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爾開希的流亡筆記

馬總統提出中文應『識正書簡』引起朝野熱烈討論，賣台帽子滿天飛，幾年前在馬英九任台北市長時推動使用漢語拼音，也曾經引起類似的現象，可惜真正該討論的兩岸文字差異的優劣問題從未得到理性討論。

大陸與台灣都講國語，大陸在建政之後將之改稱普通話。大陸在一九五六年開始推廣使用簡體字，從此之後，一般我們稱改變之前的中文字體為繁體字。大陸使用漢語拼音，即是中文學習過程中的重要發音標準系統，也被廣泛用在街道路牌等公用標識系統中，作為給外國人或不識字的本國人發音輔助工具；台灣不用，學生學習漢字的發音標準系統是注音符號，公共標識則既有通用拼音，也有羅馬拼音，還有這幾年一些縣市開始運用大陸的漢語拼音。

我來自大陸，自然對於簡體字和漢語拼音都非常熟悉，因為從小喜歡讀古書，對於繁體字本來就有相當認識，再加上在台灣的十幾年，可以說已經充分掌握繁體字的讀寫，又因為陪孩子讀書作功課，這幾年對於注音符號也已經學會。若問我對於繁簡之爭，漢語拼音與注音符號之爭，我的看法是各有利弊，對於台灣朝野社會這幾年關於此問題的討論，我常常覺得沒有抓住重點，有時令人哭笑不得。

先說字體。大陸當年決策改革漢字，實行簡體，絕對是有其深遠的歷史意義。漢字簡化並非始於中國共產黨時代，實際上，漢字形成之後簡化過程從未停止。從至早極為繁復的甲骨文、小篆到後來不斷標準化的宋體、楷體本來就是一個簡化過程，在民國時代，新文化運動先驅之一，著名文字學大師錢玄同即主張簡化甚至廢除中文，改用羅馬字，他的部分漢字簡書規範化的建議並受到當時的國民政府接受，台灣的臺現都以『台』書寫即是國民政府時代規範化的。

大陸實行文字改革，推行簡體字是一九五六年完成公布的，當時的文字改革委員會裡面的主要學者都是在民國時代就已經在各個重要學術研究機構中執牛耳者，包括委員會主任吳玉章，更是民國的創建人之一，並非中共『文革』的內容之一，也不是由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執行者所修纂。推動漢字簡化的目的有二，一，使漢字更容易學，以儘早使中國脫離文盲國家；二，使漢字更容易寫，寫得更快，以提高生產力；當然簡化過程同時完成的規範化是那次文字改革的額外收益。客觀地說，這些目的都收到長足成效。

再說漢語拼音，漢語拼音是一九五八年公布實施的，其主要功用是教育輔助工具，次要功用是漢字轉寫羅馬字標準方案。使用漢語拼音後來被證明好處極多，首先是查字典容易，使得小學中國語文教育簡單很多，其次是羅馬化之後仍然維持標準音功能。舉例來說，張震、常晨、常真、張晨這幾個名字，如果在台灣辦護照，用羅馬拼音寫的名字是一模一樣的，就是 Chang Chen, 而在漢語拼音中就會完全不同，分別是（Zhang Zhen, Chang Chen, Cheng Zhen, Zhang Chen）達到準確標示的功能，第三個，是誰也沒想到的好處，在電腦普及化之後的今天，以英文鍵盤輸入漢字，大陸人因為有了漢語拼音，輸入法的普及和上手速度都遠比台灣香港快得多，我的台灣朋友到了大陸，面對沒有注音符號的鍵盤，不得不學會漢語拼音之後驚呼怎麼沒有早點掌握這個如此便利的工具。

台灣社會對於漢字簡繁之爭的辯論都淪於與大陸之間的愛恨情仇之中，未瞭解簡體字與漢語拼音背景的台灣民眾也沒能夠在充分資訊的前提之下作出理性判斷。首先，到底稱我們使用的文字為正體字還是繁體字就似乎已經聞到了火藥味，再加上朝野之間的意識形態之爭，黨同伐異的批判使得真正該討論的問題都沒能夠得到充分討論。

本文發表於2009年6月13日臺灣『蘋果日報』

最近看了一部波兰教父级导演Andrzej Wajda 执导，获2008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电影，波兰的『KATYN』，讲述二次世界大战时，两万多波兰军官，遭苏联残酷集体屠杀之事，史称『卡廷森林屠杀』。电影沒有复杂的故事情节，讲述了这个事件相关的几个家庭，从1939年到1946年的故事。

