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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些看法(八)——六四之時解放軍的死傷該如何看待?

2010年2月8日 吾爾開希 25 條評論

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經歷五十天,僅北京,參與學生就超過十幾萬,上街聲援學生的民眾幾百萬;到後期,更有知識分子、工人、新聞工作者都組成自己的組織,直接參与;全國發生學生、民眾上街遊行的城市超過兩百個。如果政府順應民意,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當會更快,更深化,我們今天的國家也會更自由,更有尊嚴。然而,這場驚天地泣鬼神的運動最終還是以中國政府出動軍隊血腥屠殺告終,不能不說是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一個巨大的悲劇,對我們每個人的心靈衝擊程度之大,難以估計,應該說,二十年之後,還在發生着影響。

前兩天在推特上與網友互動,同時與幾百位推友討論(我在推特上的跟隨者有七千多位,以此保守估計當時在線推友數字),其中有兩位提到當時犧牲的解放軍,口氣有很大的不諒解。當我提到八九學生是和平請願,靜坐絕食時,一位推友寫到“解放軍都是一不小心把自己掛到金水橋上的咯?”雖然因為推特的特點不能長篇,只能用一句話表達意思,但指責學生的意思還是相當清楚的。

我的回答如下:“我沒這麼說,但解放軍是來殺人的,不是示威群眾跑去軍營里殺解放軍的,此其一;解放軍先開槍,群眾出於報復還手在後,此其二;解放軍殺的人要比被殺的解放軍多得多,此其三;解放軍有槍,群眾手中只有磚頭,此其四;解放軍今天仍然不準人談及此事,而被殺的連去祭拜都不準,此其五。”

重複一次,推特的特色是只能用一百四十個字表達,上面這句話,我還是用兩次才發出,實在覺得沒辦法說得很清楚,所以在這裡贅文引申一下。

“解放軍是來殺人的,不是示威群眾跑去軍營里殺解放軍的,此其一;”我曾經在日本跟幾位不能理解中國人對日本人的仇恨的學者聊天,其中一個人講到,戰時日本人民多麼凄慘,那時我就反問,有中國人到日本來殺人嗎?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死在中國的日本軍人有什麼理由指責中國人呢?同樣的解放軍並不是在北京城散步觀光,到天安門照相被殺死的,而是來執行一個殺人的“戒嚴”任務,如果被當了炮灰的日本軍人該有任何怨恨,對象也該是很清楚的:發動戰爭的日本政府。年輕的解放軍士兵被殺是悲劇,即使不追究當時具體發生的情況而籠統接受任何人的死都是悲劇,這個悲劇的始作俑者當然是下命令的中國政府。

“解放軍先開槍,群眾出於報復還手在後;”誰先動手真的很重要嗎?當然!同樣是暴力,殺人者是犯罪,被害人反抗屬於正當防衛,即無罪,不就是這個意思嗎?否則政府為什麼那麼強調是群眾出現打砸搶在先呢?八九年的時候,直到六月四日政府出動軍隊強行“清場”並開槍鎮壓抵抗者之前,學生以及聲援學生、阻擋軍隊進城的民眾完全沒有任何暴力行為。事後官方媒體宣稱到了六月四日,群眾集會出現打砸搶,升級為暴亂,軍隊才採取斷然措施,完全是顛倒黑白。

“解放軍殺的人要比被殺的解放軍多得多,此其三;”屠殺發生后,中國政府在官方媒體上反覆播放解放軍被殺的慘狀。有些畫面如果在平時新聞節目播出時應該會加上馬賽克或者噴霧處理。但政府的這種做法是為了什麼呢?不言而喻,是為了通過強烈感官刺激使民眾更能接受在畫面播出時背景鏗鏘的官方立場。而如果把被政府槍殺的學生、平民的畫面也同時播出,被殺的人民數量遠遠大於解放軍的死傷,同情心、同理心還會有任何人站在政府一邊嗎?

“解放軍有槍,群眾手中只有磚頭,此其四;”即使在不論誰主動,誰在先,僅以一般衝突來衡量誰對誰錯,力量的權衡都應該是重要的考慮因素之一,就像男人與女人發生肢體衝突,我們總是會先指責力氣比較大的男人一樣的道理,何況,八九年時,一方是政府正規軍,一方是手無寸鐵,和平請願的學生、平民?今天,事情過去二十年,當年不在場的人很難拼湊出完整的情形,於是這種簡單的是非判斷基礎就很有意義。

“解放軍今天仍然不準人談及此事,而被殺的連去祭拜都不準,此其五。”一個令人心酸的事實,同時又是一個簡單的判斷輔助依據。如果真的義正,何必不敢詞嚴?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政府出動軍隊鎮壓人民,這個事實就這麼清楚,誰是誰非本不需要多作分析,解放軍有死傷,也絕對無法改變這一事實的基本道理。然而,中國是個沒有開放的媒體,沒有開放的信息,無法充分討論,無法充分思考的社會。我的這篇幾乎是多此一舉博文,就當作對中國政府鉗制思想的再次強烈抗議吧。

Stay With Me

2010年2月5日 吾爾開希 4 條評論

The dream is still there
on top of the marble of the Avenue
without the dreamers around
and they will be quite
for my life long, I am the surviver
because they need not to repeat
when echo don’t dissolve
and it will one day
become solid in the hand of a Chinese girl
she is more beautiful than the porcelain doll
then I can let go of them,
dreamers of Tienanmen Square
we will understand the smiles on our faces
and we will be quite
unlike the night
stay with me now
stay with me

Written in June 1st, 2009

素棺

2010年2月2日 zhengyi 8 條評論

作者:鄭義

1

2005年4月8日上午。羅馬梵蒂岡。

教宗約翰•保羅二世喪禮。

當人們肩着那棺材從聖彼得大教堂高大的門廳出來,通過幾棵蒼翠的盆栽棕櫚樹,走進南歐那如葡萄酒般令人微醺的春風——

我眼前頓時一亮:一個長形木箱,一個包裝箱!

溫存明澈的陽光下,人們將裝斂着84歲教宗的木箱抬到聖彼得廣場中央,直接放置於一塊紅地毯上。後來我知道這是教宗的遺願,一個基督徒應有的謙恭。高低尊卑是人類通感,無須翻譯。按照中國漢地習俗,棺木應以特製的名為“交木”的高凳支起,以取“離地三尺即成佛”之美意。這位德行聖潔、地位崇高的老人,卻直接躺卧在大地上,一個降卑得不能再低的位置。

來自全球的二百多位國王、王后、總統、總理和首相,親見這隻儉樸的木箱從大教堂暗影中抬出來,置於他們腳下。不知道這些尊貴顯赫的人作何感想,我分明感覺到某種來自心靈的震撼。

我曾經是一個木匠。一瞬之間,我覺得我領悟了教宗棺材所隱含的意義。

一個高貴的靈魂在離世之際向我們表達的謙卑。

如葡萄酒般令人沉醉的春風中,棕櫚樹舞動着優美纖細如詩如歌的樹葉……

2

從電視畫面上,以人身高為參照,我迅速作出了習慣性的職業判斷:高不及膝,大約50厘米上下,長約兩米。從木色及疤節看,材質為最常見的松柏木。板子不算厚,5厘米左右。榫卯粘接,最簡捷最傳統的木箱結構。準確地說,這不是棺材,而是一隻木箱,一隻沒有油漆的長木箱。用木匠的行話來說,一隻“白皮木匣子”。我們甚至不會說“白皮棺材”,因為棺材是有講究的,不能如此簡陋。
年輕時,我當過鄉村木匠,還做過建築木工,打造過不少棺材。常常是下班收工之前,木工廠的頭兒走進機聲喧囂的車間來布置任務。他大聲吆喝道:嘿,歇歇……又使勁拍巴掌,或者隨手拿起一根木方子敲打靠門口的木工案。待電刨子電鋸都停下來,便宣布某某師傅過世了,今天辛苦大家加個班,趕做一口棺材。孝子就在車間門口跪下,向散布於各式工作台邊的木工們磕個頭,低聲說有勞各位師傅了。老木工們就說,趕緊、趕緊起來,趕緊地……嗨嗨,你爹他咋說走就走了!孝子遞過來幾封點心餅乾,放在就近的木案上。頭兒就說,大家先墊巴墊巴,趕完了工,晚上,主家在食堂預備了一桌酒菜,有酒啊!一聽有酒有菜,弟兄們就樂了,也顧不得孝子還沒走,車間里吆喝成一片:聽見沒,有酒啊!今兒晚上做個園的!——所謂“園的”,是指棺材蓋和兩塊側幫要做出弧度,看上去很排場,正兒八經的棺材模樣兒。這三塊大板要做出弧度,是要多流點汗的。拼板對縫要掌握好角度,燕尾榫也不好打,最後還要用手工刨推出平滑光潔的弧面。總而言之,那幾口酒也不是白喝的。若無酒菜,等孝子一離去,弟兄們就會叫喚:肚兒都混不園,棺材也沒法兒園!那一晚,就只能對付一口平板棺材了。

下班前,制材廠便用卡車送來新鋸解出的松木板材,木香四溢,至少有兩寸厚,超過了教宗的棺材。照老規矩,越是富貴之人,棺材板就越厚。一位令人敬重的老木工師傅過世,弟兄們心裡不好過,也發表不出如何感人的悼詞,只知道悶起頭來把棺材往好里做。一不小心,棺材板就厚得出了格兒。這具木工廠歷史上最排場的棺材什麼都好,就是太重,多少人也抬它不動,最後是動用了吊車。

如此,依我製作棺材的經驗,教宗的棺材實在未入流,不能稱之為棺材,只能說是一隻沒上漆的白皮木匣子。正兒八經的好棺材,除了材質優良,做工精美,還須油漆彩繪。在我插隊的太行山區,舊時士紳家棺材,每年都要用大漆油一遍,七八遍下來,真是油光瓦亮。有的還燙松香,二三百斤松香燙上去,日後棺材朽爛如泥,這松香殼子也是巍然不動的。大財主家,捨得花錢,還要貼金彩繪,畫上些松柏梅竹、鹿鶴龍鳳等吉祥物。有的則畫了宛如仙境的莊園別墅、亭台樓閣,叫老人看了高興,也顯出後人的孝敬。現如今中國人盛錢了,棺材也就與時俱進,更為闊綽排場。貼金彩繪不算了,講究起精雕細刻、“工藝棺材”。什麼“百壽全浮雕”、“百福全浮雕”、“九龍全浮雕”、“龍鳳線雕”等等,死都死出了“千年盛世”之氣派。

這樣比照下來,教宗那隻薄薄的未漆未畫未雕的木匣子,即便勉強稱之為棺材,也是一具白茬棺材——素棺。約翰•保羅二世,怎麼說也是一位大人物,按照中國大陸的翻譯,是“教皇”,應享九五之尊的。當然那譯法饒有深意,事情做得不夠正派。“教宗”“教皇”皆意譯,其拉丁文原文是papa,即父親之昵稱“爸爸”,並無一絲“皇帝”的意思。大陸之外通常譯為 “教宗”,祖宗、宗廟之宗,是取其頭銜中“教會創始人聖彼得繼承者”之意。即便如此,即便不是“教皇”而是“教宗”,不是“皇帝”而是“宗徒”,也不應該是一具素棺就抬出去埋了的。

我覺得我應該寫一寫教宗的素棺以及與之相關的種種故事了。當過木匠的作家恐怕不算很多,做過棺材的作家就更少了。當過木匠做過棺材並親睹教宗葬儀且為素棺所震動的作家,全世界有幾位呢?

3

後來媒體報道證實,教宗的素棺確系柏木打造。就心中不免小有自得:當年辨認木材的基本功未曾荒廢。中國民間也喜愛以柏木為棺,芳香防腐,又是常見樹種,經濟實惠。可惜大樹伐盡,時下已找不到可割制棺材的大料,能用柏木做個棺材堵頭,也就不錯了。對於基督教,柏木則更是一種情感的載體。柏木在《聖經》里被稱為香柏木,用於祭祀和建築。所羅門王所建的神殿,就是以香柏木做棟樑、做牆圍,做祭壇。這種聖經作家經常提及的與神相關的樹木,自然給信眾以特殊的親切感。

在中國古代,棺木以梓木、楠木為最佳。這兩種木頭,皆質地溫潤柔和,木理文靜典雅,不易變形,百年不朽。古代帝王將相多以梓、楠木為棺。可惜梓木已基本砍光,現從美國進口。楠木離絕種不遠,早就見不到了。製作棺材的材料,除木材之外,還有銅、石等等。銅棺自然昂貴,石棺若選用大理石花崗石等優質石料,再加以雕刻打磨,也是只有帝王可享用的。

還有一種棺材叫船棺,是中國南方古老葬具。顧名思義,其狀如船,如獨木舟,一般用整段巨木刳成。底部盛屍,兩頭微翹,如船頭尾。棺蓋作半圓形,也是一段刳空的樹木,如遮陽避雨的船篷。迄今發現的最古老船棺,是懸葬於武夷山岩洞中的兩具,均用整段楠木刳成,與現今閩南等地使用的漁船形制相仿。經碳素測定,製作時間距今三四千年以上,大致與埃及金字塔同期或稍晚。江河難以涉渡,使初民幻想生死之間必有一水為分野。以船為棺,或是想讓死者魂靈渡過天上銀河,返回遙遠之故鄉。這真是一個關於永生的美好期盼。

歷史步入當代,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不僅給人類帶來一種嶄新的社會制度,也同時帶來一種極具創意的葬具——水晶棺。這裡面就有了新故事,是與教宗素棺和歷史上一切葬具大異其趣的。

4

人類歷史上第一具水晶棺是供奉列寧的。他締造了無產專政,從巨掌中釋放出雷電、烈火與曠世大饑饉,是始皇帝,自然應該以不朽之軀光照萬代。以天然水晶制棺,絕非易事。按照蘇俄早期的技術條件,估計也就是稱之為人造水晶的高鉛玻璃。更困難的是遺體防腐:既要瞻仰,便不能像古埃及木乃伊那般用香料麻布纏裹起來,還要保持莊嚴安詳,栩栩如生。奉命參與其事的醫生們害怕試驗失敗慘遭不測,一個個虛與委蛇。惟有一名猶太籍生物化學家澤巴爾斯基同志敢冒風險,配製出一種神奇防腐液。從此,他便成了已故領袖的首席御醫,年年歲歲與屍身為伴。每周兩次開棺,把遺體送進消毒室檢查、塗藥。每十八個月把遺體放入防腐液浸泡兩周。但遺體之腐爛不可阻止,上世紀三十年代,替換了部分開始腐爛的皮膚和雙手指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軍逼近莫斯科,列寧遺體被送上一列裝甲火車,緊急轉移到西伯利亞油田。澤巴爾斯基和他的同事們充分利用了“天高皇帝遠”的自由,施行了一次奇迹般的“青春療法”:他們清除了列寧皮膚上的色斑,填高了已塌陷的鼻子和眼睛,以至於戰爭結束返回莫斯科后,人們感覺列寧的容貌似乎比剛去世時還年輕。惜乎好景不長,屍體繼續腐爛,只好再截去一條腿和部分左手,代以假肢。至六十年代,遺體再次大面積腐爛,勢不可擋,即便像致力於核彈、航天研究那般不惜工本,也莫可奈何。不得不將頭顱取下,安裝在人造軀體上。手術精湛,天衣無縫。沒人能看出絲毫破綻。

因保護列寧遺體厥功甚偉,澤巴爾斯基先後被賜封了一大堆名號勳章。斯大林多疑。列寧的其他近侍,如列寧陵墓指揮部的幾任司令,包括列寧早期的衛隊長,皆先後被秘密處決。一位與澤巴爾斯基親密合作的著名教授也神秘死亡。在忠實守護列寧遺體25年之後,澤巴爾斯基也成了克里姆林宮錦衣衛的下一個獵物。斯大林在報告上批示:“在沒有找到可靠的替代人選之前,不要動手。”自然,被克格勃惦記上了的澤巴爾斯基最終也未能逃脫厄運,但沒有殺頭,僅僅是被捕入獄。他的兒子小澤巴爾斯基奉旨接班,先後參加了斯大林、胡志明、金日成等一干共產領袖的遺體保存,成為一代偶像製作大師。

5

斯大林去見馬克思時,老澤巴爾斯基還在吃牢飯,但他所發明的神奇防腐液和遺體處理秘技卻流傳下來。斯大林停止呼吸兩小時後,遺體就被送到列寧墓下面的特別生物實驗室進行解剖和初步處理,然後再運去參加規模盛大的追悼儀式。其後,防腐處理進行了三個月,同時趕製出新水晶棺。由於初期防腐處理及時,斯大林遺體狀況絕佳,本當永垂不朽,卻不料八年後的1961年深秋,為了加速推行“非斯大林化”,蘇共22大正式通過決議,將斯大林遺體移出列寧墓。此時,已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第六個年頭了。

決議通過當晚,紅場實行戒嚴。

克里姆林宮衛隊開啟水晶棺,把斯大林請出來,安放到一個普通木棺內。匆忙之中,沒忘記把元帥禮服上的黃金紐扣換成銅的。遺體覆以黑紗,露出臉和半個胸部。然後釘上棺蓋,由八名軍官抬到克里姆林宮紅牆下一個剛掘出的土坑邊。簡短默哀后,埋進墓穴。有人證實,新土上又傾倒了幾車混凝土。那意思是永遠埋葬,再也不可能爬出來了。

多年後,一位當時在現場的守墓士兵來到《共青團真理報》編輯部,披露了一段鮮為人知的軼事:就在遷葬那晚,紅場上聚集了大批斯大林的格魯吉亞老鄉,打算阻止遷葬行動。情緒激動的老鄉們衝到陵墓前,與守墓士兵們扭打,搶奪槍支。精銳的“捷爾仁斯基師”緊急出動,“像扔柴禾一般,把在場的格魯吉亞人統統扔上卡車;洒水車則將死者血跡沖洗乾淨。”

奴隸為暴君打抱不平,卻又遭習慣性野蠻彈壓,這真是雙重的悲劇,委實令人無言以對而唯有嘆息。

6

水晶棺儼然成為共產帝國之祖制,就連以簡樸著稱的胡志明也不能不躬行如儀。胡撒手塵寰是在越南戰爭結束之前的1969年初秋,有幸沒看到數百萬民眾投奔怒海的最後一幕。據估計,出逃者中只有半數抵達了自由的彼岸,另外一半因飢餓、脫水、風浪、船隻損壞或海盜攻擊而命喪大海。

