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亚洲周刊记者的文章，文章证明，海莱特被抓被判，主要就是他在75事件后接受亚洲周刊采访，谈到了他曾经向新疆政府提出预警。——吾尔开希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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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三日晚上，我上网看到消息，说新疆维族知识分子海莱特．尼亚孜，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十五年。这条消息令我彻夜未眠、悲愤异常。就在几天前，我与他的夫人热沙莱提通电话时，还乐观地期待，海莱特被捕十个月后首次开庭，应该会还他公正。毕竟，七五事件已经过去一年了，新疆开始实施所谓新政，主要领导也换了。但现实却比最悲观的估计都悲观。外界一直猜测，海莱特的判刑与我对他的专访有关。作为唯一参加庭审的家属，海莱特的夫人不愿意跟我说很多。对于我的询问，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我最初决定见海莱特，是在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在喀什。七月七日汉族群众上街后，很多维族精英开始坐车往南跑，乌鲁木齐的暴乱会不会波及到南疆，成了当时媒体记者关注的焦点。所以七月十九日，我去了喀什。二十日上午，约到一位喀什的老教授，与他聊了一个多小时，并在他那里见到了一位新加坡的媒体同行。与教授聊完后，我去游览喀什的老城，大约半个小时后，突然接到新加坡同行的电话，她告诉我说，刚才在她采访教授的时候，一队人马，有公安、外事、宣传，冲了进去，打断了他们的采访，并且追问还有谁采访过教授。我当时在喀什已经百无聊赖，接完电话便坐出租车赶往机场，坐了最早的一班飞机返回乌鲁木齐。
第二天一大早，还在睡梦中，我便被电话铃声吵醒。喀什的教授问我住在哪个宾馆，我说已经回乌鲁木齐了。然后听到他向身边的人转述，接着是一阵沉默。过了一会，他才说，他已经一夜未睡，公安局的同志一直都在找我。他希望我不要发表对他的采访。其实，这位教授一直善意地评论汉维两族，我们谈话时，他主要是在向我解释新疆政府推行的一些政策，为政府辩护。但为了避免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喀什之行，我没有写出任何报道，但从新加坡的媒体同行那里得知，海莱特并没有被捕，几天前还跟她见过面。当时网上有传言说海莱特跟维吾尔在线的站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伊利哈木，都被抓了起来。于是，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多，我试着给海莱特打了一个电话，希望跟他交流一下。在此之前，我只是看过有人转贴他的博客，对他一点都不了解。
我去了他在延安路上的办公室，他在一个NGO兼职。他很愉快的跟我聊了起来。其实，在我们的交谈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听他讲维吾尔民族的历史文化，《福乐智慧》、成吉思汗西征大军中维族总管、近代以来维族人的现代化追求……他也讲维族人的温顺、不好斗、不张扬，契丹人来了，很快就投降；蒙古人来了，也基本上没打仗就投降了。他认为维族人没有独立的基础，新疆也不可能独立。但「七五」和「七七」以后，他担心种族仇恨无法化解，新疆有可能成为中国的车臣。
他也为中国整体的命运忧心忡忡。我在新疆遇到的众多维族人中，海莱特是最坦诚的一位，面对我这个汉族记者，他丝毫没有隐瞒对一些汉族人所持观念的不满；也当着我的面痛斥新疆的某些当权者。
在我看来，海莱特基本上是一个忧国忧民，但却日渐被排挤出主流体制的知识分子，或许有民族情绪，但更有国家认同。在追求独立的维族人看来，因为他的国家认同，所以他是「维奸」；而在政府官员和激进的汉族网民看来，因为他有民族情绪，所以他是异类，是潜在的分裂分子。海莱特陷入两难。正因为如此，维族人中，类似海莱特这样，愿意直率地与汉族人对话的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少。
