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爾開希的流亡筆記

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经历五十天，仅北京，参与学生就超过十几万，上街声援学生的民众几百万；到后期，更有知识分子、工人、新闻工作者都组成自己的组织，直接参与；全国发生学生、民众上街游行的城市超过两百个。如果政府顺应民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当会更快，更深化，我们今天的国家也会更自由，更有尊严。然而，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运动最终还是以中国政府出动军队血腥屠杀告终，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一个巨大的悲剧，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冲击程度之大，难以估计，应该说，二十年之后，还在发生着影响。

前两天在推特上与网友互动，同时与几百位推友讨论（我在推特上的跟随者有七千多位，以此保守估计当时在线推友数字），其中有两位提到当时牺牲的解放军，口气有很大的不谅解。当我提到八九学生是和平请愿，静坐绝食时，一位推友写到“解放军都是一不小心把自己挂到金水桥上的咯？”虽然因为推特的特点不能长篇，只能用一句话表达意思，但指责学生的意思还是相当清楚的。

我的回答如下：“我没这么说，但解放军是来杀人的，不是示威群众跑去军营里杀解放军的，此其一；解放军先开枪，群众出于报复还手在后，此其二；解放军杀的人要比被杀的解放军多得多，此其三；解放军有枪，群众手中只有砖头，此其四；解放军今天仍然不准人谈及此事，而被杀的连去祭拜都不准，此其五。”

重复一次，推特的特色是只能用一百四十个字表达，上面这句话，我还是用两次才发出，实在觉得没办法说得很清楚，所以在这里赘文引申一下。

“解放军是来杀人的，不是示威群众跑去军营里杀解放军的，此其一；”我曾经在日本跟几位不能理解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的学者聊天，其中一个人讲到，战时日本人民多么凄惨，那时我就反问，有中国人到日本来杀人吗？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死在中国的日本军人有什么理由指责中国人呢？同样的解放军并不是在北京城散步观光，到天安门照相被杀死的，而是来执行一个杀人的“戒严”任务，如果被当了炮灰的日本军人该有任何怨恨，对象也该是很清楚的：发动战争的日本政府。年轻的解放军士兵被杀是悲剧，即使不追究当时具体发生的情况而笼统接受任何人的死都是悲剧，这个悲剧的始作俑者当然是下命令的中国政府。

“解放军先开枪，群众出于报复还手在后；”谁先动手真的很重要吗？当然！同样是暴力，杀人者是犯罪，被害人反抗属于正当防卫，即无罪，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否则政府为什么那么强调是群众出现打砸抢在先呢？八九年的时候，直到六月四日政府出动军队强行“清场”并开枪镇压抵抗者之前，学生以及声援学生、阻挡军队进城的民众完全没有任何暴力行为。事后官方媒体宣称到了六月四日，群众集会出现打砸抢，升级为暴乱，军队才采取断然措施，完全是颠倒黑白。

“解放军杀的人要比被杀的解放军多得多，此其三；”屠杀发生后，中国政府在官方媒体上反复播放解放军被杀的惨状。有些画面如果在平时新闻节目播出时应该会加上马赛克或者喷雾处理。但政府的这种做法是为了什么呢？不言而喻，是为了通过强烈感官刺激使民众更能接受在画面播出时背景铿锵的官方立场。而如果把被政府枪杀的学生、平民的画面也同时播出，被杀的人民数量远远大于解放军的死伤，同情心、同理心还会有任何人站在政府一边吗？

“解放军有枪，群众手中只有砖头，此其四；”即使在不论谁主动，谁在先，仅以一般冲突来衡量谁对谁错，力量的权衡都应该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就像男人与女人发生肢体冲突，我们总是会先指责力气比较大的男人一样的道理，何况，八九年时，一方是政府正规军，一方是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学生、平民？今天，事情过去二十年，当年不在场的人很难拼凑出完整的情形，于是这种简单的是非判断基础就很有意义。

“解放军今天仍然不准人谈及此事，而被杀的连去祭拜都不准，此其五。”一个令人心酸的事实，同时又是一个简单的判断辅助依据。如果真的义正，何必不敢词严？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政府出动军队镇压人民，这个事实就这么清楚，谁是谁非本不需要多作分析，解放军有死伤，也绝对无法改变这一事实的基本道理。然而，中国是个没有开放的媒体，没有开放的信息，无法充分讨论，无法充分思考的社会。我的这篇几乎是多此一举博文，就当作对中国政府钳制思想的再次强烈抗议吧。

The dream is still there
on top of the marble of the Avenue
without the dreamers around
and they will be quite
for my life long, I am the surviver
because they need not to repeat
when echo don’t dissolve
and it will one day
become solid in the hand of a Chinese girl
she is more beautiful than the porcelain doll
then I can let go of them,
dreamers of Tienanmen Square
we will understand the smiles on our faces
and we will be quite
unlike the night
stay with me now
stay with me

Written in June 1st, 2009

2010年，在臺灣叫作民國99年，『中華民國』創立至今已經近一個世紀。而今天的中國，在大陸的部分而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華民國』這個招牌在臺灣也還仍然被堅持著。

當今兩岸幾乎每個人都對於臺灣與中國關係的法律定位問題特別有興趣。我在此地居住多年，自然也是非常關心這一問題。

幾年前，大約在2003年，陳水扁參選連任總統在即，李登輝提出了“中華民國已不存在”這樣一個說法，目的當然明確，就是借助選舉去除『中華民國』化。而激起對這個話題的討論也有利於民進黨的選情。

