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爾開希的流亡筆記

日前，馮小剛執導的『唐山大地震』在台灣上演，我帶着家人前去觀看，看完可說很有感觸。雖然我對這部電影的藝術成就也有自己的批評，但無意在此以影評人角色討論此片，只是說一說我的一些感觸。

首先，觀看大陸的電影都很讓我燃起思鄉之情，幾乎每一部都是這樣。還記得在美國讀大學期間，和同樣來自北京的同學一起租錄像帶回來觀看電視劇，常常就是為了看看北京，看看中國今天的樣子。『唐山大地震』片中大量的所謂懷舊畫面，很多微小的細節，都極為真實，我幾次看着電影跟身邊的台灣籍太太解釋，“我當時也有這麼一件海魂衫；”“我也用過那種書包；”“我也吃過那種冰棍兒。”

電影中有很多解放軍的畫面，一九七六年時穿着國防綠舊式軍裝抗震救災的那個畫面，和幾十年前印在我的腦海中的畫面完全吻合，而那個畫面讓我清晰地記憶起當時的我對於解放軍的那種尊敬和崇拜。當然，這種情感在十三年之後的北京，在“六四”當夜完全破滅的另一個記憶也同時浮上我的腦海。

『唐山大地震』這部電影時間跨越自一九七六年到二零零八年三十二年，而我和片中兩位主人公年齡一樣，七六年大地震時我也是一個八歲的兒童，居住在北京。雖然北京的震度比起唐山算輕微得多，但那二十三秒仍然是一段足夠清晰的恐懼記憶。馮小剛導演對於那場地震的呈現，也極為真實。二十三年之後，我在台灣再次經歷了九二一大地震，當地動天搖之時，我抱着不到一歲的兒子從震得牆壁裂開的家中逃出，踩着樓道中一地的瓦礫，走到空曠地的時候，我的腦中就是出現了當年唐山地震的畫面，提醒着自己要比別人更冷靜應對，同時，正因為這段經歷，我也比別人更冷靜地知道大自然的殘酷無情。電影的真實讓我更珍視我身邊的家人，更思念仍然不能得見的遠方家人。

馮小剛在宣傳這部電影的時候，幾乎是很痞子氣的說：看了這部電影不哭就是沒人性。而電影導演自己這樣說其實有點不合適，一來不夠謙虛，二來，有執導時刻意催淚的嫌疑。但說實話，我看着電影，眼淚真的就流下來了，是在分隔三十二年之後，母女重逢的那一幕。我的眼淚是在想着我什麼時候才能見到我的父母，我見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又會是多麼激動，而那激動的成分之中又有多少的痛苦，多少的屈辱和多少的不平。

唐山大地震這部電影賺人熱淚的地方是人的感情，面對大自然的殘酷，人的無力；面對自己的無力，人的痛苦與脆弱。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告訴我們要善良，勇敢，智慧。但從來沒有人教導我們當我們所面臨的挑戰艱巨到無法兼顧善良和勇敢或智慧時，我們要怎麼作，那是因為，面對這樣的情況，這世間從來就沒有一個標準答案告訴我們該怎樣作，這也就是我們必須再學會謙卑，學會堅強，學會承受的時候。這是我在看過這部電影之後，希望我們能夠思考的一個方向。這也是流亡在外的二十多年，我直到今天還在學習的一個人生經驗。

大自然的無情，也就是所謂的天災，是無法避免的，我們要謙卑，要學會堅強承擔。而人禍呢？分隔我與父母家人見面的是人禍，是中國共產黨當局違背人性，違背中國人的價值觀，也違背中國法律的野蠻原始行徑，面對這種原可避免的人禍，『唐山大地震』這樣的電影就無法給我們提供什麼思路了，而我的答案也很簡單，那就是勇敢面對，不屈不撓。

這是亞洲周刊記者的文章，文章證明，海萊特被抓被判，主要就是他在75事件後接受亞洲周刊採訪，談到了他曾經向新疆政府提出預警。——吾爾開希 按

————————

七月二十三日晚上，我上網看到消息，說新疆維族知識分子海萊特．尼亞孜，以「危害國家安全罪」，被判刑十五年。這條消息令我徹夜未眠、悲憤異常。就在幾天前，我與他的夫人熱沙萊提通電話時，還樂觀地期待，海萊特被捕十個月後首次開庭，應該會還他公正。畢竟，七五事件已經過去一年了，新疆開始實施所謂新政，主要領導也換了。但現實卻比最悲觀的估計都悲觀。外界一直猜測，海萊特的判刑與我對他的專訪有關。作為唯一參加庭審的家屬，海萊特的夫人不願意跟我說很多。對於我的詢問，既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我最初決定見海萊特，是在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在喀什。七月七日漢族群眾上街后，很多維族精英開始坐車往南跑，烏魯木齊的暴亂會不會波及到南疆，成了當時媒體記者關注的焦點。所以七月十九日，我去了喀什。二十日上午，約到一位喀什的老教授，與他聊了一個多小時，並在他那裡見到了一位新加坡的媒體同行。與教授聊完后，我去遊覽喀什的老城，大約半個小時后，突然接到新加坡同行的電話，她告訴我說，剛才在她採訪教授的時候，一隊人馬，有公安、外事、宣傳，沖了進去，打斷了他們的採訪，並且追問還有誰採訪過教授。我當時在喀什已經百無聊賴，接完電話便坐出租車趕往機場，坐了最早的一班飛機返回烏魯木齊。