早在胡志明逝世前兩年,越共高層就秘密派出專家組遠赴蘇聯,接受列寧陵墓研究院專家培訓,掌握了人死之後最初二十小時防腐絕技。胡病危期間,蘇聯專家組便趕到河內,準備隨時伺候。胡剛咽氣,裝載遺體的車隊便開出主席府,駛離首都。適逢戰時,為躲避美國飛機猛烈空襲,軍隊在距河內三十公里的某處熱帶叢林中搶建了一座臨時地宮。在這個代號為75A的秘密基地內,專家們取出死者全部內臟,清洗了整個循環系統,直至每一根毛細血管,然後整容、定型,移入水晶棺。動作之快,真正是屍骨未寒。由是之故,胡志明遺體狀況遠較列寧及後來的毛澤東為好,與斯大林不相伯仲。
始料未及的是,不旋踵,這個臨時地宮附近居然發現了美軍傘兵。雖合乎邏輯的判斷是搜尋失蹤的飛行員,但亦不敢掉以輕心,連忙再次轉移。新的避難所建在一山洞裡,距75A基地約七十公里,代號為K84。為保密計,運送水晶棺的裝甲車只在夜間行動。為躲避美軍空中巡視,每修築一段山路,就讓裝甲車走一段,隨即連夜將這段山路毀掉,恢復原植被。如此走走停停,夜行晝匿,耗時十餘天,裝甲車才走完這段並不漫長的路程。這次密林轉移所表現出來的智慧和情感,實令人感謂。

三年半后,1973年初,美越巴黎和談達成協議,胡遺體再次遷回75A。再兩年後,官式陵墓落成,胡志明躺在水晶棺里返回首部河內,永享香煙。

7

在胡志明水晶棺里,他的腳邊,放置了一雙用廢舊輪胎製作的“抗戰鞋”,以示死者生前之克儉。(這與毛澤東穿了幾十年打了73個補丁的睡衣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但以舉國之力建造的陵墓、水晶棺以及屍身防腐的巨額費用,不能不使人生出某種反諷,並聯想起另一類棺材,那些屬於赤貧者、被屠戮者、被驅策而枉死者、被剝奪被凌辱者的最後長眠之所。

我在長篇小說《神樹》里寫過一種“活底棺材”。那是文革後期太行山區的新生事物。說人死了不給國家作貢獻,還要佔口棺材,要破舊立新,移風易俗,其實也真是缺木料。老輩人栽的,山坳里長的,只要是樹,都砍絕了。這種“活底棺材”,也不知系何人所發明,棺材底是活的,抬到墓坑上,開關一搬,死人就翻進坑裡。摔得灰頭土臉,如同摔死狗一般。氣不過的,就偷偷半夜刨開,給死人擦了臉,一床棉被一裹,兩口大瓮一對,將就着一埋,也就算送了終。不過話說回來,那時節,用棺材埋人還是頗有風險的。許多棺材剛埋進去,夜裡就有人刨出來。不是盜陪葬,而是要木頭。最早唱出“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的陝西省佳縣(即原葭縣)張庄,在強迫集體化之後就盜墓成風。張庄離縣城近,消息靈通,城裡誰家白天埋人了,晚上就去把棺材板刨出來,鋸成薄板、木方,再製成風箱炕桌箱櫃椅凳,拿到城裡去賣,然後到“黑市”上買點糧食回來過日子。這樣看來,“活底棺材”也還是有幾分道理的。

韓戰期間有一種“布棺材”。戰死的中國軍人,一般就地掩埋。布棺材是一人形單層白布套,中間開縫,一邊系帶。人剛死,屍身柔軟,用布棺材擺弄好了,就象是一堆堆白面袋。一位軍隊文化教員回憶道:“覆蓋在布棺材上只有薄薄一層土,兩三寸左右。下雨天,每個低矮的小墳頭四周汪著淡紅的血水。大雨滂沱時,就濺起粉紅色水珠。雨水浸泡著屍體,經久仍流出淡紅的血,奇怪極了,慘極了……”其實這也無可厚非,戰爭環境,不得已而為之。按當時規定,只有戰鬥英雄、團以上幹部、立過一等功的營級幹部須運回國安葬,其餘的,就都“青山處處埋忠骨”了。

毛時代,餓死累死的右派反革命一般沒有棺材,挖個坑蓋點土就算很“革命人道主義”。開頭還插塊木牌子,寫上勞教人員某某之墓,後來死人多了,來不及一個個埋,就一批批埋。有的勞改農場用推土機挖大坑,一層一層地,就象納粹在奧斯威辛集中營那麼摞起來埋。殺人不當回事,隨便安個罪名,拖出去就斃了,每次還要全體列隊觀禮。見多了,生死就無所謂了。被殺的人也坦然,說,“我們死了有個好棺材——狼肚皮!”山上狼多,槍斃了的人草草埋點土,都被狼掏出來吃了,此謂“狼肚皮棺材”。雖為黑色幽默之語,但確鑿裝過無數死者。縱然無法歸入任何棺材分類學綱目,仍為現實之一種,或可略帶一筆,聊作紅朝誌異。

8

胡志明是殺人百萬級的,毛澤東是殺人千萬級的,至少在人數上超過了斯大林,自然更加偉大,是更應該享用水晶棺的。毛駕崩之後,中共“一號工程”緊急下達:趕製水晶棺,以供萬世瞻仰。

上面只是一句話,下面可就為難死了:世上僅蘇聯有製造水晶棺的經驗,可現在不相往來,上哪兒打聽去呢?有人記起孫中山逝世時,曾向蘇聯訂購了一具水晶棺,沒用上,便尋到香山公園某庫房,找到這具塵封已久的水晶棺。一看之下,大失所望:不過是鍍鎳鋼框架玻璃棺,哪裡是什麼水晶!而且玻璃不厚,易破碎,密封隔熱性能都不好。據駐外使館提供的資訊,列寧、胡志明的水晶棺也是金屬框架支撐,還有光學缺陷,看來也不是真正的水晶。稱之為水晶棺,不過是特種玻璃的一種過譽之詞。但是,“一號工程”明確指令的是“一個世界一流的水晶棺”,誰又敢降格以求,用特種玻璃取代?於是,“水晶棺”這一美稱這一傳說這一關於肉身不朽的痴迷,因一位絕代君王之死而不敢不成為現實。

水晶,古老又稀有,亦稱“水精”、“水玉”。透明石英的結晶體。硬度為7,殊難加工。過去,珠寶商查驗水晶,皆手持一小鋼銼,刻不出划痕者方為真品。一顆寶石級珍珠之長成不過需時數年,水晶卻需數百年甚至數千萬年。水晶尚有一神奇特性——吸收陽光,儲存的陽光越充足越是燦爛。因其貴重、佳美、奇異,遂成為製作名貴首飾的材料,水晶鑽石便是其中之極品。材質較鑽石經濟,卻視覺上又如鑽石般光艷奪目。全世界頂級“水鑽”出產於萊茵河北岸,叫做奧地利施華洛鑽,簡稱奧鑽。與之一河相隔的捷克鑽也算是名鑽,但吸引陽光能力不如奧鑽,不如奧鑽璀璨炫目。

一具棺材之所需,可製作上億顆水鑽了吧?

那些年,用中共自己的話來說,“國民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沿”。

9

天然水晶蘊藏量極為有限。南美巴西獨佔全球總量百分之九十,剩下的零頭,分散於包括中國在內的三十幾個國家,其稀少可想而知了。中國最好的水晶集中在江蘇東海縣105礦,是一個保密單位,因天然水晶是國防戰略物資。既是御制水晶棺,則無所不盡其極,所用礦石要晶瑩剔透,無絲毫雜質,每立方米所含氣泡還不能超過2個。在軍隊看守下,選礦工人們不眠不休,從數萬塊礦石里一塊塊精選出超級水晶32噸,用飛機火車分批送至北京。

研製工作交付給北京、上海和錦州三個保密廠協同完成。為穩妥起見,試製時沒敢用天然水晶,而以K9人造水晶代替。昏天黑地的5個月後,北京玻璃總廠試製的1號棺送交審查。博物館大展廳,水晶棺里是一個穿好衣服的人體模型,頭是毛的石膏像。燈光亮起,不料棺壁上出現了幾個映像。中央領導們緊張了,轉過來再轉過去,說“怎麼看見有五個‘紅太陽’啊?這個問題一定得解決。我們只能有一個‘紅太陽’。”

當然只能有一個“紅太陽”!1號棺被否定。緊接着的2號棺也失敗在“紅太陽”的數目上。天無二日,自古皆然。但連影兒也不能有,就有點象笑話了。經不懈努力,3號棺終於成功。“紅太陽”不僅活着是唯一的,死後也是唯一的。

接下來,就是用昂貴的天然水晶真刀真槍地做4號棺了。

天然水晶很小,眼鏡片大小的也罕見。製造超大型水晶板材,全世界也沒有成熟工藝。情急之中,只好祭出“螞蟻啃骨頭”之看家本事。先把水晶研磨成粉狀,再把水晶粉熔煉成幾厘米見方的小塊,最後把小水晶塊一塊塊往大里熔接。水晶熔點超過鋼鐵,高達攝氏1700度,必須在熔化的一瞬間完成焊接,若參入一個氣泡或一絲雜質,那就意味着整塊水晶大板完全報廢。這種高溫高難度高政治風險的超級工藝,無人敢於一試。在反覆動員下,一位石姓老技工斗膽走上了操作位置。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明白:他必定是三代工農,如他所熔焊的超純度水晶,用顯微鏡也找不出絲毫疵瑕。1700度的高溫下,他緊盯焊縫精心操作,厚厚的金屬防護服上青煙繚繞,還有專人往身上澆水。後來敢上手的人多了,進度這才加快。但每次的熔焊量以克計,而整個水晶棺重約兩噸。工人們說,越往後,人的膽子就越小,生怕出現一絲雜質而前功盡棄。

1977年毛澤東逝世周年前夕,一具世界史上名副其實的水晶棺終於製成。此為4號棺。為了應付地震、戰爭、破壞、損耗等意外事件,又製做了5號棺。

最終完成的水晶棺,實際的長、寬、高數據,精確到百分之一毫米,不到一根頭髮絲粗細。

為保證呈梯形的棺體真空拼接,其板材長寬之比允許誤差為萬分之一。

水晶棺石英純度達到了“六個九”——99.9999%,即雜質含量為百萬分之一。

這種水晶棺,全世界從來沒人再也沒人能做出來,從亙古直到永遠。

10

毛的水晶棺,除北京玻璃總廠的這先後五具,上海、四川等地還自行製做了二十餘具,以表達對已故君王的抑制不住的熱愛。

所有這些水晶棺奇迹,皆指向一個最終的奇迹——肉身不朽。

遺憾的是,此一終極關懷已不可能實現——

毛澤東逝世當日,遺體只進行了一般性防腐處理。按照中共峰層最初安排,遺體將在弔唁活動結束后火化。因毛生前曾號召火葬,並帶頭在文告上簽字畫押。始料不及的是,內部黨爭激烈,次日又做出永垂不朽的決議。朝令夕改,這就給緊急召來的專家學者們出了天大難題:要長期防腐,須死後兩小時取出內臟,並把全身血管,包括毛細血管洗凈,然後注入防腐劑。現在血液沒有及時放掉,要做長期防腐為時已晚。別無他方,御醫們只好立即往遺體里灌注常規性防腐劑福爾馬林。灌到文獻要求的16升,無人敢叫停,一直把毛灌得全身腫脹,表皮光亮,防腐液如汗水從毛孔中滲出。此刻的毛,形象怪誕,全身腫脹,臉如氣球,頸頭同粗,兩耳外翹。毛的貼身秘書張玉鳳指責道:“你們把主席搞成這個樣子,中央能同意嗎?”如寒冰般凝結的氣氛中,有人嚇得幾乎虛脫。於是,人們又用毛巾墊上棉花揉擠毛的臉和脖頸,試圖將液體擠到深部和胸腔里去。有位年輕醫生用力稍大,把臉右側皮膚擦掉一小塊,嚇得渾身發抖。多虧一沉着冷靜的老專家,用棉花棒沾上凡士林和黃色顏料細心塗抹,總算看不出來了。經長時間揉擠,毛面部退腫,兩耳外翹已不明顯,頸部還粗。但災難總算過去,勉強可供瞻仰了。

接下來,就應該對遺體進行永久保存的處理了。遺體保護小組的專家們完全束手無策。本應向蘇聯討教,但蘇聯是毛生前最痛恨的“修正主義”,水火不容,還在烏蘇里江上打了一仗。於是,只好轉而向其真傳弟子越南求助。越南人不僅掌握了蘇聯遺體防腐的全套秘笈,且出於藍而青於藍。在中蘇衝突中,越南一向騎牆。這次故伎重演,只傳授初期保存技術,中期和長期技術則秘而不宣。既給了中國面子,又不致得罪蘇聯。

如此,只有“自力更生”了。高層一聲令下,一批處於被監視勞改狀態的專家學者即刻“解放”。 有人上午還在“五七幹校” 放牛啃窩頭,下午就被緊急裝上飛機,到北京方知所為何故。

列寧遺體,二十年後開始大面積腐敗,四十年後爛光,僅剩一顆頭顱。毛已陳屍三十餘年,大約也爛得差不多了吧?對此,當局已有萬全之策,早就做了一真假莫辯的蠟像,爛光了又如何?

11

就在人家那些保密廠、勞動模範、優秀黨員精心研製水晶棺同時,我們木工廠的弟兄們也隔三差五地打造些尋常木棺。汗流浹背,興高采烈,為了午夜之後一桌簡單的酒菜。如若一段時間喝不上酒,就會悵然若失地互相打問:嘿,怎麼不死人啦?老師傅們就會說,等春天看吧,一開春就忙不過來了。我就一邊推着刨子,怔怔地看着從刨口翻出來的一縷縷刨花,納悶着:怎麼會是春天,那不是萬物復蘇的季節嗎?

就在毛澤東逝世那年,記不清季節了,我還單獨打了一口棺材。

憑一人之力做棺材很少見,因為棺材料太厚重,一個人奈何不得。但我打的這棺材是窮人的,不重,只能算木匣子。一日,運輸隊修理工黑小尋來,說弟弟死了,給打口棺材吧。黑小是個人見人愛的好小伙兒。相貌英俊,個子高而勻稱,家境貧寒,幾十塊工資養活着他媽和兩個上學的弟弟。一年四季總穿件沾滿機油的破工作服。冬天在室外修車,頂風冒雪的,就套上件同樣油膩破爛的小棉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幾千人的大單位,無論誰喊一聲“黑小”,就一準會看見一張向他扭過來的笑盈盈的油花臉。黑小那綿善好像是從娘胎裡帶來的。二十歲出頭,正是不服氣愛惹事的年紀,卻從未見過他跟誰紅過臉。又聰明能幹,修車技術一流,再加上仗義,淳樸、誠實,擱在今天,全中國恐怕找不出幾個了。私下喜歡他的姑娘不少,敢談婚論嫁的就不好說了——太窮,在那個窮困時代里也是數得着的窮!

從來不求我的黑小說他弟弟死了,我也不敢多問,背上帆布工具袋,拎兩張鋸就跟他走。他家遠在幾百里之外,一座小城邊上。記得是土房,一戶戶,用板皮子釘成的柵欄隔開。一家人紅着眼圈兒,我就自己四處踅摸木料。拆了副舊床板,院角上找了幾塊厚薄不一的雜木,似乎還從柵欄上撬下來幾塊厚實點的板皮子,鋸一鋸釘一釘,好歹湊成了一口不大不小的薄棺材。我心裡明白,這哪裡是啥棺材,埋人的匣子吧,到地方不散就行。合力把他弟從炕上抬過來裝進去,十多歲的大孩子了,怎麼說病就死呢!把“木匣子”蓋上后,我抬起頭,看黑小一眼,問:怎麼著?黑小紅着眼說,釘吧。我抓起一把大釘子,悶頭就釘。哭聲頓起,剩下的一家三口,圍在棺材邊喊那孩子小名,哭叫道:“躲釘!躲釘啊……”我心裡一顫,就更發狠地掄圓斧子釘。板子太薄,釘子稍微一偏就會出頭。雖然留心盡量釘正,但想着釘尖下是個苦孩子,心裡咋也不好受。“他娘的,沒講究,沒講究……”就一邊釘一邊默念着安慰自己,“沒講究,沒講究,咱窮人家有他娘的啥講究呢!”
然後,抬到郊外,挖個坑,埋了。

12

毛澤東去世十八年後,金日成也驟然辭世。他不獨是朝鮮人民的金太陽,也是世界革命的偉大領袖,自然應盛斂於水晶棺,以光照千秋。

金日成死得突然。1994年盛夏某夜,金從外地視察回來,甫坐定,便得知一位親隨上將病故。追問病因,答稱腦溢血。又問如何救治,答稱保守療法。金氣得渾身哆嗦,拍案大怒,問“為何不開顱搶救?這些醫生就怕負責任!是不是住的烽火醫院?把院長叫來,給我說清楚!”話音剛落,便呼吸困難,驟然倒地。周圍亂作一團,急呼直升飛機搶救。時逢夜雨,直升機慌不擇路,竟撞在山腰上墜毀。第二架直升機隨即起飛,戰戰兢兢避山而行,停落在別墅外一箭之地。保健醫生及一眾親隨撐著雨傘,用擔架將金日成抬上飛機,急赴平壤烽火醫院搶救。保健醫生當時便診斷繫心臟病突發,本應就地搶救而不能大動,但責任過於重大,御醫亂了方寸。經如此一番折騰,烽火醫院亦回天無術。幾小時后,金日成失去生命跡象。醫院院長和保健醫生被捕入獄。朝鮮舉國致哀,如天塌地陷。全國兩千二百萬人口,至平壤弔唁的竟達一千萬。也就是說,除老人孩子,幾乎所有青壯男女都去了。舉行國葬時,台上金正日率百官守靈,台下百萬群眾哭聲震天,暈死者不計其數。

金日成是朝鮮人民的父親加天神。在中小學課本里,金手持從日本人那裡繳獲的老三八式步槍,當著彭德懷面,一槍擊落一架美國飛機。還當著一群天真孩童之面,用一粒花池裡隨手撿起的石子,揮手間擊落一顆美國衛星。一位西方肖像畫家曾如是說:“我第一次拜會主席的瞬間被無法言明的靈感所籠罩。他的尊顏中散發出的全知全能和博愛之光芒,是我此前所不敢描繪的上帝之崇高形象。我畫的不是人的肖像,而是上帝的肖像。”