我當時寫了這麼一篇文章，今天回過頭來看看，在民國九十九年之際，仍然具有提醒人民理性思考『中華民國』定位的意義。當作對這個話題思考的『前傳』重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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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前總統日前提出“中華民國不存在”一說﹐搞得朝野政黨一陣躁動﹐各自根據自己的選舉考量﹐義正詞嚴表達立場﹐執政黨無論是出於維持穩定政局﹐維持政治誠信及維持執政合法性等等任何考慮﹐哪怕心中再希望李前總統所言是真﹐也由陳總統表達了“政府國號是中華民國”的立場。在野黨無論是出於維持其政黨合法性(中國國民黨是中華民國的創立者)﹐維持其政治立場的一貫性﹐維持其選民的情感因素等等任何考慮﹐哪怕對於這一問題再有疑慮﹐也必須表達無法接受的立場。於是﹐在面對“中華民國”終結者李登輝﹐朝野難得言辭不謀而合﹐都宣稱中華民國當然存在。應該就此落幕的一段插曲﹐似乎卻因李登輝前總統的不甘﹐又進一步指出﹕“中華民國是國號﹐不是國家﹐國家是台灣。”使得朝野不得不在統獨議題上短兵相接﹐提前進入2004年總統大選的正面論戰。

而民間對此議題持續的討論﹐亦有愈演愈烈之勢。本來麼﹐要兩千萬作了多年中華民國國民的人民突然發現自己的國家“不存在”心理衝擊必然巨大﹔而此語出自前中華民國總統之口﹐而這位總統在任內也曾向這兩千萬人民誓誓旦旦要捍衛中華民國﹐絕不會搞台灣獨立幾百次﹐講出這種話很難不讓人側目。然而﹐中華民國是國號﹐台灣是國家﹐這樣的說法﹐似乎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果然如此嗎﹖中華民國是否存在可以從歷史中找到清晰的解答。歷史上好幾個時期都出現過一個政權被另一個打敗而不得不遷都而延續的情形﹐最早的西周東周﹐到後來的西漢東漢﹐後來還有東漢末及三國時期的蜀漢﹐以及南北宋。與今天的台灣大陸情勢都有其相像之處。有趣的是﹐這些東西南北的區分冠詞﹐都是後來加上去的﹐南宋皇帝與人民只知道自己是宋朝人﹐東西漢皇帝與人民只知道自己是漢朝人。

中華民國於一九一一年創建﹐至一九四九年被中國共產黨擊敗而來到台灣延續至今﹐這是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但其國號﹐政府傳承﹐以及最重要的是統治者及人民的認知﹐而這則始終維持著中華民國。說得更清楚一點﹐也許自創立到一九四九年這一段時間的中華民國﹐我們暫且稱之為“大陸中華民國”﹐已隨內戰失敗而不存在﹐但來到台灣以後﹐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開啟了﹐歷史上也許叫做“中華民國台灣”最恰當﹐因為這個自大陸戰敗而來的國民政府決心堅持中華民國國號﹐而台灣人民﹐包括曾經三次“至誠”宣誓捍衛中華民國的李登輝總統﹐包括傾向台灣獨立的民進黨﹐包括建國黨等明確主張台灣獨立的政黨團體﹐都決定在中華民國體制內生存﹐建設﹐參與。

李登輝前總統的邏輯有一個隱含的論點﹐即台灣與中華民國是不相容的兩個概念﹐這可能是主張台灣未來的發展走向獨立的人心願﹐但與歷史﹐與現實﹐與自己過去的言行都完全相悖﹐差距甚大。

自大陸來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及國號仿彿一件十分不合適的衣服套在台灣島上﹐因為“中國”這個概念自古以來都指大陸﹐指中原﹐而台灣雖直到國民政府來到之前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卻也一直是邊陲的一部分﹐不曾代表過中國。然而﹐這件過大的衣服經過過去五十四年的裁剪﹐早已適合台灣。毋庸置疑地﹐這些裁剪中首先包括一直在這裡的人民﹐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本省人”的積極參與﹐台灣省籍的人民挾其人數的優勢﹐使得一個強大專制的外來統治集團﹐在短短幾年之內就不得不接受﹐所謂中華民國就只有台灣的現實﹐“反攻大陸”變成統治集團自我安慰﹐維持統治合理性的工具口號而已。而“本省人”持續多年的參與﹐使中華民國無論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方面都越來越台灣了﹐這些參與中當然包括由李登輝前總統所主導的幾次修憲﹐當然包括主張台灣獨立的反對運動所主導的民主化所加速的本土化。幾十年的過程使今天的“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已成為不爭的現實﹐名正言順﹐情理皆容﹐沒什麼“正名”的必要。

同時必須指出﹐今天的台灣﹐也是建立在“大陸中華民國”的政府在來到台灣的時候所主動進行的剪裁之上的﹐筆者所指的還不是被綠色陣營所不屑不齒的“吹台青”﹐而是一段太容易卻不應該被忽略的歷史﹐包括將大陸移轉來台灣的物資直接用於發展台灣經濟的基礎﹔包括後來被稱為“外省人”的隨“大陸中華民國”來台灣投入建設大量人力﹔包括後來成為台灣人民一部分的“大陸中華民國”軍人以鮮血保衛台灣。這些是台灣與中華民國已完全相容的歷史基礎。

迄今為止﹐任何主張推翻中華民國統治的努力從未成功﹐也還沒有出現台灣共和國或任何其它政府﹐但台灣確確實實被一個政府有效統治著﹐也許這個政府不完全是一九一一年在南京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但卻不折不扣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中華民國台灣政府﹐這是現實。

統獨陣營的普遍人物﹐他們在台灣未來的國家定位上也許主張差距甚大﹐(也許也沒那麼大)﹐但對於今天台灣的現實狀況描述應該都可以接受下面的說法﹕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國號是中華民國﹐她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但也不是台灣共和國。她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是個變化發展中的關係﹔而任何對於這樣一個現實的改變都不可逾越台灣人民意願﹐改變之前我們的國家是中華民國台灣。這其實與絕大多數今天生活在這個島上的人民的看法是一樣的。

