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爾開希的流亡筆記

常常在网络上以及民运界听到一种声音，那就是不能对体制内改革抱有任何希望，对于这种说法，需要深入分析，需要将一些观念厘清，尤其需要摒弃一些情绪。

首先让我们确定体制内政治改革的定义。如果体制内改革是指共产党专制本质不变，但在共产党体制之内进行政治改革，走越南的路线，即所谓的党内民主，我们是否能够接受呢？

应该说，我们会对此欢迎，但是，欢迎的前提是这只是中国走向全面民主化的第一步，最终，中国的民主化是要以贯彻宪法之中的言论、结社自由；开放媒体和选举为目标。对于这样的体制内政治改革没有必要反对，甚至应该把它看作走向全面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小小胜利，至于要不要参加这样的政治改革，这也毋需过多的担心，一定会有人参加，也一定会有人坚守体制外反对派阵营，民主运动如果因此出现不同走向，应该看作分进合击。

其次，如果体制内政治改革是指由共产党体制内的力量发动的全面民主化变革，也就是叶尔钦现象，那就更没有必要反对。至于那时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会随着局势而变化。我相信那一定是个即合作又竞争的局面。

第三，由体制外反对派策动体制内发生变革，也就是民运内部多年前曾争执过的所谓”建设性反对派”路线，虽然听起来与第二种路线差别不大，而且困难重重，成功的机会也不大，但如果有人觉得这也是一部活棋，不妨飞一子，埋个伏笔，我不仅不反对，还认为的确有出奇制胜的可能性，倘若成功可以说是为中国民主化抄了近路，当然举双手双脚赞成。

但如果以此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并把所有希望寄托于这种变革，并希望民运为了配合这种策略而放弃与中共专制政权的对立性，那我就要坚决反对了。体制外的独立性绝对不可放弃，这是中国走向全面民主化的重要需求，中国民主运动多年来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不能因为一些人对于民运策略的幻想而付之东流。我相信，很多民运界的朋友反对体制内政治改革的初衷正是如此，但这其实也是杞人忧天，值得提出来，说上一句，不必过分纠结，因为民运的现状决定了即使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也无法改变大多数人的清晰立场，更不用说改变整个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了。

第四，完全放弃任何对体制进行改革的想法，以重建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为诉求，而这种诉求又分为非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两种。

非暴力革命就是主张推动全民性民主运动，以街头运动，静坐绝食，最多到占领媒体、瘫痪社会的方式来推动政权更迭。这种现象不是没有发生过，当年东欧不少国家走的就是这样的路线，阿拉伯革命之中也有非暴力抗争导致政权更迭成功的例子。当然，如果这样的情况果然在中国发生了，我们也不该忽略政权更迭所带来的社会震荡是要由全民共同承担的，民主运动不能只考虑一个政治目标而忽略全民整体利益。但这条路要走成功需要的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非常多，可以说可遇而不可求，既然不可求，把这条路线当作民主运动的策略，无论主张或批判，都显得幼稚了，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是认清这种虽不大，但确实存在的可能性，并作好思想准备。

还有不少人主张走武装革命的路线，这种人通常会非常慷慨激昂，批判其它立场不同的人软弱、投降、机会主义。但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也没看到任何主张这种立场的人，在一些场合得到一些情绪性的鼓噪掌声之外，作出过任何除了主张以外的成绩，也不曾拿出任何具体计划，所以，不仅反对，根本觉得不需要花时间讨论。

“普世价值”这个名词近来变得非常热，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民运非常喜欢这个名词，原因在于首先，我们尊崇的价值观：人权，自由，尊严，本来就是普世价值；其次这个名词望文生义，十分容易理解；第三，这个名词可以让共产党一度试图拿来成为其专制理论根基的名词”亚洲价值”相形见绌，优劣立判；第四，这个名词在帮助我们向全世界寻求支持时，最能获得共鸣。

西方民主国家也喜欢这个名词，纠其原因，也很简单：首先，这的确是这些民主国家的立国根本；其次，面对今天日益紧密的国际关系以及因此而衍生的国家间冲突，尤其面对因价值观不同而出现的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冲突时，这些国家常常用”不得干涉内政”作为防卫，西方民主国家也越来越意识到对于突破这样的防卫，普世价值不仅是个好用的名词，更发现立足于普世价值的策略往往最符合冲突各国、区域乃至全球的整体利益。

正是因为这些优点，我们一直应用这个名词，也许中共也意识到这个名词是动摇其统治根基的威胁，动员其手下无耻文人展开对这个名词的围剿。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在各大中共舆论阵地，包括报纸、杂志以及网站上，对于”普世价值”一词的攻击到达了可笑的地步。

为什么说这些攻击是可笑的呢？因为这些攻击没有一篇象样的文章讨论到人权、自由、尊严等这些我们所主张的普世价值的内涵，更没有一篇敢于碰触到问题的核心：中国政府为何拒绝普世价值？这些攻击几乎都集中于一点，那就是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于这些所谓普世价值并未能全然遵循。等于承认，英美政府能否遵守这些价值，是这些价值是否被称为普世价值的判断依据。

我们作为中国民运人士，主张，中国人民，如同全世界任何国家，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地应该拥有包括公民与政治权利在内的基本人权；包括思想、言论、结社、宗教自由在内的自由；并享有作为现代国家拥有上述权利与自由的公民的尊严。请注意，提出上述主张，我们完全没有、也完全无需以任何其它国家当作标准。事实上，我们过去的言论中除了为说明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发展区别之外，很少提到美国，很少提到西方民主国家，而是光明正大地讲述我们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但批评者却言必及美国，我常常笑这些喜欢义愤填膺地指称我们是美国走狗的中共言论打手，没有坦荡的胸怀，没有可供站稳脚跟的言论基础，只有严重的美国情节。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其立国根本，为法治，为人人平等，为自由至上。绝大多数法律的立法精神都尽量符合这些价值观，对于历史上未能完全符合这些价值观的立法与政府行为，不断修正并诚恳致歉。

