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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狱中致爱人

2011年4月6日 3 則評論

滕彪,著名维权律师,一个我无缘得见的好汉。八九年时,他还是个高中生,九一年进入北大,我相信,如果他年龄大个两岁,我们一定会在天安门广场相遇,成为朋友。这首诗写得很美,文学造诣也很高,这使我能够看到这个坚强勇敢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优雅深沉一面。向你致意!

 

现在我面对狱中的墙壁

为你作一首情诗,我的爱人

今夜,星星依旧在寒寂的夜空闪烁

萤火虫仍在低矮的草丛间时现时隐

 

请告诉我们的孩子,这次来不及

和她告别,爸爸就要出趟远门

请你每天在她入睡之前

和醒来之后,给她暖暖的一吻

 

请带孩子去摸一摸栅栏下的车前子

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如果她能注意到叶片上的露珠儿

她就会感到我的爱是多么深沉

 

请在给丁香浇水之后 弹一曲渔舟唱晚

相信我能够听到,我的爱人

请照顾那些沉默而快乐的金鱼

那沉默里隐藏着我丰富而动荡的青春

 

我正行走在一条崎岖颠簸的路上

但我未曾停止过歌唱,我的爱人

路边的柳叶缓缓地变换着颜色

风中隐隐传来远方化雪的声音

 

一切声音都在安静里面,这里的夜晚简单至极

请你在想起我的时候不要叹息,我的爱人

我的痛苦之河与喜悦之河已经溶汇

它们曾经长久地穿越我的肉身

 

在一场濛濛细雨结束之前

我会再次回到你的身边,我的爱人

在雨中,在雨中我怎能擦尽你的泪水

——用我已经得救的灵魂

Categories: 他山之石

飘香蒙难记——华泽

2011年1月13日 6 則評論

华泽女士,是一位纪录片导演,一位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被中国当局公安机关非法绑架、软禁。这是她在近日重获自由之后写出的记录文字,命名为《飘香蒙难记》,源自她在推特上的名称——"灵魂飘香",她并选择了林昭的照片作为她推特上的头像。

我读过之后有深深的感触,在推特上强力推荐,并写下这样的文字:" 我们的光荣与苦难一笔一笔被记载着;他们的残暴与无耻也同样。"

怀着敬意转载全文于此,也许我们这些热爱自由的人必将承受的苦难还远远没有结束,但我们为我们的自由灵魂而深感光荣而甘之如饴。

——吾尔开希

(第一季·上)

 

一、绑架 

    在东北出差近半个月,白天拍摄,晚上上网,知道晓波获奖后,北京已是风声鹤唳。于是和滕彪商量,回京后先在他位于望京的工作室住一段时间,等有司疯够了再回家。

    担心被定位,10月27日中午登上飞机后随即关掉了手机,把电池和电话卡从手机上拆下,中止了与外界的通讯联系。 

    下午3点左右飞抵北京,在机场和滕彪等人告别,与他的助手欢欢乘机场大巴去望京。在机场高速路上,发现笔记本电脑不见了。我这该死的记性,一定是落在飞机上了。

    一到滕彪工作室,放下行李,马上用固定电话联系机场失物招领处,那里的工作人员说,我的电脑信息已有登记。立即出门,去一条街之隔的民航干部管理学院乘机场大巴。

    走到民航干部管理学院门口,突然被人从后面按住,仰面架起,一边向后拖,一边黑头套从天而降。脑海里闪过第一个念头:原来黑头套这么厚,有一股脚臭味儿。

    救命!听到自己在尖叫,之后是拼死挣扎,希望拖延时间,让更多的人看到我被绑架的一幕,并能报警。挣扎的过程中,黑头套被我挣脱了,在被七、八个大汉头朝下脚朝上塞进面包车时,记住了这个最后的镜头:我用双脚勾住白色面包车的门框,不肯就犯。一个绑匪变形的脸,恶狠狠地俯视我:再挣巴就弄死你!随后便失去了知觉。

    隐隐约约醒来,感觉车停了下来,以为到了目的地。一会儿车又继续开,再停下。几番之后开始飞速行驶。明白之前在等红绿灯,之后上了通往郊外的高速公路。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盆冷水扑面而来,恍惚中看到一个黑屋子,惟一一盏灯直直地照在我的脸上,许多张脸在眼前晃动,一只手伸过来,抓住我的衣领,把我从地上提起来,重重地扔在一个凳子上。头狠狠地撞着了墙。嘴里很腥,胸口很痛,想到了小说《红岩》里的渣滓洞。

    数度昏厥,最后醒来时,躺在一张床上。仿佛潮水从头顶退去,身体虽极度虚弱,意识却逐渐清晰起来:这一切终于来了,好快!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了?朋友们知道了我失踪的消息吗?最晚明天,欢欢会去工作室,她应该知道我离开后没有再回去。她一定会告诉滕彪的。

    环顾四周,我判断这是一个郊外的小旅馆。十二平米左右的房间,北面是门和厕所,南面是窗户,东面的写字台和椅子摞在一起,被移到了窗户下面,腾出的地方靠墙放着一张凳子,是我之前撞着头的地方。西面就是我躺的这张床了。有五、六个人走来走去,低声耳语。有人发现我醒了。

    在审询开始前给自己定下了两个原则:一、饿死事小,失(气)节事大,自己的事可以谈,绝不提任何朋友的名字;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既然来了,就做最坏的打算。 

 
 

二、较量 

    我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靠在床头,不知什么时候被弄伤的背部一阵刺痛。

    审询开始了。其他人都退出房间,只留下"一号"(我把审询我的人按先后顺序编了号)。他看上去三十岁左右,头发打了厚厚的摩丝,像招手停一样翘着,窄腰的短上衣吊在身上,衣领敞着,露出足有一公斤的银项链。很想告诉他:难看,像拴狗链。

   他夸张地活动活动手腕,点上一支烟,套上一个透明烟嘴,用带着银戒指的兰花指捏着,踱过来,一屁股坐到靠近我的床边。我低下头不看他。过了一会儿, 他用一根手指按着我的脑门把我的头顶起来,把耷拉下来的一缕头发挑到耳后。然后深深地吸一口烟,悠悠地吐到我的脸上。显然他是想激怒我,我闭上眼睛,不上他的当。又过了一会(感觉有一个世纪那么长),他把胳膊轻轻搭在了我的腿上,身体向前倾,几乎是耳语:看着我。啊?你看着我嘛。

    我冷冷地抬起眼睛,接住了他挑逗地目光。他一只眉头向上挑起,挤眉弄眼的凑到离我不足一尺的距离。

    请离我远点儿!我竭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力量。 

    多远? 

    越远越好!

    为什么? 

    我讨厌烟。

    他站起来,踱到桌子那边,掐灭了烟,又靠过来。 

    你看,烟没了。这下可以说话了吧?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和你没什么可说的,把你们的头儿找来。

    随后闭上眼睛,不再搭理他。

    这个小痞子还挺有耐心,自说自话持续了差不多一小时,进来一个人与他耳语了几句,那人走出去。不一会儿,又进来四、五个人,其中一人十分面熟,像是北京东城区国保大队的周队长。几个月前曾被他约谈过一次,那次他与我隔桌而坐,虽然言语中透着威胁,但始终面带笑容。现在这人板着脸,带着黑色墨镜,个头也比我印象中矮不少,显然是这次绑架事件的次要角色。所以我一时还不敢确定。

    起来,跟我们走!有人发话。

    我挪到床边,穿好鞋,脚刚沾地,顿时痛得出了一身冷汗。——我的脚踝也受伤了。顾不上想,黑头套又罩了下来,我被两人连架带拖,踉跄着往外走。走过长长的过道,走出大门,像货物一样被塞进车里。这次汽车没有行驶多久就停下来,我被带进一个大房间,走了十来步拐进另一个房间后,被按在一个方凳上坐下。随即, 房内嘈杂的人声散去了。只留下一个人围着我开始踱步,静静地房间里只有他的脚步声,一圈又一圈。停下,一把扯下黑头套。也许适应了黑暗,这屋里的亮光刺得我眼睛睁不开。

    你叫什么名字?

     看清了,是一双登山鞋。我的目光顺着登山鞋慢慢往上移:户外登山裤、蓝色运动型针织衫,披着休闲外套。一个皮肤白净,眼睛大得像瞪眼羚的年轻人——"二号"。看来他喜欢户外运动。

    你叫什么名字?他又问了一遍。

    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就把我绑架来?

    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

    华泽。

    眼睛已经适应了环境,环视四周,屋子有二、三十平米,我坐在正中间,前面三米左右有两张椅子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公文包,是录音设备!电影里常看到的那种经典的审询场景。

    你今天下午刚下飞机? 

    对。

    从哪回来?

    丹东。

    干什么去了?

    拍片子。

    去了几天?

    三天。

    拍什么?

    律师办案。

    都干什么了?

    会见当事人和家属,去法院、检察院复印案卷。

    这么点事儿要三天?

    时间还挺紧张的。

    是哪个律师?

    我不想说。

    为什么?

    我不说别人的名字。 

    他又踱了几个来回:你看起来很虚弱?

    痛、累,坐不住。

    搬过来一张椅子:坐着吧。舒服点?

    是。谢谢…

    我们接着谈?

    谈吧。

    为什么拍这个律师?

    喜欢。

    为什么喜欢?

    喜欢一定要理由吗?

    不要吗?

    我喜欢什么不要理由。

    听见他运了运气,停顿片刻又重新开始。

    拍完到哪里播?

    哪里出钱买就在哪里播。中央电视台要买我也愿意。

    要是没人买呢。

    那就谨以此片献给我喜欢的人呗。

    你就拍这一个律师,还是拍一个系列? 

    不确定。如果还有喜欢的就再拍呀。

    你说的喜欢是什么意思?

    说了你也不明白。

    你是怎么认识这个律师的?

    年代久远,不记得了。

    在律师和拍片的问题上纠缠许久,他一无所获。

    门"呯"的一声被推开。一个高个儿男子在四、五个人的簇拥下隆重出场。

    "三号"——四十岁左右,小眼睛,西装革履,皮鞋亮得苍蝇站在上面都会滑倒。他把手里拿着的烟盒、手机往桌上一拍,坐下,二郎腿一跷,一边不停地抖动着,一边气势汹汹地说:

    你别难为我的弟兄们。你不是找领导吗?我来了。告诉你,我忙着呢,没空跟你费话。你来句痛快的,能聊不能聊?

    我不是一直在和你的弟兄聊吗?

    聊不下去了,卡壳了。你一会儿不记得了,一会儿不想说了。这叫聊啊?到这儿来你还想掌握主动权?没门儿!告诉你,来这儿的就不可能随便出去。我问你就答,这才叫聊知道吗?

    请把证件给我看看?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说出来吓死你!(和国保打交道又不是一、两天了,没吓过啊。莫非是国安?)

    说出来听听。

    现在我不能说,以后再说。

    我笑了。"三号"气得咬牙切齿,脸都扭曲了。 

    我能让你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你信不信? 

    继续笑着,看戏似地盯着他。这时,外面传来狗吠声 

    我把狼狗牵进来和你玩玩你信不信。

    行—啊——。我笑得已然力不可支。

    一旁的"二号"帮腔:你怎么这么傲慢?有什么好笑的?你应该恐惧,正常人上这儿来都会恐惧。

   我为什么要恐惧?你们把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用暴力绑架到这里来,连自己的身份、名字都不敢说,证明你们更恐惧。你们如此恐惧,我就不必恐惧了吧。

   "三号"显然是气疯了,他一拍桌子:最后问你一句,还能聊不能聊? 

    没什么可聊的。

    好,你想当江姐是不是?那我成全你!我向来是先礼后兵,现在礼完了,该兵了。你等着!他说完几乎逃跑一般冲向门口,屋里所有人随他蜂涌而出。

    在他临出门前甩给他一句话:被你们绑架到这里,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门"呯"的关上,又打开。进来了"四号"。他冲我大喊一声:站起来!坐舒服了你是不是?

    我摇摇晃晃刚站起来。身下的椅子就被他一脚踢倒了。

    你有正经营生没有?啊?

    不解地看着他?什么意思?

    又没男人,又没正经营生。啊?

    (明白了)你认为自己干的这叫正经营生?

    你住嘴!我们领导问你话,是看得起你,你那叫回答?你那还不如不回答。你那么回答你不如干脆别说话。

    跟这个瘦小的委琐男也确实没什么可说的。

    你干嘛不找个男人?干嘛不找个正经营生?你什么东西?!

    都什么逻辑啊?这人上过学没有?

    他又重复了N遍这两句车軲轳话。看来他对我没有男人、没有正经营生这件事耿耿于怀。

    我看着他一言不发。

    好,你不说话,你不说话是不?!

    他刚才不是让我干脆别说话吗?

    他恶狠狠地围着我转了一圈,停在我身后。"礼"完了,要开始"兵"了吧?是什么样的"兵"?传说中的酷刑一件件在脑海里过了一遍。想到某人常说过的话:最看不起进去就慫,出来就硬的人。我不会给某人机会让他这样评价我的。再说,我这身子骨,估计两下就完,痛苦也不会有多长时间。我准备好了。

    他怎么还不动手,时间过去了多久?右脚痛得站不住,全身的力量都在左脚上。我已经开始有些神情恍惚了。别倒下,千万别倒下!别让他们以为我害怕了。

   听见有人在和我说话,神智慢慢恢复过来。是"二号",他把椅子端过来,让我坐下。开始唱白脸:

    你为什么发抖啊?

    冷!

    他出去转了一圈,拿了一个白床单进来:没有衣服,给你这个吧。

    我把床单裹在了身上。"二号"拉过来一把椅子坐在我旁边,语重心长的开始聊。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其实我们就是要你一个态度。

    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一个守法的公民非法绑架到这里来,还有什么资格和我谈态度?

    你要是总追究前面你怎么来的这件事那就没完了。你又改变不了现实。

    我是改变不了现实,但我可以不合作。我和小流氓也不可能合作。

    小流氓?谁是小流氓?

    调戏我的人,要让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人。我可以忍受大流氓,但不可以忍受小流氓。

    他们有什么区别?

    大流氓竭力掩盖流氓的本质,他们知道那是丑的。小流氓赤裸裸地表演流氓的本质,他们以丑为美。

    哦,有道理。但是你也太傲慢了吧?你知道吗?你的态度让人感觉是在挑衅。

    我纠正他:不是挑衅,是不屑。让我消失?别跟我来这一套。我越说越生气:不就是死吗?我们纳税人花钱养着你们这些无恶不做的东西,天天看着、听着你们的恶行,我早就活腻了。

    他倒很有耐心:你想过没有,可能不会让你死,就让你耗着。你受得了吗?

    耗吧。油干了,灯就灭了!

    你怎么这么不识时务呢?你做的事不是都光明正大的吗?说说有什么关系呢?

    我告诉你了,可以说我自己,不可以说别人。

    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别人,你自己能不能出去都还不知道呢。

    对我来说,内心的安宁和灵魂的自由,比身体的自由重要得多。你不会明白的。

    他愣了好一会: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想想,你也再想想。今天太晚了。先休息吧。

    我提出要上洗手间。他叫来一个女看守陪我去。从洗手间出来,地上已经放好了一个床垫,上面有一套被褥。女看守说:就在这上面凑合睡吧。

    怎么?这就完了?没有酷刑?也不打算耗干我了?不管它,先把自己虚弱、颤抖不止的身体放平、暖和了再说。

    一男一女搬来两张椅子坐到床垫旁边。 我平生第一次,在足有两百瓦的灯光下,在两个看守的监视下,闭上了眼睛。

   疲惫之极,却彻夜难眠,能感觉到心脏对胸口猛烈地撞击。全身开始疼痛,双肩、腹部、四肢,是绑架时使劲挣扎的结果吧,运动量太大了。

   听天由命地躺着。看守们换班时走动的脚步声,低语声,椅子发出的吱吱响声,甚至喘气声都那么真切。

  不知道几点了?天光透过厚厚的窗帘渗透进来。这是一个靠南的房间。一个身材五短、健壮的男人走了进来(这个打手,昨天绑架我的人之一!),他把手插在裤兜里走到我的旁边,眼露凶光,看着我,用脚踢了两下床垫:起来!请你来疗养的啊?!

   我爬起来,整理好被褥,默默地坐在床垫上。

   "二号"进来,拉过一张椅子,靠近我坐下。

   我们继续昨天的话题。

   我再重复一遍:我只谈自己,不谈别人。

   这是你的原则?

   是。

   ······

   华泽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花的海洋。古汉语中花、华不分。

   他开始问一些我看起来很无聊,也许对他很重要的琐事:家庭背景、成长环境、教育状况······谈话就这样拉拉杂杂、漫无边际地进行着。

   从昨天到今天,你们对付我的足有二、三十人了吧?纳税人的钱你们就这么造?我开始提问。

   你怎么知道我们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不是吗?

   不一定哦。

   难道是安元鼎?

   说不定哦。

   干这份工作一定很痛苦吧?心里会有阴影吗?

   你怎么就这么肯定?

   看你也是受过教育的,至少是大学毕业吧。你会告诉你的家人你们绑架了我吗?

   不能说是绑架。

   那是什么?

   我们叫,弄进来。

   你知道这是违法的吧?

   法律包括很多层面,有你知道的,也有你不知道的。     

   哦,很新鲜,我不知道的也叫法律。好奇地看着他: 告诉我吧,你究竟属于哪个部门?

   告诉你你也不理解。就算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另外的场合见面,你也不会理解。

   那就告诉我你的名字吧。虽然你是这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中的一员。但将来你受到审判时,我可以出庭为你作证。证明你在我被绑架期间,没有对我施以酷刑。 

  他笑笑: 你觉得这一天还有多久?

   人算不如天算。也许十年,也许一夜之间。我相信,你、我有生之年都会看到的。

   那你在这之前打算做些什么?

   用笔、用心、用摄影机,记录下这个时代的变化。

   他点点头,转了话题:你该吃点东西了,你想吃什么?

   我要先刷牙,不刷牙不能吃东西。

   他用了十几分钟来说服我,用水漱一漱也可以起到清洁口腔的作用。我坚持必须用牙刷、牙膏。

   他终于说:其实,找一个牙刷来也不是太难的事,不过你昨晚看起来情绪不稳定,我怕你伤着自已。

   原来这样。睡觉有人守在旁边,上洗手间也有人贴身"保卫",原来是怕我自杀。

   是啊,你昨天说到死的时候眼都不眨,你把我惊着了。

   这回轮到我笑了:放心,我不会自杀。要死,这笔血债也得给你们留着。

   你要在这里被弄死了也没人知道。

   那可说不定。你们这二、三十个人就没有一个有良知的?今天不说出去,你能保证十年、二十年后也没人说出去吗?别那么自信。

   你真地不怕死?