統獨的差異從來不是對現實的認知差異﹐而是對台灣未來走向思路的不同。筆者呼籲﹐在統獨議題上﹐雙方無論情感因素多麼強烈﹐都應儘量理性面對﹐否則在政治人物煽動之下﹐因為情感因素的言辭使得對立加強﹐不同的思路無法交流﹐而完全無法遊說勸服對方﹐只會讓卑鄙政治人物從族群對立中謀取私利﹐這才是真正的遺憾。絕大多數民眾接受中華民國護照加註台灣可以讓人看出人民決心理性面對這一問題﹐政治人物出於偏執理想或出於選票現實的“感性”可以休矣。

最近博主因为忙碌，疏于更新发布文章，向大家致歉。另，这个平台原本是为了深化理性思考与表达 ，但近日在这个网站上讨论区的谩骂已经多到令人失望难过的程度。再此恳请大家，关于维汉矛盾，新疆问题的讨论，暂时停止。一段时间的冷静，一定能够对将来更深化探讨争论的问题焦点有帮助。

各位下午好。

我演讲的题目是”让一个和谐的中国走向世界”。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演讲会的主题是”新新中国，走向世界”。而什么才是”新新中国”呢？主办方在这个会议筹办时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希望提倡民众要”不抱怨”，甚至还想在中国推动一个什么”不抱怨”的运动。对此，我心中充满了疑虑。

在我看来，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不是民众可不可以抱怨的问题，而是为何抱怨的问题。前不久《人民日报》下来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刊物，约我写的一篇文章。当时我在河南的洛阳调查，他们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在这篇文章讲一讲的官员和民众”都不容易”的问题，而且重点要讲我们的人民应体谅政府和官员不容易，让我们的人民体谅国家领导人”不容易”，并就这样官员和领导人看了后就会高兴，也有利于社会和谐。我当时是这么回答说的：”官员不容易是事实，如果官员感到干不下去了，可以下台啊。从来没有求着他们来管我们。”我们民众可以理解你们官员的某些做法，但是官员不应该以此为理由让我们不抱怨。所以我说，这样的文章我不写。他们又跟我谈说我们还是希望你写一篇文章，说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能否让我们的人民知道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相互理解的社会。我说，这一点是不错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安定首先要民安定，而民要安定首先关心民生，假如一个社会都不关心民生，假如我们的知识分子都不看到民间的疾苦，你要民众如何理解呢？我们只要走近真实的中国社会，我们离开上海大都市白领阶层的生活，你就会感觉到各种抱怨充满了中国社会。如果有机会，我建议你们可以看一看石首事件的录相，你就会感觉到几万民众用砖头，用愤怒面对我们武警的时候，我们难道说一说你们不要抱怨，你们要理解政府，你们要克制就行了吗？不行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我们民众不理智，而更需要去研究民众为何愤怒，为何走向街头，为何敢于与武警对峙。甚至可以说，面对社会不公和腐败，抱怨是民众的一种权利，他们有权抱怨。作为执政者或学者们，没有权力去指责我们的民众抱怨，而是要想办法去改变它，要让我们的民众不产生或少产生抱怨。

那么，如何才能使民众不抱怨或少抱怨呢？我讲两个故事，也许对大家有所启发的。

第一个是有关河南洛阳一个老太太的故事。最近几年我在调查地下教会或者叫做家庭教会。去年，我到了河南的洛阳，在一个偏僻的农村，我见到一个家庭教会聚会点的联系人。她是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家里已经没有别的人了，就她一个人了。家庭非常的贫寒，什么都没有，但是她的家里却是一个聚会点。看到她老人家生活很艰难，我感到很辛酸，但她本人却非常乐观，总是笑容可掬。我对她讲：”你老人家生活这么艰难，每个礼拜天都要做这么的活动，而且你心里充满了快乐，心中永远那么释然，为什么呢？”她这么告诉我的，她说：”我当然快乐，因为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一看天上飞的鸟都有生活，上帝那么关心它，难道上帝不关心我吗？”她说，我今天所面对的困难，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所以她不抱怨。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老太太面对苦难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我在许多信仰宗教的民众那里都看到过，他们把现在和未来都交给了他们的上帝或神。

问题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多数并不信仰宗教，我们不知我们的上帝或神在什么地方。我们很少去思考人生终极的意义，我们更多的是现世主义者。因此，我们也就很难要求我们的民众从上帝或未来世界中去寻找到内心的和谐和平静。我们只能站在这个充满了不平的世俗世界，惊叹天上的飞鸟的快乐了。

第二个故事是我在台湾访问的经历。2004天我应邀到台湾去访问。台湾的邀请方给我的条件是在大学做一个演讲，然后可以进行15天的旅游、参观。当时我向邀请方提出一个要求，我说：”你能不能这样，我讲完后，你给我一张地图，你派一个司机，在派一个买单的，我说走什么地方就走什么地方行不行？”他们说，没有问题，你随便走。于是演讲完之后我从台北走到台南，我问所有见到的台湾老百姓一个问题。

“假如官员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人回答说不可能，没有我的同意他怎么敢拆我的房子呢？只要这个房子是合法的房产当官的不敢的。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他们会告诉我，到法院去告拆房的人，法官会依靠法律给我判决，而且是判他们赔很多钱。比如是合法并且是我同意拆是10万块钱赔偿，而不经过同意，法官就会判他赔100万。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不依法判决，怎么办？”人家又回答我说：”不可能”。我们的法官在很多问题可能腐败，但是只有我有明确的产权和证据，他不能也不敢腐败。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腐败了，怎么办？”他们会说，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就会来进行调查，我的议员调查之后会就会开新闻发布会，我的议员就在议会提出建议，这个法官和这个政府官员麻烦就大了，他们呆不下去了，他们就完了。

我接着还问：”假如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呢？”我一问到这个假如的时候，人家很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那么多假如？没完没了的假如，议员再腐败，也会特别高兴管我这个事情。因为议员就是希望发生这个问题，因为有了这个问题，议员只要进行了调查，再经媒体一报道，这个议员就会成为英雄，成了英雄不仅可以当县议员、国会议员，最终还有可能成为阿扁。我说我不相信，议员也会腐败的，会不管你们的事的。他们说不会的，不信可以试一下。一般台湾的老百姓家里面有名片，收的最多的名片就是议员联系卡。我就要他们给议员打电话，一打电话，议员只要在不远的地方马上就会赶到。台湾的基层议员一来，一般都很兴奋，问遇到什么问题，都表示会为选民主持公道。