1939年8月23日，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入侵波兰，9月17日，苏联也出兵从东方入侵波兰，波兰亡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文字在我的脑海中慢慢浮现。

波兰军队投降，士兵被德国人俘虏，几万军官则成为苏联的战俘，半年之后，这批波兰军官被苏联带到俄羅斯斯摩棱斯克旁边的一个叫作卡廷的森林，一个接着一个，用手枪从脑后开枪杀死。电影在尾声时描述了整个过程，苏联红军执行这一任务时，手续完备，程序精确，有条不紊，从容冷静。这些受难者被埋在早已挖好的幾個长方形大坑之中，上面盖上厚厚的土，还有松树和白桦树。这是一群被决定遗忘的人。

然而这个事件并未被遗忘。

战事诡谲，德军不久之后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入侵苏联，发现并揭示了这一惨绝人寰的屠杀，还拍摄成一部纪录片，把它当作反苏联的重要宣传内容。战事继续发展，二战逆转，苏军再度『解放』了这个曾经被它和德国瓜分的国家，苏联提出了对于卡廷事件新的调查报告，『是德国人幹的！』这一官方结论随着二战结束，波兰成为苏联羽翼之下的共产党国家而维持了近五十年。

这一事件不会被遗忘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家人，是波兰人民。这部电影介绍了那几个这样的家人给我们认识，都是普通人，没有英雄。其实整部电影都没有什么英雄，只有让人在乎的普通人，有些显赫，有些卑微，有些勇敢，有些懦弱，有些决定响应良知，有些决定服从现实，但每一个人都必须共同面对残酷的高压统治，无论来自侵略的异族列强，还是本国的集权暴政。

他们面对这一整个民族必须共同背负的历史记忆时，沉默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但，还是有一个年轻人，一个受难者的后代，在填写入学申请履历时，坚持写上父亲1940年，亦即苏占时期被杀于卡廷，不符合官方的1941年，亦即德占时期的版本；一个年轻女性，另一位受难者的二姐，决心为弟弟制作墓碑，写上1940年，卡廷，而大姐在吸收那个入学申请者的同时，与妹妹争辩墓碑没有意义，因为『波兰不会再自由了。』电影中还有一个波兰军官，原本同是战俘，幸存下来，在向殉难好友的家人报了他的死讯之后，举枪自尽。

那个青春勃发的年轻人，离开了申请就读的学校之后，在街头撕掉了共产党政府张贴的海报，上面写着『坚决镇压反革命。』（台湾的中文翻译是『异议分子格杀勿论』，我相信从语义上应该更精确吧），为此，遭到追捕，在和一个美丽的女学生一起躲避军警，渡过了一个极美丽的下午之后，在傍晚被射杀。我的太太，我孩子的母亲与我一起看电影，噙着泪心痛地说，太没有价值啦，撕一张海报而牺牲生命。我喃喃地回答，是代价太高，但绝不是没有价值，表现无惧是崇高的价值。

这部电影在欧洲上映时，引起极大震撼，尤其在波兰，连映一个多月，散场时人们往往都还安静坐着，久久不愿离开电影院。我在猜测他们的心情，今天波兰人的心情。痛心、屈辱还有忏悔吧。

这事情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当年共产党政府想要人民遗忘的努力随着时间也一定收到了相当成效。我似乎可以看见，到了八十年代，『卡廷』这个词汇在波兰已经很少被提及，几个良知知识分子的呼吁，得到的是人们冷漠的回应。偶尔从海外波兰人那里听到只字片语的波兰年轻人，问他们的父母，卡廷是什么，回答都是『别问！』BBC的记者在华沙询问人们对此事的看法，大多回答是『那是过去很久的事了，我们早已遗忘，更关心的是今天我们的生活，更关心我们的未来。』 而同样那些波兰人又过了二十年，坐在电影院中感受着痛心、屈辱还有忏悔。

是的，我并不仅仅在讲波兰，在讲卡廷而已，我也在讲中国，讲天安门，讲六四。我也在讲无论如何回避，我们都不会遗忘。我不相信遗忘，人类没有主动遗忘的能力，只有回避。回避的过程是一个屈辱的过程，只有自我麻痹才能承受那种屈辱。