在我们谈话过程中，我也跟他谈了我在乌鲁木齐和喀什两地采访的见闻，提到了我刚刚去过的后泉街，他显然很受触动。后泉街是七月五日那一天，汉族无辜群众死亡最多的地方，隔了一个多星期，我依然能看到地上的斑斑血迹。他跟我讲起了促使七月七日汉族群众上街的两个案例，一个孕妇和一个小孩的惨死。
最令他痛心的，是七月五日事发前，政府未能及时采取措施，以至产生了难以化解的种族仇杀。接着，他忍不住讲出了七月四日晚上，他向政法系统昔日的同事所打的电话。他说要出事了，那边响应说，已经汇报了，等上面决定。
曾向白克力提议防范措施
然后在我追问下，他讲出了七月五日上午十点，他当面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提出三点建议的经过。当时他在朋友陪同下，本来去见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但王乐泉十点之前不在乌鲁木齐，所以只好去见努尔．白克力。他们把正在会议上的努尔．白克力请了出来，当面陈述了对局势的判决与三点建议。努尔．白克力只是表示，要请示上级。按海莱特的理解，就是说，他要请示王乐泉。
海莱特说，事后证明他的预警是正确的，但这也引起相关部门对他的怀疑，以为他从另外的渠道获得消息，所以
七五之后很快就对他展开调查。当他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确信，调查结果已经证明了他的清白。当我提出，希望报道预警的事情时，他表示可以，但希望我不要点出这些官员的名字，他担心直接点名，会对这些官员不利。
事实上，海莱特说他预警，并没有令我惊讶。因为此前，我的另外一个采访对象，也曾收到过体制内朋友的告诫，要他下午不要出门。而且，七月十八日，努尔．白克力在接受《联合早报》、路透社、土耳其世界通讯社联合专访时，也说过：「事前曾接获预警。」
在与海莱特的谈话中，最令我惊讶的，是他讲出了一个我此前从未听过的组织–伊扎布特。熟悉中国近代史的海莱特说，伊扎布特就是维族人的义和团。海莱特认为，伊扎布特可能是七五事件的元凶。
七月二十三日，《亚洲周刊》刊登专访海莱特的那一期杂志正式出版（杂志上标示的出版日期是八月二日，实际面世日期是七月二十三日），当天我也乘飞机返回香港。第二天一大早，我便用特快专递将杂志寄给海莱特。
八月一日，是周末，我打电话问他，报道有没有给他带来麻烦。他说麻烦大了，有关部门已经找他问了两次话，主要是他说了预警的事。我当时很紧张，结果聊了一会以后，反倒是他来宽慰我，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我也就相信了。
九月初，新疆出现了「扎针」恐慌，乌鲁木齐更爆发了几万名汉族群众上街的大游行。游行群众高呼「王乐泉下台」、「清除腐败」等口号。九月四日，我二赴新疆，初到乌鲁木齐时，本来计划不再联系海莱特。虽然他说上次的事「已经过去了」，但我还是担心，再与他接触的话，又会给他带来麻烦。
可我在乌鲁木齐采访中，又遇到与上次一样的情况，难以找到愿意说话的维族同胞。当我向一些比较了解维族社会的朋友求助，希望他们推荐一些维族朋友时，又有人向我推荐了海莱特，说他了解情况。于是我又给海莱特打了电话。
海莱特介绍我直接去二医院（省人民医院）十二楼，九三事件中被打伤的维族人大部分都在那里治疗。他的朋友、摄影记者卡伊纳木也在那里。
九月七日中午，我在卡伊纳木的病房，见到了好几位维族干部与知识分子，他们都来看望卡伊纳木，都对局势忧心忡忡。我是第一个去采访这些受伤者的媒体记者，所以几乎每一位伤员的家属，都要向我反映情况。几十分钟以后，海莱特也到了医院，我只与他打了个招呼，寒暄几句，便继续进行我的采访去了。这是我与海莱特的第二次见面。
二度在新疆见海莱特
九月十一日，乌鲁木齐局势基本平息，大多数媒体都已撤回，虽然总编辑邱立本还希望我继续留一周。但是我所住的电力宾馆，有人告诉我，有两个人专门拿着摄像机，去调查过我。所以我也开始为自己的处境担忧，便决定尽早离开新疆。我给海莱特打电话与他告别，他说刚好会在海德酒店附近，让我等他。大约十二点，我在海德酒店大堂里见到了他。他说，有北京的记者，正在二楼请他吃饭。