我接着还问：”假若议员就不是管你的事了，怎么办呢？”。台湾的老百姓告诉我，这很简单，下次选举时不投他的票，让他当不了议员就完了。

我在台湾的访问经历很短。却让我想了很多问题。台湾社会也许存在许多问题，但由于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实现了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台湾老百姓对整个体制有一个基本的认同。他们也许对某个领导人或某个政党不满，有很多抱怨，但不会对整个体制不满，甚至想推翻它。其实我走过世界很多地方。在一些现代民主国家，民众对待我的问题都有基本相同的答案。今天为什么讲台湾，因为我们往往以许多理由，以我们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来否定一个现代的社会制度。台湾跟我们有着一样的血缘，一样的文化，基本相同的文化，为什么台湾民众有那么多”不可能”，而我们却不是这样呢？我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要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确权特别是对财产权的确认很重要。现在我们大陆在这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你不要认为什么是你的，那个房产证是没有用的，我们知不知道哪一天拆掉吗？不知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甚至在睡觉的时候房子就被拆掉了。我们的农民的土地，说是”集体所有”，可在许多地方已沦为了少数人所有，搞一个什项目就让农民无地可种，无业可就，可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我们的工人在工厂工作了几十年，突然说改制了，你就得下岗而且什么也没有了。这样的事，到处都是啊。今天在座的提倡要民众不抱怨的上海学者白领们难道不知道吗？事实上，上海也有的。最近我在做一个纪录片子，其中一个故事是有关一个上海女市民到北京上访的。她跪在地上说：”天啊，给我房子，我要一个地方安身，我在生存啊”。假如我们一个宣称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连我们老百姓最基本的权利都不能保障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让我们民众不抱怨，让我们的民众理解我们的政府。我们没有这个理由。我今天在这里要告诉你们或我们的当政者，你要让你的人民不抱怨，你要让你的人民对你理解，你要让你的人民不走上街头，你首先给明确和保障他们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不是封建社会给予他们的权利，而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没有这一点，请问我们有什么理由，我们有什么资格，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没有！

第二，要有权威的司法制度，要让司法成为民众权利救济最后的底线。一个现代社会，社会成员之间或民众与公权机关发生了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权利被侵犯了，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假如我们的司法不能保障民众的法定权利，我们的司法不能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底线，我们有什么资格和理由要那些权利受到损害的民众不抱怨呢？事实上，我们今天司法体制存在许多问题，我们的民众已不那么相信司法能给社会带来公平和公正。无论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当事一方都有可能告诉你，”我不服！，因为司法腐败！”为了这个不服，公民选择上访，选择进京寻找大领导的上访，他们中有人为”领导批示”在北京坚持数年。而我们的执政者却对信访这种典型的人治制度津津乐道，甚至把其当成主要的社会救济方式。而现实中，民众则在长期的上访中因被劳教或送进精神病医院失去了对国家司法的最后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就相当于给他们麻醉剂。是不理要求我们的民众被打左脸，还把右脸给你吗？这是不行的！我们要抱怨这个不公平的司法制度，而且不仅仅是抱怨，我们还要抗争。因为有了这个抱怨和抗争，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公平公正而有权威的司法制度。

第三，要有真正的代议制度，让我们的人民代表真正能代表人民。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直接管理这个国家和社会，我们需要自己的政治代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代议制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结晶。我们可以通过选票决定谁来代表我们的利益。这种制度，我们有吗？从行文法来说，我们是有的。但现实中，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多少参加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你们投了谁的票？我不知道谁是我的代表？我们只知道有三个代表，但是我不知道我的三个代表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改变，假如这一点也不能改变，你怎么叫我们的人民不抱怨呢？你在中南海要求全国人民不抱怨，你在复旦大学告诉大家不要抱怨，还开展不抱怨运动。我告诉你们，不改变这种制度性的缺失，民众就会有抱怨，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不抱怨的运动。

第四，要有一个开放的媒体，让民众的抱怨有正常的宣泄。假如今天我们所有人都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只能在家里抱怨，可能最后走向街头，用大砖头表示他的抱怨。为了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和不走向街头，我们就需要给他们抱怨的机会，让他们有正常的渠道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而不是给他们一个类似鸦片的”不抱怨运动”。

我说的这些观点，主办方也许不高兴，没有关系，下次不请我。而且，我认为主办方也不会不高兴，因为你们主张不抱怨。那么请首先不抱怨我，假若这一点也做不到，那就很难说得过去了。而且，我也并不是为了与主办方作对。我讲这些，实际上就是在表达我们这个社会应如何对待弱者的情绪，特别是制度建设方面的内容。这实际上也一个大国应的。今天上午几位演讲人都提到了中国已成为了大国，而且正在走向世界。我则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进行必要的制度建设，何来的大的国呢。中国社会的软实力在什么地方？首先在于我们的制度建设，在于我们人民对我们制度的认同。假若我们的民众有一天告诉你，无理拆迁、司法不公、被代表等等都成为不可能时，我们才有资格说中国已有成为一个大国的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实力，这就是中国走向社会、走向世界的真正的实力。

谢谢各位。

主持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

问：其实我觉得教授讲的抱怨和不抱怨实在太好了，听了以后觉得特别的爽，因为我特别喜欢打太极，我觉得抱怨和不抱怨就是太极一边阴一边阳，而老师讲的制度和权力就像中间的二次函数一样，抱怨和不抱怨，说不抱怨也是抱怨，就在一线之间的，就是要明确一个制度，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老师说中国没有宗教，我忘记哪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中国的儒教就是一个教？我想请你回答这个问题？