   人怎么活不是一辈子?庸常地活也是一辈子,精彩地活也是一辈子。有什么可怕的?

   那你得吃东西,把身体养好,才能精彩地活呀。

   要刷完牙才能吃东西。

   你这人还真固执。你知道吗?你的许多朋友都比你有智慧。

   知道。

   最后谈判的结果是,我用手指当牙刷,抹着牙膏刷了牙。然后吃了几根青菜、几块香菇、几口方便面。

  "二号"出去了。马上进来两个看守,一左一右坐在两边。看来我可以继续休息了。

  这一天的"谈话"就这么结束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呢?如此隆重地把我绑来,就这么呆着?看来,我们相互无法理解。我们不是同类,我、与他们之间的差别,比狼和狗的差别大很多吧。   

    四周真静啊,只有狗叫声。偶然,远处有飞机轰鸣而过。猜测所处的位置应该是在机场的东面。这是他们的一个秘密处所,专门关押我这样的异议人士?他们有多少这样的秘密处所?关押过多少异议人士?这里有过酷刑吗?那些从这里走出去的朋友还能过正常的生活吗?一年以前,无论如何,我不会想到自己有今天这样的遭遇。胡思乱想着,捱到天黑,又天亮。

   打手又来了,用脚踢床垫。我翻过身,用后背对着他。他一把掀起被子。我仍然躺着,不理他。他火了,围着床垫走了两个来回,开始破口大骂:你个贱B,你以为你是谁呀?装TM什么丫挺的?······继续骂,不堪入耳。

    我豁出去了,猛然坐起来:你什么东西?给我滚出去!

   他逼近我:你再说?我弄死你!

   "二号"夺门而入,我朝他大喊:让这个打手离我远点,等你们要弄死我时再让他进来!

   "二号"拦住了冲过来的打手,在出去之前,他指着我:你等着,我把你拖出去挖个坑埋了!

   我气得混身发抖:我等着你们把我给埋了。我知道你们做得出来,但是你记住了,总有一天,你们会受到审判!

     已经是被绑架的第三天了,怎样才能让外面的朋友知道我的下落? 

     看守我的人至少有五班,每班两人一男一女,大约两小时一换。每次"二号"一进来,看守立即出去,"二号"一出去,看守立即进来。从看守们简短的交谈中能听出来,他们是从不同部门抽调来的。他们可能完全不知道我的情况。如果我大声自言自语,让他们知道我是谁,我是如何被绑架到这里来的,他们中间会有人把消息带出去吗? 我不相信这几天接触过的所的人都是铁板一块、铁石心肠。我把头埋在双膝上默默地想着,门"砰"地开了,涌进来一帮人,其中一个紧挨着我坐在了床垫上。是"一号" ,那个小流氓。 他用胳膊肘捅捅我的肋骨:

     抬头!看我!

     我不动,沉默。他捅一下,又捅一下。仍然沉默。他点上烟,吸一口,找准位置,"噗"~把烟从我趴着的头和胳膊缝隙间吐进来。我朝远处挪了挪,继续埋着头。他也跟着挪到床垫中间:

     呃,你怎么这么淡定啊?在台湾受过训吧?周围嘻嘻哈哈一片笑声。

     从这句话里,我再次确认他们不是国保,而是国安。他们接受的就是这样的信息吧?我是间谍,是特务,危害了国家安全,是国家的敌人。否则怎么能让这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下这样的狠手而不会感到良心不安呢?怎么让他们相信自己从事的职业是有尊严的呢?这会儿他们不是来审询我的,他们显然是闲得无聊来找乐子。我始终埋着头,一言不发。闹了一阵,实在没什么可乐的。一帮人扬长而去。

    之后的时间里,"二号"不时会走进来站一会,和我交谈几句,我知道他在研究我背包里的东西。

    你那个双肩背是装摄影机的,还是放照相机的?

    都有。

    东西呢?放朋友家了。

    他想知道那些SD卡是干嘛用的。那卡是专业设备用的,如果他用普通相机看不到里面的数据。

    416的纪录片是你制作的?

    对。

    不怎么样嘛。会讲故事的人都会做,没什么技巧。

    谢谢夸奖!纪录片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技巧。

    你为什么关注这几个人?

    我爱他们。

    你还挺逗,你爱的人那么多,却不结婚。

    我说的爱和你说的两码事。

    他在看416的片子,那让无数人激动过的场景不知道是不是也会感动他。很想告诉他,那就是爱。

    你有几部手机?

    好几部。

    为什么把它们拆开来?

    准备做清洁。

    为什么不开机?

    省电话费。

    他在检查我的手机。我有两部手机,那部专门用来上推的买了没几个月。被他碰过了,脏了~~

    你过去的生活不错嘛,去过不少国家。 

    是啊,我的理想就是周游世界。

    他在看我拍的照片?U盘里肯定没有。是看我的博客吗?

    赚钱不少吧。

    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

    你不想回到原来的生活去吗?

    每天都想。就是回不去了。

    我可以帮助你。

    你帮助我?你怎么帮助我?你能让结石宝宝健康吗?你能让赵连海被释放吗?你能让汶川地震中被豆腐渣校舍砸死的孩子复活吗?······

    难道这个国家就没有让你满意的地方?

    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把我绑架来?我违法了吗?世界上有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会这么做吗?

    当然会呀。美国中情局也会绑架的。 

    小伙子,你美国大片看多了吧?美国中情局只对外,不对内,它不可能绑架美国公民。

    你从来不知道妥协吗?  

    不同利益团体可以妥协,不同利益诉求可以妥协。和流氓怎么妥协?和强暴你的人怎么妥协?他说要强暴十次,你说两次算妥协?他说要强暴一小时,你说二十分钟算妥协?

    "二号"扭头出去了。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早晨起来感觉异常虚弱,身上穿的牛仔背带裤整整肥了一圈。穿上鞋,摇摇晃晃站起来,松松垮垮地裤脚竟踩在了脚下。弯下腰去挽起一截,再站起来时,只觉眼前一黑。 

    听见一片噪杂的人声,感觉离我很远。有人在掐我的仁中,指甲几乎嵌进了骨头。痛得睁开眼睛,看到打手那张幸灾乐祸的脸。软软地仰面躺着,无力反抗。周围站着五、六个人,有"三号",还有东城区国保大队周队长。对,现在我可以确定就是他。虽然他仍然带着墨镜,一言不发。

     走,穿好外衣,跟我们走。

    被人架起来,第三次带上黑头套,塞进一辆轿车的后座,一左一右被两个男人押着,离开了这个囚禁了四天的地方。

     不知道要被带去哪里,用心辨别着方向。车子不停地拐来拐去,有人打进电话,听出接电话的是副驾驶位置坐着的周国保,听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大概这趟差事办得有点窝囊。

      走了大约两小时左右,传来火车站广播喇叭声:各位旅客请注意···是遣返!

     你们要把我送到哪里去?我连换洗衣服都没有。你们必须通知我的家人。我一把拽下黑头套。两个男人大声喝斥着按住我,黑头套立即又被罩上。右边的那个人用手按住我的头,我的下巴死死地抵在胸前不能动掸,绑架那天被弄伤的背部痛得像要裂开来。我一边喊:放开我!一边反抗。坐在前座的周国保厉声制止。右边的男人狠狠攥住了我的手,使劲揉搓。你挣!你挣啊!他的声音低得只有我一人能听见。是那个打手,他在报复我!

    周国保开门下了车。打手一边将我的手腕往后扣,一边从牙缝里骂:你叫啊,快叫!你不是厉害吗?我就捏死你!捏死你这个贱B!

    我大声反击:你这人渣,给我提鞋都不配!有本事你就弄死我!

    我的手腕被他拧得和胳膊形成了30度锐角。四肢开始痙挛,渐渐麻木,失去了知觉。

    周国保回到车里。车子启动,行驶不远,停下。

    下去!

    我的腿动不了。

    你TMD装什么装?!

    打手用脚踢我,接着把我往外拖。在拖出车门前,黑头套被摘了下来。

    是站台,就在火车车厢门口。秋日明媚的阳光穿过站台洒在了我的脸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下,我被公然绑架,就这样被两个男人在地上拖着~~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我哭喊着:放开我!放开我!

    有人从后面抱住了我。你们别这样对她。你们放开她。

    我抬头看:你是谁? 

    我是陈明。(作者化名)

    啊?陈明,是你吗?

    是我。我来接你回新余!    

    陈明,江西新余广电局办公室主任,我好朋友的丈夫。多年不见了,我们竟以这样的方式相逢。

    陈明抱着四肢麻木的我登上了火车。乘客还没进站,软卧车厢里只有我、陈明,和两个自称是街道办干部的便衣警察。

    四十分钟后,火车驶离了北京西站,整整68小时,我终于脱离了黑帮的魔掌,开始了被软禁的日子。

                    
 

(第一季·下)

 

一、   软禁 

    新余,是江西的一座省辖市。二十一年前,我曾是新余日报的一名记者。1989年辞职后,有过一段浪迹天涯的日子。记不得是哪一年了,我回新余办护照,那时我的户口还在报社的集体户上,开个证明就得千里迢迢跑回去。于是,我和好友,陈明的妻子建建商量,把户口落到他家,这类琐事以后就可以拜托建建帮我办了。就这样,陈明成了我的户主。

大约在我被绑架前一个月左右,国保找到陈明了解我的情况。他们告诉陈明,我参与了一些重要的维权活动。陈明回家和建建说:不会是华泽吧?她会参与这些事吗?建建肯定的回答:就是她,没错。我了解她。

   10月28号晚上,陈明接到领导的通知,让他和市国保一起来北京接我,途中一切费用由陈明所在的单位支付。不知道陈明有没有后悔当年同意我把户口转到他家?不知道领导有没有责怪他"交友不慎"?总之,陈明和他的单位被我株连了。

 
 

    一登上开往江西的火车,我就要求检查背包。便衣把包递过来,我刚打开背包拉链,手机就掉了出来,女便衣一把抢过:手机我先替你保管。她不知道的是,我另外还有一部手机。这部手机是专门上推的,我从未用它打过电话,干净得就像初生的婴儿。去东北出差,打电话的那部手机只有一块电池,以防万一,我在这部上推的手机里,存了两个当时正在拍摄的朋友的电话。依我的记性,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如果不存在手机里都是记不住的。这次细心救了我。

    我把幸存的手机悄悄塞在裤兜里。车开后,乘上厕所的机会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打给浦志强,电话响了很久,他没有接。第二个打给滕彪,通话时声音很杂,断断续续,我告诉他:我被绑架了,绑架我的人中有一个是东城区的国保;我现在正被送往江西新余;我的电脑还在机场,请务必设法帮我拿回来。没说几句电话就断了。这时,浦志强的电话打了进来,他告诉我,自27号从伊春回北京后他也被软禁着,但是可以与外界联系。我把和滕彪说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他顿了顿,謓重地对我说: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生活。它早晚都要来的。你要学会独自面对。我说:好,我知道了。

后来,50天与世隔绝的日子里,我曾多次想到这句话,我把它当成一个先行者对后进的忠告。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打完这两个电话,手机还剩一格电。我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我要留着这格电,危险来临时用它呼救。虽然我不知道谁能救我,怎样救我。总之,我不能这这样消失,我要让朋友们知道我的消息。

 
 

    在火车上,来接我的两个便衣好奇地向我问起了***。这是自我失去自由后,第一次有人向我提起这三个字。

    你和***是什么关系?

    ***是干什么的?

    ······

    我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因为我在《关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明》上的签名。姓名:华泽,居住地:北京,职业:纪录片导演。就这么几个字,他们绑架了我,接下来他们还要囚禁我。同时得到证实的是,绑架我的确是国安。

    这是一个野蛮国家、黑帮政府。文明社会的准则在这里不被遵守。与一百年前的清末相比,惟一的差别是,对异议人士由杀头、流放,变成了绑架、失踪。这一切必须改变!

    于是,我开始给他们讲八九六四,讲零八宪章,讲诺贝尔和平奖···说到这些我开始兴致盎然起来——既然有司要用绑架囚禁的方式让我分享晓波诺奖的荣誉,那么,我不能枉担了虚名,我要一路播散火种。

    火车快到终点站时,两名便衣和陈明都对我说:我们只负责接你,到新余后不会再见面了。希望你不要吃眼前亏,该服软就服个软。

我笑着谢谢他们的好意,我的字典里没有"服软"这两个字。

 
 

    到火车站来接我的新余市国保陈建军(音译)大约四十岁左右,一看就是军人出身,没读过多少书。刚上车他就开始给我上课:

    什么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把家丑扬到国际上去,影响了国家形象;

    什么你们不能钻法律的空子啊,拿法律做武器,法律又不是一切;

什么你们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啊,但是被国外反华势力利用了。

我一点都不擅长这样八股的话题,不过看他被洗脑成这样,只能耐心回应:

    就是怕影响国家形象才呼吁释放***,怎么能把诺奖得主关在监狱里呢?获诺奖是我们的百年梦想之一嘛;

    法律是执政党制定的,维护法律的尊严怎么是钻法律的空子呢?不拿法律做武器,难道让我们用坦克做武器吗? 

    说到国外反华势力,我很想知道它是怎么利用我的?

    他说:我不了解你,回头我们再谈。

我严肃的告诉他:不了解就不要乱扣帽子。花点时间了解了再来和我谈。

我最烦不敬业的人,为什么这次让我碰到的都是不敬业的人?为什么不多花点心思了解我,不知道我是吃软不吃硬的人吗?我认为,哪怕是国保、国安这样无耻的职业也应该做得敬业。

 
 

    到新余后,我被直接送到了消防宾馆。这个宾馆座落在城市北部边缘,六层楼高,最初应该是按三星级标准装修的,不过现在看起来已经有些陈旧了,好在被褥还算柔软、白净,卫生间也挺宽敝。我住在二楼9207房间,据说这是整个宾馆惟一的三人间。两个女警与我同住,两个男警住在隔壁。每班四人,共两班,二十四小时一换,我的贴身"保镖"共八人。

    一进房间,女国保欧阳就向我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能与外界联系;不能会见朋友;活动范围不能出这座楼。

    "保镖"们自我介绍时,只说姓,不提名。说自己是刑警、经警、治安警,就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国保。看来这个警种还真是见不得人。不过,我这双已经阅国保无数的眼睛,一眼就看出了端倪。八个人中有三个市公安局的国保,其实的人都是从各分局抽调来的。我的安保级别高到他们从没经历过,分局的几个人,就连他们的顶头上司也只知道他们被抽调来执行任务,至于在哪里执行任务,执行什么任务,一律保密。

    市国保胡支队长来了——说是领导,没人介绍他的身份。时间长了,我自己琢磨出来的——领导很客气,他说这是公安部统一布置,你在这里呆多久取决于上面的命令。新余方面一分钟都不想让你停留。希望你能配合,他劝我把这当做一次度假疗养。

    我向胡支队长提出要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母亲快七十岁了,没有我的消息她会着急。胡支队长说要向上面请示。

    没有人找我谈话,也没有人向我宣布限制自由的理由。总之,我这只知起点不知终点的软禁生活开始了。

 
 

    进卫生间先给滕彪发信息:我住在新余消防宾馆9207房间。新余警方对我很客气,请放心。——手机只有一点点余电,不敢等回复,赶紧关掉。

    然后洗澡。第五天了,这套衣服没离过身,床上睡着也是它,地上躺着也是它。一分钟都不能再忍受。

    脱掉衣服,检阅被绑架四天"收获"的伤痛:仁中月牙型的伤口很深。至今轻轻触碰仍有针扎般的刺痛;被撞伤的背部在颈椎下方,晚上睡觉一直不能翻身;四肢和右手布满青紫色的瘀血,还有扭伤的右脚。仁中和右手的伤是遣返那天打手留下的。其它地方是怎么伤到的?绑架那天曾数次昏厥,怎么也想不起来他们究竟对我做过什么。

   
 

    洗完澡已经疲惫不堪,睡在靠窗的床上,透过铁栅栏的隔断看新余的天空。这里没有我任何亲人,它完全是一座陌生的城市,我甚至连宾馆的方位都不知道。

    我要习惯和两个"保镖"共处一室。她们睡觉千万别打呼、别磨牙、别说梦话。长期失眠,使我对睡眠的环境要求很苛刻,必须非常安静、非常干净。   

    计划11月的欧洲旅行是去不了啦,以后说不定会被限制出境,周游世界的梦想或许就此结束了;滕彪帮我拿回笔记本电脑了吗?千万别落在黑帮手里;我第一次有了不好的银行信用:信用卡过了还款日,去欧洲旅行的机票刷了两万多,那会是一大笔利息吧?每天要吃的药没有带怎么办?身体会出现什么后果?

    我想来想去怎么都是身外之事?自由都没有了,这些还有什么可担心的?不能周游世界就不能吧,好些人连北京都没离开过呢;信用不好就不好吧,反正以后也没打算从银行贷款;笔记本电脑滕彪一定会想办法帮我拿的,即使拿不回来也没办法;药不吃又有什么了不起?被绑架时连死的准备都做好了。惟一不放心的是母亲,她有心脏病。10月8号诺奖公布那天晚上,许多朋友在庆祝聚餐时被抓,第二天母亲离开北京回江西,在火车站告别时曾向她保证:我不会有事,放心吧!现在我只想对她说:对不起!妈妈,我没有遵守诺言。

    即来之,则安之。烦躁、愤怒都不起任何作用,那会影响我的敏锐性和判断力。我对自已说,很好,就当作是对内心定力的训练吧。

 
 

    第二天一早,去火车站接我的国保陈建军推门进屋,一边接电话,一边指着我:你和北京联系了?你还有通讯工具?他扭头示意两个女"保镖":搜她身,包,床!——我的手机被搜走了,那是我与外界联系的惟一希望。顺便搜走的还有背包里的一些小型专业设备:无线音频发射器、微型摄像机,他们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全都拿走才放心。

    包里只剩下一本摄像机的说明书。我自己拿起摄像机拍片子的时间不长,摄像机的一些功能还记不住,随身带着说明书,需要的时候可以查阅。在后来的许多天,这本说明书就成了我惟一的读物。  

 
 

    每天的日子大致是这样度过的:

    清晨七点半起床,洗漱后下楼吃早餐;上午看书、写日记,练瑜珈;十一点半午餐;下午看书,练普拉提斯(一种融合了瑜珈和健美操的有氧运动)、洗澡;晚餐后看电视、睡觉。

    开始时很不适应。"保镖"们从早到晚开着电视,那些噪音让人心烦意乱。不过,很快我就学会了在电视声中看书、写日记、健身···

 
 

    一天晚餐后我说要出去散步,陈建军打电话请示领导,得到的答复是:可以散步,但不能离开宾馆的院子。于是,我的生活多了一个项目。

    每天傍晚,我上身一件贴身红毛衣,下身是宽松的背带牛仔工装裤,外套黑色风衣(这些是我被绑架时的全部衣装),在四个"保镖"前呼后拥下,绕场二十圈(那阵势一定很可笑)。

    这个宾馆入住的人很少,院子呈长方型,东西80步,南北35步。整座楼只有两个窗户是被钢条封死的,其中一间就是我住的9207。第一天散步,就发现了院子东南角一棵不大的桂花树。这个长满黄白色小花、香气袭人的绿色植物,给我孤独而漫长的软禁生活带来了些许生气。

 
 

    到新余第一天就提出要和母亲通电话。一周后还没有得到答复。10月9日早餐时再次提出要求。陈建军说:本来给你母亲打个电话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藏了一个手机,而且和外界联系了,造成了恶劣的后果。所以不能让你和母亲通电话。

    造成什么恶劣后果?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我一下就冒火了:即使我是罪犯,你们还得通知我的家人呢。对一个守法的公民你们却连起码的人道都不讲。我有另一个手机,是北京警方交接时没有告诉你们,那不是我的错。向朋友通报消息是我的权利。你们要以此来惩罚我?好吧。不是怕我与外界联系吗?从现在开始,我宣布绝食!我倒下时你们得送我去医院吧?到医院我就大声呼救,告诉所有人你们绑架了我。说完,我离开餐桌,扬长而去。听到后面几个人追上来的脚步声。

    小陈不懂事,你别和他生气!

