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人历史宗教文化挖掘新疆事件根源（余英时）
事实上关于维吾尔人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南北朝的早期，已经出现了。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安禄山之乱，即安史之乱，就是八世纪中到九世纪这一段时间。在这一百年中，八世纪到九世纪，是维吾尔人非常强大的一个时期。他们占有的地方，多半是在今天的内蒙古、外蒙古一带，成立了一个很大的帝国。这个帝国武力强大，又善做生意，所以在唐朝影响很大。唐朝许多来往做生意的人，常常都是维吾尔人。
等到安史之乱，唐朝兵力不够，就要向维吾尔人借兵，维吾尔人帮唐朝平乱，郭子仪请维吾尔人进长安城，而且在长安，维吾尔人还大抢了一次走了，这是历史。
那后来，慢慢地，维吾尔人内部有困难、有乱。在九世纪的下半叶的时候，分裂了，也迁移了。迁移到什么地方？就是今天的新疆这一带，主要是在天山南麓一段。这一直延续到清朝。清朝我们叫回疆的，但那个时侯还不是中国一省，就是承认是维吾尔人。维吾尔人在历史上，叫着回纥。只是不同的译音，事实上就是一个。
“维吾尔”这三个字拼音是在元朝开始的。因为元朝人跟维吾尔人关系特别深，十三世纪初年，维吾尔人降服于成吉思汗，所以就做他的一种附庸者，但是很受到他的重视。因为维吾尔人有相当文化，很早就从波斯得到摩尼教的传授，后来又从波斯得到一种methodology，基督教，再后来慢慢就有佛法进来，最后是伊斯兰教。所以这都是跟波斯、中亚一带有关，这与后来伊斯兰教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个民族不但善于武力，也善于做生意。我刚才说到唐朝很多重要国际交易都是要通过维吾尔人。而元朝时代，就是整个蒙古族的贵族在中国抢掠了很多钱，占了许多地方，有很多钱，怎么办呢？都托维吾尔人经营的。所以在历史上，维吾尔人有她的重要性。而且她的文字是应用土耳其的文字，后来就变成蒙古文字，蒙古文就是根据它这个来的。所以维吾尔人不光是有武力，而且有宗教、有文化、有诗这样一个传统，在中国起过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在最近一百年来，基本上是 没人能管她。但一九四九以后，完全变了。一九四九以后，维吾尔人在新疆比例也少。在一九四九年，汉人只占百分之六。在乌鲁木齐一带，现在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四十了，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增加。所以汉维冲突、汉人和维吾尔人的冲突，也越来越多。政府也是偏重汉人，许多经济上的发展，大的农庄，由兵团、过去解放军的兵团转业来经营的。农场非常赚钱，而用的百分之九十 的人，都是汉人，而不用维吾尔人。所以维吾尔人在经济上一律被排挤。
维吾尔人有一个领袖，是女的，现在在华盛顿，被共产党看成已经是新疆的达赖拉嘛。所以这次大乱，都说是她挑起来的，完全没有任何根据。这位妇女就叫热比娅，很有名的。在最初也是靠商贩赚钱，赚到了很多钱，是一个少数人先富起来的中间的一个典范。所以共产党就非常尊宠她，让她当政协委员，一度很红。慢慢地发现，她是倾向于高度自治的新疆的。所以这样子就慢慢失宠了。后来又说她叛国，放到监牢里多少年。二零零五年，在美国压力之下，才放出来，现在在华盛顿。
今天共产党又把此事放在她身上，事实上是共产党政策的问题。共产党在新疆，第一采取用汉人淹没这个维人，第二是采取宗教上各种控制。宗教是他们最看重的，一个维吾尔妇女跟外面记者说，“我们要的是尊严，我们要的是平等，要的是公平，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有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
表面上有自由，事实上却没有的。比如，最重要的时候，象节食时节，很长的一个月，这个中间，维吾尔的学生、维吾尔的工作人员，在新疆，都不准禁食。其次，比如说他们到麦加去朝圣，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现在也完全被控制。他们的护照被没收，他们也不能去。这种种宗教上的压迫，是他们受不了的。所以一个妇女就说，“我们要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他们不肯尊重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不能相处的重要原因。”
所以这些暴乱都是因为共产党用暴力在控制一切。在教育上，维吾尔语言在大学就不准用了，除了是教维吾尔诗的人，但没几个。一般教育中间，维吾尔语言慢慢就退掉了。维吾尔人的学校，表面上现在还存在，但是共产党已经有计划，最后要整个消除的，都要用汉语。所以这样呢，等到一暴乱，就用武力镇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才有了今天的悲剧。
2009-07-24
Radio Free Asia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他们那么想去的话 就让维族去麦加啊 别让他们回来就是了
ＴＯ：@匿名
你是不是想说等维族人走光了，然后你们汉人进来强我们的地方！
你是在做白日梦吗？ 回家睡觉去吧
The changes that occur through these movements are essential to athletic development. ,
And then of course there’s the question of ferners:An antipathy, however mild, to foreignness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creed of localism, which seeks to make our economic worlds more intelligible by shrinking them. ,
零八宪章(繁体中文版)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一、前言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 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 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 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
（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
（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
（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
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借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