同志們,說的何其好啊!它道出了偶像崇拜的秘密:以人凌駕於神,把人性的罪惡神聖化,把那些以殺戮、搶掠、仇恨、姦淫、欺騙為業的暴君尊為上帝。

金上帝的遺體也是由前蘇聯專家做永久防腐,然後高卧於鮮花簇擁的水晶棺,供人慟哭頂禮。參拜者要通過頂級安檢,禁止攜帶任何物品。要在自動清潔地毯上除盡鞋底塵土,再經吸入式過濾器徹底清除衣服上的細菌。到得金日成寢宮,參觀者要繞水晶棺一周,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分別向領袖深深鞠躬。許多人難以抑制,放聲痛哭。最令人難忘的是通往寢宮的通道,這是一條長達七八百米的電動走廊,其速度之慢,或為世界之最。二十分鐘的蝸行牛步,使人倍感壓抑而不敢不生敬畏之情。每隔二三十米,更有一身着民族服裝的朝鮮女子端莊而立,面帶哀思,宛若活殉。不知道這些以哀傷為業的美女俑,在日常生活中能否洗脫死亡的氣息。她們的青春與愛情,還能擁有爛漫無憂的笑靨嗎?殘暴如秦始皇者,殉葬者亦不過陶俑而已,如何比得上妙齡美女鮮活生動。

金日成遺體防腐處理耗資100萬美元,每年維護保養費80萬美元。其陵寢“錦繡山紀念宮” 造價8億9千萬美元。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這筆費用可購買玉米600萬噸。以同期朝鮮餓死人口300萬計,平均每人兩噸。

13

教宗的素棺、我當木工時和弟兄們打造的木棺、以及那些“活底棺材”、“布棺材”、“狼肚皮棺材”、黑小弟弟的棺材之屬,委實與水晶棺隔天隔地隔着九重天堂再加上狗日的十八層地獄。

而且,這些普通簡陋的棺材,裝的儘是無權無勢的窮人、好人。水晶棺則不然,那些以屍身不朽來僭越上帝的偶像,無一不是兩手染血的殺人犯。其中被認為較為溫和的列寧,心底也激蕩着仇恨嗜殺的旋風。

列寧曾親自下令將已遜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滿門殺絕,包括皇后、四位公主、14歲的小王子,甚至連帶1名御醫和3名侍從,並怯懦地毀屍滅跡。

列寧派出武裝工作隊到農村搶糧,遭農民反抗。為鎮壓某地區農民暴動,他親自下令絞死“至少100個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要求“確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絞刑的執行”,要求公布姓名、搶走全部穀物。他還特別寫明,“此事應辦得讓周圍幾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見、顫抖、知道、喊叫:‘那些吸血的富農們,他們正在被絞死,將窒息而死。’”

列寧鎮壓僧侶的反抗:“……趁此機會我們能夠殺掉一批反動僧侶界和反動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現在正是應該教訓這群人的時候,使他們在幾十年內連任何反抗都不敢想。”“現在我們必須……殘暴鎮壓他們的一切抵抗,以致他們幾十年內都不會忘記。”“在這次事件中,我們槍斃的反動僧侶代表和反動資產階級分子的數量越多越好,……使得他們在幾十年內都不敢夢想任何形式的抵抗。”

列寧甚至還下令槍斃那些因傳統節日而不來上班的工人。

太多的殺戮和鮮血,迫使曾率先炮轟冬宮因而被稱作“十月革命的光榮和驕傲”的喀琅施塔德水兵發動起義。1921年春,十月革命勝利后3年多,2萬6千名水兵、工人和布爾什維克黨員在集會上呼喊:“讓我們來把那些使得工人反對農民、農民反對工人的傢伙們趕走,因為我們已經自相殘殺得夠了!”對這些革命元勛,列寧的答覆是堅決鎮壓:“我要讓你們幾十年裡不敢再打反對派的念頭。”他命令6萬軍隊立即進攻,甚至使用了毒氣。困守要塞12天後,起義者用電報向全世界發出了他們最後的聲音:“……我們在臨死前高呼:抗議共產主義專制者們的殘殺!自由選舉的蘇維埃萬歲!”
蘇聯解體后,越來越多的解密文件描畫出列寧富於歷史首創精神的殘暴。自列寧始,不加限制的殘暴成為共產世界之通例:廢止法律的專政、有組織的恐怖、大規模殺戮、大規模餓死、按數字殺人、殺農民、殺工人、殺軍人、殺資產者、殺知識分子、殺不同政見同志……列寧最優秀的學生如斯大林、毛澤東之流,殺人已殺到人類思維無法理解的瘋狂魔幻之境。

這樣的一些仇恨與死亡的播種者、死神,怎麼就膽敢盛斂於透明的水晶棺里供後世瞻仰呢?

他們與希特勒一起,製造了一個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世紀,怎麼就膽敢奢望永生呢?

14

陳屍水晶棺似乎並非這些紅色君王之本意。

一說列寧希望安葬於聖彼得堡與母親相伴,卻未找到書面憑據,但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曾在一封信中明確談及列寧希望葬於克里姆林宮紅牆腳下,應該是確實的。斯大林死於暴病,未及留下遺囑。毛澤東帶頭簽名火化,並曾對二戰名將蒙哥馬利元帥說過,“人死後最好火葬,把骨灰丟到海里去餵魚。”沒有任何線索證實胡志明想進水晶棺。金日成死於心臟病發作,也沒有託付身後之事。儘管如此,在最高權力轉移的非常時期,他們的皇儲們為了以先帝之威望確立新君之地位,仍舊把他們裝了水晶棺。因此,有人說這些手握王爵,口出天憲的極權主義者也被他們所創立的制度剝奪了自由。此話有幾分道理,但細思量起來,似為一偏之論。究其實,這些紅色君王們盡為偶像崇拜痴迷者。從他們一生自封神聖之行狀,以及蟄伏於內心深處的隱秘慾念,水晶棺應該是一個沒有違背他們意志的邏輯終點。

這些徹底的唯物主義即虛無主義者,說不怕死,其實是最怕的。斯大林有過四位替身。外出時讓替身坐車從克里姆林宮出發,走標準路線,他則走另一條小路、繞路。斯大林不信任醫生,不準醫生接近,甚至拒絕服用克里姆林宮藥房的葯,而讓衛隊軍官到莫斯科郊區去買。給他看過病的醫生下場都不好,不是解職就是逮捕,只有少數例外。毛澤東出行,則是臨時指定路線。住下后,一起疑心,即刻轉移。某次在廬山開會,突然說一聲“走”,不顧夜深霧濃,命衛士在車前打手電探路也要走。到“美廬”本應住下,不料毛又一聲“走”,就再走,轉移到另一處不起眼的小別墅“175”。毛的專列火車頭,出發前要把煤盡行卸下,再由保衛人員一鏟一鏟裝上去。水箱的水要全部放掉,要人打着手電爬進去檢查。毛晚年有一次患病昏迷,剛醒過來,守候在床邊的周恩來緊握他手,淚水奪眶而出:“主席,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裡!”這委實是最知心貼肺的一句話:一生一死,難以割捨的是權力。一口氣喘不上來,生殺予奪的大權和超過所羅門王的榮華富貴便成過眼雲煙。既然必死,那末,在他們的集體潛意識裡,能使屍身不朽並供萬世敬拜的水晶棺,就成了永生、永恆的一個假想的實現。

只是,這種永生是極為可怕的。

《聖經•創世紀》記載了第一位殺人犯該隱的故事。該隱殺了他的兄弟,上帝問他:你的兄弟在哪裡?該隱謊稱不知。上帝便說:你做了什麼事?你兄弟的血,從地里向我哀告!上帝判該隱流放遠方,並在他額上刻下記號,免得為人所殺,並宣稱“凡殺該隱的必遭報七倍”。——死亡是太輕的懲罰。該隱必帶着恥辱的印跡與世長存。

水晶棺就是現代該隱那可怕的印跡。

他們就不怕後人會指點着他們的不朽之軀說“那就是他”嗎?

他們就不怕最後的審判嗎?

時候到了,上帝將從雲端輕聲問:該隱,你的兄弟在哪裡!

15

又想起教宗的棺材,那隻停放於聖彼得廣場上簡樸至極的木箱。

緊貼着慈母般的大地,其上是淡藍色的春風、自由安詳的鴿群、如女聲合唱般聖潔又深邃的天宆。
一切安排皆緣自梵蒂岡傳統以及教宗本人遺囑:歷代教宗皆安放於一具不加修飾的柏木箱,教宗還特別囑咐要“素棺”放入大地,並在棺蓋上撒一捧祖國波蘭大地的泥土。

走筆至此,一線晨光漸照亮思維的小徑:水晶棺與素棺,奢華簡樸倒在其次,其深在的意義是死亡——如何理解並面對死亡。

教宗是波蘭人,出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焦土之上,曾先後生活於德國納粹和共產制度之下。納粹殺害了600萬猶太人,還使更多的人死於戰爭。橫跨歐亞大陸的共產極權,使超過一億人死於屠殺、秘密處決、監禁、苦役、街頭暴力和人為大饑饉。教宗曾如是說:“在我們這個世紀里,不幸出現了兩個極權體制:帶來戰爭及集中營的納粹主義、帶來高壓及恐怖統治的共產主義。可以說,我是從內部來認識他們的。”這種親臨現場的悲劇性經歷,必然使他對人的自由,人的死亡產生至為深切的關懷。
教宗個人也多次與死亡相對。在那些四目凝望之際,應該比我們更深地洞悉了死亡的秘密。

教宗早年生涯一直籠罩在親人死亡的陰影中。童年喪母,少年失兄,青年亡父,自此孓然一身。十五歲時,一位玩伴拿撿來的手槍開玩笑地朝他扣動扳機,子彈從頭邊呼嘯而過。十九歲那年,和父親在逃難途中遭到德國飛機貼地掃射,彈如飛蝗,死生一線。二十歲在採石場服勞役,崩落的岩石砸死了身邊的工友。二十三歲遭遇兩次嚴重車禍,其中一次是被德軍重型卡車撞成重傷,昏死在路邊排水溝,被一位不知名的女人救起。六十一歲在梵蒂岡遇刺,刺客近距離連開兩槍。

那末,對他來說,死亡是什麼呢?

16

“不要害怕。(Be Not Afraid.)”

“不要害怕”,這是他當選為教宗之後對人們所說的第一句話。

從那時起,這一句“不要害怕”就成了他的口頭語,成了他標幟性的語言,成了他對基督教世界以及全人類的不斷重複的偉大召喚。他以此激勵普天之下受苦受難者,也以此真誠自勉。教宗在位26年,是近世紀任職最長的一位。如果你眼睜睜看見他從體魄強健、精力過人的盛年逐漸老去,日益虛弱不堪,眼睜睜看着他艱難掙扎,臨近死亡,卻依舊在那裡永遠念叨“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就不得不認真思索一番此話之真意。

如同太陽與地球的關係決定了白晝與黑夜,上帝與人的互動則分出了信仰與虛無。不要害怕飢餓、匱乏、壓迫、凌辱、不要害怕人世所加諸於我們的一切苦難。也不要害怕自私、貪婪、軟弱、仇恨,不要害怕我們內心深處不時涌動的種種罪惡。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一切。你只須敞開心扉,接納那位偉大的愛的使者耶穌基督。——《聖經》堅定不移地宣稱:“在愛里沒有懼怕”。

在母親懷中沒有害怕。

是啊,在生命的創造者、愛的恩賜者上帝懷中,你害怕什麼呢?

初代門徒約翰曾用一句話簡約概括《聖經》救贖真理:“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這位約翰,就是親臨耶穌殉難現場,並接受耶穌氣絕前最後囑託,把瑪麗亞奉為生母的那位約翰。也就是追隨耶穌之前在加利利海上打漁為生的漁夫約翰,《約翰福音》的作者約翰,十二使徒中唯一沒有被釘十字架或砍頭的約翰。公元96年,約翰從流放地拔摩海島回到小亞細亞的以弗所城,在那裡繼續傳講耶穌的生平和思想。其時他已近90高齡,年邁體衰,只能請人抬到聚會之處。每次講道都要說:“孩子們哪,你們要彼此相愛!”最後一次講道,也是闡釋這一句話。講完之後,就在講台上安然謝世。

——講述一珠玫瑰,使徒約翰始於根系,教宗約翰則始於繁花搖曳的枝頭。

這是同一株愛的玫瑰。

17

1979年,教宗當選后第一次回到自己故鄉。所到之處萬人空巷,整個波蘭社會為之撼動。其時,社會主義波蘭正陷於迷茫與絕望,工人運動慘遭鎮壓的流血場面仍叫人心有餘悸。教宗在佈道及各種場合,直接向上千萬信眾發出“不要害怕”的呼召。他對飽受欺凌的同胞說:“你們是人,你們有尊嚴,你們不該卑躬屈膝。”他猶如一股自由的信風席捲波蘭,驅走恐懼,帶來信仰、希望和愛。
次年,民主運動狂飆再起,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工人的罷工震動世界。名不見經傳的電工瓦文薩登上歷史舞台,成為波蘭的勇氣與希望。

瓦文薩始終把教宗視為最可信託的精神領袖,在他政治生涯跌落低谷時期,曾與教宗在一片樹林中秘密會面,沒有政治密謀而唯有靈魂的傾訴。瓦文薩向教宗坦陳內心深處的隱秘,說最令人苦痛不堪的尚不是政治挫折,而是心中對權勢者揮之不去的仇恨。他備受熬煎,如被囚禁於心靈的地獄。教宗對瓦文薩推心置腹,用上帝之愛勸勉他,鼓舞他憑藉神的力量驅逐靈魂中的黑暗。他為他祈禱,祝願他像耶穌那樣“愛仇敵”,寬恕那些曾以不義、欺凌來對待自己的人。沒有採訪,沒有記錄,不知道說了哪些話。但我猜想,教宗一定會輕輕地念叨“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在愛里沒有懼怕……”

感人的一幕。

兩個被愛所洗凈的靈魂。

18

1981年5月13日下午5時許,教宗乘一輛白色敞篷車,在聖彼得廣場上徐行,向眾多朝聖者親切致意。不同膚色、性別、甚至不同政見與宗教的人,看到這位慈愛的老人,都會加入那熱情不息的歡呼:“John-Paul-Two,We-Love-You!”(約翰-保羅-二世,我們-愛-您!)車停下來,教宗從一對年輕父母手中抱起一個不到兩歲的小女孩莎拉,並把她高舉起,連同女孩兒手中牽着的幸福的紅氣球。他剛把身穿粉紅色衣裙的小莎拉還給父母,槍聲響起,鴿群驚飛……緊接着又是一記槍響,教宗倒下,鮮血從白袍上透出。教宗喃喃道:“瑪麗亞,我的聖母!瑪麗亞,我的聖母!”第一顆子彈打斷了大腸和小腸,穿出體外,落在車上。第二顆子彈打傷了右肘和左手食指,然後擊傷了兩個美國女人。由於失血過多,情況危殆,教廷為他舉行了臨終儀式。五個多小時手術搶救,生命方得以挽回。
之前一月余,里根總統遇刺。子彈也是從距離主動脈幾毫米的位置穿過。這兩位曾七次晤談的老友咸以為大難不死是上帝的旨意,用教宗的話來說,就是“一隻手扣動了扳機,另一隻手卻改變了子彈的方向。”因為神所賦予他們的結束共產邪惡這一偉大使命尚未完成。

遇刺第四天,教宗在病榻上錄製了一篇簡短談話,通過擴音器向守候在廣場上的民眾播放。聲音柔弱安詳:“我為那個槍擊我的弟兄祈禱。我已經誠摯地寬恕了他。”教宗的這位弟兄,是保加利亞雇傭的土耳其槍手,保加利亞背後,是最關心教宗健康的老朋友蘇聯克格勃。痊癒之後,教宗專誠去牢房看望那位正在服刑的青年殺手。一間窄小的囚室,密密的鐵柱割碎了窗外的陽光。令教宗極為驚訝的是,兇手頭一句話竟然是“您為什麼沒死?”他說他知道自己是瞄得很準的,理當一槍斃命。老人拉他坐下,說我們今天的會面是一個人與另一個人,是兄弟式的。他低下頭,與青年交談。年輕人顧不上請求寬恕,卻陷入某種巨大驚恐。他覺得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在庇護受害者,那是一位女神,一位將要審判並處死他的女神。教宗一手與年輕人相握,另一隻手扶住他肩,輕聲為他禱告、祝福。從兇手的眼睛里能看出一種心靈的震撼。最後,年輕人低下頭,親吻老人的手。

事隔二十多年,尚在獄中服刑的兇手聽聞教宗一病不起,便委託律師和意大利通訊社向教宗轉交一封親筆信,祝老人早日康復,願上帝賜予他健康和神奇的力量。

19

1992年的一天,特瑞莎修女忽然來到教宗面前,請求祝福。其時,教宗正與一些年輕人談心。他一面請特瑞莎修女落座,一面對青年們解釋,她就要去一個內戰中的國家。無須更多說明,人們都明白特瑞莎修女將前往的是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那裡戰火正熾。前南斯拉夫解體之後,塞爾維亞、克羅地亞和穆斯林之間爆發種族戰爭,動用重炮、坦克裝甲車甚至多管火箭炮和飛機,直殺得天地變色,日月無光。城市在戰火中崩塌燃燒,難民如洪水四處奔逃,種族屠殺和大規模強姦震驚世界。

辭別教宗之後,特瑞莎修女帶着老人的祝福與託付,雙手抱着一支半人多高、杯口粗細的特製復活節蠟燭,進入巴爾幹戰場。她懇求,在這支繪有聖母像的蠟燭燃盡之前,交戰雙方停火,給她一點點時間去解救無辜無助的孤兒。蠟燭是下午4時點燃的,至5時,槍炮聲完全止息。特瑞莎修女進入被圍困的醫院和救助機構,救出70餘名孤兒、殘疾兒,其中大多數是穆斯林。

為制止波黑種族屠殺,教宗創立了一個新概念,叫“人道干預”。他的憤怒譴責,嗓音嘶啞的呼籲,傳到了薩拉熱窩的地下室,傳到了維和部隊隔離的“保護區”,給深陷於黑暗和種族仇恨中的人們帶來希望和安慰。

20

“在愛里沒有懼怕”,對教宗而言,這不僅是一個真理的啟示,也是終生踐行的生活準則。“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這不僅是對他人的勸勉,也是對自己的誓約。因此,他義無反顧地承擔起基督教群體在悠長歷史中所犯下的種種罪行與過失——

數百年前,教會曾參與非洲奴隸販賣。1991年早春時節,教宗代表天主教向上帝和非洲人請求寬恕。
三百多年前,物理學家伽利略曾遭受教會的異端審判。1992年秋,教宗公開為伽利略平反,並表示道歉。

千年以來,基督教不斷迫害猶太人,把耶酥之死歸罪於整個猶太民族。2000年春,教宗歷史性訪問耶路撒冷,到猶太聖殿遺址前懺悔,把一封致歉信放進“哭牆”上巨石的縫隙,請求上帝寬恕基督徒對猶太人所犯下的一切罪行。他的手顫抖着,如寒風中最後一片枯葉。

他越過台伯河,越過歷任教宗的足跡,走進那些最古老的猶太教堂,對話、懺悔、呼籲和解。親臨者回憶,保羅二世演講時,時常難以自持。當那首猶太聖歌,那首猶太人從出生一直唱到死,唱到毒氣室門口的聖歌《我相信》響起來,教宗更難掩悲戚。當歌聲漸次高亢響亮之際,他便情不能禁地鞠躬謝罪,並以手掩面。

在飛往裡約熱內盧的飛機上,隨行記者和教宗談起他愈來愈頻密的懺悔行動。教宗溫和地發了句牢騷,說,有趣的是,他代表天主教不斷地懺悔,請求寬恕,卻始終得不到任何回應。“也許理當如此吧……”我不能要求這種懺悔求恕的行為必須是雙向的,哪怕不斷悔罪使天主教遭人誤解,處於尷尬狀態。因為不斷認罪悔改是聖經真理所要求的。

千禧年之初,教宗以一項史無前例的舉動感動了全世界。他在聖彼得大教堂舉行的莊嚴儀式上,發表文告,真誠懺悔並祈求上帝寬赦歷代天主教會所犯下的諸般罪過。其中包括背離聖經,強迫教徒悔罪;十字軍東征燒殺擄掠;宗教裁判所迫害異端;分裂基督教;敵視猶太教,對猶太人慘遭種族滅絕保持沉默;強行傳教,侵害原住民;貶抑女性地位與尊嚴;對諸多社會問題漠不關心,等等。最後,他拄着杖,蹣跚着行至一座耶穌受難雕像前,親吻耶穌的腳,以此宣示認罪之真誠。

——千載之罪、普世之過,他那老邁之軀能承擔得起嗎?