    不懂事没关系,千万别没人性。谁都有父母高堂。

    你要和母亲通话我们也做不了主,得向上面请示。

    给了你们九天时间,向联合国请示也应该有答复了。

    回到房间,我开始了第一次绝食。争取与母亲的通话权!

 
 

    上午,胡支队长来了:我这就请示领导,问题不大,但得有一个时间周期吧?你先吃饭。

请示吧,我等着。和母亲通话前我不会进食的。

 
 

    第二天一早,陈建军笑容可鞠地进来了:上面说你可以和母亲通电话。只是有两个条件:一,你不能说绑架、软禁。也不能说你现在在新余;二,手机要拿在我手里,要打开免提。可以不?

    本来我也没打算告诉母亲我的遭遇,只想报个平安让她放心。

    他们拨通了我母亲的电话,拿着手机放在我耳边。听到母亲焦虑的声音:你在哪啊?为什么手机一直关机?我们都以为你出事了。

    平静地向母亲撒谎:我在欧洲旅行,电话坏了。国际漫游太贵。不能经常给您打。放心吧,国外比国内安全多了。

    我以前每次出国旅行,登机前、到达后都会打电话告诉母亲;离京前会把在国外的行程、国外朋友的电话、预订宾馆的地址、购买各种意外险的单号和保险公司名称email给弟弟。这次完全一反常态,不知道母亲是否真的相信了?

    此后每周我被允许和母亲通一次电话报平安。为了能和母亲保持通话,我不能冒险向她暗示我的处境。

 
 

    无眠的夜晚是那么漫长,我用思念充满它们,思念的感觉既温暖又悲伤:

    10年前的圣诞夜,在三里屯的一间酒吧里,我认识了北大在读博士许志永。那天,一票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们在那里狂欢,喧闹噪杂的环境中,我和志永静静地交谈,他谈自己的宪政理想,谈他定点做基层选举田野调查的乡村···这些话题深深打动了我,因为他的理想也正是我的理想。十年后他为我争取言论自由的案件做代理,给予了我许多无私的帮助。

    认识滕彪是在一次法律援助研讨会上,志永向他介绍我将要起诉的案件,他毫不犹豫的说:好。支持!第二次见面是在大兴法院声援赵连海,面对用摄像机偷拍我们的便衣,他大声说出那句:我叫滕彪,你敢说出你的名字吗?令现场所有女性倾倒。

     一年多来,我参与或拍摄了许多或由公盟发起,或由公盟援助的、或由公盟关注的公民行动与法律个案:暴力拆迁、教育平等、74推友日、赵连海案、福建三网民案、夏峻峰案、冷国权案···共同的理念和行动,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我的心里,志永和滕彪不仅是我的战友,他们如同我的手足。

    去年初,我因发表《寻找中国之路》被国保骚扰,我打电话向庆妈诉说内心的绝望与无助。庆妈是谭作人的妻子,我认识多年的朋友。庆妈说:你需要一名律师,去找浦志强吧。于是给志强打电话,半小时后在他凌乱不堪的办公室里我们第一次见面。在志强面前,我觉得自己完全不像是个学法律的人,就是个絮絮叨叨的求助者。他打断我:

这不算什么,你没事。

那么,如果我有事,你能答应做我的律师吗?

我答应。

从此,一遇到麻烦我就会向他诉说,仍然是絮絮叨叨,直到把他说烦为止,他脸上的表情和神态,明明白白地写着,我就是那个老叫狼来了的孩子。直到10月24日我在伊春与他分手,去丹东与滕彪会合。短短几天里,他每次打电话、发短信,结尾总有两个字:保重!我突然感到:他在向我预警。而此刻,让我悲哀的是,在这片土地上,预警,是我的律师惟一能为我做的事。

    第一次知道崔卫平的名字是因为海子。那时我准备为诗人海子做一部传记片。在查找资料时,我看到崔老师研究海子的系列文章。第一眼,她的文字就打动了我,从那以后,几乎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她的文章。第一次见到她是在送别屠夫去福州的晚宴上。那是416的前奏,屠夫去福州为三网友案打前站,前途凶险。崔老师高调加入关注团以示声援。她说: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屠夫。几天后她写下了长诗《这些义人们哪》 ,其中有一段竟是为我而作。

    还有王荔蕻大姐、屠夫、天天、王译、张辉、阿尔、强本···

    每次想到你们都会有一股暖暖的细流划过面颊,那是内心涌出的感动,它无声地融入黑夜,迎来天明。

 
 

    11月14日晚餐后,回到房间不久,我正靠在床上看书。听到敲门声,我没有在意,以为是隔壁的"保镖"。女国保欧阳去开门,听到外面有人说:找华泽,欧阳"咣"的一声关上了门。心里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只听到外面有人高声喊:华泽,华泽,你答应一声,让我们知道你在里面。我迅速从床上坐起来,女国保愣愣地看着我。外面的声音更大了:华泽,我们爱你!眼泪奔涌而出,不顾一切冲向房门。因为欧阳站在旁边,门只能打开一条缝,看到门外一女两男,三张陌生的面孔。

    我是华泽,你们是?

    我们是网友,来看你的。

    你们从哪里来?

    他们是新余的,我是奉新的陈茂森,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

    我们在推特上有过交流,记得这个大头照很帅的小伙子,不过本人看起来比照片上更清秀一些。我伸出手和他们一一相握。那种温暖无以言表。女网友递过来一束鲜花,他们说了一些保重之类的话。欧阳从后面把门重重地关上了。

    屋内死一般的沉寂,随后欧阳一边换衣服,一边说:那两个人是新钢的,所谓的维权人士,他们很坏,专门挑动别人和政府做对···根本没听清她在说什么。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太好了,欧阳认出了那两个网友,网友也一定认出了她。他们今晚就会在推上公布我的消息。我不可能从这个世界消失而不为人所知了。

    欧阳换好衣服,急急忙忙出去了,留下另一个"保镖"和我。她找领导汇报去了。出了大事,我被暴露了,他们一定开始忙乱了。

 
 

第二天一早,胡支队长来了,通知我收拾东西转移住处。

新搬去的宾馆离消防宾馆并不远,叫新蓝天商务大酒店。这个酒店没有院子,楼外就是大街,我要散步必须得走出去。其实,在此之前,他们有时也会允许我到大门外面去散步了。

这个酒店没有自己的餐厅,要到隔壁的酒楼用餐,每顿饭要不得超标,要不就吃得不好。房间里也没有空调,很冷。在这里住了十天,我倒没有什么意见,可"保镖"们受不了了。看看没什么危险,网友不过是来看望一下,也没打算劫持我。于是第十一天,在"保镖"们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又搬回了消防宾馆。

 
 

    搬回消防宾馆不久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冬日清晨的峨眉山上,大雪缓缓飘落,远近山峦白茫茫一片。晨钟从山脚下的寺院响起,一波一波往上传,一直响到山顶,此起彼伏。这是1994年春节的真实场景。那年,我第一次到四川,认识了谭作人夫妇。16年后,一模一样的场景出现在我的梦中。而这时,我的生活因谭叔被判刑已彻底改变了。

 
 

    大约11月底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消息,说可能要软禁我到2011年春节后,甚至有人说会无限期软禁。既然我被绑架、软禁是因为晓波获奖,那么12月10日诺奖颁布后必须获释,这是我的心理底线。否则,我将绝食,以死抗争。我必须把这个消息送出去。

    平时,我每天都记日记,我的日记记得非常潦草,基本上没有完整的段落,就是一些只言片语,提示我自己不要忘记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和当时的内心感受。因为我知道欧阳常常偷看我的日记。只要我离开房间,我就会在日记上做记号,日记摆放的角度,一根发丝等等。所以,我要送出去的消息必须非常秘密,不能被她发现。

    这个纸条是夜晚躲在厕所里写的,大意是:我被软禁了,不能和家人联系,请帮我将这个短信发给186···和139···(这两个号码是滕彪和浦志强的手机。在火车上我已经把它们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这两个电话号码,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了)。以下是短信内容:1、我的手机已被没收,这是请陌生人帮忙发的信息。请不要公布出去。2、如果颁奖日之后还不释放我,我会绝食,请设法救我。3、如果可能(我担心他们也被限制了自由),我委托你们做我的律师。我有一份写给浦志强的委托书放在家中(附具体放置的地方、有我家钥匙的某人联系方式)。4、我在新余国保手中,现软禁在新余消防宾馆9207房间。我把这张纸条和50元钱放在了贴身的衣兜里。

    12月1日晚上外出散步时,我将纸条和钱一起塞给了一位事先物色好的陌生人(恕我不能说出更多的细节)。我并不知道,这个陌生人是否能替我把短信发出去,但我能做到的只有这些了,剩下的就是听天由命。

    两天后,我又外出散步时,再次遇见了这个陌生人。他竟然等在那里,并且向我做了一个OK的手势。

 
 

    离诺奖颁奖日越近,我的内心越焦虑。失去自由的日子,每一天都如一年那么漫长。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漫无边际的黑暗隧道。我知道前面有光,却总也看不到。

    许多个夜晚都被心悸折磨,它总是在刚入睡时向我袭来,难以形容的心慌,四肢发软,想大声喊叫。必须竭力控制自己才不会发狂。那种感觉是多么无助,我不断对自己说:不能崩溃!不能崩溃!

    即使到诺奖颁奖日第二天就释放我,我也已经与世隔绝整整45天了。对于视自由比生命还重要的我来说,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有时我会想,如果当初被绑架后,我的态度不是那样强硬,他们问什么我说什么,他们也许会放了我,或者只是限制我的行动,不会让我与世隔绝。是的,这完全有可能。不过,我一点也不后悔。从他们采取暴力绑架我的那一刻起,他们就阻断了与我谈判的可能。我不是不能妥协,我是不能向暴力屈服。

没有人可以要挟我,暴力不能,利益不能、甚至亲情也不能。不要以为柔弱就没有力量,不要以为渺小就没有尊严。弱者和强者之间的差别不在力量的强弱,而在信念的坚定。

 
 

    终于熬到了诺奖颁奖日那一天。按照诺奖公布日的时间推测,颁奖应该是在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左右。按我的情况推测,所有可能去挪威的人都会受到限制。所以,国内没有人可能到现场。我希望,领奖台上,和领奖台下被邀请的嘉宾席上,是一排排空椅子,镜头缓缓推向这些空椅子。它再好不过的说明了中国的人权状况,说明了这个奖颁给晓波的伟大意义。想到那个场景,我哭了(在我获释后不久,终于看到了颁奖的录像。那个场景———真是空椅子!)。

   
 

    12月11日早上,我宣布绝食!

    下午,新余市公安局张局长来了。他说昨天已经亲自去江西省公安厅请示汇报了,这一两天就会有答复,希望我有一点耐心。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1、告诉我继续软禁的理由;2、告诉我结束软禁的时间。

 
 

    听天由命的躺在床上,听任意识慢慢消失。身体是飘浮的,没有重量,仿佛另一个我,不,是灵魂,离开了肉体,它升到半空俯视着:

    你能坚持多久?

    我笑着说:挑战极限。

    你要毁掉自己吗?

    不。这恰恰是使自己完满。他们想用粗鄙、丑恶、苍白毁掉我,我则以精致、纯净、丰满来对抗。他们可以毁掉我的肉体,但我的内心,他们永远无法毁掉。

 
 

    12月15日

    胡支队长来回复我的要求:1、颁奖日后还有一个音乐会。而且,外地有许多维权人士到北京去了,北京警方忙不过来,所以现在还不能放你回去;2、20日之前一定放你走。前提是你必须进食。

   当天,绝食结束。

  
 

    12月17日晚上,胡支队长再次光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20号你就自由了。你要去哪里?

    我要回北京。

    怎么回去?

    火车、飞机都可以。

    你让陈明帮你买票吧。

    我不是来旅游的,也不是来探亲访友的。你们怎么把我接来,还怎么把我送回去。我身上没有钱了。如果你们不送我回去,我就等在这里,让北京的朋友来接我。

    好吧,我向上面请示一下。

 
 

    第二天我得到答复:20号帮你买好卧铺票,送你上车。

 
 

二、自由!自由? 

    12月19日上午,胡支队长通知我收拾东西,离开宾馆。他说新余买不到去北京的卧铺票,已经请分宜公安局安排。我们今天先去分宜,明天下午从分宜送你上车。

    内心开始不安。他说的理由不合逻辑。新余是直辖市,分宜是新余下辖的县。市局连火车票都买不到,还要县局安排吗?

    分宜离新余只有30多公里,开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县城,两辆车穿过县城的闹市区,向郊外驶去。越走越荒芜,最后开到一个山脚下的度假村。分宜县公安局的人在这里等着我们。我们一行是这个度假村惟一住宿的人。可能是山里的原因,这里非常冷,比城里气温至少低3度。整个晚上我都裹在被子里胡思乱想:他们是不是要送我去劳教?会不会逮捕我?今年五月份就有一个在江西因"煽颠罪"被捕,后取保候审的朋友告诉我,江西警方向他调查过我。

    "保镖"在一旁玩电脑。我请她帮我查一下从分宜到北京的火车,明天下午到达和离开的时间。她百度了一下,吃惊的说:这趟车在分宜不停。

    我开始发脾气:问你们领导,到底要把我送到哪里去。这"保镖"是一个年轻、单纯的姑娘。她说:我们得到的命令就是明天下午任务结束啊。明天一定会放你走的。你不要乱想,领导会安排好的。

一会儿,新余市公安局张局长打电话说要来看我,不知道路怎么走。分宜县局的人开车出去接。等了许久,另一个"保镖"进来说,领导没接到。明天上午一定会来,局长说要为你送行。我感觉情况越来越诡异。

 
 

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没和"保镖"打招呼,我自己开门径直走出去,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心里非常乱,怎么也想不通,如果要释放我,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几个"保镖"赶紧跟出来安慰我:不会有事的。领导一定会安排好的,如果今天不放你走,我们和你一起绝食。

 
 

    快到中午时终于出发了,目标是分宜县一家高档餐厅。一桌人等着我们。张局长,胡支队长。另外四人是省公安厅来的。其中一个年长者(领导模样)说:我们接你去南昌,坐飞机回北京。

    手机什么时候还给我?我要打电话让朋友来机场接我。

    别着急,会还给你的。

    完全没有心情用餐。从新余到南昌明明更近,为什么要拐到分宜再去南昌?

    省厅来的四个人中有一个女性,姓熊(依然没有介绍自己的身份),客气得让我不忍说她是国保···华老师,您看江西的变化很大吧?您帮我们宣传宣传呀。

    我不做宣传,我只负责批评。

    华老师不是做历史人文纪录片吗?我们江西历史很深厚啊。

    那倒是。我曾经对江西的古代书院做过一点研究,不过当时我所在的部门,认为这个选题收视率不会高,所以最后没有批下来。

    那好啊,您提出方案,我们帮您安排。资金、接待,我们提供一切方便。

    哈哈哈哈···,好啊。

    看这个架式不像是要送我劳教什么的,倒像是要招安。这太有意思了。

 
 

    午餐后,我和省厅四人及新余女"保镖"一人,乘福特商务车,新余国保陈建军开一辆轿车跟随,一路浩浩荡荡直奔南昌。

   
 

快到南昌时,省厅那位年长者说:现在离飞机起飞还有几个小时,我们陪华老师去看看滕王阁。

 
 

在滕王阁一层茶室里,进行了一次精心安排的"友好"谈话:

华老师,这次在江西呆了快两个月,我们新余的同志对您照顾还周到吗?

很好。麻烦你们了。

您也是学法律的,我也是。有关法律的问题咱们就不谈了,有些事情留待历史来评价。您看好不好。

我无言,笑笑。

我今天不是以什么身份和您谈话,只是年长你几岁,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忠告?

