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爾開希的流亡筆記

这是亚洲周刊记者的文章，文章证明，海莱特被抓被判，主要就是他在75事件后接受亚洲周刊采访，谈到了他曾经向新疆政府提出预警。——吾尔开希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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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三日晚上，我上网看到消息，说新疆维族知识分子海莱特．尼亚孜，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十五年。这条消息令我彻夜未眠、悲愤异常。就在几天前，我与他的夫人热沙莱提通电话时，还乐观地期待，海莱特被捕十个月后首次开庭，应该会还他公正。毕竟，七五事件已经过去一年了，新疆开始实施所谓新政，主要领导也换了。但现实却比最悲观的估计都悲观。外界一直猜测，海莱特的判刑与我对他的专访有关。作为唯一参加庭审的家属，海莱特的夫人不愿意跟我说很多。对于我的询问，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我最初决定见海莱特，是在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在喀什。七月七日汉族群众上街后，很多维族精英开始坐车往南跑，乌鲁木齐的暴乱会不会波及到南疆，成了当时媒体记者关注的焦点。所以七月十九日，我去了喀什。二十日上午，约到一位喀什的老教授，与他聊了一个多小时，并在他那里见到了一位新加坡的媒体同行。与教授聊完后，我去游览喀什的老城，大约半个小时后，突然接到新加坡同行的电话，她告诉我说，刚才在她采访教授的时候，一队人马，有公安、外事、宣传，冲了进去，打断了他们的采访，并且追问还有谁采访过教授。我当时在喀什已经百无聊赖，接完电话便坐出租车赶往机场，坐了最早的一班飞机返回乌鲁木齐。

第二天一大早，还在睡梦中，我便被电话铃声吵醒。喀什的教授问我住在哪个宾馆，我说已经回乌鲁木齐了。然后听到他向身边的人转述，接着是一阵沉默。过了一会，他才说，他已经一夜未睡，公安局的同志一直都在找我。他希望我不要发表对他的采访。其实，这位教授一直善意地评论汉维两族，我们谈话时，他主要是在向我解释新疆政府推行的一些政策，为政府辩护。但为了避免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喀什之行，我没有写出任何报道，但从新加坡的媒体同行那里得知，海莱特并没有被捕，几天前还跟她见过面。当时网上有传言说海莱特跟维吾尔在线的站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伊利哈木，都被抓了起来。于是，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多，我试着给海莱特打了一个电话，希望跟他交流一下。在此之前，我只是看过有人转贴他的博客，对他一点都不了解。

我去了他在延安路上的办公室，他在一个NGO兼职。他很愉快的跟我聊了起来。其实，在我们的交谈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听他讲维吾尔民族的历史文化，《福乐智慧》、成吉思汗西征大军中维族总管、近代以来维族人的现代化追求……他也讲维族人的温顺、不好斗、不张扬，契丹人来了，很快就投降；蒙古人来了，也基本上没打仗就投降了。他认为维族人没有独立的基础，新疆也不可能独立。但「七五」和「七七」以后，他担心种族仇恨无法化解，新疆有可能成为中国的车臣。

他也为中国整体的命运忧心忡忡。我在新疆遇到的众多维族人中，海莱特是最坦诚的一位，面对我这个汉族记者，他丝毫没有隐瞒对一些汉族人所持观念的不满；也当着我的面痛斥新疆的某些当权者。

在我看来，海莱特基本上是一个忧国忧民，但却日渐被排挤出主流体制的知识分子，或许有民族情绪，但更有国家认同。在追求独立的维族人看来，因为他的国家认同，所以他是「维奸」；而在政府官员和激进的汉族网民看来，因为他有民族情绪，所以他是异类，是潜在的分裂分子。海莱特陷入两难。正因为如此，维族人中，类似海莱特这样，愿意直率地与汉族人对话的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少。

在我们谈话过程中，我也跟他谈了我在乌鲁木齐和喀什两地采访的见闻，提到了我刚刚去过的后泉街，他显然很受触动。后泉街是七月五日那一天，汉族无辜群众死亡最多的地方，隔了一个多星期，我依然能看到地上的斑斑血迹。他跟我讲起了促使七月七日汉族群众上街的两个案例，一个孕妇和一个小孩的惨死。

最令他痛心的，是七月五日事发前，政府未能及时采取措施，以至产生了难以化解的种族仇杀。接着，他忍不住讲出了七月四日晚上，他向政法系统昔日的同事所打的电话。他说要出事了，那边响应说，已经汇报了，等上面决定。

曾向白克力提议防范措施

然后在我追问下，他讲出了七月五日上午十点，他当面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提出三点建议的经过。当时他在朋友陪同下，本来去见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但王乐泉十点之前不在乌鲁木齐，所以只好去见努尔．白克力。他们把正在会议上的努尔．白克力请了出来，当面陈述了对局势的判决与三点建议。努尔．白克力只是表示，要请示上级。按海莱特的理解，就是说，他要请示王乐泉。

海莱特说，事后证明他的预警是正确的，但这也引起相关部门对他的怀疑，以为他从另外的渠道获得消息，所以七五之后很快就对他展开调查。当他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确信，调查结果已经证明了他的清白。当我提出，希望报道预警的事情时，他表示可以，但希望我不要点出这些官员的名字，他担心直接点名，会对这些官员不利。

