力量永远大于暴力，无论是国家暴力，还是个人暴力；无论是行为的暴力，还是语言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