有一張照片,在教宗辭世后製成郵票——

低垂蒼老的頭,雙唇微翕,說不清在啜泣或禱告,也許是啜泣着禱告。歪扭的面龐上一道道皺紋,如悲憫之淚沖刷出的大山的溝壑,如被愁苦之浪撞得支離破碎的海邊的岩石,如懺悔之火焚烤過的傷痕纍纍的樹皮。白髮凌亂的額頭無力地抵靠着權杖,衰老的軀體勉力支撐,一如沉浸於喪子之痛不可自拔的老父。有大風颳起,銀色的絲質長袍猛烈飛起,宛若一隻受傷的巨鳥掙扎着展開一翼……

這面容和軀體所透露出的情感,恰與權杖上端耶穌受難像呼應,那就是承擔與悲憫、價值和意義,那就是在一個柔弱的肉體里因愛而生的靈魂的力量。

這是一幅絕美的經典之作。

在這赤裸的靈魂面前,你無法不為之深深打動。

塵世上如此之多的罪惡,他一風燭殘年的老人,擔得動嗎?

當然擔不動。

他的額羸弱地貼靠着杖端十字架上的耶穌:擔不動的苦難他要交給他。

他一定是在哭泣着對自己念叨: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21

人們常在心裡閃過一個疑問:為何教宗的面容總是很悲戚、愁苦?

有位記者則把這一不解上升為尖銳指責:為何教宗還要把他最後的痛苦展現給世界,為何他不早日退位?他的目的是什麼?

我以為,這是一個無知到令人慚愧的問題,幾乎相當於責問教宗為何要作“痛苦秀”,譬如性感女星們總要“不經意地”乍現裙底風光。居然,一位“接近教宗的人士”作出了如下解釋:我們的教宗願意永遠和世人在一起,只有世人給他帶來安慰。他要像耶酥基督那樣,把他的痛苦和受難展現在人們眼前,給人們留下難忘的印象。

我斗膽質疑這一解釋。教宗和他的神都不是“展現”型人物,不是演員,不作秀。聖者的一生,就是從形體走向精神,從蕪雜走向單純,從表現走向率真。他們的滿面苦相,實在是緣自內心深處的悲憫——

聖城耶路撒冷,納粹大屠殺紀念館。紀念大廳四牆以未經雕鑿的大石壘成,氣氛壓抑。兩名隨從抬着花圈,走向黑色大理石卧碑。教宗拄杖隨後,步履顛跛。他親手點燃如下致辭:“在這座紀念館里,我們的心靈亟須靜默,在靜默中追憶。我們要在靜默中,設法為湧現的記憶找出一個意義。我們保持靜默,是因為沒有任何言語,足以表現出大屠殺的悲痛歷史。”有小唱詩班在輕聲哼唱。老人面色凝重,長時間沉默無語,整個身體都在微微抖顫。

乍得,俗稱“非洲死亡之心”,非洲中部那個極端貧窮而腐敗的國家。越野車在沙漠上行駛,一個僅有幾座小土房的村落進入視野。教宗吩咐停車,走進家徒四壁一貧如洗的土屋,去看,去沉思,去理解,目光驚訝而沉痛。從此,從乍得這個被人世所遺忘的小小村落,教宗開始不倦地講述黑色非洲的苦難和世界的責任。

在巴西,那個在蒼翠山峰聳立着巨大耶穌雕像的信仰的巴西、熱情奔放的巴西,教宗走進最潦倒絕望的貧民窟。面前所展現的,是超出想象力的恐怖的窮困。他睜大眼睛,不斷向四面張望,痛苦而無助。他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才能把人們從這絕境中拯救出來。他顫巍巍摘下自己的戒指,送給遇見的一個不知名姓的窮人。隨行者大吃一驚,那是教宗的戒指呀!這位在精神世界最有權勢的人,那一刻顯然深感無力。那張如苦瓜般皺紋縱橫的臉上,流淌着難掩的懺悔與自責。

在哥倫比亞,這個孕育了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魔幻的國家,混血的姑娘容顏姣好,加勒比海深藍色的浪濤拍打着鮮花叢生的崖岸。風水流轉,《百年孤獨》中所描寫過的那些對印第安人、黑人、窮人、婦女兒童的不義卻依然存在。在一個公開集會上,一位部落首領拋開官方事先核准過的講稿,直陳社會不公。當地教會人士制止不住,衝上講台要搶奪麥克風。教宗神色冷峻,大聲說:“讓他講!”全場肅然。主啊,您讓我放牧您的羊群,可他們還在百年的孤獨中掙扎……

22

約翰•保羅二世是歷史上出行最多的一位教宗。在擔任聖職的26年裡,這位通曉八種語言的傳道者,發表了3000多次演講,訪問了127個國家,路程合計100多萬公里,相當於地球到月亮距離的3倍。可謂足跡所至,無遠弗屆。以至於那些以奔走為業的記者,也尊崇地稱他為“飛行的聖座”。 這位“上帝的眾仆之仆”,拄着他的杖,風塵僕僕躦行於途,一直走到老病侵尋的暮年走到死。一如舊約時代,先知摩西拄着牧杖,帶領百萬奴隸出埃及、過紅海走向自由之地,走向自己的死亡。千禧之年,教宗登上西奈山巔,迎着三千多年前吹拂過摩西的高原之風,遠眺上帝應許之地。那一刻,他定然如摩西一樣感悟到歲月無情。

再也走不動了。垂垂老矣。


他早已不是當年那個酷愛足球、滑雪、登山、游泳、划船的運動健將。家鄉斯卡瓦河洪水泛濫時往返橫渡如得水蛟龍之強健,已成流水落花之憶。往昔1米8身高,80公斤體重,標準運動員身材,如今已是彎腰曲背,步履支離。神拿走了他的青春英俊,把他變得跟自己一樣醜陋。他的公開演講已令人目不忍睹:手在抖,講稿在抖,話筒在抖。語音含混不清了,面部表情也僵硬遲鈍了。那一年,在他的出生之地,一個露天大型集會上,參與表演的少年們唱起了“祝您長命百歲”,他顫抖着嘟囔了一句“說來容易,做起來難!”短暫靜默之後,掌聲驟起,全場笑翻……

死亡迫近了。他不怕死嗎?

2005年早春,羅馬時間4月2日晚9時許,一代教宗約翰•保羅二世溘然長逝,享年八十四歲。

他死於春天,復活節之後,萬物復蘇的季節。

23

在人生的盡頭,他仍然安詳喜樂。他安慰身邊的助手們不要為他流淚,“我很快樂,你們也要一樣,讓我們一起歡欣禱告。”一位意大利紅衣主教在與教宗作最後告別之後,出來告訴人們:教宗躺在鋪上純白被單的大床上,身上插滿各種管子和醫療儀器,已不能說話,但“我被他那動人的笑容迷住了。”

廣場上燃起了繁星般燭光。

有人說,讓我們點幾支蠟燭,照亮他通往天堂的路,就像他過去26年來為我們所做的一樣。有人說,他不只在活着的時候是我們的典範,現在,他更在教導我們如何走向死亡。

每天晚上,老教宗所做的最後一件事,就是打開卧室窗戶,眺望燈火不熄的羅馬,並舉起雙手為羅馬的人與城祝福。在生命已進入倒計數時,他請求助手攙扶他走到窗前,向聖彼得廣場上成千上萬的守夜者做例行的祝福。他鼓足最後力量,只說出了一個單詞:“阿門”,然後無力倒下。——正如使徒保羅所定義:“愛是永不止息。”

我們沒有想到,在耶穌之後,在現實世界有幸見到如此美好的人性。他是耶穌的影子。他預先把天堂展示給我們。與他同世真是上帝賜予我們的格外的恩典。

彌留時刻,教宗在昏迷中說了一句波蘭話:“請讓我進入天父的家。”他還說了這樣一句:“I have looked for you. Now you have come to me. And I thank you.”有人說,這是過去教宗對青年們多次重複的一句話:“我曾尋找你們,現在你們到我這裡來。謝謝你們!”有人說,那是他已經看到了耶穌的榮光:“我曾尋找您,現在您來到我面前。謝謝您!”后一種解讀或許更切近事實。

一位梵蒂岡主教說:“他已經看到並且觸摸到神。”

人世的重負已然放下。現在是與神獨對的時刻了。

——數年前,教宗曾寫過如下禱詞:

“當我們‘過世’的時刻確實到來之際,求賜我們能坦然相待,對身後一切,沒有放不下的遺憾。在尋覓您如此長久之後再與您相遇,我們會跟那些帶着信仰與希望先我們而去的人一樣,重獲我們在人世間認為真正美好的一切!”

鐘聲響起。

天堂之門已經打開。

梵蒂岡發言人宣布:“我們熱愛的聖父約翰•保羅二世已回到他的故鄉。讓我們為他祈禱。”

索達諾大主教同聚集在聖彼得廣場的人們一起,含淚為教宗祈禱。

緊接着,數萬人爆發出如海潮般的沒有休止的歡呼聲。

這是人類生命史上至為輝煌的一刻。

大主教說:“願永恆之光照耀他,願他在平和中安睡。”

在燦爛光輝的歡呼聲中,死亡不再可怕,而確鑿是投向一個慈愛的懷抱。

24

梵蒂岡宣布:葬禮於六天之後舉行。

美國總統喬治•布什是第一位抵達羅馬的國家元首。同行者有夫人勞拉、國務卿賴斯及兩位前總統老布什和克林頓。這個由三位總統、一位總統夫人一位國務卿組成的代表團在教宗遺體前集體下跪。曾多次被教宗嚴詞批評的布什總統說:“世界失去了一位為人類自由而戰的人。”“我們將永遠記住這位謙卑、智慧、無所畏懼的神父。他成為歷史上偉大的道德領袖之一。我們感激神為我們送來了這樣一個人:他是波蘭的兒子,並成為羅馬的主教及世代追念的英雄。”

促成波蘭共產黨倒台的歷史功勛,按照瓦文薩的說法,“50%歸教宗,30%歸波蘭人民,20%歸里根、撒切爾、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戈爾巴喬夫則說:“沒有教宗的努力和角色,東歐的變化是不可能的。”

教宗約翰•保羅二世推動了波蘭的自由運動,引發了東歐特別是蘇聯的共產總崩潰。由此,冷戰終結,人類從核末日的陰影下得到拯救。

教宗之死,標誌着以殘暴著稱的二十世紀正式落幕。

四月八日,有60萬人湧入聖彼得大廣場,為教宗送行。

另一個自發形成的分會場是他的故鄉瓦多維采、奧斯威辛集中營所在地克拉科夫、首都華沙和整個波蘭。僅瓦多維采一地便聚集了80萬人,擠滿了廣場和主要街道,收看特大屏幕電視轉播,為他們慈愛的父親和忠誠的兒子送行。

這一天,波蘭全國歇業,建築物上街樹上到處垂掛了沉重黑紗。當羅馬葬禮開始的時刻,華沙無名戰士墓六座古炮台同時鳴放26響禮炮,以紀念教宗在位的26年。

羅馬。

在管風琴奏出的聖樂中,12個身穿黑色大禮服的人抬着教宗的素棺從聖彼得大教堂正門的陰影走出。當那個簡單樸素的柏木箱剛剛走進明媚如初戀少女的陽光,走進羅馬的視線——

掌聲響起來,經久不息……

廣場上60萬民眾以及各國元首、特使全體起立恭迎。

素棺被放置於一塊紅色地毯上,緊貼地面。棺蓋上放了一本打開的大紅封面的《聖經》。

這是一個早春時節,春風駘蕩。

合唱隊唱起了安魂曲:“賜給他永遠安息,主啊……”

主教們頭戴白色禮冠,身披深紅法袍,魚貫進入廣場。一浪強風襲來,把他們的紅袍吹得凌亂不堪,有人趕緊伸手護住高高的禮冠,有的則已經脫落,茫然不知去向。棺蓋上攤開的《聖經》被吹起十數頁,每頁都呈完美弓形,如滿風之帆。

彌撒講道中,主祭的拉辛格大主教(後來的新任教宗)回顧了約翰•保羅二世簡短生平及一生業績,最後說道:“熱愛基督是我們敬愛的教宗的力量泉源,凡是看過他祈禱,聽過他講道的人都知道。正是因他深深地根植於基督心中,所以他能夠承受那超越人力的重擔……就在他生命中最後的一個復活節,他仍然強忍病痛出現在他的書房窗口,祝福羅馬和全世界。我們深信,我們敬愛的教宗現在正佇立在天父家窗口,從那裡看着我們並為我們祈福……”拉辛格以口音很重的意大利語說:“今天我們將他的遺體埋在地下,猶如不朽的種子——我們的心滿懷悲傷,然而同時也充滿了喜樂的希望與深深的感激!”

大主教的話激起一陣又一陣掌聲。

人們齊聲高呼:“立即封聖!立即封聖!立即封聖……”前後持續五分多鐘。

彌撒結束后,宿怨甚深的東西方主教們一起主持了告別儀式。最後,十二位抬靈人再次入場,抬起素棺,緩慢地走向聖保羅大教堂。在即將進入殿門之際,抬靈柩的人們把教宗的素棺轉向廣場大眾。所有的人都意識到,最後告別的時候到了——

掌聲驟起,如浪如潮,綿延不絕,長達十五分鐘……

鐘聲齊鳴……

在全球數十億人注目下,教宗約翰•保羅二世的靈柩經過那幾棵在春風中如醉如痴的棕櫚,消失在殿門深紅色帳幕中。

在春天在復活的季節,他滿懷信心、希望與愛離我們而去。

那棕櫚是勝利的象徵。近兩千年前,耶穌進入耶路撒冷,走向他一生中最輝煌之頂點,走向十字架酷刑,走向復活,就是踏着萬民為他鋪下的棕櫚葉之路。

謝謝您,教宗!感謝您戰勝死亡,感謝您教我們如何面對死亡!

神必將“憑藉那叫萬有歸服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聖經•菲立比書》)

25

教宗的素棺帶給我長久的心靈激蕩,如一粒埋進泥土的種籽,靜候着春雨降臨。幾年後,我感到內心涌動起某種訴說的慾望,那顆不經意間撒落的種籽悄然萌發。當我把這些棺材的故事連綴成篇,就看出了高貴與鄙俗、謙卑與狂傲、慈愛與殘暴、信仰與虛無之間判若雲泥的分野。

我脫離了原初的構思,從素棺寫到水晶棺再寫到教宗其人。我追隨着那個水晶般純凈透亮的靈魂,在波蘭的陽光下高舉起人類自由的旗幟,在梵蒂岡的窗口凝望聖潔的鴿群,在周三接見日擁抱着熱淚盈眶的悔改的妓女,在青年們的舞場上手舞足蹈,在耶路撒冷殘存的“哭牆”前低首懺悔,在記者面前做一個俏皮的怪樣,在馨香寧靜的私人祈禱室沉思嘆息,在馬尼拉世界青年節上接受川流不息的致敬,一任青年們的淚水浸透了純白的教袍……

對於有些人,死亡是不可抵禦的腐爛,是萬有之滅,是永恆之死。而對於有些人,死亡卻是通往新世界的再生之路。不經意間,我窺視了一個難以打破的上帝的奧秘。雖然我再也說不出更多的話,但保羅二世,這位泥土所造的謙卑者,這位“眾仆之仆”所給予我的感動是長存的。

我耳邊將永遠迴響聖彼得廣場上的歡呼:“John-Paul-Two,We-Love-You!”

還有那為教宗送行的如海浪奔涌綿延的掌聲。

我相信他已經重獲“我們在人世間認為真正美好的一切!”