我不否认，当短期国家利益与这些价值观冲突时，民主制度并无法保障政客们一定可以在每个决策中都体现、都遵循、都捍卫这些价值观；也正因此，民主制度才会要求人民每隔几年就审视一次他们的选择，他们授权的这些政客能否忠于他们的嘱托，能否遵循这些普世价值。这每隔几年一次的选举，以及保证这些选举得以公正的选举制度、多党制度、言论与媒体自由，才是西方民主国家恪守普世价值的铁证。那些拿着中共的经费替中共说好话的无耻文人，请你们攻击一下这一点，并回答我一个简单问题：请问这些普世价值，哪一点不符合中国人？

二十三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北京作出一件了天理难容的恶行，向和平请愿的中国公民开枪，血腥镇压中国历史上最壮观、最动人、最伟大的一次群众运动。我身为这场运动的一分子，至今仍深深对那些为理想，为中国的自由民主而牺牲的伙伴致感悲恸，对于屠杀者仍愤恨难消，同时也背负着巨大的幸存者的负疚。

同样是广场运动伙伴的柴玲，想必也是同样背负这样难以承受的负疚感，并从宗教中找到她个人的救赎之道，对此，我为她感到高兴。宗教主张宽宥、谅解，对此我也深感敬佩，柴玲出于这个宗教价值提出原谅邓小平、李鹏等屠杀元凶，我虽然可以理解，却完全无法接受。

柴玲所信仰的宗教主张的宽宥与谅解是在正义是非厘清之后，罪人祈求宽恕之时应有的态度，同样的宗教对于正义、真相的坚持绝对先于宽恕，这不仅是这个宗教的价值观、也是普世价值、更是十几亿中国人民、千千万万八九参与者以及尤其诸多六四受害人心中所坚持的目标。对于践踏和平、正义及人类良知的杀人凶手邓小平、李鹏，我无法原谅，我无法在正义是非得到匡正之前原谅，无法在被害人原谅他们之前原谅！也想善意提醒柴玲，我们如果认同自己八九民运一分子的身份，我们就无权原谅。

和解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期待终有一日，我们可以放下过去、拥抱未来，但那一天的到来首先需要的是对于真相还原不懈的努力，正义伸张不懈的坚持，首先需要的是追究责任，首先需要的是罪人的忏悔，直到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这些天安门学生都背负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所有的受害者一起，在道义上、法律上坚持对邓小平、李鹏及所有的责任者厉声谴责，坚持讨伐。

約兩個星期前，我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前往中國大使館，第三次試圖向政府自首，結果和前兩次一樣，完全不得其門而入。在採取這個動作之前，我在大使館門外回答了記者的提問。當然第一個問題首先是為什麼我會採取這樣的行動。

我採取這樣的行動基本上有兩個原因：

首先，我已經與父母家人未能見面長達二十三年，骨肉分離的痛苦已經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程度。八九年，我因參與學生運動被政府追捕而逃離海外，開始了我的流亡生涯；而同時，我的父母親也被限制出境，無法取得護照。這一政策源自當初公安部轉發到各省的一紙通知，是不是每個被通緝的學生家人都受到同樣的待遇，我不得而知，根據對中國政府行事習慣的瞭解，我相信，至少幾個”首犯”應該是相同的，換言之，王丹、柴玲的父母所在省市公安局入出境管理機關應該是收到了同樣的通知。

後來，陸陸續續，其他被通緝學生家人可以出國看他們的孩子了，這其中包括各方面情況與我極為類似的柴玲，我和柴玲都是被通緝名列前茅，也都未受逮捕即成功逃離中國，我們兩人的父母在八九年之前也都未曾取得中國護照，而這些在我看來直接影響我們的家人能否取得護照並申請出國的條件完全一樣的情況下，柴玲的父母終於能夠來到海外與她相見，為她高興之餘，我也積極安排父母的出國申請。

然而，他們的申請遭到明確的拒絕，新疆地方政府官員甚至明確告知，他們的護照申請被拒絕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有一個通緝犯兒子。

我完全無法理解這樣的結果。憤怒之餘，開始了長期的努力，希望能夠與政府溝通，改變這一荒謬更是違法的政策。這些溝通還包括與當局公安、國保系統的見面，無數次的希望和失望，最終我感受到的是屈辱和絕望。二零零九年，我流亡已經二十年，這期間我的父親兩次病危，母親中風，他們已經不再年輕，不再健康，也不會更年輕、更健康。我才下了決心，用投案自首的方式，尋求回家，希望最終能夠與父母相見，哪怕這種見面必須要以探監的方式進行。這將會給他們帶來多大的衝擊和折磨，我已不敢現象。

我決定投案的第二個原因，是希望能夠建立與政府之間的對話。

八九年，我們走上街頭，用最和平、最理性的方式、向中國政府提出來的要求就是對話，我們從來沒有試圖推翻共產黨，從來沒有想要站在政府的對立面，然而政府對於我們的和平、理性訴求，用血腥鎮壓來回答，並自此將我們這些主張推動民主化的公民推到完全敵對的一方，持續污衊、壓制與迫害，二十三年過去了，我不改初衷，仍然期待與政府建立起當初訴求的”對話”，我投案自首，就是希望，哪怕是以起訴書和答辯的方式，開啟這個對話。