于建嵘：我理解的宗教应该有一个终极关怀，中国的儒教没有终极关怀，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规则，所以我一般认为这种东西能否称之为教可以讨论，即关于终极关怀的问题。道教有终极关怀就是长生不死，它的信仰就是人可以成仙。我讲中国主体文化中没有宗教，不是讲没有信教的人，中国信基督教的人据我们调查有6000–7000万人，难道说他们不是中国人吗，问题在于中国主体文化中没有包含一个终极关怀的意义。我是这么理解的。谢谢你。

上海笑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杨晓：于教授我们昨天已经聊了一些，你刚才讲的我觉得我能够接受，你说要通过抱怨来采取行动，行动跟抱怨的区分，你的标准是什么？

于建嵘：我没有鼓动老百姓通过抱怨来改变社会。

杨晓：你觉得社会有不公，去提升的方向，更好的方向，采取行动，比如发言的时候，如果我发言跟我抱怨有什么区别？

于建嵘：从杨老师的表情来看，她对我批评他们开展不抱怨运动，没有抱怨。我是这么看的，我认为抱怨不抱怨是民众的一种情绪的反应。执政的人或者知识分子应该更多的去理解老百姓为什么抱怨，而不是说你们都不要抱怨。我说知识分子应该去研究民众为什么抱怨？为什么走向街头？为什么砸你的市政府，为什么打警察？执政的人要知道，我应该怎么改？改到老百姓对我认同，改到老百姓说我真的执政为民。实际上很多人可能了解，中国的民众是最没有抱怨心的，你看看我们的农民，你到中国的农村去看看我们的农民，你不对他进行剥夺他就谢天谢地了。他们最没有抱怨心的，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有抱怨？因为你抢了人家的土地，你拆了人家的房子，难道还不让人家抱怨吗？我们知识分子要做的不是今天在这里论道，让老百姓不抱怨。我昨天看到杨老师时，就做了两个判断。我说杨老师你是有宗教关怀的人。她说是的。第二你是一个生活过的很好的人，所以杨老师充满着一个心态即我不需要抱怨。我今天在这里讲，我们面对中国民众的苦难，我们知识界不应该对民众发起呼吁不抱怨，甚至开展不抱怨运动，我们应该怎么去研究和理解今天中国民众的苦难，我们对当政者说，你们怎么改变你们的制度，使我们民众不抱怨，而不是自我麻痹。

问：于教授你讲的非常好，我是上海工业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我叫吴冬，从今天你的讲话当中使我想起当年龙应台有一名言：”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只是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有独立的看法在中国是不是一个主流？第二我们现在的执政者对你所讲到的一些问题和指明的方向有没有在短期能实施并且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的可能性？谢谢！

于建嵘：两个问题都不好回答，律师和别人不一样。第一我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中国有多少象我这样的人。真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心里想什么说什么，所以今天我对会议主办方发起的不抱怨运动进行了批判。如果今天有所顾忌的话，我可能不会这么讲，我可能讲的比较克制。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杨老师已经说了她不抱怨，她抱怨的话最多下次不请我。所以对执政党是否会听我们的，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关于引进西方制度就更不好说了。以信访制度为例，我曾经与中国的信访高层有过很多次正面的冲突，很多媒体登过，包括国务院法制办人有过冲突。我改变过什么？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只是心中充满了忧虑，我只是说我们可以仰望星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包括今天会议主办方发起的不抱怨运动，尽管我这样批评了，人家要发起还是要发起的。我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依然说出我心里所想的东西，这是我的看法，谢谢你。

问：于老师你好，刚才听了你的关于抱怨与不抱怨的讲座，我觉得很感兴趣的，关于你所倡导的四种机制，我个人认为前三种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相比第四种开放的媒体，我觉得相比前三种可能产生的效果会慢一点，近年来我们对新闻媒体报道独立性的开放，包括央视新闻也是这样已经在改了，即增加突发事件的报道，但是一些群体事件往往都是一些网络媒体的报告最后才引起官员的问则追究，现在我们的媒体和论坛也开始关注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关注细致到什么问题，比如你白天开什么会议？抽什么烟？晚上喝什么酒？甚至晚上跟谁睡觉都深入的揭发一下，我觉得我们改革的突破口还是媒体独立的报道，这样可能会好一些，你能否根据近几年发生的突发事件给我们分析一下中国媒体的作用进行抱怨与不抱怨？

于建嵘：对于媒体我有比较深刻的感受。我认为现在的媒体实际上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开放。现在的感觉开放了，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的开放。网络开放是由于有现代科技本身的特点，不是领导人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它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我经常写时评。前不久我写了一个评论，评价深圳市长的问题，我投给了南方的一个媒体，因为它开了我的专栏，后来他给我回了一封信，一般我们投稿过去，他会给我们回信，他说对不起，这篇稿讲的问题很敏感，被主编和谐掉了。我给他回了一封信说：自宫比强奸更可怕。我投给了上海的东方早报，当天就登出来了。为什么上海的东方早报可以刊登出来，而我们南方那么大的报纸不敢刊登呢？因为他们要自我审查。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一般给人家写稿子说不用不用为难，你告诉我一下就行了。但是我的稿子一般没有被枪毙的，因为我写的时候会注意哪些地方和谐。我感觉，我们今天的媒体远没有早几年开放，为什么现在许多问题通过网络可以表现出来，我的结论依然是它没有办法，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在研究怎么控制网络媒体的信息传递吗？我最近一直在提倡研究一个课题，就是现代科技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比如，自从有了复印机，中国的农民和地方政府生态发生了变化。农民突然有一天把中共中央的某个文件复印之后贴在那儿，问你们为什么不按中央文件办？一般地方政府都会很惊讶，也很被动。假如没有复印机，中国的农民敢不敢说这句话，不敢的。我调查信访这么多年，信访农民保留最多的就是复印的文件。所以现代科技实际上已经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不是由于愿意改变而是被迫的改变，这是我的结论。谢谢。