请讲。

以后***的事就不要参与了。

***哪些事?

比如签名活动。

签名不会总有的。

好,那就好。

还有关于江西警方的事就不要出去说了。

江西警方很不错呀,文明执法。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江西有什么事,您只管说,我们一定尽量帮忙。您和我们小熊互相留个电话,以后常联系(她是我的专职客服了?)。欢迎您常回来。但不要以这种方式回来。

会常回来的。我还有家人在这里呢。不过,会不会以这种方式回来可能不取决于我。

您提到的江西古代书院的项目很不错呀,您写个东西给我们,我们马上可以着手办。没有问题的。

好,需要的时候一定找您。

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晚上七点,我被送到机场贵宾室。小熊要我的身份证去办登机牌。我再一次要求把手机还给我。小熊说:手机我帮您托运吧。

正色对她说:手机是贵重物品,不能托运。你必须还给我。到北京太晚了,我身上衣服单薄,我必须打电话让朋友来接我。

衣服我给你准备了。我知道你身上钱不够,也帮你准备了打车回家的钱。另外,我们厅里还准备了一些礼品,我会把手机包装好一起托运的。

你们是担心我打电话,北京会有欢迎团来机场接我是吗?天气太冷,到达北京的时间也很晚了,我不会让很多人来接我的。这个我可以答应你。

还是托运了吧。

不能答应你的事我不会答应,只要答应了我就会做到,请把手机还给我。

年长者发话了:还给华老师吧。华老师您既然明说了,我也告诉您,我们确实担心再弄出什么事情来,我们也是为您好,希望您平安回家。

飞机八点起飞,七点四十分,我被从贵宾室直接送上了飞机,在登机口,向省厅一行挥挥手,掉头走进机舱,立即打开手机,向滕彪报平安。

这一刻,我才确定,真的自由了!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知道了江西警方在临近释放我的最后两天费尽周折,把我转来转去的真正原因:滕彪、许志永、屠夫等已于18日成立了飘香关注团,包括四位律师在内的各地关注团成员已决定前往新余营救我。

获得自由后的第十一天,当新年钟声响起的时候,我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有一个梦想:希望在不久的未来,我的朋友不要再被绑架、被失踪、被囚禁,不要再颠沛流离、背井离乡。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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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在颁奖典礼上的讲话(全文中译)

2010年12月16日 8 則評論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 托尔比约恩·亚格兰

 
 

国王和皇后陛下、阁下们、女士们、先生们:

 「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授予刘晓波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为争取和维护中国基本人权所进行的长期的、非暴力的努力。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一向的观点是,人权与和平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繫。人权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其遗嘱中所提出的『各国间友爱』的先决条件。」

 我刚才所读的,是今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颁奖公告的第一段。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正被隔离监禁在中国东北部的一个监狱里,不能亲自出席今天的仪式。他的妻子刘霞或其他亲属也不能前来。因此,今天我们不会颁发和平奖的奖章和证书。

 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授予刘晓波这项奖是必要的、应该的。我们对他荣获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表示衷心祝贺。历史上,曾经有多位和平奖得主无法亲自出席颁奖仪式。事实上,最有历史意义和最具荣誉的几项和平奖中,就有好几项在颁发时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也有很多次,虽然获奖者得以前来,却遭到了本国政府的强烈谴责。 

1935年委员会将和平奖授予卡尔.冯.奥西茨基时,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希特勒暴跳如雷,禁止任何一个德国人前来接受任何一项诺贝尔奖。挪威的哈康国王没有出席颁奖仪式。奥西茨基也未成行,并在一年多之后去世。

安德列.萨哈罗夫 1975年得奖时,也是激起了惊涛骇浪。他也没有能够亲自前来领奖,而是由其夫人代为出席。 1983年和平奖得主列赫.瓦文萨(华里沙)也经历了同样的境遇。昂山素季1991年获奖令缅甸政府恼怒不堪,她也没能亲临奥斯陆领奖。

 2003 年,希尔琳.艾芭迪(伊巴迪)在荣获和平奖之后来到挪威。儘管伊朗政府做出了种种消极反应,伊朗驻挪威大使却出席了颁奖仪式。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曾向南非人士颁发过四项和平奖。所有四位得主都亲临奥斯陆。但 1960年亚伯特.卢图利和 1984年图图主教的获奖,都引起了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强烈不满,直到 1993年纳尔逊.曼德拉和戴克拉克荣获和平奖,才终于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颁发以上这几项和平奖的目的,当然绝对不是为了侮辱任何人或任何国家。委员会的意图是通过颁奖,来凸显人权、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提醒世人,当今世界大部份地区民众所享有的权利,是有人不畏个人得失而奋斗和努力的成果。

 他们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而无畏奋斗的,这就是为甚麽刘晓波值得我们的支持。虽然本委员会的成员从来没有与刘晓波见过面,我们却感到很瞭解他。我们密切地关注和审视他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刘晓波于1955年12月28日出生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他在吉林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后,于北京师范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并留该校任教。他曾在奥斯陆大学、夏威夷大学和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

 1989年,他回国参加正在兴起的民主运动。 6月2日,他和几位朋友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政府的戒严。他们发佈了由刘晓波起草的包含六点的民主宣言,反对独裁、提倡民主。刘晓波不赞同学生与政府之间发生正面衝突,试图用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紧张对峙局势。

 早在那时,非暴力就成为他民主理念中的一个核心因素。 6月4日,他和朋友们劝说学生撤退,以避免他们与军队的直接衝突。他没有能够完全扭转局势。很多人丧失了生命,大多数是在天安门广场之外。刘晓波告诉自己的妻子,要把今年的和平奖献给「六四亡灵」。我们完全遵从他的意愿。

 刘晓波曾经说:「非暴力反抗的伟大之处在于,当人类必须面对被强加的暴政及其苦难时,居然是受害者用爱面对恨,以宽容面对偏见,以谦卑面对傲慢,以尊严面对羞辱,以理性面对狂暴。」天安门事件成了刘晓波生命的重大转折时刻。

 1996年,刘晓波以「造谣、诽谤」为由被劳动教养三年。他在 2003年到 2007年间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书写了将近 800篇文章,其中499篇写于 2005年之后。他是《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而《零八宪章》是在 2008年12月10日发表的。

 正如宪章的引言所述, 2008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佈60周年,「民主牆」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零八宪章》呼吁保护基本人权,发表后已经有几千名国内外人士先后在上面签名。

 2009 年12月 25日,刘晓波因判决书中所称的「煽动他人推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构成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 11年,被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刘晓波自始至终都坚称,这项判决既违反了中国宪法,也与基本人权的原则相悖。

 在中国有不少持政治异见者,他们对很多问题持有与政府不同的观点。刘晓波所获的严刑,使他不再仅仅是人权运动的一个重要代言人,几乎一夜之间,他就成了中国人权运动的民族和国际象徵。

 国王和皇后陛下、女士们、先生们,

 在冷战期间,人们对和平与人权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众说纷纭、争执不休。冷战结束后,和平研究者和政治学家们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了这种关系的紧密。这可能是至今为止他们所做出的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发现之一。民主政权会向独裁政权宣战,并且确实发动过殖民战争,但历史上恐怕找不出任何的一个民主政权向另一个民主政权发起战争的实例。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其遗嘱中所提出的更深层的「各国间兄弟般的友情」,即真正实现和平的先决条件,在没有人权和民主的前提下是无法建立的。世界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大国,曾经像中国那样,在如此长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如此迅猛的发展。

 从1978年起,中国连年保持着10%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几年前,中国的生产总值超过了德国,今年又超过了日本。由此,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比中国高出三倍,但中国在继续前进,而美国却面临着重重困难。

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几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在促进减少世界贫困人口的努力中,中国的重要贡献不可磨灭。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有着 13亿人口的中国肩负着人权的命运。如果中国能够建立起一种彻底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将会对世界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否则,就可能面临社会和经济危机四起的险恶局势,从而产生危及整个世界的消极后果。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继续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就需要有研究自由、思想自由和辩论自由作为前提条件。此外,没有言论自由,腐败、官权骄纵和恶治就会滋长蔓延。任何一种官权体制都必须要通过民主监督、自由的媒体和公民的批评权来加以制衡。

 在不同程度上实施独裁体制的国家,可以在较长阶段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但世界上几乎所有最富庶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这一事实并非偶然。民主能够调动更多的人力和技术资源。国际社会中的新地位,也意味着中国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必须做好准备接受批评,并将此视为一种积极的输入,一种改进的机遇。

 所有权力大国和掌控大权者都必须抱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对美国在各个时代的角色都持有自己的看法。友邦和盟国都曾经因为越南战争和黑人无法充份享有公民权利而批评过美国。 1964年马丁.路德.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很多美国人对此都颇有贬词。但事后看来,正是由于非裔美国人群获得了应有的公民权利,美国才变得更为强大。

很多人可能会问,今日中国处处显示出强大的实力,那麽,一个公民因为对国家治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被监禁 11年,这是否恰恰显示出了中国的弱点所在。这种弱点在刘晓波一案判决书中暴露无遗。判决书中强调说,影响尤其恶劣的是,他在互联网上发佈自己的文章。但是,畏惧技术进步的人,最该畏惧的其实就是未来。资讯技术不会消亡,它只会进一步地开放社会。

 正如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对杜马的演讲里所说的那样,「新的信息技术给了我们与世界相联繫的可能。即使统治阶级对此抱敌视态度,世界和社会也会变得越来越开放。」梅德韦杰夫在说这席话时,针对的无疑是前苏联。强迫和管制民意,阻碍了这个国家参与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技术革命。整个专制体系最终崩溃。如果能够在早期就与安德烈.萨克罗夫这样的人士开展对话,前苏联肯定会受益匪浅。

 国王和皇后陛下、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一个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中的多数人群体都不具有无限的权力。人权约束了民族国家及其多数人群体的行为。这项原则必须适用于所有加入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联合国的成员国。中国签署甚至批淮了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多项主要国际人权公约。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还接受了WTO的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的宪法保障最基本的人权。《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的第一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刘晓波正是践行了他的公民权利。他的所做所为无错、无罪,因此他必须获得释放!

 近100到150年以来,人权与民主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巩固,和平也随之而来。对此,欧洲的近代史就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因为欧洲曾经历过多次战争的蹂躏,欧洲的殖民政府也曾经频频挑起过世界各地的战争。而今天,欧洲基本上可以称为是「和平」之洲。

 二战后非殖民化的进程,使一系列国家,首先是在亚洲,然后是在非洲,获得了自治和尊重基本人权的可能性。以印度为首的很多国家掌控住了这个机遇。最近十年以来,我们还目睹了拉丁美洲、中欧和东欧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很多穆斯林国家,例如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也在向着同样的方向发展。很多其他国家也即将改变其政治体系封闭的现状。

 中国的人权活动家们所捍卫的是国际秩序和国际社会的主流。如此看来,他们不是甚麽异见分子,他们所代表的是今日世界的主要潮流。刘晓波否认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等同于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侮辱。他坚称,共产党「即便是执政党,也不能等同于国家,更不能等同于民族及其文化。」

 中国的变革需要时间,漫长的时间,政治改革将会也应当以像刘晓波所描述的「渐进、和平、有序、可控」的方式进行。中国在历史上做过太多次革命和改良的尝试,结果造成的却是混乱。但正如刘晓波所写的:「社会已经发生了走向多元化的巨大变化,官权已经无法完全操控整个社会」。因此,他说:「无论政权及其制度的力量有多麽强大,每个个体也要……力争过一种有尊严的诚实生活。」

中国政府对本年度和平奖颁奖结果的反应是,这是对中国的侮辱,还对刘晓波做出了极其消极的评价。

 历史上有过政治领袖试图借助民族自豪感丑化持政治异见人士的诸多例子。这些异见分子转身便成了外国间谍。有时,这种指控还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号,但后果几乎无一例外是可悲的。这种非此即彼的推理方式,还在反恐怖主义斗争的言辞中有着异曲同工的体现:「你要麽是我的朋友,不然就是我的敌人。」

 酷刑和未经审判的监禁等非民主手段,也以自由的名义被加以滥用。这样的说法和做法就更加剧了世界的两极分化,并削弱了反恐斗争。虽然面临着多年的囹吾生活,刘晓波仍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2009年12月23日法庭上所做的最后陈述中,他说:「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

艾萨克.牛顿曾经说过:「如果说我能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当我们在今天能够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们站在了古往今来的众多先人的肩膀上,是他们无私无畏地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从而为我们争得了自由。

因此,在当今社会不少人忙于数点钞票,很多国家只顾及眼前的本国民族利益或对刘晓波的倡议和努力置若罔闻时,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再一次决定,通过和平奖的颁发,来支援为全人类利益而奋斗的人们。我们向刘晓波荣获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表示由衷的祝贺。他的观点最终会使中国变得更为强大。我们祝福他、祝福中国未来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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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陆 四日四记

2010年12月15日 尚無評論

方励之

2010年12月8-12日,李淑娴和我去挪威国奥斯陆,参加诺贝和平奖颁奖典礼,顺便在奥斯陆大学访问。也可以说,我们的行程是,12月9日在的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活动,我讲了一次暗物质,第二天有空,正好能在奥斯陆市政厅站脚助威。


在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讲演。


海盗的今昔


对我们这种非历史内行来说,对挪威的过去所知甚少,只知道它曾是个海盗(Viking)国:野蛮,抢劫,无精致文化等等,可比明朝时沿海的倭寇,或今日之索马里。虽然丹麦国的海盗不亚于挪威,但因丹麦出了N.波尔量子力学学派,印象全然不同了。

为此,我们去参观奥斯陆的海盗船博物馆,门票60克朗(合10多美刀)。展厅荡荡空空,只有三艘海盗船残骸,及其它少量残片。平均说,看一艘残骸,就要三美元,大有被海盗坑了小钱的感觉。(在亚利桑那州,历史博物馆是不收门票的)。

十和十一世纪,挪威是海盗"强国"。对应的中国,是北宋年代。比之清明上河图上的堂堂游船,海盗船博物馆里的展品,不折不扣就是三条贼船。海盗船博物馆的展品中,没有文字残片。壹千年前的奥斯陆文化,看起来就是一窝"不识字"的海匪。而同时代的程顥與程颐,已在构建宇宙模型了。

这是昔。

今天的数据则是:奥斯陆大学成立于1811年,明年要办200年大庆。相比之下,北京大学的校龄,就不及海盗国的大学了。奥斯陆大学的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成立于1935年。在北大,以理论天体物理为主业的研究所(Kavli研究所,KIAA)成立于2006年,刚满5岁。谁的不识现代"字" (广义的)的年代更长?

比年代更加重要的是大学的精神。

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比约尔·亚格兰在2010和平奖颁发仪式上一口气说了三个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和辩论自由。这其实正好就是大学的核心价值。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还不够,还必须有辩论自由。


(左起:苏晓康,林陪瑞,李淑娴,李晓蓉,方励之。)5名21世纪"海匪"在10世纪海盗前合影。当年海岛船已有"隐形涂料",极难照清楚。

刘晓波和辩论自由


八十年代的刘晓波,人称是匹"黑马",也有称"黑驴"的。因为,他几乎批判过(或骂遍)所有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

挪威电视2台的记者来旅店访谈。其中几句问答是,问:

"你认识刘晓波吗?"
"认识"
"什么关系?"
"他批判过我。"
"哦…"

看遍奥斯陆典礼上的参加者,似乎只有我一个是被刘点名批判过的。在大学里,刘氏的批判或"开骂"(只要不涉隐私),就是一种辩论自由 。在正常的大学里,本很正常。

1988年夏,CCQ和刘晓波二位年轻人闯进我和李在北大的家。C和刘皆治文学,同李和我的物理专业不相交。C和刘皆东北人士,也非李或我的同乡。共同话题不多。幸好,我的"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一书,当时刚刚出版,刘拿起一本就看。因为他刚答辩过的博士论文是美学,属于哲学。可能他还不熟悉"行星运动的音乐"(开普勒),"一个方程不美,就一定是错的"(狄拉克)等等"美学",被吸引住了,专心看书,没再说话。只有C同我们聊。以致,我不知道刘有严重口吃。临走,刘撂了一句:哦,哲学最多只配当你们的工具,有用就拿来,用完就扔掉。我可要在我的课上讲(批判?)。话毕,拿起一本"工具",转身就走,至今未还。

到了秋末,再一转身,"黑马"了:"我认为他(指方励之)不是青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他有什么资格!"(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还好,这里不全是陈述句,有一句是条件句:"他要自封的话……"。查我的CV或bio,还来不及"自封"上"青年导师",只有物理系研究生导师字样。可惜,刘晓波当时没有批判"工具"一书,否则我也要使用我的辩论自由了。

我欣赏80年代刘晓波大胆地行使了他的辩论("开骂")自由(不论辩论内容如何)权利。这就是我来奥斯陆市政厅,祝贺刘晓波的原因之一。

NPP对GDP


中共当局说,诺贝尔和平奖已沦为西方的政治工具。说得轻了,不是"已沦为",而是从来就是政治工具。

对我,第一次知道有个诺贝尔和平奖,是在六十年代。大约是1965年年5月,在天安门召开过一次五十万人大会,主题是"支持美国的黑人抗暴斗争"。主题竟然是与中国的内政并无直接关系的外国事儿。而且,大会由毛住持。1949年及其后的天安门大活动,我大多目击,这"外国事儿"大会从来没有见过。后来的知道,背景之一是马丁.路德.金获得196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我有一个梦"——"民权"被认为与和平有直接关连奖。从此,民权或人权与和平,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常驻主题。诺贝尔和平奖一贯是推动如下价值观的政治工具。

"一个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中的多数人群体都不具有无限的权力。人权约束了民族国家及其多数人群体的行为。这项原则必须适用于所有加入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联合国的成员国。"

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由GDP定量度量。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可由NPP(政治犯数量)定量度量。很不容易搜集中国的政治犯名单。九十年代有过一个名单,包括政治犯,思想犯,良心犯,信仰犯,共七百人。根据一些人权组织的新近统计,现在至少有一千四百名政治犯,良心犯。

显然,减少NPP是改善人权状况的直接途径。动机于此,1989年初,我写信给邓小平,建议他在建国30年大庆时赦免魏京生等政治犯。关注人权的诺贝尔和平奖,更应关注为争取人权而服刑的政治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符合这一期盼。所以,我来奥斯陆市政厅表示支持。

挪威的NRK(相当于英国BBC)访谈后,主持人再加以非录像问题:"曾有预计,当中国GDP增加后,NPP就会减少了。现在,中国的GDP世界第二,为什麽NPP 也增高了。为什麽?"我答不上来。本想答这是"中国特色"。一想不对,欧洲也有过,GDP 与NPP并不总是实时反相关。但我相信,常时间尺度而论(即非实时),二者应是反相关的。

发光的少数


我在奥斯陆大学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的讲题是" 重子物质与暗物质之间的动力学消耦和 "(Dynamical decoupling  between IGM and dark matter)。  通俗地说,宇宙中有两类物质:1. 暗物质不发光,但是主导成份。宇宙中的星体形成是靠它们的引力;2.  重子物质,是少数,不到百分之五,但能发光,星光皆源于重子物质,人体也是由重子物质构成。"消耦和"意即重子物质的行为不全受暗物质的控制,尽管后者是绝大多数。这因为重子物质有自己的动力学。宇宙因这些极少数重子物质的不同的动力学而有了光,有了人类,有了人类的创造。这就是我理解,为什麽比约尔.亚格兰的讲话最后要引用牛顿的话。他说:

"艾萨克·牛顿曾经说过:’如果说我能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当我们在今天能够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们站在了古往今来的众多先人的肩膀上,是他们无私无畏地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从而为我们争得了自由。"

"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就是坚持自己的动力学。

2010.12.12.Oslo-Tucson飞机上

此文为方先生大作,在此发表,未经许可,但相信不致遭受反对,致歉并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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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採訪海萊特的經過.李永峰