事实上，海莱特说他预警，并没有令我惊讶。因为此前，我的另外一个采访对象，也曾收到过体制内朋友的告诫，要他下午不要出门。而且，七月十八日，努尔．白克力在接受《联合早报》、路透社、土耳其世界通讯社联合专访时，也说过：「事前曾接获预警。」

在与海莱特的谈话中，最令我惊讶的，是他讲出了一个我此前从未听过的组织–伊扎布特。熟悉中国近代史的海莱特说，伊扎布特就是维族人的义和团。海莱特认为，伊扎布特可能是七五事件的元凶。

七月二十三日，《亚洲周刊》刊登专访海莱特的那一期杂志正式出版（杂志上标示的出版日期是八月二日，实际面世日期是七月二十三日），当天我也乘飞机返回香港。第二天一大早，我便用特快专递将杂志寄给海莱特。

八月一日，是周末，我打电话问他，报道有没有给他带来麻烦。他说麻烦大了，有关部门已经找他问了两次话，主要是他说了预警的事。我当时很紧张，结果聊了一会以后，反倒是他来宽慰我，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我也就相信了。

九月初，新疆出现了「扎针」恐慌，乌鲁木齐更爆发了几万名汉族群众上街的大游行。游行群众高呼「王乐泉下台」、「清除腐败」等口号。九月四日，我二赴新疆，初到乌鲁木齐时，本来计划不再联系海莱特。虽然他说上次的事「已经过去了」，但我还是担心，再与他接触的话，又会给他带来麻烦。

可我在乌鲁木齐采访中，又遇到与上次一样的情况，难以找到愿意说话的维族同胞。当我向一些比较了解维族社会的朋友求助，希望他们推荐一些维族朋友时，又有人向我推荐了海莱特，说他了解情况。于是我又给海莱特打了电话。

海莱特介绍我直接去二医院（省人民医院）十二楼，九三事件中被打伤的维族人大部分都在那里治疗。他的朋友、摄影记者卡伊纳木也在那里。

九月七日中午，我在卡伊纳木的病房，见到了好几位维族干部与知识分子，他们都来看望卡伊纳木，都对局势忧心忡忡。我是第一个去采访这些受伤者的媒体记者，所以几乎每一位伤员的家属，都要向我反映情况。几十分钟以后，海莱特也到了医院，我只与他打了个招呼，寒暄几句，便继续进行我的采访去了。这是我与海莱特的第二次见面。

二度在新疆见海莱特

九月十一日，乌鲁木齐局势基本平息，大多数媒体都已撤回，虽然总编辑邱立本还希望我继续留一周。但是我所住的电力宾馆，有人告诉我，有两个人专门拿着摄像机，去调查过我。所以我也开始为自己的处境担忧，便决定尽早离开新疆。我给海莱特打电话与他告别，他说刚好会在海德酒店附近，让我等他。大约十二点，我在海德酒店大堂里见到了他。他说，有北京的记者，正在二楼请他吃饭。

海德酒店当时是乌鲁木齐新闻发布的中心，也是唯一可以上网的地方，旁边就是自治区政府，背后不远处是汉维聚居区分界的汗腾格里清真寺，稍微再远一点，就是七月五日夜晚，汉族无辜群众死伤惨重的山西巷。七五之后，海德酒店记者云集，但很少有维族人出现，所以海莱特与我站在海德酒店大堂聊天的时候，似乎颇为引人注目。

我们闲聊了十来分钟，七月六日之后，新疆切断了与外界的互联网联系，所以我就大致向他讲了一下网上对于新疆问题的讨论。他则因为没能请我吃饭而遗憾，约我下次去新疆的时候，一起去民族街品尝民族美食。他也给了我两篇文章，一篇是卡伊纳木的申诉信；一篇是他自己所写，关于九三事件的一些见闻与案例。后一篇在网上已经有了，应该是他在电话里，向北京的朋友口述，由他们发表上网的。

与海莱特告别后，我就去了机场。返回香港以后，因为当时新疆还无法与境外通电话，要想跟他联系必须去深圳。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再给他打电话。

直到十月底，突然从网上看到新闻，说他已经于十月一日被捕了。我当时十分震惊，立刻跑到深圳，试图跟他留给我的几个号码联系。结果，他的手机显示说关机，他家里的电话则说欠费停机。当时令我极为懊悔的是，除了他自己的电话以外，我竟然连一个其他乌鲁木齐维族知识分子的电话都没留。我只好试着与新疆之外跟他熟悉的朋友联系。于是便给伊力哈木打了电话。这是我与伊力哈木第一次接触。

女儿说爸爸出差了

几天后，他家里的电话可以拨通。但他太太不愿意对我多说，只说有了新情况会通知我。后来，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给他家里打电话。但他太太说的话更少了，有一次是他女儿接电话，问起她爸爸，她说爸爸出差了，也不愿意多说。「出差」的说法，令我心存安慰。后来在北京见到伊力哈木的时候，刚好有「消息」跟他说，海莱特就要被放了。我们一度善良地怀疑，海莱特是不是已经被放了，新疆当局是故意封锁消息愚弄我们。

其实，直到现在，我都愿意相信，判刑十五年的说法，只是新疆某些人故意放出来愚弄我们这些媒体的把戏，真实的判决不是这样子的。

每次进入新疆采访，我都持有香港中联办签发的「港澳记者采访证」和新疆自治区新闻办换发的「临时采访证」，如果说，就因为我与海莱特的这几次交往，海莱特就犯了新疆当局眼里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就要被判刑十五年，那么中国的法律真的只能算是明白无误的废纸。这样荒唐的判决，超出了我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