香港立法會議員兼城大法學院副教授梁美芬發表文章敦促港府管制網路，她說：“勿以自由為名 放任網上不良信息。”

言論自由、表現自由、思想自由、傳播自由就是自由，不以其內容為標準；也就是說政府無權扮演良心捍衛者角色，無權以可能的危險之名限制公民的任何權利，否則就不稱為自由了。 “放任”更是個奇怪的用詞，梁議員，政府即無權放任，也無權不放任任何言論。公民的言論自由超出政府權限範圍。

這位梁議員據說是位隱性左派，我不認識她，是不是左派我也沒意見。但華人社會對於自由的認知錯誤跟這些有影響力的人的言論很有關係。

自由就是自由，政治學中所指自由，即人民的自由，就是指政府不得干涉的自由，言論自由，包括發表色情、吸毒之類的言論，均無條件受保護。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在這些言論超出“言論”范疇，比如說成為脅迫、恐嚇、以及（販賣毒品等）犯罪行為的一部分時才能干涉。另外就是在保護言論自由的同時，避免一些非行為能力者，亦即兒童，受到某些確定享有自由的“不適宜”言論所污染，亦即公開傳媒分級制度，而即使如此，分級的標準也應該由非政府的民間專家學者界定。

政府對於人民的任何言論恰當與否、善良與否，都沒有權力發表意見。這裡所說的人民包括每一個人，每一個我們討厭的不齒的“不良的”人。

補充一句，所謂捍衛言論自由，往往在針對我們不喜歡、不認同的言論時才談得上捍衛，才有意義。

事实上关于维吾尔人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南北朝的早期，已经出现了。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安禄山之乱，即安史之乱，就是八世纪中到九世纪这一段时间。在这一百年中，八世纪到九世纪，是维吾尔人非常强大的一个时期。他们占有的地方，多半是在今天的内蒙古、外蒙古一带，成立了一个很大的帝国。这个帝国武力强大，又善做生意，所以在唐朝影响很大。唐朝许多来往做生意的人，常常都是维吾尔人。

等到安史之乱，唐朝兵力不够，就要向维吾尔人借兵，维吾尔人帮唐朝平乱，郭子仪请维吾尔人进长安城，而且在长安，维吾尔人还大抢了一次走了，这是历史。

那后来，慢慢地，维吾尔人内部有困难、有乱。在九世纪的下半叶的时候，分裂了，也迁移了。迁移到什么地方？就是今天的新疆这一带，主要是在天山南麓一段。这一直延续到清朝。清朝我们叫回疆的，但那个时侯还不是中国一省，就是承认是维吾尔人。维吾尔人在历史上，叫着回纥。只是不同的译音，事实上就是一个。

“维吾尔”这三个字拼音是在元朝开始的。因为元朝人跟维吾尔人关系特别深，十三世纪初年，维吾尔人降服于成吉思汗，所以就做他的一种附庸者，但是很受到他的重视。因为维吾尔人有相当文化，很早就从波斯得到摩尼教的传授，后来又从波斯得到一种methodology，基督教，再后来慢慢就有佛法进来，最后是伊斯兰教。所以这都是跟波斯、中亚一带有关，这与后来伊斯兰教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个民族不但善于武力，也善于做生意。我刚才说到唐朝很多重要国际交易都是要通过维吾尔人。而元朝时代，就是整个蒙古族的贵族在中国抢掠了很多钱，占了许多地方，有很多钱，怎么办呢？都托维吾尔人经营的。所以在历史上，维吾尔人有她的重要性。而且她的文字是应用土耳其的文字，后来就变成蒙古文字，蒙古文就是根据它这个来的。所以维吾尔人不光是有武力，而且有宗教、有文化、有诗这样一个传统，在中国起过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在最近一百年来，基本上是 没人能管她。但一九四九以后，完全变了。一九四九以后，维吾尔人在新疆比例也少。在一九四九年，汉人只占百分之六。在乌鲁木齐一带，现在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四十了，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增加。所以汉维冲突、汉人和维吾尔人的冲突，也越来越多。政府也是偏重汉人，许多经济上的发展，大的农庄，由兵团、过去解放军的兵团转业来经营的。农场非常赚钱，而用的百分之九十 的人，都是汉人，而不用维吾尔人。所以维吾尔人在经济上一律被排挤。

维吾尔人有一个领袖，是女的，现在在华盛顿，被共产党看成已经是新疆的达赖拉嘛。所以这次大乱，都说是她挑起来的，完全没有任何根据。这位妇女就叫热比娅，很有名的。在最初也是靠商贩赚钱，赚到了很多钱，是一个少数人先富起来的中间的一个典范。所以共产党就非常尊宠她，让她当政协委员，一度很红。慢慢地发现，她是倾向于高度自治的新疆的。所以这样子就慢慢失宠了。后来又说她叛国，放到监牢里多少年。二零零五年，在美国压力之下，才放出来，现在在华盛顿。

今天共产党又把此事放在她身上，事实上是共产党政策的问题。共产党在新疆，第一采取用汉人淹没这个维人，第二是采取宗教上各种控制。宗教是他们最看重的，一个维吾尔妇女跟外面记者说，“我们要的是尊严，我们要的是平等，要的是公平，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有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

表面上有自由，事实上却没有的。比如，最重要的时候，象节食时节，很长的一个月，这个中间，维吾尔的学生、维吾尔的工作人员，在新疆，都不准禁食。其次，比如说他们到麦加去朝圣，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现在也完全被控制。他们的护照被没收，他们也不能去。这种种宗教上的压迫，是他们受不了的。所以一个妇女就说，“我们要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他们不肯尊重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不能相处的重要原因。”