陳光誠在北京進入美國大使館，尋求來到美國，因為這是在今天的中國，他唯一能夠找到的避免當局迫害的途徑。國內外營救陳光誠的努力多年未見功效，北京當局縱容山東地方政府對於這位維權英雄黑道流氓式的迫害，卻最終不得不在陳光誠進入美國大使館，面臨極大國際壓力之下，作出讓步，停止對他的迫害，並不得不允許他前往美國，這不能說不是一次悲壯的勝利。我歡迎他來到美國，祝福他，同時對於他開始流亡，深感同情。中國政府在陳光誠事件，以及之前的馮正虎事件上都是敬酒不吃吃了罰酒，我再附送中國政府另一個成語，希望中國政府能夠”吃一塹，長一智”！

受他啟發，我希望進入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尋求前往中國。更希望中國大使、中國政府能夠受到美國大使、美國政府的啟發，讓我回國，繼而停止迫害本國公民。

最近我重游巴黎，乘船游览了塞纳河。船只行驶一个多小时，沿着河岸观赏了很多美景，尤其专业的多国语言导览可以让游客在欣赏之余，对于巴黎有更深一层了解。游船在到达终点之前，耳机中传来这样一个故事，二次大战即将结束之际，联军进入巴黎之前，希特勒下令将这个美丽的城市全面烧毁，并炸掉主要桥梁，留给敌人一片废墟。而当时担任德军军政府总督的迪特里池·冯·卓提茨步兵上将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得以保护了这个城市的美丽。导览员以感性的声音说道："想到这里，我们欠着这个人多大的一份情意啊！"

二次大战，因为几个人的疯狂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因为几个人在关键时刻的作为而避免了人类更大的荼毒，这些的确该被公正地记载。但是浪漫的巴黎人对于卓提茨将军的赞美，在我听来却是胡涂透顶，十分刺耳。先不说这段历史记载是否属实，卓提茨将军是德军占领军最高指挥官却是不争的事实，他肩头的步兵上将军衔也是在历时五年的肮脏无耻且残暴的侵略战争中逐级被奖励的，有记载同样是这位卓提茨将军在东线任职时曾经毫无保留地执行希特勒的另一项命令，那就是对犹太人的屠杀。而他来到巴黎，并非受到法国人邀请，也不像大部分来到巴黎人们是出于对这个美丽城市的景仰，他是穿着德军军装，乘坐坦克装甲车，手执刀枪，以他的铁蹄来玷污这个美丽的城市的。至于他在德国即将战败之际，无论是出于对巴黎的爱还是出于未尽泯灭的良知，或是功利的思考，没有去执行希特勒一个荒谬绝顶的命令，我虽为此高兴，更感慨眼前美景得以幸存的历史经历，但让我感激这样一个人却是万万作不到的。

这又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几年前，和几位大陆朋友一起观看一部电影，叫作《高考一九七七》。试图通过东北一个知青农场在面对一九七七年，中央重新开放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来呈现一段重要历史。这段历史的主角们是一群被欺骗、愚弄、折磨并抛弃的中国年青人，总人数上千万人，甚至可能达到三千万人，所牵涉家庭则是上亿的人口。他们的命运是被毛泽东操弄的，他们的悲剧虽被轻描淡写，但已无可回避，毛泽东的恶行虽被刻意忽略，却也同样无可抵赖；但到了一九七七年，另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邓小平，开启了一个新的政策，允许他们参加考试，争取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再次改变了这些人的命运。这部电影就是讲这一段历史。

当然，恢复高考只是给了这些原本对人生未来已没有什么希望的年青人一个机会，这绝不能算是补偿，至多是良心发现，想起还有这么一群毛泽东的受害人还在受苦受难，替他们想想办法而已，更大的可能性是邓小平面临国家经济崩溃的危机，为快速产生人材并消除知青日渐累积对共产党不满的隐患而不得不采取的政策。但同样的，我听到了曾经经历过这一时期的一个知青对邓小平，对共产党的感恩戴德。好在同时在场的另外一位知青头脑尚算清醒，他说"要我感激共产党给我机会上大学，那么我之前受的那么多苦难，这帐要跟谁算？"

也许有人会说，要向前看，不要纠缠。没人愿意纠缠在苦难的回忆之中，我也更希望能够为国家未来的发展作出贡献，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对于历史的胡涂麻木或无奈，一定会让我们对未来的方向模糊不清。这是一九七七之后三十五年的教训！

臺灣總統選舉已經落下帷幕，選舉過程平和，結果基本符合政治原理，同時這也是一次令人覺得相當愉快的選舉。而我的一位在民進黨工作的朋友，在她的臉書上有這樣一段留言：

扣掉學生時期，從1996年至今，有多長的時間了，情感在這裡、生活在這裡、似乎連命運也在這裡了，這塊綠色招牌或許曾讓我有過短暫的失望，但不曾讓我覺得蒙羞，現在依然如此。但是，在我親身參與的15年歲月更迭裡，不曾像今天一樣，有著如此深的無力與哀傷，真的很難像其他人說出“對不起，…＂之類的話，為什麼要為自己的堅持價值和理念而道歉，為什麼要為自己想為所愛的地方努力而道歉，不懂！

我寫了這樣一段話貼在她的留言版上：

看到你的這段留言，感觸很深；也許在這樣一個時候，我該更體貼，說些安慰的話，但又想，如果我們把自己看作為理想而投入的人，我們該堅強，下面這些話也許聽起來很重，甚至很殘酷，但我是發自肺腑，也是出於對朋友的真誠，對理想的堅持，甚至可以說出於對民進黨的情感。

