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爾開希的流亡筆記

再过几天就是乌鲁木齐『七五』事件的周年忌日了。首先，谨向在这次事件之中包括维汉两族在内的所有不幸的遇难者致上我的哀悼。向一手造成这一不幸局面的中国政府表达严厉谴责。

一年前的这一天，人民看到的是这样的画面：军警出动，警民对峙，冲突激烈，伤亡惨重。一天之内接近两百人的死亡数字，使得这个事件成为国内外几乎每个人都关心，都热烈讨论的焦点。

在网络上，只有有人对此问题提出任何想法，响应几乎都是非常热烈的。无论观点是什么，可以说每个人都对这一事件有强烈的情绪反应：极端民族主义者，可惜这种人在维汉两个民族中都不是少数，表达出的情绪充满仇恨，维吾尔族因为是弱势一方，这种仇恨显得悲壮，汉人因为是强势一方，支持的又是专制的中国政府，对维吾尔的喊杀之声就显得品味有点低下了。

而有品味、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表达出的情绪是心痛，是焦虑，是盼望疗伤，是呼吁和解，是在寻找问题的根源，是试图最终找到解决新疆问题，乃至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的方案和共识。但中国不是个新闻、信息开放，更不是一个言论、思想开放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很难通过讨论而形成理性的，有建设性的共识。这样，一年即将过去，七五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而我们并没有找到答案，相反很多人还停留在非理性谩骂的层次，可以说，只是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中国的民族问题向来是被忽略的，当然这与中国的人口结构有巨大而直接的关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为汉人，而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之外一般汉人几乎根本没有机会感受到中国有什么民族问题存在。但比起二十一年前，至少在海外的民运人士和知识分子已经不像在那之前那么忽视民族问题了。

八九年天安门屠杀发生之后，注意到官方对于天安门屠杀的报导用词和一年前所谓拉萨镇暴的用词几乎一模一样的时候，流亡出来的民运人士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初自己也漠视了的事件跟天安门一样是一个政府的镇压行动，是一个政府对少数民族的镇压行动。自此，海外民运首先开始理解藏族人民的心情，才开始认真倾听所谓『达赖集团』的言论，继而至今形成一面倒的对西藏的同情，对达赖喇嘛的尊敬和支持。这一切，始于理解。

维吾尔极端民族主义者『把汉人赶出新疆』的口号除了表达一种义愤，对于解决维吾尔人今天面临的问题事实上毫无帮助；网络上愤青明确表明自己是汉人而支持政府镇压的言论，也只是愤青水平虽不值一哂，但这种声音的喧嚣嘈杂也阻挡了维汉两个民族之间的和解。毕竟，如果近千万维吾尔人是杀不光，压不服，又同化不了的，那么六分之一中国大小的新疆就会一直是一颗不定时炸弹。

新疆问题的解决，需要理性讨论，尊重对方的利益与立场，建立政治经济上的平等关系，形成友好的民族关系，显然，现实离这样的目标还差得远。没关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这一切从追求理解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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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我在自由亞洲電台的評論。

各位自由亚洲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吾尔开希。很高兴能够第一次以本台评论员的身份在这里与大家见面，希望今后能够与大家更密切地、理性地在空中与大家交流。

前不久，也就是六月四日，六四二十一周年纪念日当天，我人在日本东京的中国大使馆前，参加完民主中国阵线日本分部组织的抗议活动之后，向中国大使馆提出投案的要求。在得不到任何响应的情况之下，我翻越了日本警视厅所设立的封锁线，试图进入中国大使馆的时候，被日本警视厅机动队的优势警力所阻拦，并将我逮捕。在那之后的两天，我在东京警察署拘留中心，也就是监牢之中渡过。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纪念六四，似乎还要感谢日本警方。

我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一个举动呢？

二十一年前，我们在天安门的时候，最响亮的，也是自始至终贯彻的一个口号，就是“对话”，听起来很简单的一个口号。为什么要提出对话呢？其实这个口号有很深刻的政治涵义。提出“对话”这个口号就是表达，人民有与政府对等地说话的权利，有表达不同于政府立场的权利，可以说，这正是民主的核心价值。然而中国政府，这个专制的跋扈、的中国政府，面对手无寸铁的学生，提出对话的要求的时候，是以军队，是以坦克，是以血腥屠杀来答复我们的。

在过去的二十一年之中，我们这些民运人士，从来没有放弃，继续提出对话的要求，继续主张对话的权利。我的老师，我的好朋友刘晓波在二零零八年提出零八宪章。零八宪章所主张的人民权利的内容与中国宪法也是完全兼容的，然而中国政府也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主张，甚至把他以十一年重刑投入监牢。

我要用我的方法，也就是投案这样的方法，向中国政府表达：“我们并不害怕。我要和我的老师一起坐牢！”

去年，我通过进入澳门向中国政府提出投案，被特区政府拒绝于大门之外；今年我要闯入中国大使馆，我想要向中国政府，向中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表达这样一个信息：不害怕中国政府，是一个有效的可选项。

这一点，我希望国内的朋友们也看到我们的努力，也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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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我在自由亞洲電台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