海德酒店当时是乌鲁木齐新闻发布的中心，也是唯一可以上网的地方，旁边就是自治区政府，背后不远处是汉维聚居区分界的汗腾格里清真寺，稍微再远一点，就是七月五日夜晚，汉族无辜群众死伤惨重的山西巷。七五之后，海德酒店记者云集，但很少有维族人出现，所以海莱特与我站在海德酒店大堂聊天的时候，似乎颇为引人注目。
我们闲聊了十来分钟，七月六日之后，新疆切断了与外界的互联网联系，所以我就大致向他讲了一下网上对于新疆问题的讨论。他则因为没能请我吃饭而遗憾，约我下次去新疆的时候，一起去民族街品尝民族美食。他也给了我两篇文章，一篇是卡伊纳木的申诉信；一篇是他自己所写，关于九三事件的一些见闻与案例。后一篇在网上已经有了，应该是他在电话里，向北京的朋友口述，由他们发表上网的。
与海莱特告别后，我就去了机场。返回香港以后，因为当时新疆还无法与境外通电话，要想跟他联系必须去深圳。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再给他打电话。
直到十月底，突然从网上看到新闻，说他已经于十月一日被捕了。我当时十分震惊，立刻跑到深圳，试图跟他留给我的几个号码联系。结果，他的手机显示说关机，他家里的电话则说欠费停机。当时令我极为懊悔的是，除了他自己的电话以外，我竟然连一个其他乌鲁木齐维族知识分子的电话都没留。我只好试着与新疆之外跟他熟悉的朋友联系。于是便给伊力哈木打了电话。这是我与伊力哈木第一次接触。
女儿说爸爸出差了
几天后，他家里的电话可以拨通。但他太太不愿意对我多说，只说有了新情况会通知我。后来，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给他家里打电话。但他太太说的话更少了，有一次是他女儿接电话，问起她爸爸，她说爸爸出差了，也不愿意多说。「出差」的说法，令我心存安慰。后来在北京见到伊力哈木的时候，刚好有「消息」跟他说，海莱特就要被放了。我们一度善良地怀疑，海莱特是不是已经被放了，新疆当局是故意封锁消息愚弄我们。
其实，直到现在，我都愿意相信，判刑十五年的说法，只是新疆某些人故意放出来愚弄我们这些媒体的把戏，真实的判决不是这样子的。
每次进入新疆采访，我都持有香港中联办签发的「港澳记者采访证」和新疆自治区新闻办换发的「临时采访证」，如果说，就因为我与海莱特的这几次交往，海莱特就犯了新疆当局眼里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就要被判刑十五年，那么中国的法律真的只能算是明白无误的废纸。这样荒唐的判决，超出了我的想象。
电影中有很多解放军的画面，一九七六年时穿着国防绿旧式军装抗震救灾的那个画面，和几十年前印在我的脑海中的画面完全吻合，而那个画面让我清晰地记忆起当时的我对于解放军的那种尊敬和崇拜。当然，这种情感在十三年之后的北京，在“六四”当夜完全破灭的另一个记忆也同时浮上我的脑海。
而电影导演自己这样说其实有点不合适，一来不够谦虚，二来，有执导时刻意催泪的嫌疑。但说实话，我看着电影，眼泪真的就流下来了，是在分隔三十二年之后，母女重逢的那一幕。我的眼泪是在想着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的父母，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又会是多么激动，而那激动的成分之中又有多少的痛苦，多少的屈辱和多少的不平。
有少数台独分子，独立建国永远是第一位，即使愿意接受民主自由，也是排在第二位的，当独立建国理想与民主自由精神相冲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作出牺牲民主自由的抉择。他们敌我意识清晰而强烈，对于所有不认同他们的独立建国取向的人，他们都视为敌人。无论民进党是否违背民主自由精神，他们都会永远支持，也因此，民进党的非理性反民主作为永远有市场。这些人即使人数不多，也因为激进往往能够掌握舆论方向，在选举之中成为口号主轴，而理性的声音很容易被扣上『卖台』的帽子。这些人也就是所谓的深绿，对于他们来说，是非是简单的，无需辩论，只有能不能被他们说服而成为他们的同伙这样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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