正如使徒保羅那堅如磐石的字句:舊世已過,看,一切都煥然更新!(《聖經•哥林多后書》)

寫於2009年感恩節前後
旬日雨雪漫漫
大地吸足了雨水,後院小河滿了,水塘湖泊滿了,遠處的波多馬克河也滿了
春天準備好了

首發於《縱覽中國》

分類: 他山之石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2010年1月6日 吾爾開希 40 條評論

2010年,在臺灣叫作民國99年,『中華民國』創立至今已經近一個世紀。而今天的中國,在大陸的部分而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華民國』這個招牌在臺灣也還仍然被堅持著。

當今兩岸幾乎每個人都對於臺灣與中國關係的法律定位問題特別有興趣。我在此地居住多年,自然也是非常關心這一問題。

幾年前,大約在2003年,陳水扁參選連任總統在即,李登輝提出了“中華民國已不存在”這樣一個說法,目的當然明確,就是藉助選舉去除『中華民國』化。而激起對這個話題的討論也有利於民進黨的選情。

我當時寫了這麼一篇文章,今天回過頭來看看,在民國九十九年之際,仍然具有提醒人民理性思考『中華民國』定位的意義。當作對這個話題思考的『前傳』重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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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前總統日前提出“中華民國不存在”一說﹐搞得朝野政黨一陣躁動﹐各自根據自己的選舉考量﹐義正詞嚴表達立場﹐執政黨無論是出於維持穩定政局﹐維持政治誠信及維持執政合法性等等任何考慮﹐哪怕心中再希望李前總統所言是真﹐也由陳總統表達了“政府國號是中華民國”的立場。在野黨無論是出於維持其政黨合法性(中國國民黨是中華民國的創立者)﹐維持其政治立場的一貫性﹐維持其選民的情感因素等等任何考慮﹐哪怕對於這一問題再有疑慮﹐也必須表達無法接受的立場。於是﹐在面對“中華民國”終結者李登輝﹐朝野難得言辭不謀而合﹐都宣稱中華民國當然存在。應該就此落幕的一段插曲﹐似乎卻因李登輝前總統的不甘﹐又進一步指出﹕“中華民國是國號﹐不是國家﹐國家是台灣。”使得朝野不得不在統獨議題上短兵相接﹐提前進入2004年總統大選的正面論戰。

而民間對此議題持續的討論﹐亦有愈演愈烈之勢。本來麼﹐要兩千萬作了多年中華民國國民的人民突然發現自己的國家“不存在”心理衝擊必然巨大﹔而此語出自前中華民國總統之口﹐而這位總統在任內也曾向這兩千萬人民誓誓旦旦要捍衛中華民國﹐絕不會搞台灣獨立幾百次﹐講出這種話很難不讓人側目。然而﹐中華民國是國號﹐台灣是國家﹐這樣的說法﹐似乎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果然如此嗎﹖中華民國是否存在可以從歷史中找到清晰的解答。歷史上好幾個時期都出現過一個政權被另一個打敗而不得不遷都而延續的情形﹐最早的西周東周﹐到後來的西漢東漢﹐後來還有東漢末及三國時期的蜀漢﹐以及南北宋。與今天的台灣大陸情勢都有其相像之處。有趣的是﹐這些東西南北的區分冠詞﹐都是後來加上去的﹐南宋皇帝與人民只知道自己是宋朝人﹐東西漢皇帝與人民只知道自己是漢朝人。

中華民國於一九一一年創建﹐至一九四九年被中國共產黨擊敗而來到台灣延續至今﹐這是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但其國號﹐政府傳承﹐以及最重要的是統治者及人民的認知﹐而這則始終維持著中華民國。說得更清楚一點﹐也許自創立到一九四九年這一段時間的中華民國﹐我們暫且稱之為“大陸中華民國”﹐已隨內戰失敗而不存在﹐但來到台灣以後﹐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開啟了﹐歷史上也許叫做“中華民國台灣”最恰當﹐因為這個自大陸戰敗而來的國民政府決心堅持中華民國國號﹐而台灣人民﹐包括曾經三次“至誠”宣誓捍衛中華民國的李登輝總統﹐包括傾向台灣獨立的民進黨﹐包括建國黨等明確主張台灣獨立的政黨團體﹐都決定在中華民國體制內生存﹐建設﹐參與。

李登輝前總統的邏輯有一個隱含的論點﹐即台灣與中華民國是不相容的兩個概念﹐這可能是主張台灣未來的發展走向獨立的人心願﹐但與歷史﹐與現實﹐與自己過去的言行都完全相悖﹐差距甚大。

自大陸來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及國號仿彿一件十分不合適的衣服套在台灣島上﹐因為“中國”這個概念自古以來都指大陸﹐指中原﹐而台灣雖直到國民政府來到之前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卻也一直是邊陲的一部分﹐不曾代表過中國。然而﹐這件過大的衣服經過過去五十四年的裁剪﹐早已適合台灣。毋庸置疑地﹐這些裁剪中首先包括一直在這裡的人民﹐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本省人”的積極參與﹐台灣省籍的人民挾其人數的優勢﹐使得一個強大專制的外來統治集團﹐在短短幾年之內就不得不接受﹐所謂中華民國就只有台灣的現實﹐“反攻大陸”變成統治集團自我安慰﹐維持統治合理性的工具口號而已。而“本省人”持續多年的參與﹐使中華民國無論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方面都越來越台灣了﹐這些參與中當然包括由李登輝前總統所主導的幾次修憲﹐當然包括主張台灣獨立的反對運動所主導的民主化所加速的本土化。幾十年的過程使今天的“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已成為不爭的現實﹐名正言順﹐情理皆容﹐沒什麼“正名”的必要。

同時必須指出﹐今天的台灣﹐也是建立在“大陸中華民國”的政府在來到台灣的時候所主動進行的剪裁之上的﹐筆者所指的還不是被綠色陣營所不屑不齒的“吹台青”﹐而是一段太容易卻不應該被忽略的歷史﹐包括將大陸移轉來台灣的物資直接用於發展台灣經濟的基礎﹔包括後來被稱為“外省人”的隨“大陸中華民國”來台灣投入建設大量人力﹔包括後來成為台灣人民一部分的“大陸中華民國”軍人以鮮血保衛台灣。這些是台灣與中華民國已完全相容的歷史基礎。

迄今為止﹐任何主張推翻中華民國統治的努力從未成功﹐也還沒有出現台灣共和國或任何其它政府﹐但台灣確確實實被一個政府有效統治著﹐也許這個政府不完全是一九一一年在南京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但卻不折不扣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中華民國台灣政府﹐這是現實。

統獨陣營的普遍人物﹐他們在台灣未來的國家定位上也許主張差距甚大﹐(也許也沒那麼大)﹐但對於今天台灣的現實狀況描述應該都可以接受下面的說法﹕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國號是中華民國﹐她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但也不是台灣共和國。她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是個變化發展中的關係﹔而任何對於這樣一個現實的改變都不可逾越台灣人民意願﹐改變之前我們的國家是中華民國台灣。這其實與絕大多數今天生活在這個島上的人民的看法是一樣的。

統獨的差異從來不是對現實的認知差異﹐而是對台灣未來走向思路的不同。筆者呼籲﹐在統獨議題上﹐雙方無論情感因素多麼強烈﹐都應儘量理性面對﹐否則在政治人物煽動之下﹐因為情感因素的言辭使得對立加強﹐不同的思路無法交流﹐而完全無法遊說勸服對方﹐只會讓卑鄙政治人物從族群對立中謀取私利﹐這才是真正的遺憾。絕大多數民眾接受中華民國護照加註台灣可以讓人看出人民決心理性面對這一問題﹐政治人物出於偏執理想或出於選票現實的“感性”可以休矣。

呼籲回到理性

2009年10月11日 吾爾開希 70 條評論

最近博主因為忙碌,疏於更新發布文章,向大家致歉。另,這個平台原本是為了深化理性思考與表達 ,但近日在這個網站上討論區的謾罵已經多到令人失望難過的程度。再此懇請大家,關於維漢矛盾,新疆問題的討論,暫時停止。一段時間的冷靜,一定能夠對將來更深化探討爭論的問題焦點有幫助。

分類: 聲明

中國人的絕症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2009年10月11日 張健 70 條評論
最近我常常接到一些來信,和一些善意者當面的交通。就是叫我寫文章多寫一些中國的偉大,光榮,正確,少一些負面的消息。特別是在國外,在洋人面前更是如此。所謂家醜不可外揚。畢竟現在中國強大了,畢竟現在政府比以前進步多了,畢竟外國人都不敢瞧不起中國了等等。
我注意這些善意者,其中一些是今天中國官僚資本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者,還有一些恰恰是歷史以來被中國專制統治者壓榨最殘酷,痛苦經歷最深重的,最最普普通通的中國人。他們曾經在新中國里餓肚子,曾經是黨國在歷史運動中激情參與者和無情拋棄者,他們甚至為了生活遠渡重洋,他們被紅色高棉殺戮,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他們被所謂人民解放軍擊潰到孤島之上,他們的廟宇被毀,他們的教會被砸,他們——
於是我思索他們真愛中國嗎。久而久之,當我發現他們只對當權者,在上稱王者畢恭畢敬,卑躬屈膝的時候,當我看見他們對他們的同族,同鄉,同胞,中國的弱勢群體缺乏起碼的同情的時候,當我看見他們違心的迴避歷史,試圖掩蓋真相的時候,我明白了,他們內心其實很虛弱,很怕。說真話叫他們怕。
他們其實患上一種嚴重的心裡疾病,其實我也患過,但現在好了。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爾摩的某家銀行里,闖進兩個全副武裝的綁匪,先是一陣狂掃亂射。綁匪一邊掃射一邊說:Party開始了。此後,綁匪將幾名銀行職員挾持為人質,並將他們扣押在銀行的地下保管庫里。匪徒提出的條件是,釋放在押的同夥,保證他們安全出境,否則將人質一個個處死。
經過六天的營救,警方設法打通了保管庫,用催淚瓦斯將人質和劫匪驅趕出來,狙擊手同時作好了危急情況下擊斃劫匪的準備。然而,離開保管庫后,幾名人質反而將劫持者掩護起來,保護他不受警方的傷害,此後甚至拒絕提供不利於綁匪的證詞。更為離奇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質還由此愛上了一名劫持者,等他獲釋后就要嫁給他。
從而,在心理學、醫學領域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心理疾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個病症又被稱為人質情結,概括而言,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瑞典綁匪綁架人質6天,中國共產黨專制政權綁架中國人民60年.60年你沒有意識到你被綁架,你真以為你是自由的,你真以為你是現代公民權利,你真以為你有監督批判執政黨的權利,你真以為你在中國你可以擺脫黨國的轄制,你真以為共產黨就是中國嗎。你真以為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嗎。
1949年中共通過武裝暴力,奪取中國大陸建立專制政權,這個政權不是民選的政權,對於當時四億三千萬中國人以及之後衍生的十四億人,接受也要接受,不接受也要接受.最初就具有土匪般政治綁架的形勢,所謂歷史必然。
研究者發現到這種症候群的例子見諸於各種不同的經驗中,集中營戰俘亂倫如果符合下列條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第1,是要你切實感覺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脅,讓你感覺到,至於是不是要發生不一定。然後相信這個施暴的人隨時會這麼做,是毫不猶豫。
第2,這個施暴的人一定會給你施以小恩小惠,最關鍵的條件。如在你各種絕望的情況下給你水喝。
第3,除了他給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讓你得到,完全隔離了。
第4,讓你感到無路可逃。有了這4個條件下,人們就會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古拉格集中營的作者這樣形容共產集權國家,他們妄圖將壞分子都抓進集中營,可是有一天他們發現,在集中營裡面的人呢越來越多,外面自由時空裡面的人呢越來越少。在專制國家人民就成為獨裁者的人質。在今日中國可以說幾乎所有的國家政府職能都在失控的狀態下運轉,只有一個職能沒有喪失,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國武裝鎮壓功能有效運轉。對社會維權抗暴群體採取瘋狂鎮壓.但是一代代中國領導人於是乎杜撰一個百年童話,每個總書記都說再過一百年,中國如何,八年後,下一個繼任者繼續說再過一百年如何如何。每天報紙和頭條都是黨國領導人帶領堅強政府,給人民帶來多少利益,多少恩惠,豈不知那就是人民自己當得的。這些所謂幹部當做的。
中共儘管採取對外改革開放30年,但是直至今日成為控制消息媒體技術和人數最多,最嚴密的國家。控制思想封鎖消息是他們百年大計。
而絕大多數中國人沒有本領出國,偷渡,突破封鎖看見新消息。無路可走,只有俯首聽話.
中共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軍事閱兵,武裝鎮壓,使得許多中國人不知不覺,無可奈何淪為他們工具,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於是乎,我們就看見如下的景象。那些沒有權利看見西方自由廣播的中國人大罵西方媒體不公正,因為感恩黨國給他們在中國媒體罵外國權利。那些被紅色高棉和東南亞赤匪殺戮無數親人的,今天在五星紅旗下熱淚盈眶。那些被共軍打到大海裡面的民國遺老權貴,共產國慶貴賓席上嘖嘖稱讚。偷渡到自由歐美,享受着自由世界的免費醫療,進步成果,還感恩中國原單位發了下崗再就業的錢.中共掠奪農民土地所有權,餓死數千萬的中國農民,剛剛獲得聯產承包的權利就感恩黨的好政策。毛澤東文革霍亂十年,死者百萬,做掉毛澤東的老婆,平反一批人,就歡天喜地。六四學潮舉國上下一心民主,六四屠殺后,中共給了中國人數錢的權利,就是小平的春天了。翻過身來,這些人鞭笞六四學生——–
於是乎,什麼中國適合專制,中國有自己的道路,民主中國大亂,中國人素質差,人口多,底子薄,民主好慢慢來。台灣民主挺亂的嗎,沒有人替代共產黨,我聽說誰誰親戚一絲不掛跳樓了,聽說是練法輪功的,國家幹部多數是好的,極個別是壞的,中國有腐敗,哪個國家沒有啊。黨國宣傳機器造謠,他們跟着傳謠。
有學者說專統治者的一個要求是對臣民進行統治與管理,並從中獲得最大利益。他不會讓臣民死,而只是要榨取他們,保證自己的持續生存可能。控制人質的綁匪也是這樣的心態,手中有人質,就等於握住了生的機會。因此,人質不能死,臣民不能死,要保證他們維持生命的基本物質:食物與水。這就是“施暴的人會給人質施以小恩小惠”。 個人是國家的摹本,個人的心理變化會呈現出國家與社會的價值取向;個人的精神狀態將組合成國家與社會的集體狀態。由此,人質依賴綁匪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病理形成模式也正是順民服從專統治的一個國家政治摹本。等到這種病症日益嚴重化,國家與臣民形成了一種管理與被管理的習慣形式,不論這種形式是暴力的還是教化的,是懷柔的還是高壓的,總之,習慣已經建立起來,社會秩序會進入平衡狀態。
人是可以被馴養的其實就是專制者的目的。不是人當人是豬,而是專制者要當人民是豬民。可是上帝創造人,是擁有自由意志的人,可以選擇愛與不愛,恨與不恨,要和不要。而不是機器人和可馴養的牲畜。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體制化的產物,當人質(包括被專制體制劫持的人民)習慣並依賴劫持者提供的信息時,他們也就安於劫持者給他們提供的環境,這是人本能的一種心理防禦機制。即將不良刺激轉化為良性刺激,具體表現為自欺欺人、選擇性遺忘、合理化
人們曾經形象地形容:魔鬼來到人間,把一個人抓進了地獄,讓他飽受折磨,當魔鬼允許他偶爾回到人間,他便會產生幻覺,以為自己到了天堂。而那位曾經將自己抓進地獄的魔鬼,彷彿就是解救他的天使。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最大的不幸,就是喪失對自我的認可和記憶,彷彿是被豢養的寵物,無視自身巨大的剝奪,卻對渺小的賜予感恩戴德,甚至被解救后,仍然會對監獄(他們心中的天堂)報以懷戀的淚眼。
對於中國人,擺脫近乎絕症癥狀的唯一方法,就是大家一起,制止政治綁匪的綁架行為,次之廢除綁匪綁票規則,再次之,你起碼應當知道綁匪不是好人。為賊人說話是可恥的。

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天安門學運時代的一個大學生,曾經是廣場糾察隊隊員,現居巴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近我常常接到一些來信,和一些善意者當面的交流。就是叫我寫文章多寫一些中國的偉大,光榮,正確,少一些負面的消息。特別是在國外,在洋人面前更是如此。所謂家醜不可外揚。畢竟現在中國強大了,畢竟現在政府比以前進步多了,畢竟外國人都不敢瞧不起中國了等等。

我注意這些善意者,其中一些是今天中國官僚資本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者,還有一些恰恰是歷史以來被中國專制統治者壓榨最殘酷,痛苦經歷最深重的,最最普普通通的中國人。他們曾經在新中國里餓肚子,曾經是黨國在歷史運動中激情參與者和無情拋棄者,他們甚至為了生活遠渡重洋,他們被紅色高棉殺戮,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他們被所謂人民解放軍擊潰到孤島之上,他們的廟宇被毀,他們的教會被砸,他們——

於是我思索他們真愛中國嗎。久而久之,當我發現他們只對當權者,在上稱王者畢恭畢敬,卑躬屈膝的時候,當我看見他們對他們的同族,同鄉,同胞,中國的弱勢群體缺乏起碼的同情的時候,當我看見他們違心的迴避歷史,試圖掩蓋真相的時候,我明白了,他們內心其實很虛弱,很怕。說真話叫他們怕。

他們其實患上一種嚴重的心裡疾病,其實我也患過,但現在好了。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爾摩的某家銀行里,闖進兩個全副武裝的綁匪,先是一陣狂掃亂射。綁匪一邊掃射一邊說:Party開始了。此後,綁匪將幾名銀行職員挾持為人質,並將他們扣押在銀行的地下保管庫里。匪徒提出的條件是,釋放在押的同夥,保證他們安全出境,否則將人質一個個處死。

經過六天的營救,警方設法打通了保管庫,用催淚瓦斯將人質和劫匪驅趕出來,狙擊手同時作好了危急情況下擊斃劫匪的準備。然而,離開保管庫后,幾名人質反而將劫持者掩護起來,保護他不受警方的傷害,此後甚至拒絕提供不利於綁匪的證詞。更為離奇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質還由此愛上了一名劫持者,等他獲釋后就要嫁給他。

從而,在心理學、醫學領域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心理疾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個病症又被稱為人質情結,概括而言,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瑞典綁匪綁架人質6天,中國共產黨專制政權綁架中國人民60年.60年你沒有意識到你被綁架,你真以為你是自由的,你真以為你是現代公民權利,你真以為你有監督批判執政黨的權利,你真以為你在中國你可以擺脫黨國的轄制,你真以為共產黨就是中國嗎。你真以為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嗎。

1949年中共通過武裝暴力,奪取中國大陸建立專制政權,這個政權不是民選的政權,對於當時四億三千萬中國人以及之後衍生的十四億人,接受也要接受,不接受也要接受.最初就具有土匪般政治綁架的形勢,所謂歷史必然。

研究者發現到這種症候群的例子見諸於各種不同的經驗中,集中營戰俘亂倫如果符合下列條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第1,是要你切實感覺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脅,讓你感覺到,至於是不是要發生不一定。然後相信這個施暴的人隨時會這麼做,是毫不猶豫。

第2,這個施暴的人一定會給你施以小恩小惠,最關鍵的條件。如在你各種絕望的情況下給你水喝。

第3,除了他給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讓你得到,完全隔離了。

第4,讓你感到無路可逃。有了這4個條件下,人們就會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古拉格集中營的作者這樣形容共產集權國家,他們妄圖將壞分子都抓進集中營,可是有一天他們發現,在集中營裡面的人呢越來越多,外面自由時空裡面的人呢越來越少。在專制國家人民就成為獨裁者的人質。在今日中國可以說幾乎所有的國家政府職能都在失控的狀態下運轉,只有一個職能沒有喪失,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國武裝鎮壓功能有效運轉。對社會維權抗暴群體採取瘋狂鎮壓.但是一代代中國領導人於是乎杜撰一個百年童話,每個總書記都說再過一百年,中國如何,八年後,下一個繼任者繼續說再過一百年如何如何。每天報紙和頭條都是黨國領導人帶領堅強政府,給人民帶來多少利益,多少恩惠,豈不知那就是人民自己當得的。這些所謂幹部當做的。

中共儘管採取對外改革開放30年,但是直至今日成為控制消息媒體技術和人數最多,最嚴密的國家。控制思想封鎖消息是他們百年大計。

而絕大多數中國人沒有本領出國,偷渡,突破封鎖看見新消息。無路可走,只有俯首聽話.