第二天一大早，還在睡夢中，我便被電話鈴聲吵醒。喀什的教授問我住在哪個賓館，我說已經回烏魯木齊了。然後聽到他向身邊的人轉述，接着是一陣沉默。過了一會，他才說，他已經一夜未睡，公安局的同志一直都在找我。他希望我不要發表對他的採訪。其實，這位教授一直善意地評論漢維兩族，我們談話時，他主要是在向我解釋新疆政府推行的一些政策，為政府辯護。但為了避免給他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我答應了他的要求。

喀什之行，我沒有寫出任何報道，但從新加坡的媒體同行那裡得知，海萊特並沒有被捕，幾天前還跟她見過面。當時網上有傳言說海萊特跟維吾爾在線的站長、中央民族大學教授伊利哈木，都被抓了起來。於是，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三點多，我試着給海萊特打了一個電話，希望跟他交流一下。在此之前，我只是看過有人轉貼他的博客，對他一點都不了解。

我去了他在延安路上的辦公室，他在一個NGO兼職。他很愉快的跟我聊了起來。其實，在我們的交談中，大部分時間都是我在聽他講維吾爾民族的歷史文化，《福樂智慧》、成吉思汗西征大軍中維族總管、近代以來維族人的現代化追求……他也講維族人的溫順、不好鬥、不張揚，契丹人來了，很快就投降；蒙古人來了，也基本上沒打仗就投降了。他認為維族人沒有獨立的基礎，新疆也不可能獨立。但「七五」和「七七」以後，他擔心種族仇恨無法化解，新疆有可能成為中國的車臣。

他也為中國整體的命運憂心忡忡。我在新疆遇到的眾多維族人中，海萊特是最坦誠的一位，面對我這個漢族記者，他絲毫沒有隱瞞對一些漢族人所持觀念的不滿；也當著我的面痛斥新疆的某些當權者。

在我看來，海萊特基本上是一個憂國憂民，但卻日漸被排擠出主流體制的知識分子，或許有民族情緒，但更有國家認同。在追求獨立的維族人看來，因為他的國家認同，所以他是「維奸」；而在政府官員和激進的漢族網民看來，因為他有民族情緒，所以他是異類，是潛在的分裂分子。海萊特陷入兩難。正因為如此，維族人中，類似海萊特這樣，願意直率地與漢族人對話的知識分子也越來越少。

在我們談話過程中，我也跟他談了我在烏魯木齊和喀什兩地採訪的見聞，提到了我剛剛去過的后泉街，他顯然很受觸動。后泉街是七月五日那一天，漢族無辜群眾死亡最多的地方，隔了一個多星期，我依然能看到地上的斑斑血跡。他跟我講起了促使七月七日漢族群眾上街的兩個案例，一個孕婦和一個小孩的慘死。

最令他痛心的，是七月五日事發前，政府未能及時採取措施，以至產生了難以化解的種族仇殺。接着，他忍不住講出了七月四日晚上，他向政法系統昔日的同事所打的電話。他說要出事了，那邊響應說，已經彙報了，等上面決定。

曾向白克力提議防範措施

然後在我追問下，他講出了七月五日上午十點，他當面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提出三點建議的經過。當時他在朋友陪同下，本來去見新疆黨委書記王樂泉，但王樂泉十點之前不在烏魯木齊，所以只好去見努爾．白克力。他們把正在會議上的努爾．白克力請了出來，當面陳述了對局勢的判決與三點建議。努爾．白克力只是表示，要請示上級。按海萊特的理解，就是說，他要請示王樂泉。

海萊特說，事後證明他的預警是正確的，但這也引起相關部門對他的懷疑，以為他從另外的渠道獲得消息，所以七五之後很快就對他展開調查。當他跟我說這些話的時候，他已經確信，調查結果已經證明了他的清白。當我提出，希望報道預警的事情時，他表示可以，但希望我不要點出這些官員的名字，他擔心直接點名，會對這些官員不利。

事實上，海萊特說他預警，並沒有令我驚訝。因為此前，我的另外一個採訪對象，也曾收到過體制內朋友的告誡，要他下午不要出門。而且，七月十八日，努爾．白克力在接受《聯合早報》、路透社、土耳其世界通訊社聯合專訪時，也說過：「事前曾接獲預警。」

在與海萊特的談話中，最令我驚訝的，是他講出了一個我此前從未聽過的組織–伊扎布特。熟悉中國近代史的海萊特說，伊扎布特就是維族人的義和團。海萊特認為，伊扎布特可能是七五事件的元兇。