這次選舉，我從我自己所堅持的“理性”精神分析，覺得應該投給馬英九，但直到前一天都還沒最後決定要投給誰，我多希望自己的一票可以催生臺灣第一個女總統！

決定投給馬英九最重要的理由是他過去四年相當大程度上彌平了民進黨執政八年，割喉割到流血，所導致的族群和意識形態的對立，過去四年，即使你們在沒有充分證據和理由的情況下一路批判甚至辱駡馬英九“親中賣台”，他也沒有回應和進入這種只會使人民情緒緊繃卻沒有任何實質意義的政治語言情境，使臺灣出現了難得一見的休養生息，2010年，臺灣經歷五都選舉，年度選出的漢字竟然是一個“淡”字，那時，我就已經在想2012年獎勵他我的一張選票。

臺灣人民真正喜歡國民黨的少之又少，絕大多數原本都已絕望，而馬英九這個人，這個很不像國民黨的人，在人民對民進黨極度失望的情況下，燃起了大家的希望。不是因為他清廉，而是因為他規矩，別忘了，2008年的總統選舉，陳水扁家族貪腐的事蹟並未敗露，反貪腐並不是那場總統大選的主軸。人民作出對馬英九的選擇是因為他是一個大家心目中有道德感的好人，而這也就意味著，那時，人民對於民進黨的道德準繩已經高度質疑。我在陳水扁執政期間最大的痛苦來自於他和當時的民進黨對於權力毫無謙卑，覺得權力歸屬天經地義，覺得為了勝選可以無所不用其極，覺得“算我好運，不然要怎樣”；民進黨當時沒能以理想的力量制約自己的總統，事後我也沒能聽到任何反省任何歉意，這是你們今年沒能得到我的一張選票的原因。

我多麼希望看到民進黨，蔡英文反省2008的失利，看到陳水扁時代以製造對立而贏得選舉，導致臺灣付出巨大社會代價，而最終招致人民的懲罰。我多麼希望聽到蔡英文這樣一句道歉：民進黨辜負了臺灣人民給予的機會，我們八年執政沒能作好，我們對不起臺灣。如果我在選前聽到這樣的道歉，我的票一定會給民進黨，但是苦等不到。和我一樣苦等的人一定不在少數。

再說重一點，人民正是在質疑你們，是不是忘記了當年的理想？失去了反省的能力？我作為朋友提醒你，是不是沉浸在自己為理想而付出的情節中，忘記了理想原本是什麼？

臺灣此次總統大選，直至今天仍然很冷。

當然，媒體看起來似乎還很熱鬧。但媒體的熱鬧不算數，無論老百姓多冷或者多熱，媒體能夠提供的空間是一樣的，都要填滿那麼多文字版面，都要填滿那麼多播出時間。但選民的情緒冷熱直接影響的是媒體的銷量、收視率以及廣告進賬，所以對於媒體經營者來說，選情越熱就越有直接的利益，因此也就會戮力營造熱鬧氣氛，甚至加油添醋、煽風點火、無事生非。宋楚瑜的選情原本普通百姓並不關注，選舉結果如果還有個百分之五，我敢說那都是靠著這些天媒體運作出來的。不僅媒體傳達出來的訊息變得毫無可信度，而且媒體實際上超出了自己該扮演的角色。

我所說的冷，是指大眾的觀感，指大部分選民的情緒。

台灣進入總統全民直選，自一九九六年至今這是第五次。第一次，李連面對彭明敏，林郝以及陳履安王清峰的挑戰，沒有懸念，但作為第一次選總統，台灣人民還是相當激動，參與熱忱極高。兩千年的那一次，每個選民都覺得自己在參與寫歷史，可以說是台灣近代歷史上最為重要，也最為激動人心的一次選舉。而結果，百分之七十幾的選民明確唾棄了執政幾十年的國民黨，台灣迎來了政黨輪替，兩千零四年，陳水扁尋求連任，連宋聯手挑戰，那時的台灣進入民主發展的低潮，但無論是出於對於民主發展的憂慮還是因為族群動員而產生的對立情緒，那次，選民的情緒繃得非常緊，選戰也可以說打了至少一年。二零零八年的選舉，也是沒有什麼懸念的，馬英九挑戰執政黨推出的謝長廷，選前半年，人們對選舉的結果就已經非常清楚，而因為選民對於執政黨的厭惡，使得即使選情並不緊繃，選民也依然維持著高度參與的情緒，與其說是參與是為了決定誰是未來國家領導人，不如說是一次全民表態。

而這一次，選情的冷，其實是一種普遍的對於尋求連任的現任總統馬英九給予"勉強及格"以及對於挑戰者蔡英文"尚待加強"的態度。

馬總統執政以來面對的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台灣受到衝擊在所難免，在這種情況之下，馬英九抓住兩岸關係這條主軸，利用共產黨當局對於陳水扁製造對立政策的反感，完成了有一定讓利精神的ECFA談判和簽署，並啟動兩岸民間互動的正常化，開動了通航、通商以及人員通行的"新三通"。而這些措施，雖然並無法使台灣在全球經濟哀鴻遍野的情況下逆水行舟，但至少作到倖免於難，並一步步走出泥淖，讓人們在危機中維持著些許希望。

政治上，陳水扁執政八年來對於權力結構與制度的空前破壞，再加上"割喉割到見骨"的族群以及意識形態的對立操弄， 使得台灣在二零零八年進入空前的焦躁期，民主發展進入瓶頸，同時面對盟友的不諒解與對岸的嚴厲封殺，台灣的政治形勢可說非常嚴峻，對此不知是出於高度政治智慧還是天生性格使然，馬英九採取的拘謹保守態度完全作到了讓台灣"休養生息"，對立的慢慢化解也換來了國際社會的認可，以及大陸的善意。