2010年8月18日 8 則評論

这是亚洲周刊记者的文章,文章证明,海莱特被抓被判,主要就是他在75事件后接受亚洲周刊采访,谈到了他曾经向新疆政府提出预警。——吾尔开希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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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三日晚上,我上网看到消息,说新疆维族知识分子海莱特.尼亚孜,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十五年。这条消息令我彻夜未眠、悲愤异常。就在几天前,我与他的夫人热沙莱提通电话时,还乐观地期待,海莱特被捕十个月后首次开庭,应该会还他公正。毕竟,七五事件已经过去一年了,新疆开始实施所谓新政,主要领导也换了。但现实却比最悲观的估计都悲观。外界一直猜测,海莱特的判刑与我对他的专访有关。作为唯一参加庭审的家属,海莱特的夫人不愿意跟我说很多。对于我的询问,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我最初决定见海莱特,是在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在喀什。七月七日汉族群众上街后,很多维族精英开始坐车往南跑,乌鲁木齐的暴乱会不会波及到南疆,成了当时媒体记者关注的焦点。所以七月十九日,我去了喀什。二十日上午,约到一位喀什的老教授,与他聊了一个多小时,并在他那里见到了一位新加坡的媒体同行。与教授聊完后,我去游览喀什的老城,大约半个小时后,突然接到新加坡同行的电话,她告诉我说,刚才在她采访教授的时候,一队人马,有公安、外事、宣传,冲了进去,打断了他们的采访,并且追问还有谁采访过教授。我当时在喀什已经百无聊赖,接完电话便坐出租车赶往机场,坐了最早的一班飞机返回乌鲁木齐。

第二天一大早,还在睡梦中,我便被电话铃声吵醒。喀什的教授问我住在哪个宾馆,我说已经回乌鲁木齐了。然后听到他向身边的人转述,接着是一阵沉默。过了一会,他才说,他已经一夜未睡,公安局的同志一直都在找我。他希望我不要发表对他的采访。其实,这位教授一直善意地评论汉维两族,我们谈话时,他主要是在向我解释新疆政府推行的一些政策,为政府辩护。但为了避免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喀什之行,我没有写出任何报道,但从新加坡的媒体同行那里得知,海莱特并没有被捕,几天前还跟她见过面。当时网上有传言说海莱特跟维吾尔在线的站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伊利哈木,都被抓了起来。于是,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多,我试着给海莱特打了一个电话,希望跟他交流一下。在此之前,我只是看过有人转贴他的博客,对他一点都不了解。

我去了他在延安路上的办公室,他在一个NGO兼职。他很愉快的跟我聊了起来。其实,在我们的交谈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听他讲维吾尔民族的历史文化,《福乐智慧》、成吉思汗西征大军中维族总管、近代以来维族人的现代化追求……他也讲维族人的温顺、不好斗、不张扬,契丹人来了,很快就投降;蒙古人来了,也基本上没打仗就投降了。他认为维族人没有独立的基础,新疆也不可能独立。但「七五」和「七七」以后,他担心种族仇恨无法化解,新疆有可能成为中国的车臣。

他也为中国整体的命运忧心忡忡。我在新疆遇到的众多维族人中,海莱特是最坦诚的一位,面对我这个汉族记者,他丝毫没有隐瞒对一些汉族人所持观念的不满;也当着我的面痛斥新疆的某些当权者。

在我看来,海莱特基本上是一个忧国忧民,但却日渐被排挤出主流体制的知识分子,或许有民族情绪,但更有国家认同。在追求独立的维族人看来,因为他的国家认同,所以他是「维奸」;而在政府官员和激进的汉族网民看来,因为他有民族情绪,所以他是异类,是潜在的分裂分子。海莱特陷入两难。正因为如此,维族人中,类似海莱特这样,愿意直率地与汉族人对话的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少。

在我们谈话过程中,我也跟他谈了我在乌鲁木齐和喀什两地采访的见闻,提到了我刚刚去过的后泉街,他显然很受触动。后泉街是七月五日那一天,汉族无辜群众死亡最多的地方,隔了一个多星期,我依然能看到地上的斑斑血迹。他跟我讲起了促使七月七日汉族群众上街的两个案例,一个孕妇和一个小孩的惨死。

最令他痛心的,是七月五日事发前,政府未能及时采取措施,以至产生了难以化解的种族仇杀。接着,他忍不住讲出了七月四日晚上,他向政法系统昔日的同事所打的电话。他说要出事了,那边响应说,已经汇报了,等上面决定。

曾向白克力提议防范措施

然后在我追问下,他讲出了七月五日上午十点,他当面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提出三点建议的经过。当时他在朋友陪同下,本来去见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但王乐泉十点之前不在乌鲁木齐,所以只好去见努尔.白克力。他们把正在会议上的努尔.白克力请了出来,当面陈述了对局势的判决与三点建议。努尔.白克力只是表示,要请示上级。按海莱特的理解,就是说,他要请示王乐泉。

海莱特说,事后证明他的预警是正确的,但这也引起相关部门对他的怀疑,以为他从另外的渠道获得消息,所以七五之后很快就对他展开调查。当他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确信,调查结果已经证明了他的清白。当我提出,希望报道预警的事情时,他表示可以,但希望我不要点出这些官员的名字,他担心直接点名,会对这些官员不利。

事实上,海莱特说他预警,并没有令我惊讶。因为此前,我的另外一个采访对象,也曾收到过体制内朋友的告诫,要他下午不要出门。而且,七月十八日,努尔.白克力在接受《联合早报》、路透社、土耳其世界通讯社联合专访时,也说过:「事前曾接获预警。」

在与海莱特的谈话中,最令我惊讶的,是他讲出了一个我此前从未听过的组织–伊扎布特。熟悉中国近代史的海莱特说,伊扎布特就是维族人的义和团。海莱特认为,伊扎布特可能是七五事件的元凶。

七月二十三日,《亚洲周刊》刊登专访海莱特的那一期杂志正式出版(杂志上标示的出版日期是八月二日,实际面世日期是七月二十三日),当天我也乘飞机返回香港。第二天一大早,我便用特快专递将杂志寄给海莱特。

八月一日,是周末,我打电话问他,报道有没有给他带来麻烦。他说麻烦大了,有关部门已经找他问了两次话,主要是他说了预警的事。我当时很紧张,结果聊了一会以后,反倒是他来宽慰我,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我也就相信了。

九月初,新疆出现了「扎针」恐慌,乌鲁木齐更爆发了几万名汉族群众上街的大游行。游行群众高呼「王乐泉下台」、「清除腐败」等口号。九月四日,我二赴新疆,初到乌鲁木齐时,本来计划不再联系海莱特。虽然他说上次的事「已经过去了」,但我还是担心,再与他接触的话,又会给他带来麻烦。

可我在乌鲁木齐采访中,又遇到与上次一样的情况,难以找到愿意说话的维族同胞。当我向一些比较了解维族社会的朋友求助,希望他们推荐一些维族朋友时,又有人向我推荐了海莱特,说他了解情况。于是我又给海莱特打了电话。

海莱特介绍我直接去二医院(省人民医院)十二楼,九三事件中被打伤的维族人大部分都在那里治疗。他的朋友、摄影记者卡伊纳木也在那里。

九月七日中午,我在卡伊纳木的病房,见到了好几位维族干部与知识分子,他们都来看望卡伊纳木,都对局势忧心忡忡。我是第一个去采访这些受伤者的媒体记者,所以几乎每一位伤员的家属,都要向我反映情况。几十分钟以后,海莱特也到了医院,我只与他打了个招呼,寒暄几句,便继续进行我的采访去了。这是我与海莱特的第二次见面。

二度在新疆见海莱特

九月十一日,乌鲁木齐局势基本平息,大多数媒体都已撤回,虽然总编辑邱立本还希望我继续留一周。但是我所住的电力宾馆,有人告诉我,有两个人专门拿着摄像机,去调查过我。所以我也开始为自己的处境担忧,便决定尽早离开新疆。我给海莱特打电话与他告别,他说刚好会在海德酒店附近,让我等他。大约十二点,我在海德酒店大堂里见到了他。他说,有北京的记者,正在二楼请他吃饭。

海德酒店当时是乌鲁木齐新闻发布的中心,也是唯一可以上网的地方,旁边就是自治区政府,背后不远处是汉维聚居区分界的汗腾格里清真寺,稍微再远一点,就是七月五日夜晚,汉族无辜群众死伤惨重的山西巷。七五之后,海德酒店记者云集,但很少有维族人出现,所以海莱特与我站在海德酒店大堂聊天的时候,似乎颇为引人注目。

我们闲聊了十来分钟,七月六日之后,新疆切断了与外界的互联网联系,所以我就大致向他讲了一下网上对于新疆问题的讨论。他则因为没能请我吃饭而遗憾,约我下次去新疆的时候,一起去民族街品尝民族美食。他也给了我两篇文章,一篇是卡伊纳木的申诉信;一篇是他自己所写,关于九三事件的一些见闻与案例。后一篇在网上已经有了,应该是他在电话里,向北京的朋友口述,由他们发表上网的。

与海莱特告别后,我就去了机场。返回香港以后,因为当时新疆还无法与境外通电话,要想跟他联系必须去深圳。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再给他打电话。

直到十月底,突然从网上看到新闻,说他已经于十月一日被捕了。我当时十分震惊,立刻跑到深圳,试图跟他留给我的几个号码联系。结果,他的手机显示说关机,他家里的电话则说欠费停机。当时令我极为懊悔的是,除了他自己的电话以外,我竟然连一个其他乌鲁木齐维族知识分子的电话都没留。我只好试着与新疆之外跟他熟悉的朋友联系。于是便给伊力哈木打了电话。这是我与伊力哈木第一次接触。

女儿说爸爸出差了

几天后,他家里的电话可以拨通。但他太太不愿意对我多说,只说有了新情况会通知我。后来,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给他家里打电话。但他太太说的话更少了,有一次是他女儿接电话,问起她爸爸,她说爸爸出差了,也不愿意多说。「出差」的说法,令我心存安慰。后来在北京见到伊力哈木的时候,刚好有「消息」跟他说,海莱特就要被放了。我们一度善良地怀疑,海莱特是不是已经被放了,新疆当局是故意封锁消息愚弄我们。

其实,直到现在,我都愿意相信,判刑十五年的说法,只是新疆某些人故意放出来愚弄我们这些媒体的把戏,真实的判决不是这样子的。

每次进入新疆采访,我都持有香港中联办签发的「港澳记者采访证」和新疆自治区新闻办换发的「临时采访证」,如果说,就因为我与海莱特的这几次交往,海莱特就犯了新疆当局眼里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就要被判刑十五年,那么中国的法律真的只能算是明白无误的废纸。这样荒唐的判决,超出了我的想象。

Categories: 他山之石

素棺

2010年2月2日 19 則評論

作者:郑义

1

2005年4月8日上午。罗马梵蒂冈。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丧礼。

当人们肩着那棺材从圣彼得大教堂高大的门厅出来,通过几棵苍翠的盆栽棕榈树,走进南欧那如葡萄酒般令人微醺的春风——

我眼前顿时一亮:一个长形木箱,一个包装箱!

温存明澈的阳光下,人们将装敛着84岁教宗的木箱抬到圣彼得广场中央,直接放置於一块红地毯上。后来我知道这是教宗的遗愿,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谦恭。高低尊卑是人类通感,无须翻译。按照中国汉地习俗,棺木应以特制的名为“交木”的高凳支起,以取“离地三尺即成佛”之美意。这位德行圣洁、地位崇高的老人,却直接躺卧在大地上,一个降卑得不能再低的位置。

来自全球的二百多位國王、王后、總統、總理和首相,亲见这只俭朴的木箱从大教堂暗影中抬出来,置於他们脚下。不知道这些尊贵显赫的人作何感想,我分明感觉到某种来自心灵的震撼。

我曾经是一个木匠。一瞬之间,我觉得我领悟了教宗棺材所隐含的意义。

一个高贵的灵魂在离世之际向我们表达的谦卑。

如葡萄酒般令人沉醉的春风中,棕榈树舞动着优美纤细如诗如歌的树叶……

2

从电视画面上,以人身高为参照,我迅速作出了习惯性的职业判断:高不及膝,大约50厘米上下,长约两米。从木色及疤节看,材质为最常见的松柏木。板子不算厚,5厘米左右。榫卯粘接,最简捷最传统的木箱结构。准确地说,这不是棺材,而是一只木箱,一只没有油漆的长木箱。用木匠的行话来说,一只“白皮木匣子”。我们甚至不会说“白皮棺材”,因为棺材是有讲究的,不能如此简陋。
年轻时,我当过乡村木匠,还做过建筑木工,打造过不少棺材。常常是下班收工之前,木工厂的头儿走进机声喧嚣的车间来布置任务。他大声吆喝道:嘿,歇歇……又使劲拍巴掌,或者随手拿起一根木方子敲打靠门口的木工案。待电刨子电锯都停下来,便宣布某某师傅过世了,今天辛苦大家加个班,赶做一口棺材。孝子就在车间门口跪下,向散布於各式工作台边的木工们磕个头,低声说有劳各位师傅了。老木工们就说,赶紧、赶紧起来,赶紧地……嗨嗨,你爹他咋说走就走了!孝子递过来几封点心饼干,放在就近的木案上。头儿就说,大家先垫巴垫巴,赶完了工,晚上,主家在食堂预备了一桌酒菜,有酒啊!一听有酒有菜,弟兄们就乐了,也顾不得孝子还没走,车间里吆喝成一片:听见没,有酒啊!今儿晚上做个园的!——所谓“园的”,是指棺材盖和两块侧帮要做出弧度,看上去很排场,正儿八经的棺材模样儿。这三块大板要做出弧度,是要多流点汗的。拼板对缝要掌握好角度,燕尾榫也不好打,最后还要用手工刨推出平滑光洁的弧面。总而言之,那几口酒也不是白喝的。若无酒菜,等孝子一离去,弟兄们就会叫唤:肚儿都混不园,棺材也没法儿园!那一晚,就只能对付一口平板棺材了。

下班前,制材厂便用卡车送来新锯解出的松木板材,木香四溢,至少有两寸厚,超过了教宗的棺材。照老规矩,越是富贵之人,棺材板就越厚。一位令人敬重的老木工师傅过世,弟兄们心里不好过,也发表不出如何感人的悼词,只知道闷起头来把棺材往好里做。一不小心,棺材板就厚得出了格儿。这具木工厂历史上最排场的棺材什么都好,就是太重,多少人也抬它不动,最后是动用了吊车。

如此,依我制作棺材的经验,教宗的棺材实在未入流,不能称之为棺材,只能说是一只没上漆的白皮木匣子。正儿八经的好棺材,除了材质优良,做工精美,还须油漆彩绘。在我插队的太行山区,旧时士绅家棺材,每年都要用大漆油一遍,七八遍下来,真是油光瓦亮。有的还烫松香,二三百斤松香烫上去,日后棺材朽烂如泥,这松香壳子也是巍然不动的。大财主家,舍得花钱,还要贴金彩绘,画上些松柏梅竹、鹿鹤龙凤等吉祥物。有的则画了宛如仙境的庄园别墅、亭台楼阁,叫老人看了高兴,也显出后人的孝敬。现如今中国人盛钱了,棺材也就与时俱进,更为阔绰排场。贴金彩绘不算了,讲究起精雕细刻、“工艺棺材”。什么“百寿全浮雕”、“百福全浮雕”、“九龙全浮雕”、“龙凤线雕”等等,死都死出了“千年盛世”之气派。

这样比照下来,教宗那只薄薄的未漆未画未雕的木匣子,即便勉强称之为棺材,也是一具白茬棺材——素棺。约翰•保罗二世,怎么说也是一位大人物,按照中国大陆的翻译,是“教皇”,应享九五之尊的。当然那译法饶有深意,事情做得不够正派。“教宗”“教皇”皆意译,其拉丁文原文是papa,即父亲之昵称“爸爸”,并无一丝“皇帝”的意思。大陆之外通常译为 “教宗”,祖宗、宗庙之宗,是取其头衔中“教会创始人圣彼得继承者”之意。即便如此,即便不是“教皇”而是“教宗”,不是“皇帝”而是“宗徒”,也不应该是一具素棺就抬出去埋了的。

我觉得我应该写一写教宗的素棺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故事了。当过木匠的作家恐怕不算很多,做过棺材的作家就更少了。当过木匠做过棺材并亲睹教宗葬仪且为素棺所震动的作家,全世界有几位呢?