七月二十三日，《亞洲周刊》刊登專訪海萊特的那一期雜誌正式出版（雜誌上標示的出版日期是八月二日，實際面世日期是七月二十三日），當天我也乘飛機返回香港。第二天一大早，我便用特快專遞將雜誌寄給海萊特。

八月一日，是周末，我打電話問他，報道有沒有給他帶來麻煩。他說麻煩大了，有關部門已經找他問了兩次話，主要是他說了預警的事。我當時很緊張，結果聊了一會以後，反倒是他來寬慰我，說「這件事已經過去了，不會再有什麼問題了」。我也就相信了。

九月初，新疆出現了「扎針」恐慌，烏魯木齊更爆發了幾萬名漢族群眾上街的大遊行。遊行群眾高呼「王樂泉下台」、「清除腐敗」等口號。九月四日，我二赴新疆，初到烏魯木齊時，本來計劃不再聯繫海萊特。雖然他說上次的事「已經過去了」，但我還是擔心，再與他接觸的話，又會給他帶來麻煩。

可我在烏魯木齊採訪中，又遇到與上次一樣的情況，難以找到願意說話的維族同胞。當我向一些比較了解維族社會的朋友求助，希望他們推薦一些維族朋友時，又有人向我推薦了海萊特，說他了解情況。於是我又給海萊特打了電話。

海萊特介紹我直接去二醫院（省人民醫院）十二樓，九三事件中被打傷的維族人大部分都在那裡治療。他的朋友、攝影記者卡伊納木也在那裡。

九月七日中午，我在卡伊納木的病房，見到了好幾位維族幹部與知識分子，他們都來看望卡伊納木，都對局勢憂心忡忡。我是第一個去採訪這些受傷者的媒體記者，所以幾乎每一位傷員的家屬，都要向我反映情況。幾十分鐘以後，海萊特也到了醫院，我只與他打了個招呼，寒暄幾句，便繼續進行我的採訪去了。這是我與海萊特的第二次見面。

二度在新疆見海萊特

九月十一日，烏魯木齊局勢基本平息，大多數媒體都已撤回，雖然總編輯邱立本還希望我繼續留一周。但是我所住的電力賓館，有人告訴我，有兩個人專門拿着攝像機，去調查過我。所以我也開始為自己的處境擔憂，便決定儘早離開新疆。我給海萊特打電話與他告別，他說剛好會在海德酒店附近，讓我等他。大約十二點，我在海德酒店大堂里見到了他。他說，有北京的記者，正在二樓請他吃飯。

海德酒店當時是烏魯木齊新聞發布的中心，也是唯一可以上網的地方，旁邊就是自治區政府，背後不遠處是漢維聚居區分界的汗騰格里清真寺，稍微再遠一點，就是七月五日夜晚，漢族無辜群眾死傷慘重的山西巷。七五之後，海德酒店記者雲集，但很少有維族人出現，所以海萊特與我站在海德酒店大堂聊天的時候，似乎頗為引人注目。

我們閑聊了十來分鐘，七月六日之後，新疆切斷了與外界的互聯網聯繫，所以我就大致向他講了一下網上對於新疆問題的討論。他則因為沒能請我吃飯而遺憾，約我下次去新疆的時候，一起去民族街品嘗民族美食。他也給了我兩篇文章，一篇是卡伊納木的申訴信；一篇是他自己所寫，關於九三事件的一些見聞與案例。后一篇在網上已經有了，應該是他在電話里，向北京的朋友口述，由他們發表上網的。

與海萊特告別後，我就去了機場。返回香港以後，因為當時新疆還無法與境外通電話，要想跟他聯繫必須去深圳。所以我就一直沒有再給他打電話。

直到十月底，突然從網上看到新聞，說他已經於十月一日被捕了。我當時十分震驚，立刻跑到深圳，試圖跟他留給我的幾個號碼聯繫。結果，他的手機顯示說關機，他家裡的電話則說欠費停機。當時令我極為懊悔的是，除了他自己的電話以外，我竟然連一個其他烏魯木齊維族知識分子的電話都沒留。我只好試着與新疆之外跟他熟悉的朋友聯繫。於是便給伊力哈木打了電話。這是我與伊力哈木第一次接觸。

女兒說爸爸出差了

幾天後，他家裡的電話可以撥通。但他太太不願意對我多說，只說有了新情況會通知我。後來，每過一段時間，我都會給他家裡打電話。但他太太說的話更少了，有一次是他女兒接電話，問起她爸爸，她說爸爸出差了，也不願意多說。「出差」的說法，令我心存安慰。後來在北京見到伊力哈木的時候，剛好有「消息」跟他說，海萊特就要被放了。我們一度善良地懷疑，海萊特是不是已經被放了，新疆當局是故意封鎖消息愚弄我們。

其實，直到現在，我都願意相信，判刑十五年的說法，只是新疆某些人故意放出來愚弄我們這些媒體的把戲，真實的判決不是這樣子的。

每次進入新疆採訪，我都持有香港中聯辦簽發的「港澳記者採訪證」和新疆自治區新聞辦換髮的「臨時採訪證」，如果說，就因為我與海萊特的這幾次交往，海萊特就犯了新疆當局眼裡的「危害國家安全罪」，就要被判刑十五年，那麼中國的法律真的只能算是明白無誤的廢紙。這樣荒唐的判決，超出了我的想象。