中共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軍事閱兵,武裝鎮壓,使得許多中國人不知不覺,無可奈何淪為他們工具,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於是乎,我們就看見如下的景象。那些沒有權利看見西方自由廣播的中國人大罵西方媒體不公正,因為感恩黨國給他們在中國媒體罵外國權利。那些被紅色高棉和東南亞赤匪殺戮無數親人的,今天在五星紅旗下熱淚盈眶。那些被共軍打到大海裡面的民國遺老權貴,共產國慶貴賓席上嘖嘖稱讚。偷渡到自由歐美,享受着自由世界的免費醫療,進步成果,還感恩中國原單位發了下崗再就業的錢.中共掠奪農民土地所有權,餓死數千萬的中國農民,剛剛獲得聯產承包的權利就感恩黨的好政策。毛澤東文革霍亂十年,死者百萬,做掉毛澤東的老婆,平反一批人,就歡天喜地。六四學潮舉國上下一心民主,六四屠殺后,中共給了中國人數錢的權利,就是小平的春天了。翻過身來,這些人鞭笞六四學生——–

於是乎,什麼中國適合專制,中國有自己的道路,民主中國大亂,中國人素質差,人口多,底子薄,民主好慢慢來。台灣民主挺亂的嗎,沒有人替代共產黨,我聽說誰誰親戚一絲不掛跳樓了,聽說是練法輪功的,國家幹部多數是好的,極個別是壞的,中國有腐敗,哪個國家沒有啊。黨國宣傳機器造謠,他們跟着傳謠。

有學者說專統治者的一個要求是對臣民進行統治與管理,並從中獲得最大利益。他不會讓臣民死,而只是要榨取他們,保證自己的持續生存可能。控制人質的綁匪也是這樣的心態,手中有人質,就等於握住了生的機會。因此,人質不能死,臣民不能死,要保證他們維持生命的基本物質:食物與水。這就是“施暴的人會給人質施以小恩小惠”。 個人是國家的摹本,個人的心理變化會呈現出國家與社會的價值取向;個人的精神狀態將組合成國家與社會的集體狀態。由此,人質依賴綁匪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病理形成模式也正是順民服從專統治的一個國家政治摹本。等到這種病症日益嚴重化,國家與臣民形成了一種管理與被管理的習慣形式,不論這種形式是暴力的還是教化的,是懷柔的還是高壓的,總之,習慣已經建立起來,社會秩序會進入平衡狀態。

人是可以被馴養的其實就是專制者的目的。不是人當人是豬,而是專制者要當人民是豬民。可是上帝創造人,是擁有自由意志的人,可以選擇愛與不愛,恨與不恨,要和不要。而不是機器人和可馴養的牲畜。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體制化的產物,當人質(包括被專制體制劫持的人民)習慣並依賴劫持者提供的信息時,他們也就安於劫持者給他們提供的環境,這是人本能的一種心理防禦機制。即將不良刺激轉化為良性刺激,具體表現為自欺欺人、選擇性遺忘、合理化

人們曾經形象地形容:魔鬼來到人間,把一個人抓進了地獄,讓他飽受折磨,當魔鬼允許他偶爾回到人間,他便會產生幻覺,以為自己到了天堂。而那位曾經將自己抓進地獄的魔鬼,彷彿就是解救他的天使。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最大的不幸,就是喪失對自我的認可和記憶,彷彿是被豢養的寵物,無視自身巨大的剝奪,卻對渺小的賜予感恩戴德,甚至被解救后,仍然會對監獄(他們心中的天堂)報以懷戀的淚眼。

對於中國人,擺脫近乎絕症癥狀的唯一方法,就是大家一起,制止政治綁匪的綁架行為,次之廢除綁匪綁票規則,再次之,你起碼應當知道綁匪不是好人。為賊人說話是可恥的。

分類: 他山之石

於建嶸在復旦大學的演講

2009年9月15日 吾爾開希 81 條評論

各位下午好。

我演講的題目是”讓一個和諧的中國走向世界”。

為什麼要講這個問題呢?因為這個演講會的主題是”新新中國,走向世界”。而什麼才是”新新中國”呢?主辦方在這個會議籌辦時提出了一個命題,就是希望提倡民眾要”不抱怨”,甚至還想在中國推動一個什麼”不抱怨”的運動。對此,我心中充滿了疑慮。

在我看來,我們今天要特別關注的問題,不是民眾可不可以抱怨的問題,而是為何抱怨的問題。前不久《人民日報》下來的一個非常有影響的刊物,約我寫的一篇文章。當時我在河南的洛陽調查,他們給我打電話,希望我在這篇文章講一講的官員和民眾”都不容易”的問題,而且重點要講我們的人民應體諒政府和官員不容易,讓我們的人民體諒國家領導人”不容易”,並就這樣官員和領導人看了后就會高興,也有利於社會和諧。我當時是這麼回答說的:”官員不容易是事實,如果官員感到干不下去了,可以下台啊。從來沒有求着他們來管我們。”我們民眾可以理解你們官員的某些做法,但是官員不應該以此為理由讓我們不抱怨。所以我說,這樣的文章我不寫。他們又跟我談說我們還是希望你寫一篇文章,說現在中國社會發生了這麼多的問題,能否讓我們的人民知道一個和諧的社會是一個相互理解的社會。我說,這一點是不錯的。但是一個國家的安定首先要民安定,而民要安定首先關心民生,假如一個社會都不關心民生,假如我們的知識分子都不看到民間的疾苦,你要民眾如何理解呢?我們只要走近真實的中國社會,我們離開上海大都市白領階層的生活,你就會感覺到各種抱怨充滿了中國社會。如果有機會,我建議你們可以看一看石首事件的錄相,你就會感覺到幾萬民眾用磚頭,用憤怒面對我們武警的時候,我們難道說一說你們不要抱怨,你們要理解政府,你們要剋制就行了嗎?不行的。我們不能簡單地指責我們民眾不理智,而更需要去研究民眾為何憤怒,為何走向街頭,為何敢於與武警對峙。甚至可以說,面對社會不公和腐敗,抱怨是民眾的一種權利,他們有權抱怨。作為執政者或學者們,沒有權力去指責我們的民眾抱怨,而是要想辦法去改變它,要讓我們的民眾不產生或少產生抱怨。

那麼,如何才能使民眾不抱怨或少抱怨呢?我講兩個故事,也許對大家有所啟發的。

第一個是有關河南洛陽一個老太太的故事。最近幾年我在調查地下教會或者叫做家庭教會。去年,我到了河南的洛陽,在一個偏僻的農村,我見到一個家庭教會聚會點的聯繫人。她是一個老太太,這個老太太家裡已經沒有別的人了,就她一個人了。家庭非常的貧寒,什麼都沒有,但是她的家裡卻是一個聚會點。看到她老人家生活很艱難,我感到很辛酸,但她本人卻非常樂觀,總是笑容可掬。我對她講:”你老人家生活這麼艱難,每個禮拜天都要做這麼的活動,而且你心裡充滿了快樂,心中永遠那麼釋然,為什麼呢?”她這麼告訴我的,她說:”我當然快樂,因為我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你看一看天上飛的鳥都有生活,上帝那麼關心它,難道上帝不關心我嗎?”她說,我今天所面對的困難,所有的一切都是應該的,所以她不抱怨。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這個老太太面對苦難所表現出來的態度,我在許多信仰宗教的民眾那裡都看到過,他們把現在和未來都交給了他們的上帝或神。

問題是,我們中國人的大多數並不信仰宗教,我們不知我們的上帝或神在什麼地方。我們很少去思考人生終極的意義,我們更多的是現世主義者。因此,我們也就很難要求我們的民眾從上帝或未來世界中去尋找到內心的和諧和平靜。我們只能站在這個充滿了不平的世俗世界,驚嘆天上的飛鳥的快樂了。

第二個故事是我在台灣訪問的經歷。2004天我應邀到台灣去訪問。台灣的邀請方給我的條件是在大學做一個演講,然後可以進行15天的旅遊、參觀。當時我向邀請方提出一個要求,我說:”你能不能這樣,我講完后,你給我一張地圖,你派一個司機,在派一個買單的,我說走什麼地方就走什麼地方行不行?”他們說,沒有問題,你隨便走。於是演講完之後我從台北走到台南,我問所有見到的台灣老百姓一個問題。

“假如官員把你的房子拆了,怎麼辦?”99%的人回答說不可能,沒有我的同意他怎麼敢拆我的房子呢?只要這個房子是合法的房產當官的不敢的。我說假如拆了怎麼辦?他們會告訴我,到法院去告拆房的人,法官會依靠法律給我判決,而且是判他們賠很多錢。比如是合法並且是我同意拆是10萬塊錢賠償,而不經過同意,法官就會判他賠100萬。

我接着問:”假如法官不依法判決,怎麼辦?”人家又回答我說:”不可能”。我們的法官在很多問題可能腐敗,但是只有我有明確的產權和證據,他不能也不敢腐敗。

我接着問:”假如法官腐敗了,怎麼辦?”他們會說,我找我的議員去告他。我的議員就會來進行調查,我的議員調查之後會就會開新聞發布會,我的議員就在議會提出建議,這個法官和這個政府官員麻煩就大了,他們呆不下去了,他們就完了。

我接着還問:”假如議員也腐敗了,怎麼辦呢?”我一問到這個假如的時候,人家很討厭我了,說你這個大陸人怎麼那麼多假如?沒完沒了的假如,議員再腐敗,也會特別高興管我這個事情。因為議員就是希望發生這個問題,因為有了這個問題,議員只要進行了調查,再經媒體一報道,這個議員就會成為英雄,成了英雄不僅可以當縣議員、國會議員,最終還有可能成為阿扁。我說我不相信,議員也會腐敗的,會不管你們的事的。他們說不會的,不信可以試一下。一般台灣的老百姓家裡面有名片,收的最多的名片就是議員聯繫卡。我就要他們給議員打電話,一打電話,議員只要在不遠的地方馬上就會趕到。台灣的基層議員一來,一般都很興奮,問遇到什麼問題,都表示會為選民主持公道。

我接着還問:”假若議員就不是管你的事了,怎麼辦呢?”。台灣的老百姓告訴我,這很簡單,下次選舉時不投他的票,讓他當不了議員就完了。

我在台灣的訪問經歷很短。卻讓我想了很多問題。台灣社會也許存在許多問題,但由於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實現了威權體制向民主體制的轉型,台灣老百姓對整個體制有一個基本的認同。他們也許對某個領導人或某個政黨不滿,有很多抱怨,但不會對整個體制不滿,甚至想推翻它。其實我走過世界很多地方。在一些現代民主國家,民眾對待我的問題都有基本相同的答案。今天為什麼講台灣,因為我們往往以許多理由,以我們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來否定一個現代的社會制度。台灣跟我們有着一樣的血緣,一樣的文化,基本相同的文化,為什麼台灣民眾有那麼多”不可能”,而我們卻不是這樣呢?我總結為四個方面。

第一,要確認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特別是財產權利。確權特別是對財產權的確認很重要。現在我們大陸在這方面存在許多問題。你不要認為什麼是你的,那個房產證是沒有用的,我們知不知道哪一天拆掉嗎?不知道。我們不在家的時候甚至在睡覺的時候房子就被拆掉了。我們的農民的土地,說是”集體所有”,可在許多地方已淪為了少數人所有,搞一個什項目就讓農民無地可種,無業可就,可社會保障的三無農民。我們的工人在工廠工作了幾十年,突然說改制了,你就得下崗而且什麼也沒有了。這樣的事,到處都是啊。今天在座的提倡要民眾不抱怨的上海學者白領們難道不知道嗎?事實上,上海也有的。最近我在做一個紀錄片子,其中一個故事是有關一個上海女市民到北京上訪的。她跪在地上說:”天啊,給我房子,我要一個地方安身,我在生存啊”。假如我們一個宣稱執政為民、以民為本的”社會主義國家”,連我們老百姓最基本的權利都不能保障的話,我們有什麼理由讓我們民眾不抱怨,讓我們的民眾理解我們的政府。我們沒有這個理由。我今天在這裡要告訴你們或我們的當政者,你要讓你的人民不抱怨,你要讓你的人民對你理解,你要讓你的人民不走上街頭,你首先給明確和保障他們最基本的權利。這個權利不是封建社會給予他們的權利,而是現代社會的公民權利。沒有這一點,請問我們有什麼理由,我們有什麼資格,讓我們的民眾不抱怨?沒有!

第二,要有權威的司法制度,要讓司法成為民眾權利救濟最後的底線。一個現代社會,社會成員之間或民眾與公權機關發生了糾紛,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權利被侵犯了,得不到應有的救濟。假如我們的司法不能保障民眾的法定權利,我們的司法不能成為社會公平公正的底線,我們有什麼資格和理由要那些權利受到損害的民眾不抱怨呢?事實上,我們今天司法體制存在許多問題,我們的民眾已不那麼相信司法能給社會帶來公平和公正。無論一個什麼樣的判決,當事一方都有可能告訴你,”我不服!,因為司法腐敗!”為了這個不服,公民選擇上訪,選擇進京尋找大領導的上訪,他們中有人為”領導批示”在北京堅持數年。而我們的執政者卻對信訪這種典型的人治制度津津樂道,甚至把其當成主要的社會救濟方式。而現實中,民眾則在長期的上訪中因被勞教或送進精神病醫院失去了對國家司法的最後信任。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我們的民眾”不抱怨”就相當於給他們麻醉劑。是不理要求我們的民眾被打左臉,還把右臉給你嗎?這是不行的!我們要抱怨這個不公平的司法制度,而且不僅僅是抱怨,我們還要抗爭。因為有了這個抱怨和抗爭,我們才能建立一個公平公正而有權威的司法制度。

第三,要有真正的代議制度,讓我們的人民代表真正能代表人民。我們每一個人不可能直接管理這個國家和社會,我們需要自己的政治代表。現代民主制度中的代議制是人類社會文明的結晶。我們可以通過選票決定誰來代表我們的利益。這種制度,我們有嗎?從行文法來說,我們是有的。但現實中,我們現在還沒有。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多少參加過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你們投了誰的票?我不知道誰是我的代表?我們只知道有三個代表,但是我不知道我的三個代表在什麼地方?我們需要改變,假如這一點也不能改變,你怎麼叫我們的人民不抱怨呢?你在中南海要求全國人民不抱怨,你在復旦大學告訴大家不要抱怨,還開展不抱怨運動。我告訴你們,不改變這種制度性的缺失,民眾就會有抱怨,而且也不可能有什麼不抱怨的運動。

第四,要有一個開放的媒體,讓民眾的抱怨有正常的宣洩。假如今天我們所有人都不能真實地表達自己的不滿,他們只能在家裡抱怨,可能最後走向街頭,用大磚頭表示他的抱怨。為了讓我們的民眾不抱怨和不走向街頭,我們就需要給他們抱怨的機會,讓他們有正常的渠道發泄他們心中的不滿,而不是給他們一個類似鴉片的”不抱怨運動”。

我說的這些觀點,主辦方也許不高興,沒有關係,下次不請我。而且,我認為主辦方也不會不高興,因為你們主張不抱怨。那麼請首先不抱怨我,假若這一點也做不到,那就很難說得過去了。而且,我也並不是為了與主辦方作對。我講這些,實際上就是在表達我們這個社會應如何對待弱者的情緒,特別是制度建設方面的內容。這實際上也一個大國應的。今天上午幾位演講人都提到了中國已成為了大國,而且正在走向世界。我則認為,如果我們沒有進行必要的制度建設,何來的大的國呢。中國社會的軟實力在什麼地方?首先在於我們的制度建設,在於我們人民對我們制度的認同。假若我們的民眾有一天告訴你,無理拆遷、司法不公、被代表等等都成為不可能時,我們才有資格說中國已有成為一個大國的可能。這就是我們的實力,這就是中國走向社會、走向世界的真正的實力。

謝謝各位。

主持人: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問?

問:其實我覺得教授講的抱怨和不抱怨實在太好了,聽了以後覺得特別的爽,因為我特別喜歡打太極,我覺得抱怨和不抱怨就是太極一邊陰一邊陽,而老師講的制度和權力就像中間的二次函數一樣,抱怨和不抱怨,說不抱怨也是抱怨,就在一線之間的,就是要明確一個制度,我不知道我說的對不對,我想提一個問題就是剛才老師說中國沒有宗教,我忘記哪一位學者曾經說過中國的儒教就是一個教?我想請你回答這個問題?

於建嶸:我理解的宗教應該有一個終極關懷,中國的儒教沒有終極關懷,它更多的是一種社會規則,所以我一般認為這種東西能否稱之為教可以討論,即關於終極關懷的問題。道教有終極關懷就是長生不死,它的信仰就是人可以成仙。我講中國主體文化中沒有宗教,不是講沒有信教的人,中國信基督教的人據我們調查有6000–7000萬人,難道說他們不是中國人嗎,問題在於中國主體文化中沒有包含一個終極關懷的意義。我是這麼理解的。謝謝你。

上海笑笑管理諮詢有限公司董事楊曉:於教授我們昨天已經聊了一些,你剛才講的我覺得我能夠接受,你說要通過抱怨來採取行動,行動跟抱怨的區分,你的標準是什麼?

於建嶸:我沒有鼓動老百姓通過抱怨來改變社會。

楊曉:你覺得社會有不公,去提升的方向,更好的方向,採取行動,比如發言的時候,如果我發言跟我抱怨有什麼區別?