3

后来媒体报道证实,教宗的素棺确系柏木打造。就心中不免小有自得:当年辨认木材的基本功未曾荒废。中国民间也喜爱以柏木为棺,芳香防腐,又是常见树种,经济实惠。可惜大树伐尽,时下已找不到可割制棺材的大料,能用柏木做个棺材堵头,也就不错了。对於基督教,柏木则更是一种情感的载体。柏木在《圣经》里被称为香柏木,用於祭祀和建筑。所罗门王所建的神殿,就是以香柏木做栋梁、做墙围,做祭坛。这种圣经作家经常提及的与神相关的树木,自然给信众以特殊的亲切感。

在中国古代,棺木以梓木、楠木为最佳。这两种木头,皆质地温润柔和,木理文静典雅,不易变形,百年不朽。古代帝王将相多以梓、楠木为棺。可惜梓木已基本砍光,现从美国进口。楠木离绝种不远,早就见不到了。制作棺材的材料,除木材之外,还有铜、石等等。铜棺自然昂贵,石棺若选用大理石花岗石等优质石料,再加以雕刻打磨,也是只有帝王可享用的。

还有一种棺材叫船棺,是中国南方古老葬具。顾名思义,其状如船,如独木舟,一般用整段巨木刳成。底部盛尸,两头微翘,如船头尾。棺盖作半圆形,也是一段刳空的树木,如遮阳避雨的船篷。迄今发现的最古老船棺,是悬葬於武夷山岩洞中的两具,均用整段楠木刳成,与现今闽南等地使用的渔船形制相仿。经碳素测定,制作时间距今三四千年以上,大致与埃及金字塔同期或稍晚。江河难以涉渡,使初民幻想生死之间必有一水为分野。以船为棺,或是想让死者魂灵渡过天上银河,返回遥远之故乡。这真是一个关於永生的美好期盼。

历史步入当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人类带来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也同时带来一种极具创意的葬具——水晶棺。这里面就有了新故事,是与教宗素棺和历史上一切葬具大异其趣的。

4

人类历史上第一具水晶棺是供奉列宁的。他缔造了无产专政,从巨掌中释放出雷电、烈火与旷世大饥馑,是始皇帝,自然应该以不朽之躯光照万代。以天然水晶制棺,绝非易事。按照苏俄早期的技术条件,估计也就是称之为人造水晶的高铅玻璃。更困难的是遗体防腐:既要瞻仰,便不能像古埃及木乃伊那般用香料麻布缠裹起来,还要保持庄严安详,栩栩如生。奉命参与其事的医生们害怕试验失败惨遭不测,一个个虚与委蛇。惟有一名犹太籍生物化学家泽巴尔斯基同志敢冒风险,配制出一种神奇防腐液。从此,他便成了已故领袖的首席御医,年年岁岁与尸身为伴。每周两次开棺,把遗体送进消毒室检查、涂药。每十八个月把遗体放入防腐液浸泡两周。但遗体之腐烂不可阻止,上世纪三十年代,替换了部分开始腐烂的皮肤和双手指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逼近莫斯科,列宁遗体被送上一列装甲火车,紧急转移到西伯利亚油田。泽巴尔斯基和他的同事们充分利用了“天高皇帝远”的自由,施行了一次奇迹般的“青春疗法”:他们清除了列宁皮肤上的色斑,填高了已塌陷的鼻子和眼睛,以至於战争结束返回莫斯科后,人们感觉列宁的容貌似乎比刚去世时还年轻。惜乎好景不长,尸体继续腐烂,只好再截去一条腿和部分左手,代以假肢。至六十年代,遗体再次大面积腐烂,势不可挡,即便像致力于核弹、航天研究那般不惜工本,也莫可奈何。不得不将头颅取下,安装在人造躯体上。手术精湛,天衣无缝。没人能看出丝毫破绽。

因保护列宁遗体厥功甚伟,泽巴尔斯基先后被赐封了一大堆名号勋章。斯大林多疑。列宁的其他近侍,如列宁陵墓指挥部的几任司令,包括列宁早期的卫队长,皆先后被秘密处决。一位与泽巴尔斯基亲密合作的著名教授也神秘死亡。在忠实守护列宁遗体25年之后,泽巴尔斯基也成了克里姆林宫锦衣卫的下一个猎物。斯大林在报告上批示:“在没有找到可靠的替代人选之前,不要动手。”自然,被克格勃惦记上了的泽巴尔斯基最终也未能逃脱厄运,但没有杀头,仅仅是被捕入狱。他的儿子小泽巴尔斯基奉旨接班,先后参加了斯大林、胡志明、金日成等一干共产领袖的遗体保存,成为一代偶像制作大师。

5

斯大林去见马克思时,老泽巴尔斯基还在吃牢饭,但他所发明的神奇防腐液和遗体处理秘技却流传下来。斯大林停止呼吸两小时後,遗体就被送到列宁墓下面的特别生物实验室进行解剖和初步处理,然後再运去参加规模盛大的追悼仪式。其后,防腐处理进行了三个月,同时赶制出新水晶棺。由於初期防腐处理及时,斯大林遗体状况绝佳,本当永垂不朽,却不料八年后的1961年深秋,为了加速推行“非斯大林化”,苏共22大正式通过决议,将斯大林遗体移出列宁墓。此时,已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第六个年头了。

决议通过当晚,红场实行戒严。

克里姆林宫卫队开启水晶棺,把斯大林请出来,安放到一个普通木棺内。匆忙之中,没忘记把元帅礼服上的黄金纽扣换成铜的。遗体覆以黑纱,露出脸和半个胸部。然后钉上棺盖,由八名军官抬到克里姆林宫红墙下一个刚掘出的土坑边。简短默哀后,埋进墓穴。有人证实,新土上又倾倒了几车混凝土。那意思是永远埋葬,再也不可能爬出来了。

多年后,一位当时在现场的守墓士兵来到《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轶事:就在迁葬那晚,红场上聚集了大批斯大林的格鲁吉亚老乡,打算阻止迁葬行动。情绪激动的老乡们冲到陵墓前,与守墓士兵们扭打,抢夺枪支。精锐的“捷尔仁斯基师”紧急出动,“像扔柴禾一般,把在场的格鲁吉亚人统统扔上卡车;洒水车则将死者血迹冲洗干净。”

奴隶为暴君打抱不平,却又遭习惯性野蛮弹压,这真是双重的悲剧,委实令人无言以对而唯有叹息。

6

水晶棺俨然成为共产帝国之祖制,就连以简朴著称的胡志明也不能不躬行如仪。胡撒手尘寰是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前的1969年初秋,有幸没看到数百万民众投奔怒海的最后一幕。据估计,出逃者中只有半数抵达了自由的彼岸,另外一半因飢餓、脫水、風浪、船隻損壞或海盜攻擊而命喪大海。

早在胡志明逝世前两年,越共高层就秘密派出专家组远赴苏联,接受列宁陵墓研究院专家培训,掌握了人死之后最初二十小时防腐绝技。胡病危期间,苏联专家组便赶到河内,准备随时伺候。胡刚咽气,装载遗体的车队便开出主席府,驶离首都。适逢战时,为躲避美国飞机猛烈空袭,军队在距河内三十公里的某处热带丛林中抢建了一座临时地宫。在这个代号为75A的秘密基地内,专家们取出死者全部内脏,清洗了整个循环系统,直至每一根毛细血管,然后整容、定型,移入水晶棺。动作之快,真正是尸骨未寒。由是之故,胡志明遗体状况远较列宁及后来的毛泽东为好,与斯大林不相伯仲。
始料未及的是,不旋踵,这个临时地宫附近居然发现了美军伞兵。虽合乎逻辑的判断是搜寻失踪的飞行员,但亦不敢掉以轻心,连忙再次转移。新的避难所建在一山洞里,距75A基地约七十公里,代号为K84。为保密计,运送水晶棺的装甲车只在夜间行动。为躲避美军空中巡视,每修筑一段山路,就让装甲车走一段,随即连夜将这段山路毁掉,恢复原植被。如此走走停停,夜行昼匿,耗时十余天,装甲车才走完这段并不漫长的路程。这次密林转移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情感,实令人感谓。

三年半后,1973年初,美越巴黎和谈达成协议,胡遗体再次迁回75A。再两年后,官式陵墓落成,胡志明躺在水晶棺里返回首部河内,永享香烟。

7

在胡志明水晶棺里,他的脚边,放置了一双用废旧轮胎制作的“抗战鞋”,以示死者生前之克俭。(这与毛泽东穿了几十年打了73个补丁的睡衣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以举国之力建造的陵墓、水晶棺以及尸身防腐的巨额费用,不能不使人生出某种反讽,并联想起另一类棺材,那些属於赤贫者、被屠戮者、被驱策而枉死者、被剥夺被凌辱者的最后长眠之所。

我在长篇小说《神树》里写过一种“活底棺材”。那是文革後期太行山区的新生事物。说人死了不给国家作贡献,还要占口棺材,要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其实也真是缺木料。老辈人栽的,山坳里长的,只要是树,都砍绝了。这种“活底棺材”,也不知系何人所发明,棺材底是活的,抬到墓坑上,开关一搬,死人就翻进坑里。摔得灰头土脸,如同摔死狗一般。气不过的,就偷偷半夜刨开,给死人擦了脸,一床棉被一裹,两口大瓮一对,将就着一埋,也就算送了终。不过话说回来,那时节,用棺材埋人还是颇有风险的。许多棺材刚埋进去,夜里就有人刨出来。不是盗陪葬,而是要木头。最早唱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陕西省佳县(即原葭县)张庄,在强迫集体化之后就盗墓成风。张庄离县城近,消息灵通,城里谁家白天埋人了,晚上就去把棺材板刨出来,锯成薄板、木方,再制成风箱炕桌箱柜椅凳,拿到城里去卖,然后到“黑市”上买点粮食回来过日子。这样看来,“活底棺材”也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韩战期间有一种“布棺材”。战死的中国军人,一般就地掩埋。布棺材是一人形单层白布套,中间开缝,一边系带。人刚死,尸身柔软,用布棺材摆弄好了,就象是一堆堆白面袋。一位军队文化教员回忆道:“覆盖在布棺材上只有薄薄一层土,两三寸左右。下雨天,每个低矮的小坟头四周汪著淡红的血水。大雨滂沱时,就溅起粉红色水珠。雨水浸泡著尸体,经久仍流出淡红的血,奇怪极了,惨极了……”其实这也无可厚非,战争环境,不得已而为之。按当时规定,只有战斗英雄、团以上干部、立过一等功的营级干部须运回国安葬,其余的,就都“青山处处埋忠骨”了。

毛时代,饿死累死的右派反革命一般没有棺材,挖个坑盖点土就算很“革命人道主义”。开头还插块木牌子,写上劳教人员某某之墓,后来死人多了,来不及一个个埋,就一批批埋。有的劳改农场用推土机挖大坑,一层一层地,就象纳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那么摞起来埋。杀人不当回事,随便安个罪名,拖出去就毙了,每次还要全体列队观礼。见多了,生死就无所谓了。被杀的人也坦然,说,“我们死了有个好棺材——狼肚皮!”山上狼多,枪毙了的人草草埋点土,都被狼掏出来吃了,此谓“狼肚皮棺材”。虽为黑色幽默之语,但确凿装过无数死者。纵然无法归入任何棺材分类学纲目,仍为现实之一种,或可略带一笔,聊作红朝志异。

8

胡志明是杀人百万级的,毛泽东是杀人千万级的,至少在人数上超过了斯大林,自然更加伟大,是更应该享用水晶棺的。毛驾崩之后,中共“一号工程”紧急下达:赶制水晶棺,以供万世瞻仰。

上面只是一句话,下面可就为难死了:世上仅苏联有制造水晶棺的经验,可现在不相往来,上哪儿打听去呢?有人记起孙中山逝世时,曾向苏联订购了一具水晶棺,没用上,便寻到香山公园某库房,找到这具尘封已久的水晶棺。一看之下,大失所望:不过是镀镍钢框架玻璃棺,哪里是什么水晶!而且玻璃不厚,易破碎,密封隔热性能都不好。据驻外使馆提供的资讯,列宁、胡志明的水晶棺也是金属框架支撑,还有光学缺陷,看来也不是真正的水晶。称之为水晶棺,不过是特种玻璃的一种过誉之词。但是,“一号工程”明确指令的是“一个世界一流的水晶棺”,谁又敢降格以求,用特种玻璃取代?於是,“水晶棺”这一美称这一传说这一关於肉身不朽的痴迷,因一位绝代君王之死而不敢不成为现实。

水晶,古老又稀有,亦称“水精”、“水玉”。透明石英的结晶体。硬度为7,殊难加工。过去,珠宝商查验水晶,皆手持一小钢锉,刻不出划痕者方为真品。一颗宝石级珍珠之长成不过需时数年,水晶却需数百年甚至数千万年。水晶尚有一神奇特性——吸收阳光,储存的阳光越充足越是灿烂。因其贵重、佳美、奇异,遂成为制作名贵首饰的材料,水晶钻石便是其中之极品。材质较钻石经济,却视觉上又如钻石般光艳夺目。全世界顶级“水钻”出产於莱茵河北岸,叫做奥地利施华洛钻,简称奥钻。与之一河相隔的捷克钻也算是名钻,但吸引阳光能力不如奥钻,不如奥钻璀璨炫目。

一具棺材之所需,可制作上亿颗水钻了吧?

那些年,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沿”。

9

天然水晶蕴藏量极为有限。南美巴西独占全球总量百分之九十,剩下的零头,分散於包括中国在内的三十几个国家,其稀少可想而知了。中国最好的水晶集中在江苏东海县105矿,是一个保密单位,因天然水晶是国防战略物资。既是御制水晶棺,则无所不尽其极,所用矿石要晶莹剔透,无丝毫杂质,每立方米所含气泡还不能超过2个。在军队看守下,选矿工人们不眠不休,从数万块矿石里一块块精选出超级水晶32吨,用飞机火车分批送至北京。

研制工作交付给北京、上海和锦州三个保密厂协同完成。为稳妥起见,试制时没敢用天然水晶,而以K9人造水晶代替。昏天黑地的5个月后,北京玻璃总厂试制的1号棺送交审查。博物馆大展厅,水晶棺里是一个穿好衣服的人体模型,头是毛的石膏像。灯光亮起,不料棺壁上出现了几个映像。中央领导们紧张了,转过来再转过去,说“怎么看见有五个‘红太阳’啊?这个问题一定得解决。我们只能有一个‘红太阳’。”

当然只能有一个“红太阳”!1号棺被否定。紧接着的2号棺也失败在“红太阳”的数目上。天无二日,自古皆然。但连影儿也不能有,就有点象笑话了。经不懈努力,3号棺终於成功。“红太阳”不仅活着是唯一的,死后也是唯一的。

接下来,就是用昂贵的天然水晶真刀真枪地做4号棺了。

天然水晶很小,眼镜片大小的也罕见。制造超大型水晶板材,全世界也没有成熟工艺。情急之中,只好祭出“蚂蚁啃骨头”之看家本事。先把水晶研磨成粉状,再把水晶粉熔炼成几厘米见方的小块,最后把小水晶块一块块往大里熔接。水晶熔点超过钢铁,高达摄氏1700度,必须在熔化的一瞬间完成焊接,若参入一个气泡或一丝杂质,那就意味着整块水晶大板完全报废。这种高温高难度高政治风险的超级工艺,无人敢於一试。在反复动员下,一位石姓老技工斗胆走上了操作位置。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明白:他必定是三代工农,如他所熔焊的超纯度水晶,用显微镜也找不出丝毫疵瑕。1700度的高温下,他紧盯焊缝精心操作,厚厚的金属防护服上青烟缭绕,还有专人往身上浇水。后来敢上手的人多了,进度这才加快。但每次的熔焊量以克计,而整个水晶棺重约两吨。工人们说,越往后,人的胆子就越小,生怕出现一丝杂质而前功尽弃。

1977年毛泽东逝世周年前夕,一具世界史上名副其实的水晶棺终於制成。此为4号棺。为了应付地震、战争、破坏、损耗等意外事件,又制做了5号棺。

最终完成的水晶棺,实际的长、宽、高数据,精确到百分之一毫米,不到一根头髮丝粗细。

为保证呈梯形的棺体真空拼接,其板材长宽之比允许误差为万分之一。

水晶棺石英纯度达到了“六个九”——99.9999%,即杂质含量为百万分之一。

这种水晶棺,全世界从来没人再也没人能做出来,从亙古直到永远。

10

毛的水晶棺,除北京玻璃总厂的这先后五具,上海、四川等地还自行制做了二十余具,以表达对已故君王的抑制不住的热爱。

所有这些水晶棺奇迹,皆指向一个最终的奇迹——肉身不朽。

遗憾的是,此一终极关怀已不可能实现——

毛泽东逝世当日,遗体只进行了一般性防腐处理。按照中共峰层最初安排,遗体将在吊唁活动结束后火化。因毛生前曾号召火葬,并带头在文告上签字画押。始料不及的是,内部党争激烈,次日又做出永垂不朽的决议。朝令夕改,这就给紧急召来的专家学者们出了天大难题:要长期防腐,须死后两小时取出内脏,并把全身血管,包括毛细血管洗净,然后注入防腐剂。现在血液没有及时放掉,要做长期防腐为时已晚。别无他方,御医们只好立即往遗体里灌注常规性防腐剂福尔马林。灌到文献要求的16升,无人敢叫停,一直把毛灌得全身肿胀,表皮光亮,防腐液如汗水从毛孔中渗出。此刻的毛,形象怪诞,全身肿胀,脸如气球,颈头同粗,两耳外翘。毛的贴身秘书张玉凤指责道:“你们把主席搞成这个样子,中央能同意吗?”如寒冰般凝结的气氛中,有人吓得几乎虚脱。於是,人们又用毛巾垫上棉花揉挤毛的脸和脖颈,试图将液体挤到深部和胸腔里去。有位年轻医生用力稍大,把脸右侧皮肤擦掉一小块,吓得浑身发抖。多亏一沉着冷静的老专家,用棉花棒沾上凡士林和黄色颜料细心涂抹,总算看不出来了。经长时间揉挤,毛面部退肿,两耳外翘已不明显,颈部还粗。但灾难总算过去,勉强可供瞻仰了。

接下来,就应该对遗体进行永久保存的处理了。遗体保护小组的专家们完全束手无策。本应向苏联讨教,但苏联是毛生前最痛恨的“修正主义”,水火不容,还在乌苏里江上打了一仗。於是,只好转而向其真传弟子越南求助。越南人不仅掌握了苏联遗体防腐的全套秘笈,且出於蓝而青於蓝。在中苏冲突中,越南一向骑墙。这次故伎重演,只传授初期保存技术,中期和长期技术则秘而不宣。既给了中国面子,又不致得罪苏联。

如此,只有“自力更生”了。高层一声令下,一批处於被监视劳改状态的专家学者即刻“解放”。 有人上午还在“五七干校” 放牛啃窝头,下午就被紧急装上飞机,到北京方知所为何故。

列宁遗体,二十年后开始大面积腐败,四十年后烂光,仅剩一颗头颅。毛已陈尸三十余年,大约也烂得差不多了吧?对此,当局已有万全之策,早就做了一真假莫辩的蜡像,烂光了又如何?

11

就在人家那些保密厂、劳动模范、优秀党员精心研制水晶棺同时,我们木工厂的弟兄们也隔三差五地打造些寻常木棺。汗流浃背,兴高采烈,为了午夜之后一桌简单的酒菜。如若一段时间喝不上酒,就会怅然若失地互相打问:嘿,怎么不死人啦?老师傅们就会说,等春天看吧,一开春就忙不过来了。我就一边推着刨子,怔怔地看着从刨口翻出来的一缕缕刨花,纳闷着:怎么会是春天,那不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吗?

就在毛泽东逝世那年,记不清季节了,我还单独打了一口棺材。

凭一人之力做棺材很少见,因为棺材料太厚重,一个人奈何不得。但我打的这棺材是穷人的,不重,只能算木匣子。一日,运输队修理工黑小寻来,说弟弟死了,给打口棺材吧。黑小是个人见人爱的好小伙儿。相貌英俊,个子高而匀称,家境贫寒,几十块工资养活着他妈和两个上学的弟弟。一年四季总穿件沾满机油的破工作服。冬天在室外修车,顶风冒雪的,就套上件同样油腻破烂的小棉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千人的大单位,无论谁喊一声“黑小”,就一准会看见一张向他扭过来的笑盈盈的油花脸。黑小那绵善好像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二十岁出头,正是不服气爱惹事的年纪,却从未见过他跟谁红过脸。又聪明能干,修车技术一流,再加上仗义,淳朴、诚实,搁在今天,全中国恐怕找不出几个了。私下喜欢他的姑娘不少,敢谈婚论嫁的就不好说了——太穷,在那个穷困时代里也是数得着的穷!