最近，很多關注中國政情，尤其關注中國政治體制發展與轉型的人們，這當然包括但不局限於所謂民運人士們，都在談論解放軍空軍中將劉亞洲在鳳凰周刊上接受的訪問。

老實說，《鳳凰周刊》並沒有太隱晦他們在采編這篇專訪時的初衷，那就是無聊的“美國威脅，美國陷入泥淖，中國崛起，中國稱霸世界”的那套很符合現今不少中國人口味的東西。我閱讀了《西部論》，也全文看過鳳凰周刊的進萬字的專訪，發現劉亞洲的回答卻與鳳凰周刊的假設大相徑庭，同時也發現這次的專訪與他之前的作品也是大相徑庭。

在《西部論》中，劉亞洲表現出來的是一個赤裸裸的反動軍國主義少壯派軍官的架勢，在文中他所提及的美國、台灣、以及新疆、西藏的分裂勢力，都是仇恨中國，也因此都是可殺可剮的敵人，只不過這個因為自身是李先念的女婿所以從來不需要擔心文責的政工軍官，很大膽地分析出也說出了“中國今天還遠不是美國日本的對手”這種話，也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一些供共產黨高層參考的意見，這些意見自然比起那些狂妄的地聲稱中國軍力無敵的義和團式觀點更能引起注意，因而成為進階版的鐵血言論。

而在《鳳凰周刊》專訪中，劉亞洲的言論則顯得沉穩許多，雖然通篇仍然是以中國利益為核心的愛國主義論調貫穿始終，但卻少了對敵手的謾罵式語言，評價也中肯的多，對於美國這個幾乎所有的解放軍將領都視為主要敵手的國家，也有了相當深刻的分析，體認甚至可以說尊重。對於新疆，對於維吾爾，劉亞洲雖然仍然是以國家統一作為前提，但他提出“新疆既然不應被視為邊疆，而是以腹心之地視之，則應放寬視角，廣泛學習那些成功緩和了民族矛盾乃至分離主義傾向國家的經驗，本着為千秋萬代子孫着眼的歷史高度，以大智慧解決民族矛盾。”

進一步，在與美國、日本甚至土耳其進行比較之後，這個愛國主義者提出：“民族競爭是全方位的競爭，是綜合素質的競爭。決定民族命運的絕不僅僅是軍事和經濟力量，而主要取決於文明形式本身。民族的生存決定我們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十年之內，一場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中國將會出現偉大的變局。政治體制改革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我們不可能有退路。”“一個制度如果不能讓公民自由地呼吸並最大程度地釋放公民的創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這個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領導崗位上，它就必然滅亡。”

劉亞洲是包括美國的軍事及情報機構在內都高度關注的中國戰略專家，也被中國譽為思想最能卓爾不群的將星，今年年初，他並從空軍副政委轉任國防大學政委，雖然是平級調動，但也顯示出他是一個被視為可承擔解放軍軍事思想發展和傳承的一個被信任的自己人。但他這個自己人的這番言論是否能夠引起共產黨高層的思考呢？

我在十五歲的時候第一次接觸到他的文學作品，在那個封閉的時代，很多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包括台灣，包括以色列這些因政治原因而不得了解的所謂“敵人”，都是在劉亞洲出色的文學作品中看到的，而了解對手，尊重對手的思維也令我受益匪淺，可以說，我曾經是劉亞洲的忠實支持者；但，後來的發展，使我這個六四屠殺的受害者，對於這個解放軍高幹子弟開始抱持批判態度來審視，尤其，在這些年，中國走向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權貴專制主義的時候，劉亞洲的作品，就像那篇《西部論》，也顯現出這種偏激和反動，我對他的反感可想而知。但這篇鳳凰周刊“特別聲明未經劉亞洲將軍審定”的專訪，卻讓我對這位當年的景仰對象，重新產生希望。畢竟，同樣的言論，來自共產黨體制內部，來自解放軍將領，產生的影響力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語。也正如他自己一貫主張的，了解對手，尊重對手，學習對手，用在中國最需要的地方，那就是對於民主自由這個核心價值的尊重和學習並最終帶來民族的文明發展，這正是我們這些曾經被劉亞洲將軍所不齒的民運人士最大的夢想！

我在台灣被廣為接受的的身份之一是政治評論人。我對於朝野政黨都給予相當嚴峻的批判，尤其在二零零二年之後的幾年，我對於當時的執政黨民進黨的批判非常激烈，無形之中給一些人留下了我屬於泛藍的印象。

首先，這不是事實，我不屬於泛藍，我從來沒有在主觀上認定自己在台灣屬於任何政黨；並自我要求盡量客觀，盡量以獨立知識分子的批判性面對台灣的政治；我的價值標準是自由主義，我的關注焦點是民主進程。換言之，任何符合自由主義的言論和主張，我都能接受，反之，任何反對自由主義的言論和主張，我都反對；任何有利於民主化的言論和作為，我都讚賞，反之，任何傷害民主精神與發展的言論和作為，我都批判。統與獨，從來不是我關注的焦點，也更不會是我發表言論的標準。這一點，無論是反感我對於民進黨的嚴厲批判而誣衊我是統派的深綠還是不喜歡我對於國民黨的批判而認定我是獨派的深藍都是誤會。我既不是統派，也不是獨派，我是自由主義者。