然而，二零零八年，選民的熱情畢竟那麽高，而馬英九得票數又那麽高，自然，期望值也就跟著非常高。而"沒有被國際經濟危機拖下去"，"不再搞意識形態對立"這種以矯正錯誤為主的政績就很難滿足一般選民的期待值了。不能滿足期待值，不滿的情緒就自然產生，但不滿在哪裡？似乎沒有什麼人可以說得清，很多人甚至要提到馬英九性格的保守和不夠圓融，其實一般選民何時又真的喜歡過圓融的政治家呢？

但選民是健忘的，大部分選民已經忘記了當初把票投給馬英九的心理，其實更多是給民進黨投反對票。也忘記了，對陳水扁反對的原因是其治國無能，而且對權力的傲慢心態；反對的是陳水扁對人民的蔑視和操弄；反對的是民進黨使台灣官場乃至整個社會淪喪到沒有是非，沒有羞恥感。

大部分選民可能記得把票投給馬英九是為了懲罰民進黨的貪腐。其實，陳水扁的貪腐案是在總統選舉結束，甚至馬英九已經就職之後才爆發的，廉潔議題，並沒有在總統選舉過程中成為話題。

同樣健忘的選民不會記得當初選馬英九是因為他是一個好人：正直、善良、規矩的好人，以表達對於奸佞、貪婪、沒本分的陳水扁的唾棄；不會記得當初選馬英九並不是因為他展現出卓越的領袖風範，指引出光明的發展方向，更不是因為他性格上的練達周到。

即使如此，這個規規矩矩、幹乾淨淨而且沒有私心的總統在過去四年基本沒有犯什麼大錯，老老實實，勤勤懇懇作著一兩件他認為正確的事情，而經過休養生息的選民，情緒從四年前的義憤填膺，甚至火冒三丈調整得心平氣和了，對於馬英九這個當年僅僅因為是個正直、善良、規矩而得到自己選票的總統就多少有些不滿，但也沒有那麼嚴重，政治麽，在今天的台灣難得成為了可有可無的話題。去年台灣經歷五都選舉等不少事情，而那選情也是冷得可以，台灣2011年的年度漢字評選是一個"淡"字，正說明瞭休養生息的成功。

馬英九因為人們的政治淡漠而吃了虧，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蔡英文則是佔了大便宜。健忘的選民不會記得蔡英文是當初陳水扁執政時所有令人反感行為的結構性共犯，甚至至今沒看出民進黨對於當年與陳水扁的共同作為有任何反省。但是，對於國民黨反感至深的台灣選民，對於自己用選票培養出來的替代政黨顯然有太深的期待情感，很多人說，台灣選民對於國民兩黨的心態是對國民黨絕望，對民進黨失望。絕望已經沒有情感，而失望就還是有情感依託，當民進黨推出一位不帶有民進黨人色彩，也因此沒有民進黨的粗魯特質的女性學者型候選人時，幾乎是想方設法原諒民進黨，健忘的特性就更明顯。

其實這種健忘體現出來的是對未來的一種憧憬混合著對今天的焦躁。台灣人民對於被國、民兩黨拖入混沌不清的國家認同議題早已十分不耐，但是，國家認同問題並不隨著對兩黨提不出解決方法而消失；台灣人民對於被國際社會邊緣化心中充滿無奈，但這無奈和冷漠後面隱隱存在的是憤怒，以及對於解決方法的渴望；中國的軍事政治威脅和經濟發展作為兩個互相拉扯的因素更是牽動著台灣人民的心理，同樣期待著伸出手向選民要選票且信誓旦旦的政治人物拿出解決方法。而顯然，代表破除舊時代精神的民進黨讓人民失望了，淪為反對黨八年的國民黨仍然沒有讓人民足夠的信心。二零零八年，馬英九，這個國民黨中的最為非國民黨的政治人物，一個長期捐血捐款認養流浪狗的好人，在台灣人民對國民黨絕望，對民進黨失望的情緒中，贏得了總統選舉，成為台灣人民懲罰民進黨的最佳樣板，同時，也概括承受了人民的高度期待。

可惜，馬英九從來不是個領袖型人物，這麼高支持的一位政治人物，從政時間也超過二十年，有過無數次掌握麥克風的機會，我卻幾乎沒有聽到過一次他的令人震撼的演講。唯一一次令人稍有動容的是他的就職演說，表達的也僅是感激之意，並沒有讓我們看到什麼願景。卸任臺北市長之後，馬英九投入國民黨主席選舉，曾讓我有所期待，看看這個自律極嚴的好人是否要給這個政黨帶來一番新氣象？終於要體現一下這個人稱不沾鍋的領袖捲起袖子做幾件兼善天下的事情。但是，一如既往，馬英九管理之下的國民黨也還是那個陳屙難醫老朽政黨，不見起色。

或許，兩岸走向緩解，從經濟出發，緊抓中華民國國號，這個中心思想是馬英九回覆人民期待的答案吧，但人民無法從他一貫的行為模式上看出他施政的願景，這是人民對他無法給予充分支持，最多給予勉強及格的根本原因。

也正是這樣一個背景之下，人民的目光繼續在搜尋新的目標，一個不那麼民進黨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一個擔任民進黨主席還似乎真的給民進黨帶來一些新氣象，至少對那些張牙舞爪一心想要挑起戰火以贏得選票的民進黨人能夠有所約束的總統候選人，自然就會帶著一些期待。這是蔡英文被提名之後一直得到人民相當大偏愛的主要原因。