所以这些暴乱都是因为共产党用暴力在控制一切。在教育上，维吾尔语言在大学就不准用了，除了是教维吾尔诗的人，但没几个。一般教育中间，维吾尔语言慢慢就退掉了。维吾尔人的学校，表面上现在还存在，但是共产党已经有计划，最后要整个消除的，都要用汉语。所以这样呢，等到一暴乱，就用武力镇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才有了今天的悲剧。
2009-07-24
Radio Free Asia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烏魯木齊的流血事件，要得到完整、翔實和令人信服的真相報告，恐怕還要相當的時日，而這個問題似乎又特別敏感，諸多民運團體、論壇都對於這樣的報告出爐之前，表態多少有所保留，算是共產黨此次影響輿論的成功之處吧。但至少，烏魯木齊的流血引起了廣泛的討論，讓長期遭漠視的民族話題受到重視，這也許是目前僅能讓無辜受難的維漢冤魂得到安慰的一點正面意義吧。在我看來，事實的本質並不難判斷，作出有良知的表態算是中國民運人士應有的基本水準，感謝不少朋友的堅定的立場，感激之餘，淺談我的看法。

一、

首先，政府的說法是不可信的。

政府誣蔑此次事件是“境外遙控”，這種共產黨的一貫伎倆幾乎不值一駁。先說熱比亞不可能預知事態的發展，至多影響的是發動事件最初的和平抗議示威；倘若可以預知中共的強力鎮壓，熱比亞或者任何海外的維吾爾人也都不可能作出這種由境內鄉親承擔直接後果的建議；最後說熱比亞是否有能力遙控新疆的維吾爾人鬧出這麼大的事情，推動民運多年的海外諸公應該可以有一個持平的判斷。

再說所謂“恐怖攻擊”的說法，更是荒謬，哪有上街遊行的恐怖攻擊？哪有正大光明的恐怖行動？

最後說說“疆獨、分裂勢力”的指控，原本主張新疆獨立，民族自決屬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即使維吾爾人提出這種主張本也無可厚非，但此次烏魯木齊事件首先爆發的和平遊行，大學生們手中擎著的是五星紅旗！對於維吾爾人來說，這面旗幟所代表的含義是政治壓迫，是文化滅絕，是幾十年來的屈辱，然而，他們還是決定擎著這面旗幟，就是要表明一個立場，我們不是疆獨！這種表態也許是功利，也許是計謀的，也當然是無奈的，但在消解非理性仇恨的面向上，絕對是積極的。遺憾的是，這種作法並不能改變中國政府鎮壓的立場，但至少留下了歷史記錄，讓我們能夠在此仗義執言。

政府說此次事件是暴亂，是“打砸搶燒”。我要在此責問政府的只有一句：“是不是又是先鎮后暴？”說“又是”是因為中共統治幾十年來，每次鎮暴幾乎都是先鎮后暴，二十年前的天安門大屠殺也是如此，事後又都是混淆視聽，倒果為因，把責任推給人民。我呼籲公正的調查，但在中共的專制統治之下，對此不敢期待，唯提醒世人，在這個公正調查結果出來之前，別忘記中共的斑斑劣跡，別忘記是誰在阻止公正調查的出現，別忘記是誰掌握暴力。

二、

這次事件，是維吾爾人對漢人的專制政府長期壓迫的反抗，同時，也是維吾爾人對漢人長期歧視的抗議。

政治壓迫是維吾爾人以及在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最首先也是最強烈的感受，這一點也是證據確鑿無須長論。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對於人民長期實行專制統治，剝奪人民政治權利，剝奪人民的思想、言論以及集會、結社的權利是事實，但到了少數民族地方，這種政治壓迫還多一層民族壓迫。在新疆，自治區主席依照法律必須由維吾爾人出任，但這個自治區主席一定還兼任自治區黨委副書記，服膺於公開的一把手——自治區黨委書記之下；而且，這所謂的自治區主席，實際上根本被排除在政治決策核心之外，連這個第二把手也是擺個樣子。自治區以降，各自治州、地區、縣、市、鄉、鎮，甚至到村，無不如此，政府企事業單位的一把手也都由漢人擔任，我個人連一個例外都沒聽到過。職務分配影響的除了尊嚴，更直接的是資源的分配，文化、教育以及至關重要的經濟資源的分配。可以想見，維吾爾人在新疆完全不可能有任何當家作主的權力，連表面的當家作主的感覺都被剝奪。維漢矛盾及仇恨的根源全在於此。

而這麼明顯的政治歧視，政治壓迫，被大家習以為常，在新疆的漢人，不僅沒有因為自己也是專制制度下的被壓迫者而對維吾爾人有任何的同情和理解，反而自動與政府站在同一陣線上，常常掛在嘴邊的就是維吾爾人享受的“少數民族優惠”政策，計劃生育不及於少數民族等等。這種說法之中的“患不均”成分我可以理解，殊不知，其實這些所謂優惠政策比起前面所講的政治剝削和壓迫以及因此而產生的文化教育經濟實際損失，根本連補償都不夠，更不必說少數民族對於這些政策的形成根本無權置喙。換言之，如果以落實自治換取取消所有民族優惠，即使有歷史性的不公平，維吾爾人也完全願意接受！

另一種政府常說的說法，也被漢人甚至受過高等教育的，包括一些民運人士也常常掛在嘴邊的說法，就是“如果沒有中國，新疆西藏至今只會更糟，人民只會更加苦難。”首先這種假設是完全無法論證的，而我相信，就算在一九四九年，新疆西藏比起內地平均發達水平有段距離（其實連這個假設都應該進一步討論），那麼如果過去六十年，這兩個地方沒有共產黨的掠奪和禍害，今天發展超過內地的機會很可能更大。再退一萬步，就算果真新疆西藏真的“有幸”因為成為中國的自治區而取得了經濟文化上的進步，持這種論調的人也不能就此證明征服、殖民和歧視的合理性。當年日本發達侵華戰爭時，軍事、經濟上比中國發達，而且也主張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是否可以說，如果日本當年占領中國成功，今天的中國在經濟上一定會更發達？是否可以因此得出日本侵略中國合理的結論？