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對於統獨議題沒有意見。比如說，我支持公民投票的選擇權。如果投票日就是今天，而投票的選項是統一還是獨立。作為台灣公民之一，我的那一票就會是投給獨立。原因也很簡單，今天的統一意味着專制的中國對於台灣的民主可能產生巨大的危害，這一點，我們已經從香港的實例中清楚看到，那麼，獨立似乎是保衛民主顯然更有利的選項。如果投票日是若干年之後，那時的中國已是民主，而公民投票的選項也是統一或者獨立，如果投票的正否都不影響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民尊嚴福祉，則我的那一票應該就會投給統一。原因也很簡單，台灣應該與大陸建立更密切的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乃至互相幫助的關係。台灣的現代化經驗應該在統一之後對大陸的快速發展有極大的幫助。

也就是說，我對於統獨議題首先不作基於情感原因的取捨，只有基於對於每個個人的自由與尊嚴的捍衛而演伸出來的理性分析判斷。情感因素是第二甚至第三個層次，只有在第一個層次的自由、民主原則都不再是問題的情況之下才會作出第二層次的判斷。

我有不少主張台獨的朋友，我跟他們也常有辯論。他們大多數也都能夠接受民主自由作為基本原則，而獨立建國作為強烈情感追求的定位。如果逼問他們，追求獨立建國的努力與民主自由原則相衝突時會作出什麼樣的抉擇，他們大多會回答民主自由原則為先，但在這樣回答的同時，心裡已經是痛苦的了，畢竟如果原則與情感相衝突，就意味着自己的情感實際上面臨原則的挑戰。他們對民進黨有情感上的認同，但往往在民進黨違背民主自由原則時作出強烈的批判，收回支持的選票，甚至投給對方陣營以作為懲罰。這些人在台灣被歸類為淺綠，只要他們在追求台灣獨立的同時，恪守着自由民主的原則，我對於他們就會是尊重的，也隨時願意討論，願意被說服。

有少數台獨分子，獨立建國永遠是第一位，即使願意接受民主自由，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當獨立建國理想與民主自由精神相衝突時，他們會毫不猶豫作出犧牲民主自由的抉擇。他們敵我意識清晰而強烈，對於所有不認同他們的獨立建國取向的人，他們都視為敵人。無論民進黨是否違背民主自由精神，他們都會永遠支持，也因此，民進黨的非理性反民主作為永遠有市場。這些人即使人數不多，也因為激進往往能夠掌握輿論方向，在選舉之中成為口號主軸，而理性的聲音很容易被扣上『賣台』的帽子。這些人也就是所謂的深綠，對於他們來說，是非是簡單的，無需辯論，只有能不能被他們說服而成為他們的同夥這樣一個問題。

通過比較深綠和淺綠，我們應該看到理性的崇高價值。在台灣，反台獨的深藍其實和深綠一樣是偏激的，而反台獨的大陸左派憤青動不動就口出謾罵恐嚇就更加令人反感了。

在新疆問題上，我的原則一直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以非暴力的方式尋求人民自由，人人平等，民族自尊；在眾多追求同樣目標的夥伴之中，有人默默進行體制所允許的文化、教育建設工作，有人從未停止控訴，有人相對激進決定衝撞體制，而我個人，一直希望扮演是溫和、理性甚至是妥協的角色。但是，今年7月23日，新疆法院以危害國家安全的籠統罪名判處原《新疆法制報》記者、網絡管理員海萊特尼亞孜有期徒刑15年，新疆當局的這一做法令我十分憤怒。今天我要在此扮演的是指控的角色，是向中國人民指控中國政府新疆當局的荒謬、殘暴和惡毒。

去年的七五事件，無論怎麼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悲劇，這場悲劇造成了維漢兩族人民在生命財產上的巨大損失，加深了兩個民族原本就存在的相互之間的不信任和仇恨，七五事件留下的心理創傷也是巨大的。這個悲劇造成的深層原因，當然是中國政府多年來的政治專制和民族壓迫政策所造成的，在事發過程中兩族人民在當時的特殊情境之中都出現了過激的言論和行為，這些話題和衝突也都還是今天大家仍在繼續討論和試圖消弭的，中國政府嚴格壓制言論和信息的流通，已經使得有思考能力的人們開始反思被歪曲真相是什麼。

而這個海萊特·尼牙孜作了什麼令得中國政府要動如此大動作，判處他這麼重的刑呢？可以算得上跟“危害國家安全”搭得上邊的事情有兩個，一是他長期以來參與《維吾爾在線》的管理和在這樣一個平台以漢文撰寫文章，二是在七月五號當天，他通過關係，見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領導，對於可能發生流血事件作出了警告，提出了幾點建議。