但這偏愛也是有限的，對於現實有更大敏感度的選民認真想聽到從她口中說出的同樣是願景而不僅僅是口號和批評，想聽到她對於兩岸關係的思路，畢竟逢馬必反的民進黨過去幾年來對於馬英九賣台的指責並沒有引起足夠的認同。台灣人把馬英九的大陸政策是否會引起主權喪失當作一個存疑，而非像民進黨所說的必然。

我心理更大的存疑是你蔡英文能夠改變民進黨嗎？民進黨成立近三十年來，為了擴展版圖一直採取的是與國民黨針鋒相對的焦土政策，為此不惜播種仇恨，即使已經執政，也仍然維持這一政策，甚至用割喉割到流血的口號建立對立，並從中牟取政黨利益。這一思路，以及圍繞這一思路形成多年的語言行為模式，早已深深植入民進黨人的血液之中。使得這個為台灣民主化作出巨大貢獻的政黨至今仍徘徊於這種簡單的二分法思路之中，影響了它的眼界與格局。民進黨至今無法與幾乎是全民共識的貪腐典型陳水扁前總統劃清界限正是這種狀況的體現。馬英九雖然只是個獨善其身的好人，但我們至少可以期待他為了保護他個人的清譽而對周邊的人有所約束，蔡英文將如何約束一群個性獨立而強大的民進黨人走出窠臼？或許在此我們更該問的是：蔡英文是否會這麼作，畢竟過去幾年，我們看到了她對於民進黨人的約束，卻也沒有看到她提出的任何願景。

這就是這次台灣總統選情的寫照：兩個看似非常相似的候選人，都是學者型，都有相當的自我要求，但也都拿不出令台灣人滿意的未來願景。對於馬英九，選民的態度是不太滿意但勉強及格，對於蔡英文，是充滿期待但尚待加強。票投給誰？多數人在上述兩種心態中也已早有定見，至於誰會當選，多數也是抱持同樣的想法：都可以接受，都壞不到哪裡去，都有小小期待，也都不敢抱太大期待。

本文2011年1月3日發表於香港《開放》雜誌

這兩個月來發生了不少事情，但對我震撼最大，也可以說是最令人悲傷痛心的事情，莫過於西藏十二位僧尼的自焚了。

自焚，無庸說，是一種極端的訴求方式。不僅僅是犧牲個人生命，而且是用這種極為痛苦的方式。那麽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應該怎樣看待這件事情呢？

達賴喇嘛尊者對於子民用這種方式抗議，表現出深深的擔憂，他的每一句話都有可能被理解為對這種行為的鼓勵。因此，他表達說，他不鼓勵自焚，而且他說了這樣的方法很可能沒有用。可以現象，他的擔憂多方面的，作為一個領袖對於人民的這種絕望，產生對西藏未來更多的擔憂，作為一個宗教領袖對於教徒選擇這樣的方式雖充分理解，卻既不能鼓勵，也不可不表尊崇；而作為一個個人，一個一貫悲天憫人教長，對於人的生命價值看得極重的僧人，他在憂慮是會不會有更多的人走上這條路。

中國政府官方的表態是令人憤怒的，不僅沒有表示半點的對於死者的尊重，反而指責這種做法是一貫的分裂國家的罪行，並宣稱達賴喇嘛直接鼓動這種行為。任何人經過稍微冷靜理性的分析就知道這是個多麼冷酷而又荒謬的指責。如果說達賴喇嘛能夠向自己的教徒下達犧牲生命這種與教義完全相悖的命令，而且把這些命令下達到西藏青海四川那麽多個不同地方，給不同的人而居然沒有洩露半點消息，而且這些人也都能夠接受這種絕對殘酷的命令而毫不猶豫，雖然匪夷所思，但豈不說明了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西藏人民對於達賴喇嘛的絕對服從經共產黨幾十年統治仍然如此堅定，那一定是這個統治出了極為嚴重的問題。

深一步思考，自焚這樣的決定，一定是一個人在極大的勇氣，極為堅定的信念之下才能作出的，而絕對不會像北京當局所說是受到達賴喇嘛開出補償價碼便可作出。北京當局這種說法，只能說明其沒有人性的一面，才能想得出這種言論，才能如此不尊重為了信念犧牲生命的死者。

這些僧尼的自焚，令我想起聖雄甘地的非暴力不抵抗運動。那時，面對軍事政治上絕對強勢的英國殖民者，甘地發起的獨立革命，沒有組織印度解放游擊隊，也沒有僅僅在媒體和議會慷慨陳詞，他站在弱者立場，強調的是道德的制高點。採取不合作運動，消極卻堅定，面對窮凶極惡的英國軍警，他約束支持者完全不抵抗，甚至當軍警的棍棒槍彈落在他們頭上的時候，也都堅持非暴力原則。印度人民的行為迅速在英國本土贏得了人民的尊敬和支持。英國殖民當局面臨極為嚴重的道德危機，而這是英國最終妥協，接受印度獨立的根本原因。

然而，面對十二名僧尼自焚，當局沒有任何所謂道德危機的問題，因為他的統治地位本來就不是建立在道德基礎，人民信任基礎之上的。但我誠懇呼籲，了解了這一事實的中國人民，不要讓我們的道德良知隨著在中國的嚴酷政治環境中採取的自我麻醉態度而熟睡過去了。

我直覺在今天的西藏，感覺窒息絕望的西藏人絕不是少數，那麼為了民族的未來和尊嚴再走上這條路的人很可能還是會有，想到這裡，我的心頭就無比沉痛，想在此呼喚，不要再走上這條路了，你們涅槃的痛楚，不僅在你們每一個人身上，也在整個藏族人民身上，我這個非藏族的民主運動人士，也感受著這痛楚，而此時我們似乎能說的真的很少，只有在此合十，為你們致上十二萬分的敬意，給西藏致上十二萬分的祝福，並深刻反省，我能夠為這個民族作些什麼。