於建嶸:從楊老師的表情來看,她對我批評他們開展不抱怨運動,沒有抱怨。我是這麼看的,我認為抱怨不抱怨是民眾的一種情緒的反應。執政的人或者知識分子應該更多的去理解老百姓為什麼抱怨,而不是說你們都不要抱怨。我說知識分子應該去研究民眾為什麼抱怨?為什麼走向街頭?為什麼砸你的市政府,為什麼打警察?執政的人要知道,我應該怎麼改?改到老百姓對我認同,改到老百姓說我真的執政為民。實際上很多人可能了解,中國的民眾是最沒有抱怨心的,你看看我們的農民,你到中國的農村去看看我們的農民,你不對他進行剝奪他就謝天謝地了。他們最沒有抱怨心的,為什麼今天有這麼多人有抱怨?因為你搶了人家的土地,你拆了人家的房子,難道還不讓人家抱怨嗎?我們知識分子要做的不是今天在這裡論道,讓老百姓不抱怨。我昨天看到楊老師時,就做了兩個判斷。我說楊老師你是有宗教關懷的人。她說是的。第二你是一個生活過的很好的人,所以楊老師充滿着一個心態即我不需要抱怨。我今天在這裡講,我們面對中國民眾的苦難,我們知識界不應該對民眾發起呼籲不抱怨,甚至開展不抱怨運動,我們應該怎麼去研究和理解今天中國民眾的苦難,我們對當政者說,你們怎麼改變你們的制度,使我們民眾不抱怨,而不是自我麻痹。

問:於教授你講的非常好,我是上海工業律師事務所的一名律師,我叫吳冬,從今天你的講話當中使我想起當年龍應台有一名言:”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我只是有兩個問題想請教一下,像你這樣的知識分子,現在有獨立的看法在中國是不是一個主流?第二我們現在的執政者對你所講到的一些問題和指明的方向有沒有在短期能實施並且引進西方政治制度的可能性?謝謝!

於建嶸:兩個問題都不好回答,律師和別人不一樣。第一我不知道我是一個什麼樣的知識分子,所以我沒有辦法判斷中國有多少象我這樣的人。真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心裡想什麼說什麼,所以今天我對會議主辦方發起的不抱怨運動進行了批判。如果今天有所顧忌的話,我可能不會這麼講,我可能講的比較克制。但是我覺得沒必要,因為楊老師已經說了她不抱怨,她抱怨的話最多下次不請我。所以對執政黨是否會聽我們的,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關於引進西方制度就更不好說了。以信訪制度為例,我曾經與中國的信訪高層有過很多次正面的衝突,很多媒體登過,包括國務院法制辦人有過衝突。我改變過什麼?什麼都沒有改變?我只是心中充滿了憂慮,我只是說我們可以仰望星空,我們沒有辦法改變。包括今天會議主辦方發起的不抱怨運動,儘管我這樣批評了,人家要發起還是要發起的。我不能改變什麼,但是我依然說出我心裡所想的東西,這是我的看法,謝謝你。

問:於老師你好,剛才聽了你的關於抱怨與不抱怨的講座,我覺得很感興趣的,關於你所倡導的四種機制,我個人認為前三種我們也在做這個事情,相比第四種開放的媒體,我覺得相比前三種可能產生的效果會慢一點,近年來我們對新聞媒體報道獨立性的開放,包括央視新聞也是這樣已經在改了,即增加突發事件的報道,但是一些群體事件往往都是一些網絡媒體的報告最後才引起官員的問則追究,現在我們的媒體和論壇也開始關注這些事情,我們現在關注細緻到什麼問題,比如你白天開什麼會議?抽什麼煙?晚上喝什麼酒?甚至晚上跟誰睡覺都深入的揭發一下,我覺得我們改革的突破口還是媒體獨立的報道,這樣可能會好一些,你能否根據近幾年發生的突發事件給我們分析一下中國媒體的作用進行抱怨與不抱怨?

於建嶸:對於媒體我有比較深刻的感受。我認為現在的媒體實際上不一定像我們想象的那麼開放。現在的感覺開放了,一個重要原因是網絡的開放。網絡開放是由於有現代科技本身的特點,不是領導人願意不願意的問題,它是沒有辦法的問題。我經常寫時評。前不久我寫了一個評論,評價深圳市長的問題,我投給了南方的一個媒體,因為它開了我的專欄,後來他給我回了一封信,一般我們投稿過去,他會給我們回信,他說對不起,這篇稿講的問題很敏感,被主編和諧掉了。我給他回了一封信說:自宮比強姦更可怕。我投給了上海的東方早報,當天就登出來了。為什麼上海的東方早報可以刊登出來,而我們南方那麼大的報紙不敢刊登呢?因為他們要自我審查。所以到目前為止,我一般給人家寫稿子說不用不用為難,你告訴我一下就行了。但是我的稿子一般沒有被槍斃的,因為我寫的時候會注意哪些地方和諧。我感覺,我們今天的媒體遠沒有早幾年開放,為什麼現在許多問題通過網絡可以表現出來,我的結論依然是它沒有辦法,你知道中國有多少人在研究怎麼控制網絡媒體的信息傳遞嗎?我最近一直在提倡研究一個課題,就是現代科技對社會運動的影響。比如,自從有了複印機,中國的農民和地方政府生態發生了變化。農民突然有一天把中共中央的某個文件複印之後貼在那兒,問你們為什麼不按中央文件辦?一般地方政府都會很驚訝,也很被動。假如沒有複印機,中國的農民敢不敢說這句話,不敢的。我調查信訪這麼多年,信訪農民保留最多的就是複印的文件。所以現代科技實際上已經在改變中國的政治生態,不是由於願意改變而是被迫的改變,這是我的結論。謝謝。

分類: 他山之石

崩潰是大一統的宿命

2009年9月6日 蘇曉康 95 條評論

邊疆是地理和權力的雙重邊陲,王力雄探險西域,挑戰書寫極限,鋪陳藏族維吾爾族興衰存亡史,沁透對中華帝國的崩潰感。

● 北京作家王力雄在新疆考察。

王力雄說:「一九八四年,我曾一個人用筏子在黃河漂流三個月」──這恐怕不僅是他寫《黃禍》的起因,也是他後來二十年關注邊陲的一個源頭。九一年我初讀《黃禍》手稿的時候,不知道他漂流過黃河,我作序曾極力推崇其「崩潰寓言」,而沒有發現王力雄更奇特的一點,即他是中國人里很罕見的探險者(explorer),尤其是在他那一代人里──「共和國同齡人」、「紅衛兵」、「老三屆」?或許,文革大串聯和文革后的高考升學,釋放、取代了這一代心理上的某些東西,而「上山下鄉」尤其「支邊」的範圍,也曾包括邊疆,不過絕對不是「探險」。王力雄則是這個世代的異數。

「亡天下」里的西域探險者

「九十年代數次駕駛汽車在西藏長途旅行」,「十幾年來,我走遍了西藏的所有地區(包括青、川、甘、滇四省的藏區)」;「從一九八○年,我前後九次到新疆,走遍了新疆每條主要公路,到過所有地區,五次翻阿爾金山,三次穿塔克拉瑪干沙漠」──他這種「探險」經歷,同齡人里曾有幾人?日後,這批同齡人里「大一統主義者」比比皆是,或許跟沒有這種經歷有關,也未可知。「探險」給了王力雄別一番「眼光」和思路,是顯然的。

「探險」在中文語境里,不具有西方式「拓疆」(frontier)和「殖民」(colonize)的含義,毋寧只是一種山河勘查。比如明末顧炎武,在清兵入關后從江南到北方遊歷,用兩匹馬、四匹騾子,馱着書箱,遇關塞險要便訪老兵,與書本核對,二十多年裡在山東、山西、河北來回奔走,晚年才定居陝西華陰,着卷帙浩繁的《肇域志》和《天下郡國利病書》,總結宋代以來不諳地理而至亡國的教訓。與三百年前的亭林先生相比,王力雄所處世道,雖無「亡國」之虞,恐已在「亡天下」之列,他又在《黃禍》里進而極言天災人禍導致文明沉淪;而遊歷邊陲使他所憂患者,更不在華夏漢族的「山河」版圖,而在邊陲異族的生存危境。二十年間,他也有兩部專着發表,關於西藏的《天葬》和關於新疆的《我的西域,你的東土》。

這兩部書,在中國是絕無僅有的邊疆民族興衰存亡史,或可稱為當代史里的《藏族志》、《維吾爾族志》,無疑也是一種人類學研究成果,甚至可以當作一個智庫提供的報告;它們在體例上也很難歸類,《天葬》乃是紀實、遊記、當代史、人類學研究等多重書寫的匯合,展示了歷史/現實、神界/人間、政治/經濟、困境/出路的立體西藏;《我的西域,你的東土》,則是回憶錄、訪談和書信三種體例,綜合而成關於新疆的全方位思考。在沒有言論、出版自由的中國,靠一個人的單獨力量來完成如此宏大、浩繁的研究課題,真可謂奇迹;若從人類學研究角度來看,王力雄在一種「探險精神」支持下,完成了孤獨的田野調查。

王力雄則對自己有清晰的界定,他說他的基本判斷不是來自對文獻、資料的研究,而是來自「親身經歷和體驗」所提供的感覺──我在許多藏民的牛糞爐旁喝過酥油茶,在不同的寺廟求過宿,會見過各個級別的政府官員,採訪過當年的農奴和貴族,也和西藏的駐軍打過不少交道。」(《天葬。自序》)他說他搞的不是「學術」,也拒絕提供「真理」、「藥方」。

孤獨,甚至恐懼,是王力雄在其西藏述中反覆提到的一種感受:他漂流黃河時,日記里有「高原上的孤寂跟真空一樣」、「孤獨一個在無邊無際的天地和荒涼之中」、「恐懼滲入身心、充滿每個細胞」等記載;他並以孤獨、恐懼來解釋非藏族的「無人進藏」,也強調其為西藏宗教意識的一個人間根源,這種認識主體介入很深的觀察,跟他又刻意「換位思考」於客體,形成極有張力的互動,乃是他的邊陲意識的一大特色,後文還會涉及。

他的邊陲考察、採訪,在近二十年中國平庸的紀實性文字里,是作家拓展書寫疆域、突破資訊封鎖乃至挑戰體力、心力極限的一個特例;更遑論九十年代以後,民族主義升級為官方意識形態,「漢族至上」思潮和話語霸權在民間蔓延,民族問題成為禁區,王力雄在這種氛圍下展開他的新疆考察,一九九九年被捕並在監禁中為抗拒逼供不惜自殺,險些喪生。就憑這幾點,王力雄也堪稱非虛構文學和人類學調查在中國的一個「探險者」。

對中國「大一統解體」的研究

由黃河溯源而上青藏高原,是一個雙重的隱喻:既在地理上從中原到邊陲,也在權力網路上從中心到邊緣,所以西藏、新疆等區域,與中國/漢族的關係,也是一個雙重的「中心—邊陲」,其間複雜的歷史、文化、政經脈絡,可謂「剪不斷理還亂」,而王力雄作為一個來自中原的漢人,他所投射的邊陲關注,在這種「雙重性」里如何定位,令人矚目。

無疑,王力雄面對邊陲的焦慮,一直是投向「中心」的,即根本上他是在面對專制中國走向分裂的危機。為什麼他寫完黃河潰決氾濫之後,馬上就意識到一個更大的潰決呢?他從「黃禍」開掘出更深一層的憂患:「大一統解體」研究──他是這個領域裡第一個認真的漢人,除此之外,中國只有狂妄的民族主義分子和愚昧的大漢族主義者,其特徵除了武力脅迫、輕言戰爭,就是阿Q式的恃強凌弱和虛言「反帝」的受虐傾向。比較搞笑的是,當 「說不」世代一浮出地表,中國邊陲也響起了另一種「說不」:台灣、西藏、新疆。

上述三個潛在分離板塊中,台灣最搶眼,聲音也最大,另外兩個板塊則沉默得多。其實,「台灣板塊」因孤懸海外,中國勢力不逮,惟有恫嚇和圍堵可施,若非島內尚有國民黨和外省人,以中共蠻橫的對台政策,此島恐已裂去。所以,若檢視中共「大一統解體」控制方略之成敗,要看另外兩大「板塊」──西藏等於六十六個台灣、新疆也有四十六個之多,「大一統」裂痕已深入骨髓,只是被掩蓋着,或者大家裝着看不見,王力雄則偏要「哪壺不開提哪壺」,而他那「不是結論」的結論,更指向悲觀的「無解」境地,他命題西藏一書便說:「我給這本書取名《天葬》,就是取自這樣一種意象──西藏在被撕裂,西藏正在死亡。」人們又何嘗讀不出另一種「天葬」:大一統中國的解體?

「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共產黨標榜「國際主義」,骨子裡卻是帝國主義,斯大林的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國皆然。毛從不掩飾其帝王心態,稱王「第三世界」,對於中國版圖,則是重返康熙的夙願。毛的民族政策,以「階級鬥爭」和無神論折騰有信仰的邊疆民族,惹出五九年西藏暴動及達賴喇嘛出走、六二年六萬人逃亡的新疆「伊塔事件」;從鄧小平開始的「改革」,名為糾「左」,實則改為赤裸裸的控制:經濟上的「輸血」和「掠奪」雙管齊下,並不動聲色以移民改變兩個邊陲的「人口比例」,愈加驅使維吾爾人藏人的離異之心,而彈壓變本加厲,龐大國防軍淪為護院家丁。

王力雄的西藏考察始於九十年代,因其焦慮一直投向「中心」,則他對「大一統解體」的思考,勢必陷入所謂「改革話語」的罩門。他說:「之所以研究西藏問題,是因為我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首要挑戰會是民族問題,民族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政治改革能否成功,甚至決定政治改革能否開始。專制權力總是把國家分裂的危險作為拒絕政治改革的理由。」其實不僅中共從無政治改革的絲毫意願──「改革找死,不改革早死」,中國的「大一統論說」也確有同樣的悖論:實行真的自治,便是分離的開始。這是為淵驅魚的中共民族政策的邏輯後果。民族問題的終結,在於中國未來憲政的設計,須基於「種族平等」原則,否則無從談起。

● 新疆的主體民族維吾爾族人。

中庸之道與換位思考

中國人的價值觀因欠缺人權維度,則斷然不會有種族平等意識,這是「大一統」的死局所在。但是一項人類學研究,對於價值層面的東西,是無可如何的。《天葬》開篇就介紹了西方「主權體系」與東方觀念的糾葛,不過我覺得,當代中國人(中原人)對西陲的看法,跟古代(中世紀)漢胡/華夷之間的征伐、懷柔那一套相去不遠,只不過羼入了一截「近代恥辱」之後,其「受難遺產」多為負面、病態,大漢族主義特別亢奮,且有「民族自閉」傾向,聽不見它的受難者的聲音,而漢族精英中,對邊陲異族秉持「同情的瞭解」者鳳毛麟角,甚至「自由化分子」多數也持「大一統」理念。

漢唐間有「昭君出塞」、文成公主等西域美談傳頌千古,究竟謳歌的是什麼?難道只是那種為漢家「贖身」的奉獻,而沒有一點對異族「同情的瞭解」?不錯,那時強虜環伺邊陲,中原積弱,難道如今人家衰落了,我們就連昭君文成也不稀罕了嗎?中原的強大,若無盛唐的胸懷在期間,「大一統」只是一個空囊。

「同情的瞭解」又談何容易?王力雄的西藏考察,幾與「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同步,而他掙扎其間的軌跡,也是明顯的。他告訴億萬漢人(對西藏的常識只有才旦卓瑪和小調「在北京的金山上」)幾個匪夷所思的事實:高海拔與信仰是西藏文明的「核保護傘」,但邊防又成為它的死棋;「大西藏」的「自治」,近乎是共產黨丟掉四分之一江山,而一個達賴喇嘛就可以撬動整個地球……對於西藏問題,王力雄避免「斧子一邊砍」,試圖在北京與達蘭薩拉之間找到一個公允的中間點,他幾乎是擺足了雙方的局限和弱點,以期引向妥協的「雙贏」終點,毋寧是中庸之道,一種傳統中國智慧。

這樣的「中庸」,被王力雄帶到世紀末的新疆,就再也用不上了。偶然的原因,是他的西藏考察模式不能沿用於新疆──他為了一本官方的新疆《文件彙編》而被捕;但深究一下,他遍游西域,進入異族的內心沒有?《天葬》里藏人的聲音是不是被過濾了?他反省道:「直到我入獄前,走遍了新疆的我,沒有一個維吾爾朋友……至今,我未見任何漢人研究者真實展現過維吾爾人的內心。」不能「中庸」的結果,才使他開始「換位思考」,「那次入獄給我的最大收穫就是結識了穆合塔爾。這本書正是因為有了他,才有了現在的角度──不再居高臨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維吾爾人中間。」(《我的西域,你的東土。前言》)這本新着乍看沒有《天葬》系統面面俱到,卻是第一次由漢人替維吾爾人系統地向「大一統」體制發出抗辯,從民族自治、經濟分配、宗教政策,直到漢族移民等一攬子衝突、難題,在伊斯蘭文明深陷困境的今天,王力雄此書的先鋒性,莫道漢語世界無人比肩,在與伊斯蘭相抗的整個國際視野里,也是空谷足音。

中華無奈:帝國驕橫,邊陲淒涼

我作序《黃禍》時,稱王力雄「有一種強烈的崩潰感一直在內心衝擊他」,這是我跟他最有同感的地方,而他的憂慮毋寧首先也在大一統的主體漢人這一邊。他致穆合塔爾的信中,談到「中國離九一一有多遠?」,談到恐怖襲擊摧毀三峽大壩,那便是他曾描寫過的「黃河大潰決」,變成「長江大潰決」;他又進一步分析中國「大一統」有別於聯邦制國家,其解體一旦開始,「可能變成一個找不到終點的過程」,「漢族地區為什麼就不可以分離呢?」中國將四分五裂。

就避免災難性的最壞後果而言,中心與邊陲是均等的。在理念上同情支持西藏、新疆的獨立權益,並非難事,難的反而是以平常心檢視這種後果的災難性,這是一種「倫理責任」。王力雄從「換位思考」更走向「設身處地」。他想像西藏「獨立戰爭」的不寒而慄,「為數幾百萬的藏人將與十幾億人口的中國進行漫漫無期的較量,承受一場接一場在西藏本土進行的戰爭和巨大消耗……」;他也對穆合塔爾說:「新疆所有當地民族加在一起,不足中國漢人的百分之一。在人口和實力相差如此懸殊之下,如何指望用戰爭方式獲得獨立呢?」而且,獨立未始不是繼續分裂的開始,因為新疆是民族關係最複雜的區域,並非只有一個維吾爾族,未來的民族衝突會很暴烈。