看看他在《維吾爾在線》上發表的文章，可以說沒有一篇直接批評中國政府的民族壓迫，沒有一篇提出分裂或獨立的主張，但每一篇都充滿了對民族的熱愛，對現狀的憂慮，對未來的積極思考。他和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的伊力哈木，都是對於現實有清楚的認識，主張在體制內，改善日趨嚴重的維漢關係，避免民族矛盾的學者。在這些主張、想法得不到政府的善意傾聽，在中國政府一意姑息新疆王樂泉當局對維吾爾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宗教各方面日益嚴酷的鐵腕統治而導致維吾爾人民內部反抗意識日益強烈時，仍然是海萊特與伊力哈木等人，以他們的文章呼籲冷靜，呼喚理性。

七月五日當天上午，海萊特得到信息，在知道情勢嚴重，再不採取措施就會產生更加嚴重的後果的情況之下，他想盡方法，見到了維吾爾自治區的主要領導人，當時，海萊特說，“作為一個有良心的正常人，我有必要提醒你，今天肯定要流血，趕緊採取措施，啟動緊急方案。”然後提了三條建議，第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在中午十二點以前出來發表講話；第二，通知民族聚居區的漢族商人，早點關門回家；第三，能調動多少部隊就調動多少部隊，首先把民族聚居區隔離起來，在一些關鍵路口進行封鎖、巡邏，下班以後戒嚴。但此後事態發展的結果顯示這三條本可避免這一歷史悲劇的建議一條都沒被採納。

從海萊特提出的說法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多麼的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又是多麼的理性溫和，而這樣的人不被中國政府新疆當局所包容，反而受到十五年徒刑的重判，這說明了什麼呢？

在面對這樣一個喪心病狂的政府，在面對新疆西藏人民對於自身自由和尊嚴的追求，有良知，有同理心，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中國人民，該站在誰的一方，這還有任何疑問嗎？

世界盃足球賽落幕了，球迷們對於世界盃各場精彩的比賽可能還會津津樂道一段時間，當然，開幕式和閉幕式的精彩表演，歡樂氣氛也會讓世人對於這次人類盛會的舉辦國——南非——倍加關注，並看到這個二十年前才走出悲慘的種族隔離黑暗時代的非洲大國，在今天通過舉辦世界盃向世界展示他們的努力成果，他們對未來的信心。

記得我還是一個初中生的時候，就在電視上看到過介紹南非種族隔離的節目，在中國的時候就已非常熟悉曼德拉，圖圖主教這些名字，流亡期間，我也曾榮幸地見到過這兩位名滿全球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圖圖主教在與我見面時還特意穿上他在訪問中國時獲贈的中山裝，拉着我的手為天安門的死難者祈禱。二零零七年十月，我並自己到訪了南非，見證了南非的黑人和白人，面對過去療傷止痛，面對未來攜手共進。

圖圖主教在一九九五年發起成立了使南非走出舊時代最重要、也是最令世界震撼的一個組織——『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追求真相的同時追求和解。

通過追求真相，圖圖主教大聲疾呼不可以讓在那一段黑暗的時代所發生的事情被淹沒，被遺忘。從成立開始到二零零三年完成歷史使命，『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南非各地進行了兩萬一千多次聽證，收集了厚厚七大冊資料，交給當時的總統姆貝基，而依據內容追究責任，給予賠償的工作至今仍在繼續。這厚厚的資料副本今天就放在設在約翰內斯堡的『種族隔離紀念館』內。

追求真相是為了貫徹一個文明社會必須擁有的社會正義。正義的概念有兩個基本面向：第一是自由而平等；第二是社會最差階級的權益得到充分照顧。社會正義是個我們在中國常掛在嘴邊卻無法深入討論的概念，因為，要討論社會正義就不能不討論平等，要討論平等就不可忽視任何一個個人。不能讓任何一個個人的聲音被掩蓋在階級、人民群眾、和諧社會等概念之下，也不能因為所謂多數人的利益而被犧牲。在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鍥而不捨的努力使得哪怕是生活在底層的、曾飽受種族隔離政策欺凌的黑人人民也感受到正義的光芒，因而對於國家、對於社會、對於未來抱持信心。

然而，貫徹社會正義對於這個曾經苦難深重的國家是不夠的，甚至在短時期，為了療傷而揭開傷口，必定也會帶來新的痛苦，在一些巨變后的國家，轉型正義的貫徹就有帶來冤冤相報的新傷口，新仇恨的記錄。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偉大之處就是他們決心在追求真相的同時，戮力追尋和解。

和解所需要的是聆聽，是思考，是反省；是曾經作為受害者而今擁有權力的人的廣闊心胸；是他們面對加害者的慈悲和寬容；『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正是建立這樣一個時代，當初的種族隔離受害一方，今天因為人口數量，在民主的社會成為了掌握權力的一方，而和解就是由他們提出的，這才有意義，才有價值。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世界盃的歌舞中看到這樣一個畫面：南非的黑人和白人看到的對方都是南非人，他們的膚色在過去是差別，在今天、在未來則是這個國家的豐富和多彩。