馬英九總統日前在舉行『黃金十年』最終篇記者會作出政策宣示，將『考慮』在未來十年之內推動『兩岸和平協議』。他表示，在國家需要、民意支持和國會監督三項前提下，『我們現在也在思考，未來十年當中，兩岸在循序漸進的情況下，審慎斟酌是不是洽簽兩岸和平協議』

和平協議的實質內涵是什麼？

台灣社會各階層對馬英九的上述說法反應平平，反對黨及支持媒體指這是『統一時間表』，如同過去多年指責馬英九『賣台』一樣，已淪為政治八股，除部分死忠意即非理性支持者之外，大部分台灣人民並未感到這個宣示對於國家定位、兩岸關係發展有何特別重大的改變。

人民的這種態度顯示出台灣社會的政治成熟。事實上，兩岸之間簽署和平協議是一件牽涉極為複雜且多面向政治障礙，目前條件還非常不成熟的議題，絕非短時間及單方面可能促成。想要達成這個目標，需要解決的問題非常多，也都非常大。首先是兩岸政府定位問題，試問，在雙方尚無法認可對方政府的合法地位之時，這份協議由誰簽署？其次，這份協議在什麼樣的大結構中簽署？對對方的要求由誰檢核，由誰監督，當出現問題時，由誰仲裁？還有牽涉軍事互信機制如何建立，如何面對今天兩岸之間的外交角力，等等。

和平，這是一個在今天的台灣社會沒有人反對的主張，而『和平協議』，顧名思義就是雙方各自作出的和平承諾。台灣實際上早已放棄『反攻大陸』的主張，尤其進入成熟民主時期，更是早已不對大陸具有軍事侵犯的威脅；那麼這個和平協議如能簽署，它的實質內容就是大陸承諾不對台動武， 而寄希望於專制而僵化的共產黨當局放棄過去幾十年來所堅持的對台政策，雖並非不可能，但其難度可想而知，除非馬英九陣營與中共當局早已達成某種默契，否則，單方面提出這種宣示，應該是表達馬英九對此問題的基本思路，與施政無直接關係，純粹是選舉考慮。

如果馬英九認為簽署『和平協議』是實質性的施政方向，請問是出於對中共當局對台政策的理解，認為在兩岸經貿文化互動的良好氣氛之下，有可能『政治讓利』，放棄『不放棄對台動武』的既定政策嗎？或是已經與中共達成某種默契，用簽署『和平協議』來交換中共在台灣政治走向上的發言權，上述兩種狀況都是十分危險的。

維持恐懼是中共當局的統治法寶

如同任何一個流氓政權，中共維持其統治所依靠的不外乎『欺騙、利誘和威逼』三套基本招式。意識形態的欺騙在六四之後，在國際形勢一面倒擁護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以及資訊爆炸的科技革命的今天，欺騙，即使在大陸都已是很難，更不用說仍有新聞和言論自由的香港台灣；以經貿作為利誘是中共今天的主要手段，但中共也深知，經貿的核心價值是互利，是開放，是自由。可以說，這張王牌，即可以是中共在談判桌上的籌碼，也可能變成箝制。如此說來，恐懼是中共手中僅存的法寶，在香港是如此，在大陸是如此，在兩岸問題上更是如此。

中共在回收香港主權之前，有十幾年時間進行準備，彼時，中共將主要工作重心放在法律結構上，確保回歸之後的香港不會失控。於是，一個最大程度上能夠讓中共影響香港政治上不會走向民主的『基本法』出爐；但這個基本法並不能讓中共直接派出黨委書記總督香港，也無法如內地般設置中宣部進行媒體審查。為此，當局提出了『一國兩制，井水不犯河水』的說法，實際上是害怕香港的民主制度衝擊內地的專制，而非人們所理解的是承諾不改變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

今天的香港有多個民主政黨，以及力行法制的政府，不會鎮壓每年都舉行的動輒十萬人參加的『六四』紀念活動。然而，共產黨在香港的影響力和控制力日增也是不爭的事實，他所依靠的，是對於高層政治人物的脅迫和收買，媒體的自我審查，公共知識分子的自我設限。而這一切都是建立在一個東西之上，那就是恐懼。

軍事威脅，是中共當局在兩岸對弈的談判桌上最後的法寶，可以說，提不出足夠優厚的條件，指望共產黨放棄對台灣的恐嚇，是一廂情願。那麼，在什麼樣的條件算是優厚的條件呢？為此，我們需要釐清中共當局對台灣的最終訴求是什麽。

認清中共當局的本質是兩岸政治對話的前提

很多人認為『統一』是中共當局的最終訴求，這是對共產黨本質的不瞭解。今天的中共當局是一群權貴專制者，他們的唯一訴求是捍衛權力並以權力換取最大私利。例如，中共進行經濟發展，是為了以高經濟成長所帶來的邊緣利益換取人民的政治合作，以維護其統治地位，並緩解因其強取豪奪所引發的社會矛盾，並為此在大陸所喊出『中華民族崛起』的口號，這與面對台灣所喊的『民族統一』一樣，都是為維護其統治合法性所進行的欺騙宣傳。