从来不求我的黑小说他弟弟死了,我也不敢多问,背上帆布工具袋,拎两张锯就跟他走。他家远在几百里之外,一座小城边上。记得是土房,一户户,用板皮子钉成的栅栏隔开。一家人红着眼圈儿,我就自己四处踅摸木料。拆了副旧床板,院角上找了几块厚薄不一的杂木,似乎还从栅栏上撬下来几块厚实点的板皮子,锯一锯钉一钉,好歹凑成了一口不大不小的薄棺材。我心里明白,这哪里是啥棺材,埋人的匣子吧,到地方不散就行。合力把他弟从炕上抬过来装进去,十多岁的大孩子了,怎么说病就死呢!把“木匣子”盖上后,我抬起头,看黑小一眼,问:怎么着?黑小红着眼说,钉吧。我抓起一把大钉子,闷头就钉。哭声顿起,剩下的一家三口,围在棺材边喊那孩子小名,哭叫道:“躲钉!躲钉啊……”我心里一颤,就更发狠地抡圆斧子钉。板子太薄,钉子稍微一偏就会出头。虽然留心尽量钉正,但想着钉尖下是个苦孩子,心里咋也不好受。“他娘的,没讲究,没讲究……”就一边钉一边默念着安慰自己,“没讲究,没讲究,咱穷人家有他娘的啥讲究呢!”
然后,抬到郊外,挖个坑,埋了。

12

毛泽东去世十八年后,金日成也骤然辞世。他不独是朝鲜人民的金太阳,也是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自然应盛敛於水晶棺,以光照千秋。

金日成死得突然。1994年盛夏某夜,金从外地视察回来,甫坐定,便得知一位亲随上将病故。追问病因,答称脑溢血。又问如何救治,答称保守疗法。金气得浑身哆嗦,拍案大怒,问“为何不开颅抢救?这些医生就怕负责任!是不是住的烽火医院?把院长叫来,给我说清楚!”话音刚落,便呼吸困难,骤然倒地。周围乱作一团,急呼直升飞机抢救。时逢夜雨,直升机慌不择路,竟撞在山腰上坠毁。第二架直升机随即起飞,战战兢兢避山而行,停落在别墅外一箭之地。保健医生及一众亲随撑著雨伞,用担架将金日成抬上飞机,急赴平壤烽火医院抢救。保健医生当时便诊断系心脏病突发,本应就地抢救而不能大动,但责任过於重大,御医乱了方寸。经如此一番折腾,烽火医院亦回天无术。几小时后,金日成失去生命迹象。医院院长和保健医生被捕入狱。朝鲜举国致哀,如天塌地陷。全国两千二百万人口,至平壤吊唁的竟达一千万。也就是说,除老人孩子,几乎所有青壮男女都去了。举行国葬时,台上金正日率百官守灵,台下百万群众哭声震天,晕死者不计其数。

金日成是朝鲜人民的父亲加天神。在中小学课本里,金手持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老三八式步枪,当着彭德怀面,一枪击落一架美国飞机。还当着一群天真孩童之面,用一粒花池里随手捡起的石子,挥手间击落一颗美国卫星。一位西方肖像画家曾如是说:“我第一次拜会主席的瞬间被无法言明的灵感所笼罩。他的尊颜中散发出的全知全能和博爱之光芒,是我此前所不敢描绘的上帝之崇高形象。我画的不是人的肖像,而是上帝的肖像。”

同志们,说的何其好啊!它道出了偶像崇拜的秘密:以人凌驾於神,把人性的罪恶神圣化,把那些以杀戮、抢掠、仇恨、奸淫、欺骗为业的暴君尊为上帝。

金上帝的遗体也是由前苏联专家做永久防腐,然后高卧於鲜花簇拥的水晶棺,供人恸哭顶礼。参拜者要通过顶级安检,禁止携带任何物品。要在自动清洁地毯上除尽鞋底尘土,再经吸入式过滤器彻底清除衣服上的细菌。到得金日成寝宫,参观者要绕水晶棺一周,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别向领袖深深鞠躬。许多人难以抑制,放声痛哭。最令人难忘的是通往寝宫的通道,这是一条长达七八百米的电动走廊,其速度之慢,或为世界之最。二十分钟的蜗行牛步,使人倍感压抑而不敢不生敬畏之情。每隔二三十米,更有一身着民族服装的朝鲜女子端庄而立,面带哀思,宛若活殉。不知道这些以哀伤为业的美女俑,在日常生活中能否洗脱死亡的气息。她们的青春与爱情,还能拥有烂漫无忧的笑靥吗?残暴如秦始皇者,殉葬者亦不过陶俑而已,如何比得上妙龄美女鲜活生动。

金日成遗体防腐处理耗资100万美元,每年维护保养费80万美元。其陵寝“锦绣山纪念宫” 造价8亿9千万美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笔费用可购买玉米600万吨。以同期朝鲜饿死人口300万计,平均每人两吨。

13

教宗的素棺、我当木工时和弟兄们打造的木棺、以及那些“活底棺材”、“布棺材”、“狼肚皮棺材”、黑小弟弟的棺材之属,委实与水晶棺隔天隔地隔着九重天堂再加上狗日的十八层地狱。

而且,这些普通简陋的棺材,装的尽是无权无势的穷人、好人。水晶棺则不然,那些以尸身不朽来僭越上帝的偶像,无一不是两手染血的杀人犯。其中被认为较为温和的列宁,心底也激荡着仇恨嗜杀的旋风。

列宁曾亲自下令将已逊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满门杀绝,包括皇后、四位公主、14岁的小王子,甚至连带1名御医和3名侍从,并怯懦地毁尸灭迹。

列宁派出武装工作队到农村抢粮,遭农民反抗。为镇压某地区农民暴动,他亲自下令绞死“至少100个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要求“确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绞刑的执行”,要求公布姓名、抢走全部谷物。他还特别写明,“此事应办得让周围几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见、颤抖、知道、喊叫:‘那些吸血的富农们,他们正在被绞死,将窒息而死。’”

列宁镇压僧侣的反抗:“……趁此机会我们能够杀掉一批反动僧侣界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现在正是应该教训这群人的时候,使他们在几十年内连任何反抗都不敢想。”“现在我们必须……残暴镇压他们的一切抵抗,以致他们几十年内都不会忘记。”“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枪毙的反动僧侣代表和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的数量越多越好,……使得他们在几十年内都不敢梦想任何形式的抵抗。”

列宁甚至还下令枪毙那些因传统节日而不来上班的工人。

太多的杀戮和鲜血,迫使曾率先炮轰冬宫因而被称作“十月革命的光荣和骄傲”的喀琅施塔德水兵发动起义。1921年春,十月革命胜利后3年多,2万6千名水兵、工人和布尔什维克党员在集会上呼喊:“让我们来把那些使得工人反对农民、农民反对工人的家伙们赶走,因为我们已经自相残杀得够了!”对这些革命元勋,列宁的答复是坚决镇压:“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他命令6万军队立即进攻,甚至使用了毒气。困守要塞12天后,起义者用电报向全世界发出了他们最后的声音:“……我们在临死前高呼:抗议共产主义专制者们的残杀!自由选举的苏维埃万岁!”
苏联解体后,越来越多的解密文件描画出列宁富於历史首创精神的残暴。自列宁始,不加限制的残暴成为共产世界之通例:废止法律的专政、有组织的恐怖、大规模杀戮、大规模饿死、按数字杀人、杀农民、杀工人、杀军人、杀资产者、杀知识分子、杀不同政见同志……列宁最优秀的学生如斯大林、毛泽东之流,杀人已杀到人类思维无法理解的疯狂魔幻之境。

这样的一些仇恨与死亡的播种者、死神,怎么就胆敢盛敛於透明的水晶棺里供后世瞻仰呢?

他们与希特勒一起,制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怎么就胆敢奢望永生呢?

14

陈尸水晶棺似乎并非这些红色君王之本意。

一说列宁希望安葬於圣彼得堡与母亲相伴,却未找到书面凭据,但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曾在一封信中明确谈及列宁希望葬於克里姆林宫红墙脚下,应该是确实的。斯大林死於暴病,未及留下遗嘱。毛泽东带头签名火化,并曾对二战名将蒙哥马利元帅说过,“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去喂鱼。”没有任何线索证实胡志明想进水晶棺。金日成死於心脏病发作,也没有托付身后之事。尽管如此,在最高权力转移的非常时期,他们的皇储们为了以先帝之威望确立新君之地位,仍旧把他们装了水晶棺。因此,有人说这些手握王爵,口出天宪的极权主义者也被他们所创立的制度剥夺了自由。此话有几分道理,但细思量起来,似为一偏之论。究其实,这些红色君王们尽为偶像崇拜痴迷者。从他们一生自封神圣之行状,以及蛰伏於内心深处的隐秘欲念,水晶棺应该是一个没有违背他们意志的逻辑终点。

这些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虚无主义者,说不怕死,其实是最怕的。斯大林有过四位替身。外出时让替身坐车从克里姆林宫出发,走标准路线,他则走另一条小路、绕路。斯大林不信任医生,不准医生接近,甚至拒绝服用克里姆林宫药房的药,而让卫队军官到莫斯科郊区去买。给他看过病的医生下场都不好,不是解职就是逮捕,只有少数例外。毛泽东出行,则是临时指定路线。住下后,一起疑心,即刻转移。某次在庐山开会,突然说一声“走”,不顾夜深雾浓,命卫士在车前打手电探路也要走。到“美庐”本应住下,不料毛又一声“走”,就再走,转移到另一处不起眼的小别墅“175”。毛的专列火车头,出发前要把煤尽行卸下,再由保卫人员一铲一铲装上去。水箱的水要全部放掉,要人打着手电爬进去检查。毛晚年有一次患病昏迷,刚醒过来,守候在床边的周恩来紧握他手,泪水夺眶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这委实是最知心贴肺的一句话:一生一死,难以割舍的是权力。一口气喘不上来,生杀予夺的大权和超过所罗门王的荣华富贵便成过眼云烟。既然必死,那末,在他们的集体潜意识里,能使尸身不朽并供万世敬拜的水晶棺,就成了永生、永恒的一个假想的实现。

只是,这种永生是极为可怕的。

《圣经•创世纪》记载了第一位杀人犯该隐的故事。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上帝问他:你的兄弟在哪里?该隐谎称不知。上帝便说:你做了什么事?你兄弟的血,从地里向我哀告!上帝判该隐流放远方,并在他额上刻下记号,免得为人所杀,并宣称“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死亡是太轻的惩罚。该隐必带着耻辱的印迹与世长存。

水晶棺就是现代该隐那可怕的印迹。

他们就不怕后人会指点着他们的不朽之躯说“那就是他”吗?

他们就不怕最后的审判吗?

时候到了,上帝将从云端轻声问:该隐,你的兄弟在哪里!

15

又想起教宗的棺材,那只停放於圣彼得广场上简朴至极的木箱。

紧贴着慈母般的大地,其上是淡蓝色的春风、自由安详的鸽群、如女声合唱般圣洁又深邃的天宆。
一切安排皆缘自梵蒂冈传统以及教宗本人遗嘱:历代教宗皆安放於一具不加修饰的柏木箱,教宗还特别嘱咐要“素棺”放入大地,并在棺盖上撒一捧祖国波兰大地的泥土。

走笔至此,一线晨光渐照亮思维的小径:水晶棺与素棺,奢华简朴倒在其次,其深在的意义是死亡——如何理解并面对死亡。

教宗是波兰人,出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战焦土之上,曾先后生活於德国纳粹和共产制度之下。纳粹杀害了600万犹太人,还使更多的人死於战争。横跨欧亚大陆的共产极权,使超过一亿人死於屠杀、秘密处决、监禁、苦役、街头暴力和人为大饥馑。教宗曾如是说:“在我们这个世紀里,不幸出現了两个极权体制:帶來战争及集中营的納粹主义、帶來高压及恐怖統治的共产主义。可以说,我是从內部来认识他们的。”这种亲临现场的悲剧性经历,必然使他对人的自由,人的死亡产生至为深切的关怀。
教宗个人也多次与死亡相对。在那些四目凝望之际,应该比我们更深地洞悉了死亡的秘密。

教宗早年生涯一直笼罩在亲人死亡的阴影中。童年丧母,少年失兄,青年亡父,自此孓然一身。十五岁时,一位玩伴拿捡来的手枪开玩笑地朝他扣动扳机,子弹从头边呼啸而过。十九岁那年,和父亲在逃难途中遭到德国飞机贴地扫射,弹如飞蝗,死生一线。二十岁在采石场服劳役,崩落的岩石砸死了身边的工友。二十三岁遭遇两次严重车祸,其中一次是被德军重型卡车撞成重伤,昏死在路边排水沟,被一位不知名的女人救起。六十一岁在梵蒂岡遇刺,刺客近距离连开两枪。

那末,对他来说,死亡是什么呢?

16

“不要害怕。(Be Not Afraid.)”

“不要害怕”,这是他当选为教宗之后对人们所说的第一句话。

从那时起,这一句“不要害怕”就成了他的口头语,成了他标帜性的语言,成了他对基督教世界以及全人类的不断重复的伟大召唤。他以此激励普天之下受苦受难者,也以此真诚自勉。教宗在位26年,是近世纪任职最长的一位。如果你眼睁睁看见他从体魄强健、精力过人的盛年逐渐老去,日益虚弱不堪,眼睁睁看着他艰难挣扎,临近死亡,却依旧在那里永远念叨“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就不得不认真思索一番此话之真意。

如同太阳与地球的关系决定了白昼与黑夜,上帝与人的互动则分出了信仰与虚无。不要害怕饥饿、匮乏、压迫、凌辱、不要害怕人世所加诸於我们的一切苦难。也不要害怕自私、贪婪、软弱、仇恨,不要害怕我们内心深处不时涌动的种种罪恶。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一切。你只须敞开心扉,接纳那位伟大的爱的使者耶稣基督。——《圣经》坚定不移地宣称:“在爱里没有惧怕”。

在母亲怀中没有害怕。

是啊,在生命的创造者、爱的恩赐者上帝怀中,你害怕什么呢?

初代门徒约翰曾用一句话简约概括《圣经》救赎真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位约翰,就是亲临耶稣殉难现场,并接受耶稣气绝前最后嘱托,把玛丽亚奉为生母的那位约翰。也就是追随耶稣之前在加利利海上打渔为生的渔夫约翰,《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十二使徒中唯一没有被钉十字架或砍头的约翰。公元96年,约翰从流放地拔摩海岛回到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城,在那里继续传讲耶稣的生平和思想。其时他已近90高龄,年迈体衰,只能请人抬到聚会之处。每次讲道都要说:“孩子们哪,你们要彼此相爱!”最后一次讲道,也是阐释这一句话。讲完之后,就在讲台上安然谢世。

——讲述一珠玫瑰,使徒约翰始於根系,教宗约翰则始於繁花摇曳的枝头。

这是同一株爱的玫瑰。

17

1979年,教宗当选后第一次回到自己故乡。所到之处万人空巷,整个波兰社会为之撼动。其时,社会主义波兰正陷於迷茫与绝望,工人运动惨遭镇压的流血场面仍叫人心有余悸。教宗在布道及各种场合,直接向上千万信众发出“不要害怕”的呼召。他对饱受欺凌的同胞说:“你们是人,你们有尊严,你们不该卑躬屈膝。”他犹如一股自由的信风席卷波兰,驱走恐惧,带来信仰、希望和爱。
次年,民主运动狂飙再起,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工人的罢工震动世界。名不见经传的电工瓦文萨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波兰的勇气与希望。

瓦文萨始终把教宗视为最可信托的精神领袖,在他政治生涯跌落低谷时期,曾与教宗在一片树林中秘密会面,没有政治密谋而唯有灵魂的倾诉。瓦文萨向教宗坦陈内心深处的隐秘,说最令人苦痛不堪的尚不是政治挫折,而是心中对权势者挥之不去的仇恨。他备受熬煎,如被囚禁於心灵的地狱。教宗对瓦文萨推心置腹,用上帝之爱劝勉他,鼓舞他凭借神的力量驱逐灵魂中的黑暗。他为他祈祷,祝愿他像耶稣那样“爱仇敌”,宽恕那些曾以不义、欺凌来对待自己的人。没有采访,没有记录,不知道说了哪些话。但我猜想,教宗一定会轻轻地念叨“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在爱里没有惧怕……”

感人的一幕。

两个被爱所洗净的灵魂。

18

1981年5月13日下午5时许,教宗乘一辆白色敞篷车,在圣彼得广场上徐行,向众多朝圣者亲切致意。不同肤色、性别、甚至不同政见与宗教的人,看到这位慈爱的老人,都会加入那热情不息的欢呼:“John-Paul-Two,We-Love-You!”(约翰-保罗-二世,我们-爱-您!)车停下来,教宗从一对年轻父母手中抱起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女孩莎拉,并把她高举起,连同女孩儿手中牵着的幸福的红气球。他刚把身穿粉红色衣裙的小莎拉还给父母,枪声响起,鸽群惊飞……紧接着又是一记枪响,教宗倒下,鲜血从白袍上透出。教宗喃喃道:“玛丽亚,我的圣母!玛丽亚,我的圣母!”第一颗子弹打断了大肠和小肠,穿出体外,落在车上。第二颗子弹打伤了右肘和左手食指,然后击伤了两个美国女人。由於失血过多,情况危殆,教廷为他举行了临终仪式。五个多小时手术抢救,生命方得以挽回。
之前一月余,里根总统遇刺。子弹也是从距离主动脉几毫米的位置穿过。这两位曾七次晤谈的老友咸以为大难不死是上帝的旨意,用教宗的话来说,就是“一只手扣动了扳机,另一只手却改变了子弹的方向。”因为神所赋予他们的结束共产邪恶这一伟大使命尚未完成。

遇刺第四天,教宗在病榻上录制了一篇简短谈话,通过扩音器向守候在广场上的民众播放。声音柔弱安详:“我为那个枪击我的弟兄祈祷。我已经诚挚地宽恕了他。”教宗的这位弟兄,是保加利亚雇佣的土耳其枪手,保加利亚背后,是最关心教宗健康的老朋友苏联克格勃。痊愈之后,教宗专诚去牢房看望那位正在服刑的青年杀手。一间窄小的囚室,密密的铁柱割碎了窗外的阳光。令教宗极为惊讶的是,凶手头一句话竟然是“您为什么没死?”他说他知道自己是瞄得很准的,理当一枪毙命。老人拉他坐下,说我们今天的会面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是兄弟式的。他低下头,与青年交谈。年轻人顾不上请求宽恕,却陷入某种巨大惊恐。他觉得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庇护受害者,那是一位女神,一位将要审判并处死他的女神。教宗一手与年轻人相握,另一只手扶住他肩,轻声为他祷告、祝福。从凶手的眼睛里能看出一种心灵的震撼。最后,年轻人低下头,亲吻老人的手。

事隔二十多年,尚在狱中服刑的凶手听闻教宗一病不起,便委托律师和意大利通讯社向教宗转交一封亲笔信,祝老人早日康复,愿上帝赐予他健康和神奇的力量。

19

1992年的一天,特瑞莎修女忽然来到教宗面前,请求祝福。其时,教宗正与一些年轻人谈心。他一面请特瑞莎修女落座,一面对青年们解释,她就要去一个内战中的国家。无须更多说明,人们都明白特瑞莎修女将前往的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那里战火正炽。前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穆斯林之间爆发种族战争,动用重炮、坦克装甲车甚至多管火箭炮和飞机,直杀得天地变色,日月无光。城市在战火中崩塌燃烧,难民如洪水四处奔逃,种族屠杀和大规模强奸震惊世界。