自我麻痹与回避都不会是永久的。

这段时间忙，没能够常常来博客发表看法，忙什么，大家知道，去了一趟澳门，目的是要向中国政府驻特区联络办公室寻求安排引渡投案。“闯关”是媒体用词，我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说，我在媒体前面说得清楚，“这次到澳门是寻求中国政府联络办公室或特区政府的协助安排引渡投案。回家的努力，不会停止，这次是第一次，也是最温和的一次。”

六四这天发表的博文居然到今天有三百多篇响应，应该很多人来也是因为这件事，当然首先是要感激给我支持的各位朋友。谩骂及恶毒攻击不会影响我的意志，连情绪都不会受到波动。但支持我的朋友们则让我确实感到温暖，谢谢你们！评论中很多提出的问题，质疑，也都与此相关，我也觉得应该为此事做一些更细致的阐述，顺道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批评、质疑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先向没能够回答到的各位道歉。

先说为什么要投案？中国政府不准我们回去也就算了，居然还限制我家人离境，这种株连九族的作法不符合人道精神，不符合人权原则，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甚至也不符合中国法律。与父母家人二十年未见面，思念心切，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而且似乎也只剩下投案一途，才能确保与家人见面。顺道回答一位网友指责我要跟父母见面哪里不能见，是啊，天涯咫尺，二十年，横亘在我与家人面前的就是一种野蛮与残酷的政府暴行。

为什么选择到澳门，因为我持台湾护照，进入中国需台胞证，进入香港需要签证。这些我都得不到，只有澳门，可免签证，因此才能够上飞机。顺道回答一位网友说我为什么不直接到北京，我当然也想啊，技术障碍难以克服而已。

为什么选择“六四”？当然这里面有深度考虑。首先，我知道中国政府流放我们是既定政策，换言之，它并不要我们回来，投案也不接受。这次澳门之行，达成投案目标机会不大，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国政府在流放我们，很多人并不知道我们连投案都找不到门路，很多人并不知道我与家人二十年不得见，连在我的博客留言谩骂的愤青都很可能不知道，而披露中国政府在人权上的落后，挑战体制的荒谬，本来就是民运的使命，是我此行的第二目的，选择六四这一天，得到更多的关注，就是真正的原因之一。

中国政府这些年来，不断宣扬大国崛起，也鼓励因为得不到国际认可的“中国人不高兴”，但同时，却回避一个发生在二十年前，自己宣称没有任何错误的事件，网络封锁各种消息，各种敏感词，已经到了荒唐的程度。我们也衷心希望中国真的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国，有泱泱气度的大国，有开阔胸襟的大国，能够勇敢面对自己历史的大国，一个具有自由、人权、尊重、多元等因素的现代文明大国。如果有一天，中国政府敢于勇敢面对那段历史，尤其敢于面对那个令世界上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直至今天都还在感觉心痛的一天，中国在世界得到的将不仅仅是对其大国地位的接受，还会有崇高的尊敬。二十年过去，我挑战政府，“你在通缉我，我在投案，你敢不敢接受？”就是强烈要求中国政府二十年勇敢面对那段历史，给中国人民一个交代，哪怕是在法庭上。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是个作出这种宣示最好的时机。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面对自己的良知。二十年来，我一直都背负着幸存者的罪恶感，我一个人检视自己良知就会看到这种痛苦。在这一天作些什么，是对自己最起码的要求，除了写一篇文章，除了点一盏蜡烛，在六月三日到六月四日那个时刻，我在澳门移民局拘留中心四平米大的房间，上下铺木床上辗转反侧，以自我囚禁的心情向死难者致上我的祭悼，也是我选择渡过这一天的一种方式。

顺道回答出现不止一次，在评论中指责我，指责柴玲，为个人私利，把学运推到极端，导致政府杀人，或者类似的意思。对于这种说法，我必须明确表达我的斥责。在开枪的人还没有被惩罚之时，指责被开枪的人躲子弹躲得不够快是什么逻辑？

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自始至终都不曾以推翻政府，推翻共产党作为目标。激愤之下可能有个把学生喊出“打到共产党”的口号，也都会被我们制止，退一万步，就算学生喊出打到共产党也绝对不是政府开枪杀人的理由。

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运动，全国上百个城市都爆发了游行。北京的十万大学生，走上街头，每一个都知道挑战共产党的危险，还是勇敢的承担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呼喊自由，呼喊民主。我很骄傲自己是天安门那一代的一分子。当政府颁布了戒严令之后，仍然坚持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视死如归，决心坚持，就是希望可以用他们青春的生命，唤醒共产党内仍有良心的人们接受“民主与自由”这历史的呼唤。即使到了六月四日凌晨，学生也没有对政府产生任何实质威胁，只要政府愿意拿出诚意，进行对话，这一事件绝对可以安然落幕，完全没有出动军队开枪镇压的必要。