面對台灣，中共當局的思路一貫，不指望從台灣這個無法直接控制的地區謀私利，也知道沒有能力更沒有興趣推動統一，甚至還擔心與台灣走得太近會使台灣的民主化發展成果影響大陸民心，因此，過去多年來，雖然口號上一付期待立即與台灣兄弟團圓的樣子，但任何實質性的接觸和互動都保守得多。『遏制台灣獨立』，以及『遏制台灣的自由思想衝擊大陸』就是中共當局對台灣的政治訴求。換言之，如果中共當局能夠得到台灣承諾不宣布獨立，承諾不作為民主自由思想滲透衝擊大陸的基地，那麼，給予台灣和平的承諾並非不可能。

可能很多台灣人會覺得，這似乎是個聽起來還算合理的條件，至少是可以容忍和接受的條件，我也可以預見，兩岸如果真的出現政治談判，這也必然是大陸當局所提出的要求。但這些條件果然合理嗎？台灣社會真的可以容忍嗎？更重要的一個問題，共產黨的承諾可以相信嗎？

台灣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面臨嚴苛的國際局勢，無法得到足以匹配的國際地位，但至少，台灣今天的國家定位，政治結構，都不是他人可以強加給台灣人民的。人民在沒有恐懼的前提之下行使著國民的權利。事實上，這是台灣最大的法寶，是台灣不會失去主控權，不會失去自由和尊嚴的保障。如果台灣設定國家未來發展的禁區，開始審查言論是否會得罪大哥，台灣就開始一步步走向政治的香港化，這樣的條件換取一個無法信任的『和平』承諾，絕對是非常的不合理。

也許，大陸在未來的十年之間一步步走向民主，也許，馬英九政府能夠展現足夠的政治智慧在政治談判中迫使中共當局全面退讓，也許，國際社會能夠終於在台灣問題上展現正義性並積極介入，扮演『公道伯』角色，使得兩岸的和平協議能夠終於讓台灣人民放心接受，但在那之前，我們應該看到這個議題是複雜和艱鉅，瞭解潛在的危險，並提醒在上位的政治人物，這是一個對台灣的今天和子孫都非常嚴肅而重大的議題，不可淪為政治口水，不可淪為選戰口號，更不可淪為到對岸換取紅地毯、警車開道住釣魚台國賓館喝茅台酒的輸誠諂言。

台湾总统选举将至，族群议题再度成为关注焦点。而这个话题提早发酵，并在社会上引发巨大争议，也许能够起到警告作用，迫使参选阵营在选战策略考虑上避开这一伤害台湾社会甚鉅的政治操弄。当然，避开而不看清这一操弄的本质，仍不能收到永远消弭族群对立的效果；同时，政客们也还是会出于个人私利和长期的恶质习惯而不小心跨过红线，有意无意说出挑动敏感神经的话语。这些话语表面上堂而皇之，本质上往往似是而非，甚至是颠倒是非。如果我们期待台湾社会不再陷入内部对立的痛苦之中，应该对一些常常听到却容易忽略其内涵的词语，表达方式进行深入思考，则很容易破解这些指鹿为马，煽风点火的政治操作。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女士推出的竞选文宣电视广告，以”我是台湾人”作为口号，再次强烈诉求族群选票，引起的社会反响不谓不强烈。对于如潮水般涌来的批判声浪，蔡英文女士回答：认同台湾的都是台湾人。认同，这个名词，过去十多年在台湾出现频繁，频繁到我们反而忽略了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以及政治人物滥用这个名词的荒谬之处。今天，我们不妨讨论一下，何为”认同”。

认同，从字面上理解，可以是”认可、同意”的意思。比如说，”我很认同你的观点。”也可以说”我对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很认同。”可以看出，认同这个名词，既然表达的是认可、同意，其对象必然是个可以认可、同意的内容。可以是观点，可以是价值观。

认同还有另外一个含义，那就是”相认同属”，比如说：”我对于北师大有高度的认同感。”"在海外遇到来自台中的人马上就有了认同感。”此时，认同的对象应该是一种身份，一种特性。

但在台湾被最常用的”认同台湾”却是个语意不通的说法。期盼常常把”认同台湾”挂在嘴边的政客们解释一下，尤其把”我是台湾人”当作竞选总统口号，又说”认同台湾的就是台湾人”的蔡英文女士解释一下。我们也共同思考一下。

认同台湾，是相认同属自己是台湾这个地方的人吧，如果这是蔡英文女士的原意，那么把以此为定义的”台湾人”放在竞选总统的广告之中，除非是明确挑战对手不”相认同属”台湾人，否则真的就是废话一句。而要指责当今的总统不”相认同属”台湾人，蔡女士需要提出更明确和严格的说明，以如此拐弯抹角的方式表达如此站不住脚的指控，这是政治操守的严重瑕疵。

是认可、同意自由民主为核心的 台湾价值的意思么？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请问，在台湾的两千三百万人，又有谁不认同呢？再退一步，台湾的民主自由仍在发展，对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黑金、民粹、肤浅我并不认可同意，是不是就不认同台湾，就不算台湾人了呢？哪些台湾的价值是应该被认同，哪些不该，恰恰是总统选举应该被充分讨论的，仅提出”认同台湾”四个字反而是对台湾价值轻巧带过，模糊焦点。

绿营提出”认同台湾”这一口号，并把它变成一种教条，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时时坐在对于这个教条的解释权位置上，把它变成政治斗争的大棒，动辄挥舞，这才是与台湾的多元、自由、尊重价值观背道而驰。

认同这个名词如果是指属于主观判定范畴的相认同属的意思，那么实在无法成为公共话题的判断标准，不接受他人对于认同的陈述就是阴谋论；如果民进党蔡英文认为他人是否相认同属台湾的判断权掌握在他们手中，那就是诛心论；如果以台湾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作为”认同台湾”的内容，正是因为对这种价值观的高度认同，我无法接受这句未经充分诠释的教条，以及政客在任何问政场合的利用、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