王力雄也沒有忘記告訴維吾爾人:「回顧歷史,可以發現中共當年奪取權力的過程中,從不吝惜使用暴力,也毫不顧忌傷及無辜,以今天標準衡量,可算地道的恐怖組織。」他還給穆合塔爾講了一個當年中共武漢地下黨策劃刺殺蔣介石的故事,方案選擇的竟是在一個群眾集會上,一百二十五人一起扔炸彈。在「恐怖主義」的競賽上,伊斯蘭極端分子跟共產黨相比,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其實,這已是眼前的事實。后「六四」二十年裡,中國的「經濟奇迹」催肥「民族主義」,也將「大一統」充填成巨無霸,越發大刺刺的驕橫起來,其效應便在「三一四」拉薩事件和「七五」烏魯木齊事件,皆突發、血腥、撲朔迷離,國際社會如墜五里霧中,眼睜睜看中共將藏維兩族玩於股掌之上,事後還不忘朝西方抹淚說它遭到「恐怖襲擊」。在世間渾沌的輿論,和眾多疆藏問題專家的分析中,我看只有王力雄獨到而敏銳,指出新疆「巴勒斯坦化」、中國民族矛盾升級為種族對立;他並指激化原因,乃中共在民族地區實行「主動出擊、露頭就打、先發制敵」的政策,後來發揮成「不露頭也要打,要追着打」;其背後的利益驅動,是所謂「反分裂」的職能部門要「吃反分裂飯、升反分裂官、發反分裂財(平措汪傑語)」,而「所謂的「分裂」越嚴重,帝國賦予這些部門和人員的權力就會越大,輸送的資源也會越多。這決定了他們從本能上會希望「分裂」問題始終存在。」這樣的凌迫,正在把不殺生的藏民族逼向武力反抗,也把溫和的新疆穆斯林激往極端。

王力雄的崩潰預感越來越嚴重了。他談到沙堆結構的「一體性」,達到「臨界」狀態時,任何一粒新沙的滴落,都會導致沙堆整體坍塌。「大一統」結構正是趨近「臨界」的一個沙堆。中共的驕橫,恰好是它的無奈──不僅要維繫專制,還必須在一個巨型結構里維繫,崩潰是難逃的結局。王力雄的另一部《黃禍》正在預演。

本文作者為《河殤》作者 本文來源:開放雜誌

分類: 他山之石

淺談言論自由

2009年9月2日 吾爾開希 31 條評論

香港立法會議員兼城大法學院副教授梁美芬發表文章敦促港府管制網路,她說:“勿以自由為名 放任網上不良信息。”

言論自由、表現自由、思想自由、傳播自由就是自由,不以其內容為標準;也就是說政府無權扮演良心捍衛者角色,無權以可能的危險之名限制公民的任何權利,否則就不稱為自由了。 “放任”更是個奇怪的用詞,梁議員,政府即無權放任,也無權不放任任何言論。公民的言論自由超出政府權限範圍。

這位梁議員據說是位隱性左派,我不認識她,是不是左派我也沒意見。但華人社會對於自由的認知錯誤跟這些有影響力的人的言論很有關係。

自由就是自由,政治學中所指自由,即人民的自由,就是指政府不得干涉的自由,言論自由,包括發表色情、吸毒之類的言論,均無條件受保護。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在這些言論超出“言論”范疇,比如說成為脅迫、恐嚇、以及(販賣毒品等)犯罪行為的一部分時才能干涉。另外就是在保護言論自由的同時,避免一些非行為能力者,亦即兒童,受到某些確定享有自由的“不適宜”言論所污染,亦即公開傳媒分級制度,而即使如此,分級的標準也應該由非政府的民間專家學者界定。

政府對於人民的任何言論恰當與否、善良與否,都沒有權力發表意見。這裡所說的人民包括每一個人,每一個我們討厭的不齒的“不良的”人。

補充一句,所謂捍衛言論自由,往往在針對我們不喜歡、不認同的言論時才談得上捍衛,才有意義。

RFA專訪:伊力哈木·土赫提透露被軟禁經歷

2009年8月27日 吾爾開希 41 條評論

抱歉,博客很久沒有更新,博主責任不可推卸。除了前些日子身體不太好之外,就是因為想花點時間,想讓自己冷靜思考,認真回答大家的說法,也希望時間能讓大家冷靜。

伊力哈木·土赫提先生是維吾爾族之中最為溫和的知識分子,連他都要受到政府的不公正待遇,說明了什麼?說明了中國政府一個很簡單的政策:不準維吾爾人有任何獨立思考的主張,哪怕是支持統一的主張。只准跟隨中央以及中央在新疆的代辦人王樂泉的路線。

如果在七五事件過去將近兩個月的時間,來到我的博客的所有朋友,不論你是支持同情哪一方,持什麼論點,至少應該看到維持思想獨立的珍貴。

在這個平台上有很多珍貴的討論,也有很多的謾罵。對於謾罵者,我有一些話。如果你的言論基礎就是暴力威嚇,在網路上的發言沒人會害怕,真是浪費別人的時間,(當然也浪費自己的時間,但我也看不出狐假虎威,以別人的暴力作為自己威嚇別人言語基礎的人能有什麼更好利用自己時間的事情。)如果你的言論是出於激動的情緒,但你也相信在網路上的互相謾罵只能達到抒發自己情緒的目的,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助益,那麼,請從現在開始停止這種情緒性言語。

聽聽伊力哈木·土赫提教授的話語,想想他的話語跟自己的想法有何不同,再想想自己錯在哪裡。活着的人欠死去的人一些東西,至少,我們今天能夠冷靜下來,審視導致悲劇的原因,是我們理應承擔的責任。

2009-08-24
七月初開始對外失去消息的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維吾爾族經濟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日前恢復了對外通訊以及部分行動自由。他周一接受本台專訪,透露一個多月以來在北京市國保警員在沒有任何法律手續的情況下軟禁在住所和賓館,對外通訊隔絕以及日夜輪翻被談話的經歷。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丁小的報道

伊力哈木•土赫提:這兩天我出來了,在外面。我是星期六已經在家裡了。今天我不知道我能出來呀。他們不在我也怪不習慣的現在。我今天就是開車轉了一圈北京城。

記者:也有公安人員表示你是放暑假了就是不在北京這樣的說法,你有什麼看法嗎?
伊力哈木•土赫提:我沒有去過外地,沒有去過新疆,我沒有過過節日。我也沒有帶孩子出來散散步,我沒有出來過。哪叫放暑假呀?

記者:那麼,您的家人也一同是被他們看着的嗎?
伊力哈木•土赫提:家人跟我一塊兒,絕大多數。

記者:那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呀這一個多月?
伊力哈木•土赫提:就是聊天吧,每天聊天,沒完沒了地聊天,不停地聊天,白天黑夜地聊天。

記者:是在哪裡呢?
伊力哈木•土赫提:住所也有,賓館也有。

記者:賓館的時間長不長呀?
伊力哈木•土赫提:兩個禮拜吧。

記者:也是在北京,是嗎?
伊力哈木•土赫提:中間地區吧。

記者:這個過程裡頭沒有說對你有什麼不人道的對待,是吧?
伊力哈木•土赫提:不是。他們很禮貌,除了程序不合法。

記者:跟外界完全都是割斷了消息,這樣?
伊力哈木•土赫提:我沒有阻攔消息呀,沒辦法。

記者:就說這段時間完全打斷了你的打電話和上網的通訊,是嗎?
伊力哈木•土赫提:我就沒有那種條件。前天開始我這個手機開機了。

記者:但是對於這種沒有任何法律文件這樣的?
伊力哈木•土赫提:對,沒有任何東西,講話呀,一個司法程序,對不對?始終是沒有法律程序。我是擁護法律的,也是法律的倡導者。

記者:這個聊天的內容主要是圍繞什麼呢?
伊力哈木•土赫提:我也不知道他們,始終沒有說給我具體的什麼罪。但是既然是國保的話,肯定跟國家的安全和政治有關係吧?他們很關注高官關注的這些問題吧,也可能是擔心我說什麼話吧?

記者:那現在有什麼擔憂嗎?
伊力哈木•土赫提:他們說得很清楚,現在通過調查呀,包括把電腦帶走呀,還有別的。然後覺得我沒有任何的違法的行為,也沒有煽動行為,但是將來可能實施法律,搞我的名譽是沒有關係的,因為這是政治問題,不知道領導的意思,最上面領導,所以可能有反覆。

記者:可能會有反覆,是吧?
伊力哈木•土赫提:可能性大吧。因為他們也做不了主嘛。就像說我沒有任何問題,甚至某些方面覺得我做得特別對,但是不明確吧,看領導的態度,最高層領導的,對吧?

記者:有沒有什麼警告,就說最好不要怎麼啦?
伊力哈木•土赫提:警告,你看怎麼理解,我漢語不太好,人家漢語用得老司機一樣嘛,當然有了,那種東西。

記者:我們知道您的最後消息就是說您7月8號的時候和朋友通過電話說可能要被……
伊力哈木•土赫提:我是韶關事件之後,就是每天差不多24小時跟他們一起吧。雖然我那個時候能上網,能打電話。然後往前走的話就是從去年5月份開始90%的時間跟他們在一起,奧運會前就一直跟他們在一起。

記者:前天開始是不是他們就沒有再和你一起了呢?
伊力哈木•土赫提:對。這幾天沒人找我。

記者:每次大概是有多少人來找你呢?
伊力哈木•土赫提:有時候兩個,有時候三個,有時候四個。

記者:那麼,您一直在民族大學裡面教書嗎?現在還是可以開學以後繼續在那邊教嗎?
伊力哈木•土赫提:我不知道,因為那個中央電視台不是說我是大肆煽動嗎?我現在沒撤銷。那麼,我作為一個分裂分子,我怎麼面對他們嗎?

記者:但是學校方面沒有直接跟你談過什麼,是吧?
伊力哈木•土赫提:我沒見過他們,他們也不知道吧,我的情況?

記者:經過這個事情以後呀,你言論或者異見方面會不會有所改變呢?
伊力哈木•土赫提:現在中國往前走呢。無論怎麼樣?我現在也給你打電話呢,對吧?你給我打電話,對吧?應該尊重人格吧,自己的人格,包括別人的人格。爭取公益方面應該更積極一點。我們國家往前走,我覺得這個潮流誰都阻攔不了。暫時的麻煩,哪怕暫時的黑暗是會過去的。

記者:你的維吾爾在線呢,還可以……?
伊力哈木•土赫提: 維吾爾在線現在是有絕大多數管理員編輯,我們還不知道他們的下落,聯繫不上。三月份的時候也有傳喚的,新疆的,北京的也有嘛。我從法國回來之後。但是現在具體的因為我也試着聯繫他們,然後炒作的人是我們北京也有,在海外留學的,三月份之後出去的我們的管理員,他們在管理我們的網站,我也很感謝他們。我現在也跟他們沒聯繫過,我現在今天跟你們談完之後,沒準我的電話可能又斷了吧?

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丁小的採訪報道

再採訪伊力哈木.土赫提:剛自由兩天 再有警察看守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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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恢復自由兩天的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維族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周一晚間曾接受本台電話採訪,而當他回到家中后再次有警察看守,並且對他發出警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丁小的採訪報道

在不知道對外通訊還能維持多久的情況下,伊力哈木周二凌晨通過與本台記者的通話,滔滔不絕地講明他對於民族問題的觀點,也就維吾爾在線的十幾名工作人員被政府非法關押或非正常失蹤的情況呼籲關注。

記者:“怎麼警察又在你邊上了嗎?”
伊力哈木:“對”

記者:“你是在家嗎?”
伊力哈木:“對,我是可能是快要被判刑,快要被死刑了,可能是快要被處理了!我們就談這個事!”

記者:“是今天晚上才談起的是嗎?”
伊力哈木:“對, 我可能前途不好啊!你今天打電話行,明天也許聯繫不上!”

記者:“這樣,但是現在有多少警察在你家?就睡在你家嗎?”
伊力哈木:“我不知道,只有一個!”

記者:“現在就在你旁邊?”
伊力哈木:“對。”

記者:“就是說你只自由了兩天是嗎?”
伊力哈木:“對,我給你說這樣的話吧, 你不要問我 。一,我沒有參與過任何暴力活動;第二,我反對任何暴力活動,這種暴力是來自維吾爾族、漢族還是政府;第三,在烏魯木齊新疆事件7.5、7.7還是6.26, 我都不願意看到的。人沒有錯,我們平實的老百姓, 必須得好好地活。表現就是人性的善意。 然後呢今天我接受你的採訪, 因為你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我剛從美國使館的參贊跟他談話離開,的確很對不起他,我說講你們的大事,時間比較長,然後我們一見,後來我說對不起,然後商量美國媒體的採訪一下,美聯社很多新聞記者今天要跟我聯繫, 後來我一想,我還是想選一個華文媒體。為什麼? 我們畢竟和漢族同胞不能為敵,跟人不能為敵,政府是另一碼事, 維吾爾族面臨著很多問題,跟漢族面對的問題是一樣的,儘管在宣傳體制上有人利用,把問題挪到兩個民族的問題。人也好, 民族也好, 沒有那麼多的問題,互相好,互相愛護,互相尊重,這才是我們的出路,也是我們互相教導的這種文化吧!應該是。我的同學、我的老師、我的學生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可能是漢族,我愛他們,我現在最不敢面對的就是這些人,為什麼? 新疆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說我是煽動,我怎麼面對我的老師、面對我的學生?但是有一點, 我總是信了,我也是看到了很多國內外的新聞,我不能說不真實, 但我覺得可能有問題,雖然我不了解一些真相。真相我們也無法了解。新疆網絡斷了, 通訊也斷了。那麼老百姓很容易在現行體制和環境下, 民族情緒,老百姓調動起來。 但無論怎麼樣,我不認為7.5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是什麼?將來我們怎麼一起生活?而不是被人利用,我們必須得一塊生活,必須得好好生活,必須得當朋友,必須相互理解,這是我的觀點。我可能是說多了啊, 你今天給我打了幾次電話, 所以我給你說這個話。”

記者:“如果我們明天接觸不到你的話,你希望有一些什麼樣的幫助或者是?”

伊力哈木:“我希望你們不要對任何污衊的話, 因為現在他們要把我的電腦帶走了,查我也很厲害,並且這個查是從去年5月份開始的。以前是跟他們一塊, 我沒有任何陰謀。可能現在的體制和習慣,可能是給我扣帽子。我不可能反對一個民族,我也不可能煽動暴力。但我堅決維護維吾爾民族法律的權利,堅決維護維吾爾民族將來文化、教育、宗教和經濟方面的權利。我們一千萬人口的民族。漢民族太大了,我不是反對漢民族。 中國最不好的時候, 我們跟漢人跟這個國家在一起,現在中國發展了,三十年我沒有受到不能說沒有享受,也有發展。但是呢我們確實人權出了問題,就業方面,文化方面,確確實實是有問題的,政策制定過程中。我希望我們平等,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也不要漢族同胞用自己的角度出發給我們出主意和評價,聽聽我們的聲音。老百姓沒有問題,維吾爾族90%多就是農民,他哪兒有那麼多的政治呀?他們那麼多的網上,上過嗎?說是網上煽動?他們知道嗎?不知道,也甚至聽不懂,對不對?說白了,我不希望有些人為了權力,為了維持自己的體制,自己那個地位,要權,要錢,讓兩個民族對立起來,這樣對將來不好。我最希望的是萬一我沒有跟你們聯繫上,希望你們關注我們維吾爾在線一些人,已經被政府關起來了,我確信中央電台維語部的買買提阿布杜拉記者已經一個月失蹤了,這個很確切,逮捕了。但是呢知道現在沒有罪行,沒有司法程序,沒有翻譯程序。我不是為他辯護,應該是律師辯護,司法辯護。這個國家不僅是漢人的,也是我們維吾爾人的,這個國家是我們五十六個民族的。我們必須得維護這個國家的法制,讓這個國家有尊嚴,讓這個國家的人有尊嚴。我想我們這個國家的法律是不是完善,還是什麼?大家都很清楚。哪怕是不完善,希望在現行的法律之內按法律辦事。我昨天出來我就問他的家庭,他真的知道現在他的親戚,媽媽都是很擔心,沒有消息。還有第二點,在新疆的我們的版主管理員,我從法國回來之後被處理了。傳喚的傳喚,該沒收電腦的沒收,該每天報道的報道。現在我不知道他們在哪裡?然後我也確切知道有些人已經丟了,這些數目不是一、倆、十多個。我希望我們這個國家無論什麼民族,尊重多樣文化,尊重法制。我們願意跟漢族同胞在一塊兒,甚至我反對分裂這個國家。我這是熱比婭也不喜歡其實這個觀點,最近這幾天放我之後,國外的網站批評我,甚至世維會的網站屏蔽了我的IP,我上不去,因為我要自治,反對分裂。我希望我們在一個國家的框架之內相互尊重,把這個國家搞好,把我們的生活搞好。我不相信一般老百姓那麼有仇,真的不相信。我在新疆我了解我的民族,哪有那麼多仇呀?人家說跟從6.26跟七五事件有關,6.26到7.5,維吾爾族碰過漢族嗎?打過嗎?沒有呀。但七五尤其是發生了什麼,誰知道呀?誰弄的?誰會禍的水? 誰知道呀?誰都不知道。但維吾爾族整的漢族,為了報仇,從6.26 到7.5,他為什麼沒有碰漢人呀?甚至在和田和喀什,沒有哇。我有很多疑點。但我希望我的民族看得明白,不要最近西方的人關注就很興奮,要分裂這個國家,沒有前途,害了我的民族。我們的前途還在北京。把這個國家搞好,就是同胞哇,說實話。我們的問題我們一塊兒解決,我也不希望國外的惡意地接觸。可以不是惡意的,從人性的角度。我漢族,維吾爾族的,太關心這個事兒。但惡意利用少數民族問題或是別的問題,我是反對的。我希望我們各個民族,尤其是中國的一些大民族搞得好,才能對國家好,才能我們的民族好。我們從人性的來思考。分裂不分裂其實不重要,要做選擇,分裂對維吾爾族不利,這個不是維吾爾人的前途,所以,我擁護統一,我希望我們這個國家好,我的民族好,各個民族的關係好。6.25 也好,7.5 也好,7.7也好,我是反對的,但是我反對分開6.26, 7.5 和 7.7。談任何7.5和7.7 ,7.7 死了多少人?誰知道呀,是不是7.5多?誰知道呀?我現在不說,我心裡有數我才說的,但我不希望,那怕這個國家還是外面,充分衝破社會惡魔呀。我希望我們中國人將來成為驕傲的中國人,無論是維族還是漢族。我不是說這個政府呀,也不是說是什麼黨,我認同這個國家,不一定認同這個政府,不一定認同這個黨,但我認同這個國家,認同這個民族,無論是漢族還是別的民族,我希望我們活得好。

記者:如果今天晚上以後您被帶走了,在法律上面有什麼安排嗎?譬如說法律援助方面?
伊力哈木:沒有,始終他們沒有給我安排一個法律程序。他們也承認。我也不相信他們將來給我安排程序。我也聽說過我可能死呀,我是螞蟻呀,對吧?但這個無所謂,只要為將來。人就這樣嘛,我就是理想主義者,就這樣子。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丁小的採訪報道。

分類: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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