————————————————————————————

本文是我在自由亞洲電台的評論。

日過天無痕，

營營三億載，

所道千古日，

灰飛煙滅處。

行過路無痕，

迢迢連天邊，

千萬故已往，

唯待我歸返。

船過水無痕，

載覆千萬世，

定有驚濤日，

淘盡風流時。

今天是發生在烏魯木齊的『七五』慘案一周年紀念日。我謹在此重申過去一年來我多次表達，包括幾天前在本台表達的沉重哀悼之意。我的哀悼是針對在這次事件中喪生包括維漢兩個民族的所有無辜受難者。希望受難者的家人走出悲傷，我知道這很不容易，而唯一能夠真正讓受難者家人放下心中的哀傷的方法是讓受難者的血不要白流。

要使他們的血不要白流，我們首先應該認真檢視和思考造成這次流血的原因。毋庸置疑，民族仇恨在這次的事件之中表現無遺；那麼，我們就首先來認真檢視一下這個導致了如此慘烈殺戮的民族仇恨吧。

我是維吾爾族，那就先看我們自己的民族仇恨吧。

維吾爾人是仇恨漢人的，程度不同，但大概每個人都是。但是，我們仇視的是『漢人』這個整體，不見得是任何個人。對於個別的漢人呢？往往每個維族人都有一些漢族朋友，往往，每個維族人對於這個把漢人朋友都會特別友好。

維吾爾人仇恨的漢人是王樂泉，是王震，是盛世才；換言之，，是殘暴的漢人統治者，是對維吾爾人完全沒有尊重，甚至只知道鐵腕、高壓統治，對於使用警察軍隊鎮壓殘殺維吾爾人毫不猶豫也毫不手軟的漢人；對於這些漢人的仇恨，大多數維吾爾人並不掩飾，但天高皇帝遠，這些漢人是大多數維吾爾人日常生活之中接觸不到的，那麼為什麼對那些無辜的平民漢人也充滿仇恨呢？在維吾爾人看來，所有的漢人都是自願、主動和那些統治者站到一起去的。

事實果真的如此嗎？我們維吾爾人不該忽略一個重要事實，在共產黨中國，這些漢人也是統治者的受害者，他們大多數是沒有辦法選擇要或者不要和統治者站在一起的。因此，即使在表面上看來，他們是自願、主動和統治者站在一起，維吾爾人也不該把仇恨投射在任意一個漢人身上。
再看看漢人對維吾爾人的仇恨。很多漢人常常提到，維吾爾人享受多重照顧，包括計劃生育不及於少數民族，各種考試給予加分，等等等等。而享受了這些待遇的維吾爾人還鬧事，漢人對維吾爾人就更難接受了。

事實上的情況是，維吾爾人首先面對的是政治上的壓迫，在新疆上自自治區黨政系統，下到所有的機關企事業，甚至街道鄉村，第一把手都是漢人。擺明了維吾爾人是二等人，是被排除在權力結構之外的。在政治資源被漢人壟斷的情形之下，經濟資源也被漢人佔據。王樂泉家族，山東幫在新疆的囂張侵佔掠奪之外，一系列不利於維吾爾族的經濟、就業政策也是使維吾爾人在新疆日趨成為弱勢階層的原因。

維吾爾人要的不是照顧，而是平等，在得不到平等與尊重的情況之下，還要面對漢人平民的誤解與歧視，他們的情緒是應當被理解的。

在七五周年的這一天，謹讓我對在新疆的維漢兩個民族說幾句誠懇的話：想想你的那幾個異族朋友，想想你所認識的老張老王，想想你所認識的艾尼瓦爾，尼加提，想想你們能夠愉快相處的時刻，想想你是否希望兩個民族都可以永遠這樣互相尊重，和睦相處呢？再想想，每個在去年『七五』事件死去的無辜受難者，無論維漢，他們都是有父母的。哪怕就是想到這一點，我們都該為了消弭仇恨作一點自己的努力。那也才是讓他們的血不要白流的唯一方法。

————————————————————————————

本文是我在自由亞洲電台的評論。

這次我在日本的旅程中有這樣一個插曲跟大家分享：有一天，我在東京街頭一家咖啡館接受共同社專訪，剛好趕上一個日本極右派團體開着宣傳車遊街，宣傳車上放的是日本軍歌，插着的是當年的日本軍旗，貼着的宣傳海報是反對小澤成為中國傀儡，反對外國人參政；尖閣列島，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釣魚島，屬於日本等等，都是一些極端民族主義的訴求。車上的喇叭聲音極大，再加上站在車上聲嘶力竭就着喇叭呼喊的人，和原本相當安靜的東京街頭形成鮮明對比；我看到絕大多數日本人對他們都是反感的，對他們所提出的口號是漠視的，但同時對他們大概還有點害怕。