学生运动领导者之间关于要不要撤离天安门广场的不同意见，都是出于同样追求这场运动成功的初衷，谁也没有预料到中国共产党的残忍，镇压的血腥。王丹曾说，“学生有错，政府有罪”，这是显示我们有反省的能力和愿望，但现在到了检讨学生的技术错误的时候了吗？政府的罪行得到追究了吗？正义得到伸张了吗？在尚未追究加害者的时候指责受害者是有巨大的良知问题的！

对我的批评，我都愿意聆听，但指责要拿出证据，基本逻辑也必须清楚。有网友批评我审查评论，那更好笑了，批评者应该注意到了他的那篇评论是实时发表的，除非博主有神力可以在那零点零一秒完成审查程序，哈哈。

有一点，值得指出，这三百多篇评论之中，那些对我们的批评、指责、甚至谩骂，或者是求好心切，吹毛求疵、或者是出于胡涂或其他叵测居心而转移话题焦点、混淆逻辑，但都无法否认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屠杀是邪恶而残暴的。

Twenty years ago,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bloodshed in Beijing, when I first went into hiding, my mother had a stroke. It paralyzed one side of her face. I was 10 years in exile before my brother told me. I do not regret what we did in Beijing that year the Berlin wall fell, when there was so much hope of change in the air, but the deaths have haunted me for 20 years, and I want to hug my mother and tell her. “sorry”.
I can’t. China will not issue passports for my parents. China will not allow me to go home. It is difficult to explain the feelings I have at this moment to a world that has come to see China as a responsible member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 the motor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the miracle that will re-jump-start global capitalism. But the feelings can largely be summed up as disappointment – disappointment that China’s “progress” has been so one-sided.
The crime we committed in 1989 was to hope for change. In 1919, students campaigned for change, for a China that was genuinely part of the modern world. In 1989, we did the same. In 2009, change has come to China. It is a country awash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 a country that is superficially the same place that readers of Wall Street Journal live in. I have not seen it with my own eyes, but I know that China today has Seven-11s and Metros and malls and discos and outlets for Italian brand names … Hooters. China has walked in space.
In part, the change we hoped for has happened. When the people of Beijing took to the streets in 1989 –however people might read it today – they were acting out of frustration. In 1989, when I went into exile, I said the reason for the protests initially was that China’s youth wanted Nikes, wanted to be able to go to a bar with their girlfriend. Such things were not possible in the China I grew up in. They are possible today, largely because China’s university students rose up in 1989, and the workers’ unions and the common people joined them. The government realized It had no choice but to liberalize the economy, if it was going to keep popular discontent at bay.
In short, 20 years on, I believe the protests in of 1989 were a kind of tragic success. China got its Nikes and discos. Unfortunately, China did not get the other change we yearned  for – political reform. For many years, I have been of the opinion that a deal was struck with the people of China. The deal was economic prosperity in exchange for political quiescence and continued and unchallenged one-party rule. For years, I have been describing it as a “lousy deal”. But today,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bloodshed that ended the protests, I would like to add that it is an illusory deal. 
For the past decade or more we have been hearing about China’s development. But shopping malls and designer brands that come at the expense of an open society is not, to my mind, development at all. What is more, China’s illusion of development comes at a cost not only to the Chinese people but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The result is that the world’s third largest economy is in the hands of a leadership structure that does not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as the rest of the modern world. Whatever critics might say the stat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the rich world, neither the West, nor Japan – nor even Taiwan – routinely imprisons and exiles open debate.
China is with us on a daily basis – in television news reports, in the newspapers, in blogs and in movies. It is in your living room. But politically China is a man in an ill-fitting suit and he does not speak your language. He will not until he learns that there can be no true development until open debate and dissenting opinions are essential ingredients in the emergence of a developed society.
In 1989, as I said, we wanted Nikes and discos. But we also wanted to belong to a country that truly lived up to the heritage it is so proud of – a great nation with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on the world stage. We wanted China to allow open debate about its future, and we wanted to be part of that future. This has still not happened. If it had, I and all the many exiles like me, would be allowed to come home. At the very least my parents would have been issued passports and I would be able give my mother the hug and the apology she deserves for all the heartache and anxiety I have put her through.

This article is published today, 2009,06,04 a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