維吾爾人在政治上受到中國共產黨專制政權的壓迫，而漢人、尤其是在新疆的漢人支持甚至協助政府貫徹這些壓迫和歧視性政策，助紂為虐，維吾爾人感受到的就絕不僅僅是專制的壓迫了，而是對整個漢人的殖民心態、殖民政策的反抗和仇恨。

三、

雖然我常常堅信公義的貫徹始終是歷史良性發展的不二法門，然而，在中國境內的民族問題上，我們可能必須同時追求貫徹公義與民族和解。消弭仇恨原本應該是在正義得以伸張之後，但也許我們根本沒有伸張正義的機會就被仇恨所吞噬了。

而民族和解又談何容易！尤其在強大的一方依然蠻橫之時，在無理的一方繼續無禮時。維吾爾族人民對漢人的滿腔怒火絕對是事實，絕對是可以理解的，這種憤怒也在同時讓和解變得遙遙無期，對於解決維吾爾今天面臨的問題沒有幫助。所以，長期以來，我對於表達憤怒，表達仇恨並不熱衷。也常常呼籲我的維吾爾兄弟們認清這樣一個嚴酷現實。我希望我追求民主，追求理性思考及對話的努力能夠在解決維漢矛盾時能夠起到正面作用。

和解是解決新疆問題的關鍵，正義是和解的前提，而勇敢面對，理性討論，又是維漢二族共同追求正義的不二法門。到了那天，『七五』烏魯木齊流的血，才不會真的白流，受難者也才能夠真的安息吧。

（此文為北京之春雜志專書）

As an ethnic Uyghur, I am horrified by the riots, deaths, injuries and arrests – the worst military-civilian clashes in modern times – in Urumqi, the city my parents call home. I have lost contact with them, and so – like everybody else now – I rely on reports filtering out of Xinjiang for news of what is happening there. I have to accept the government figures of 156 people dead, more than 1,000 injured and more than 1,400 arrests.

Of course, I am skeptical about such figures. As a student leader in the 1989 student protests, I am still waiting for reliable government figures as to how many people died on June 4. It makes me wonder why it is today – when so little has changed politically in my homeland and I, like many others, remain in exile –the numbers are so high … and so exact?

The only conclusion I can come to – even if the real numbers are even higher – i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nts to send a zero-tolerance, brutal message to the Uyghur people of Xinjiang, the greater Chinese population and to the outside world that Uyghur dissent will be met with force. Beijing also no doubt expects that, when it releases statistics on the civilians it has shot in the streets, it will also have the broad support of China’s predominantly Han population. When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Qin Gang gave a press conference denouncing the Uyghur protests as “organised violent crime … instigated and directed from abroad, and carried out by outlaws in the country”, he showed a video as proof with what I can only describe as a smirk on his face, giving the impression that we are now dealing with a China that no longer cares about global opinion.

The broad consensus in China is that the Han Chinese occupation of formerly Uyghur and Tibetan territories has brought prosperity and liberty from feudal regimes to the subjects of “liberation”. In this sense, all opposition to Chinese cultural dominance and rule is viewed as a kind of betrayal. In fact, a nationalist netizen made precisely this point in a riposte to my blog on the recent events in Urumqi. The Han people, he pointed out, are the dominant force and can bring a better life to the Uyghur.

I replied that I was skeptical of arguments of this kind. If it was a logical position, we might argue that we would have been better off support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in the 1930s. The Japanese too promised us a better life – and, who knows, perhaps, they might have been able to provide it.

The dominant Han culture of China is quick to react to any perceived attack on national pride – which is often conflated with ethnic notions of what it means to be “Chinese”   – and the Japanese invasion is currently more emblematic of national humiliation even than the Opium Wars,  which, incidentally, is another unsettled grudge for the nationalists of China. Despite this, the average Chinese has a patronising attitude to the “minorities” it brings enlightenment and prosperity to. There is very little – let’s be honest, none – sensitivity about ethnic sensitivities for minority ethnic groups that feel politically oppressed and squeezed out of opportunities by the mounting numbers of Han “immigrants” who, in cities like Urumqi and Lhasa, have come to outnumber the indigenous populations.

I live in exile because I stood up for political reform in 1989. I regret my exile. I am in pain because I am not able to be with my parents in this difficult time. But I still believe I believe democracy is an eventual means to freedom from political oppression. I also believe that democracy means the broad representation of all interest groups. I believe democracy should not serve the interests of nationalism.

I do not argue that independence for Xinjiang or Tibet is the answer to our problems. But I will argue that ethnic self-determination is. By this, I mean  a fundamental  right: that the ethnically distinct Uyghurs, like the ethnically distinct Tibetans – and I would argue the same for the culturally and politically dissenting people of Taiwan, the country I call home – have the right to decide whether they want to be part of China.

My people in Xinjiang have never been offered this choice. Those that live in Urumqi now live in a city that is 70 per cent Han Chinese. They were in hiding Tuesday as thousands of armed Chinese roamed the streets sing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anthem and crying “exterminate the Uyghurs”. The government response to the Uyghur explosion of frustration that sparked this crisis – for having become politically oppressed and treated as a minority in their homeland – was to label them “separatists” and “terrorists” and to shoot them in the streets.

I am of China. I was born in modern China. I once struggled publically to make it a better place. But I cannot be a nationalist in country where nationalism trumps democracy – a place where nationalism is an excuse for brutal suppression of protest and dissent.

The Uyghur people are a politically oppressed minority – and, of that political oppression, cultural and economic oppression follows. I cannot help but think that the prompt government release of casualty numbers in Urumqi reflects an official attitude that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 Xinjiang are not entitled to even the rights of regular Chinese citizens – or, to put it more simply, the domestic outrage they deserve.

I can only hope that, as the foreign reporter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ok the highly unusual move of allowing to witness an “internal conflict” file their reports, the world understands that China has effectively declared war on an oppressed minority group within its own borders.

This article is published July 8th, 2009, The Guard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