共同社記者問我的看法，我回答：這基本上是個品味問題，日本極右派就是壞品味的代表。你看他們的聲嘶力竭的大音量就是一種對安謐的社會環境的破壞；逞兇鬥狠的態度，就是對理性平和社會環境的破壞；他們無法通過溫和的語言推廣他們滯銷的觀點，就口出穢言，口出威脅，對於不同意見也沒有聆聽和理性辯論的雅量、風度和能力，他們不折不扣就是壞品味的代表。而這壞品味的形成就好像一群男孩子出於青春期的反叛而學壞了，結果過了青春期還沒能正常回來。共同社記者聽了我這段話大笑。

我繼續說，可是今天的日本極右派不像三十年代那樣有軍國主義政府替他們撐腰，那時侯的極右派團體就不僅僅是壞品味了，而變成了實實在在的災難。這次共同社記者沒再笑了，一邊點頭一邊說一定引用我的原話。

其實，任何的極端派都是一樣。今天在國內網絡上無法通過溫和的語言推廣他們滯銷的觀點，就口出穢言，口出威脅，對於不同意見也沒有聆聽和理性辯論的雅量、風度和能力的人們不少，通常被稱為“憤青”，跟日本極右派團體一樣，他們也是壞品味的代表，而且不是今天開放的日本社會的極右派團體的壞品味而已，而是更像當年有軍國主義政府撐腰的極右派，為虎作倀，狗仗人勢，欺善怕惡，狐假虎威。

其實站在強勢的一方就是一種壞品味，更何況這個強勢的一方是貪圖私利，塗炭人民的共產黨政府，這品味就比起敢於挑戰執政的小澤立場的日本極右派團體顯得更加不如了。

作家村上春樹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時候有這麼一段話：“在堅實的高牆和衝擊這個牆的雞蛋之間，我將永遠選擇站在雞蛋的一方。” 同是日本人，表現出的品味高尚和低下之區別，真可謂醍醐灌頂，發人深思。

————————————————————————————

本文是我在自由亞洲電台的評論。

再過幾天就是烏魯木齊『七五』事件的周年忌日了。首先，謹向在這次事件之中包括維漢兩族在內的所有不幸的遇難者致上我的哀悼。向一手造成這一不幸局面的中國政府表達嚴厲譴責。

一年前的這一天，人民看到的是這樣的畫面：軍警出動，警民對峙，衝突激烈，傷亡慘重。一天之內接近兩百人的死亡數字，使得這個事件成為國內外幾乎每個人都關心，都熱烈討論的焦點。

在網絡上，只有有人對此問題提出任何想法，響應幾乎都是非常熱烈的。無論觀點是什麼，可以說每個人都對這一事件有強烈的情緒反應：極端民族主義者，可惜這種人在維漢兩個民族中都不是少數，表達出的情緒充滿仇恨，維吾爾族因為是弱勢一方，這種仇恨顯得悲壯，漢人因為是強勢一方，支持的又是專制的中國政府，對維吾爾的喊殺之聲就顯得品味有點低下了。

而有品味、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表達出的情緒是心痛，是焦慮，是盼望療傷，是呼籲和解，是在尋找問題的根源，是試圖最終找到解決新疆問題，乃至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的方案和共識。但中國不是個新聞、信息開放，更不是一個言論、思想開放的地方，在這樣的地方，很難通過討論而形成理性的，有建設性的共識。這樣，一年即將過去，七五提出了尖銳的問題，而我們並沒有找到答案，相反很多人還停留在非理性謾罵的層次，可以說，只是使問題變得更加嚴重。

中國的民族問題向來是被忽略的，當然這與中國的人口結構有巨大而直接的關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為漢人，而居住在少數民族地區之外一般漢人幾乎根本沒有機會感受到中國有什麼民族問題存在。但比起二十一年前，至少在海外的民運人士和知識分子已經不像在那之前那麼忽視民族問題了。

八九年天安門屠殺發生之後，注意到官方對於天安門屠殺的報導用詞和一年前所謂拉薩鎮暴的用詞幾乎一模一樣的時候，流亡出來的民運人士們才恍然大悟，原來，當初自己也漠視了的事件跟天安門一樣是一個政府的鎮壓行動，是一個政府對少數民族的鎮壓行動。自此，海外民運首先開始理解藏族人民的心情，才開始認真傾聽所謂『達賴集團』的言論，繼而至今形成一面倒的對西藏的同情，對達賴喇嘛的尊敬和支持。這一切，始於理解。

維吾爾極端民族主義者『把漢人趕出新疆』的口號除了表達一種義憤，對於解決維吾爾人今天面臨的問題事實上毫無幫助；網絡上憤青明確表明自己是漢人而支持政府鎮壓的言論，也只是憤青水平雖不值一哂，但這種聲音的喧囂嘈雜也阻擋了維漢兩個民族之間的和解。畢竟，如果近千萬維吾爾人是殺不光，壓不服，又同化不了的，那麼六分之一中國大小的新疆就會一直是一顆不定時炸彈。

新疆問題的解決，需要理性討論，尊重對方的利益與立場，建立政治經濟上的平等關係，形成友好的民族關係，顯然，現實離這樣的目標還差得遠。沒關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讓這一切從追求理解開始吧。

————————————————————————————

本文是我在自由亞洲電台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