辞别教宗之后,特瑞莎修女带着老人的祝福与托付,双手抱着一支半人多高、杯口粗细的特制复活节蜡烛,进入巴尔干战场。她恳求,在这支绘有圣母像的蜡烛燃尽之前,交战双方停火,给她一点点时间去解救无辜无助的孤儿。蜡烛是下午4时点燃的,至5时,枪炮声完全止息。特瑞莎修女进入被围困的医院和救助机构,救出70余名孤儿、残疾儿,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

为制止波黑种族屠杀,教宗创立了一个新概念,叫“人道干预”。他的愤怒谴责,嗓音嘶哑的呼吁,传到了萨拉热窝的地下室,传到了维和部队隔离的“保护区”,给深陷於黑暗和种族仇恨中的人们带来希望和安慰。

20

“在爱里没有惧怕”,对教宗而言,这不仅是一个真理的启示,也是终生践行的生活准则。“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这不仅是对他人的劝勉,也是对自己的誓约。因此,他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基督教群体在悠长历史中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与过失——

数百年前,教会曾参与非洲奴隶贩卖。1991年早春时节,教宗代表天主教向上帝和非洲人请求宽恕。
三百多年前,物理学家伽利略曾遭受教会的异端审判。1992年秋,教宗公开为伽利略平反,并表示道歉。

千年以来,基督教不断迫害犹太人,把耶酥之死归罪於整个犹太民族。2000年春,教宗历史性访问耶路撒冷,到犹太圣殿遗址前忏悔,把一封致歉信放进“哭墙”上巨石的缝隙,请求上帝宽恕基督徒对犹太人所犯下的一切罪行。他的手颤抖着,如寒风中最后一片枯叶。

他越过台伯河,越过历任教宗的足迹,走进那些最古老的犹太教堂,对话、忏悔、呼吁和解。亲临者回忆,保罗二世演讲时,时常难以自持。当那首犹太圣歌,那首犹太人从出生一直唱到死,唱到毒气室门口的圣歌《我相信》响起来,教宗更难掩悲戚。当歌声渐次高亢响亮之际,他便情不能禁地鞠躬谢罪,并以手掩面。

在飞往里约热内卢的飞机上,随行记者和教宗谈起他愈来愈频密的忏悔行动。教宗温和地发了句牢骚,说,有趣的是,他代表天主教不断地忏悔,请求宽恕,却始终得不到任何回应。“也许理当如此吧……”我不能要求这种忏悔求恕的行为必须是双向的,哪怕不断悔罪使天主教遭人误解,处于尴尬状态。因为不断认罪悔改是圣经真理所要求的。

千禧年之初,教宗以一项史无前例的举动感动了全世界。他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的庄严仪式上,发表文告,真诚忏悔并祈求上帝宽赦历代天主教会所犯下的诸般罪过。其中包括背离圣经,强迫教徒悔罪;十字军东征烧杀掳掠;宗教裁判所迫害异端;分裂基督教;敌视犹太教,对犹太人惨遭种族灭绝保持沉默;强行传教,侵害原住民;贬抑女性地位与尊严;对诸多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等等。最后,他拄着杖,蹒跚着行至一座耶稣受难雕像前,亲吻耶稣的脚,以此宣示认罪之真诚。

——千载之罪、普世之过,他那老迈之躯能承担得起吗?

有一张照片,在教宗辞世后制成邮票——

低垂苍老的头,双唇微翕,说不清在啜泣或祷告,也许是啜泣着祷告。歪扭的面庞上一道道皱纹,如悲悯之泪冲刷出的大山的沟壑,如被愁苦之浪撞得支离破碎的海边的岩石,如忏悔之火焚烤过的伤痕累累的树皮。白发凌乱的额头无力地抵靠着权杖,衰老的躯体勉力支撑,一如沉浸於丧子之痛不可自拔的老父。有大风刮起,银色的丝质长袍猛烈飞起,宛若一只受伤的巨鸟挣扎着展开一翼……

这面容和躯体所透露出的情感,恰与权杖上端耶稣受难像呼应,那就是承担与悲悯、价值和意义,那就是在一个柔弱的肉体里因爱而生的灵魂的力量。

这是一幅绝美的经典之作。

在这赤裸的灵魂面前,你无法不为之深深打动。

尘世上如此之多的罪恶,他一风烛残年的老人,担得动吗?

当然担不动。

他的额羸弱地贴靠着杖端十字架上的耶稣:担不动的苦难他要交给他。

他一定是在哭泣着对自己念叨: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21

人们常在心里闪过一个疑问:为何教宗的面容总是很悲戚、愁苦?

有位记者则把这一不解上升为尖锐指责:为何教宗还要把他最后的痛苦展现给世界,为何他不早日退位?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以为,这是一个无知到令人惭愧的问题,几乎相当于责问教宗为何要作“痛苦秀”,譬如性感女星们总要“不经意地”乍现裙底风光。居然,一位“接近教宗的人士”作出了如下解释:我们的教宗愿意永远和世人在一起,只有世人给他带来安慰。他要像耶酥基督那样,把他的痛苦和受难展现在人们眼前,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我斗胆质疑这一解释。教宗和他的神都不是“展现”型人物,不是演员,不作秀。圣者的一生,就是从形体走向精神,从芜杂走向单纯,从表现走向率真。他们的满面苦相,实在是缘自内心深处的悲悯——

圣城耶路撒冷,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纪念大厅四墙以未经雕凿的大石垒成,气氛压抑。两名随从抬着花圈,走向黑色大理石卧碑。教宗拄杖随后,步履颠跛。他亲手点燃如下致辞:“在这座纪念馆里,我们的心灵亟须静默,在静默中追忆。我们要在静默中,设法为涌现的记忆找出一个意义。我们保持静默,是因为没有任何言语,足以表现出大屠杀的悲痛历史。”有小唱诗班在轻声哼唱。老人面色凝重,长时间沉默无语,整个身体都在微微抖颤。

乍得,俗称“非洲死亡之心”,非洲中部那个极端贫穷而腐败的国家。越野车在沙漠上行驶,一个仅有几座小土房的村落进入视野。教宗吩咐停车,走进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土屋,去看,去沉思,去理解,目光惊讶而沉痛。从此,从乍得这个被人世所遗忘的小小村落,教宗开始不倦地讲述黑色非洲的苦难和世界的责任。

在巴西,那个在苍翠山峰耸立着巨大耶稣雕像的信仰的巴西、热情奔放的巴西,教宗走进最潦倒绝望的贫民窟。面前所展现的,是超出想象力的恐怖的穷困。他睁大眼睛,不断向四面张望,痛苦而无助。他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把人们从这绝境中拯救出来。他颤巍巍摘下自己的戒指,送给遇见的一个不知名姓的穷人。随行者大吃一惊,那是教宗的戒指呀!这位在精神世界最有权势的人,那一刻显然深感无力。那张如苦瓜般皱纹纵横的脸上,流淌着难掩的忏悔与自责。

在哥伦比亚,这个孕育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的国家,混血的姑娘容颜姣好,加勒比海深蓝色的浪涛拍打着鲜花丛生的崖岸。风水流转,《百年孤独》中所描写过的那些对印第安人、黑人、穷人、妇女儿童的不义却依然存在。在一个公开集会上,一位部落首领抛开官方事先核准过的讲稿,直陈社会不公。当地教会人士制止不住,冲上讲台要抢夺麦克风。教宗神色冷峻,大声说:“让他讲!”全场肃然。主啊,您让我放牧您的羊群,可他们还在百年的孤独中挣扎……

22

约翰•保罗二世是历史上出行最多的一位教宗。在担任圣职的26年里,这位通晓八种语言的传道者,发表了3000多次演讲,访问了127个国家,路程合计100多万公里,相当於地球到月亮距离的3倍。可谓足迹所至,无远弗届。以至於那些以奔走为业的记者,也尊崇地称他为“飞行的圣座”。 这位“上帝的众仆之仆”,拄着他的杖,风尘仆仆躜行於途,一直走到老病侵寻的暮年走到死。一如旧约时代,先知摩西拄着牧杖,带领百万奴隶出埃及、过红海走向自由之地,走向自己的死亡。千禧之年,教宗登上西奈山巅,迎着三千多年前吹拂过摩西的高原之风,远眺上帝应许之地。那一刻,他定然如摩西一样感悟到岁月无情。

再也走不动了。垂垂老矣。


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酷爱足球、滑雪、登山、游泳、划船的运动健将。家乡斯卡瓦河洪水泛滥时往返横渡如得水蛟龙之强健,已成流水落花之忆。往昔1米8身高,80公斤体重,标准运动员身材,如今已是弯腰曲背,步履支离。神拿走了他的青春英俊,把他变得跟自己一样丑陋。他的公开演讲已令人目不忍睹:手在抖,讲稿在抖,话筒在抖。语音含混不清了,面部表情也僵硬迟钝了。那一年,在他的出生之地,一个露天大型集会上,参与表演的少年们唱起了“祝您长命百岁”,他颤抖着嘟囔了一句“说来容易,做起来难!”短暂静默之后,掌声骤起,全场笑翻……

死亡迫近了。他不怕死吗?

2005年早春,罗马时间4月2日晚9时许,一代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溘然长逝,享年八十四岁。

他死於春天,复活节之后,万物复苏的季节。

23

在人生的尽头,他仍然安详喜乐。他安慰身边的助手们不要为他流泪,“我很快乐,你们也要一样,让我们一起欢欣祷告。”一位意大利红衣主教在与教宗作最后告别之后,出来告诉人们:教宗躺在铺上纯白被单的大床上,身上插满各种管子和医疗仪器,已不能说话,但“我被他那动人的笑容迷住了。”

广场上燃起了繁星般烛光。

有人说,让我们点几支蜡烛,照亮他通往天堂的路,就像他过去26年来为我们所做的一样。有人说,他不只在活着的時候是我们的典范,現在,他更在教导我们如何走向死亡。

每天晚上,老教宗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打开卧室窗户,眺望灯火不熄的罗马,并举起双手为罗马的人与城祝福。在生命已进入倒计数时,他请求助手搀扶他走到窗前,向圣彼得广场上成千上万的守夜者做例行的祝福。他鼓足最后力量,只说出了一个单词:“阿门”,然后无力倒下。——正如使徒保罗所定义:“爱是永不止息。”

我们没有想到,在耶稣之后,在现实世界有幸见到如此美好的人性。他是耶稣的影子。他预先把天堂展示给我们。与他同世真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格外的恩典。

弥留时刻,教宗在昏迷中说了一句波兰话:“请让我进入天父的家。”他还说了这样一句:“I have looked for you. Now you have come to me. And I thank you.”有人说,这是过去教宗对青年们多次重复的一句话:“我曾寻找你们,現在你们到我这里来。谢谢你们!”有人说,那是他已经看到了耶稣的荣光:“我曾寻找您,现在您来到我面前。谢谢您!”后一种解读或许更切近事实。

一位梵蒂冈主教说:“他已经看到并且触摸到神。”

人世的重负已然放下。现在是与神独对的时刻了。

——数年前,教宗曾写过如下祷词:

“当我们‘过世’的時刻确实到来之际,求賜我们能坦然相待,对身后一切,没有放不下的遗憾。在寻觅您如此长久之后再与您相遇,我们会跟那些带着信仰与希望先我们而去的人一样,重获我们在人世间认为真正美好的一切!”

钟声响起。

天堂之门已经打开。

梵蒂冈发言人宣布:“我们热爱的圣父约翰•保罗二世已回到他的故乡。让我们为他祈祷。”

索达诺大主教同聚集在圣彼得广场的人们一起,含泪为教宗祈祷。

紧接着,数万人爆发出如海潮般的没有休止的欢呼声。

这是人类生命史上至为辉煌的一刻。

大主教说:“愿永恒之光照耀他,愿他在平和中安睡。”

在灿烂光辉的欢呼声中,死亡不再可怕,而确凿是投向一個慈爱的怀抱。

24

梵蒂冈宣布:葬礼於六天之后举行。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是第一位抵达罗马的国家元首。同行者有夫人劳拉、国务卿赖斯及两位前总统老布什和克林顿。这个由三位总统、一位总统夫人一位国务卿组成的代表团在教宗遗体前集体下跪。曾多次被教宗严词批评的布什总统说:“世界失去了一位為人類自由而戰的人。”“我们将永远记住这位谦卑、智慧、无所畏惧的神父。他成为历史上伟大的道德领袖之一。我们感激神为我们送来了这样一个人:他是波兰的儿子,并成为罗马的主教及世代追念的英雄。”

促成波兰共产党倒台的历史功勋,按照瓦文萨的说法,“50%归教宗,30%归波兰人民,20%归里根、撒切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则说:“没有教宗的努力和角色,东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推动了波兰的自由运动,引发了东欧特别是苏联的共产总崩溃。由此,冷战终结,人类从核末日的阴影下得到拯救。

教宗之死,标志着以残暴著称的二十世纪正式落幕。

四月八日,有60万人涌入圣彼得大广场,为教宗送行。

另一个自发形成的分会场是他的故乡瓦多维采、奥斯威辛集中营所在地克拉科夫、首都华沙和整个波兰。仅瓦多维采一地便聚集了80万人,挤满了广场和主要街道,收看特大屏幕电视转播,为他们慈爱的父亲和忠诚的儿子送行。

这一天,波兰全国歇业,建筑物上街树上到处垂挂了沉重黑纱。当罗马葬礼开始的时刻,华沙无名战士墓六座古炮台同时鸣放26响礼炮,以纪念教宗在位的26年。

罗马。

在管风琴奏出的圣乐中,12个身穿黑色大礼服的人抬着教宗的素棺从圣彼得大教堂正门的阴影走出。当那个简单朴素的柏木箱刚刚走进明媚如初恋少女的阳光,走进罗马的视线——

掌声响起来,经久不息……

广场上60万民众以及各国元首、特使全体起立恭迎。

素棺被放置於一块红色地毯上,紧贴地面。棺盖上放了一本打开的大红封面的《圣经》。

这是一个早春时节,春风骀荡。

合唱队唱起了安魂曲:“赐给他永远安息,主啊……”

主教们头戴白色礼冠,身披深红法袍,鱼贯进入广场。一浪强风袭来,把他们的红袍吹得凌乱不堪,有人赶紧伸手护住高高的礼冠,有的则已经脱落,茫然不知去向。棺盖上摊开的《圣经》被吹起十数页,每页都呈完美弓形,如满风之帆。

弥撒讲道中,主祭的拉辛格大主教(后来的新任教宗)回顾了约翰•保罗二世简短生平及一生业绩,最后说道:“热爱基督是我们敬爱的教宗的力量泉源,凡是看过他祈祷,听过他讲道的人都知道。正是因他深深地根植於基督心中,所以他能够承受那超越人力的重担……就在他生命中最後的一个复活节,他仍然强忍病痛出现在他的书房窗口,祝福罗马和全世界。我们深信,我们敬爱的教宗现在正伫立在天父家窗口,从那里看着我们并为我们祈福……”拉辛格以口音很重的意大利语说:“今天我们将他的遗体埋在地下,犹如不朽的种子——我们的心满怀悲伤,然而同时也充满了喜乐的希望与深深的感激!”

大主教的话激起一阵又一阵掌声。

人们齐声高呼:“立即封圣!立即封圣!立即封圣……”前后持续五分多钟。

弥撒结束后,宿怨甚深的东西方主教们一起主持了告别仪式。最后,十二位抬灵人再次入场,抬起素棺,缓慢地走向圣保罗大教堂。在即将进入殿门之际,抬灵柩的人们把教宗的素棺转向广场大众。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最后告别的时候到了——

掌声骤起,如浪如潮,绵延不绝,长达十五分钟……

钟声齐鸣……

在全球数十亿人注目下,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灵柩经过那几棵在春风中如醉如痴的棕榈,消失在殿门深红色帐幕中。

在春天在复活的季节,他满怀信心、希望与爱离我们而去。

那棕榈是胜利的象征。近两千年前,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走向他一生中最辉煌之顶点,走向十字架酷刑,走向复活,就是踏着万民为他铺下的棕榈叶之路。

谢谢您,教宗!感谢您战胜死亡,感谢您教我们如何面对死亡!

神必将“凭借那叫万有归服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圣经•菲立比书》)

25

教宗的素棺带给我长久的心灵激荡,如一粒埋进泥土的种籽,静候着春雨降临。几年后,我感到内心涌动起某种诉说的欲望,那颗不经意间撒落的种籽悄然萌发。当我把这些棺材的故事连缀成篇,就看出了高贵与鄙俗、谦卑与狂傲、慈爱与残暴、信仰与虚无之间判若云泥的分野。

我脱离了原初的构思,从素棺写到水晶棺再写到教宗其人。我追随着那个水晶般纯净透亮的灵魂,在波兰的阳光下高举起人类自由的旗帜,在梵蒂冈的窗口凝望圣洁的鸽群,在周三接见日拥抱着热泪盈眶的悔改的妓女,在青年们的舞场上手舞足蹈,在耶路撒冷残存的“哭墙”前低首忏悔,在记者面前做一个俏皮的怪样,在馨香宁静的私人祈祷室沉思叹息,在马尼拉世界青年节上接受川流不息的致敬,一任青年们的泪水浸透了纯白的教袍……

对於有些人,死亡是不可抵御的腐烂,是万有之灭,是永恒之死。而对於有些人,死亡却是通往新世界的再生之路。不经意间,我窥视了一个难以打破的上帝的奥秘。虽然我再也说不出更多的话,但保罗二世,这位泥土所造的谦卑者,这位“众仆之仆”所给予我的感动是长存的。

我耳边将永远回响圣彼得广场上的欢呼:“John-Paul-Two,We-Love-You!”

还有那为教宗送行的如海浪奔涌绵延的掌声。

我相信他已经重获“我们在人世间认为真正美好的一切!”

正如使徒保罗那坚如磐石的字句:旧世已过,看,一切都焕然更新!(《圣经•哥林多后书》)

写於2009年感恩节前后
旬日雨雪漫漫
大地吸足了雨水,后院小河满了,水塘湖泊满了,远处的波多马克河也满了
春天准备好了

首发于《纵览中国》

Categories: 他山之石

中国人的绝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2009年10月11日 78 則評論
最近我常常接到一些来信,和一些善意者当面的交通。就是叫我写文章多写一些中国的伟大,光荣,正确,少一些负面的消息。特别是在国外,在洋人面前更是如此。所谓家丑不可外扬。毕竟现在中国强大了,毕竟现在政府比以前进步多了,毕竟外国人都不敢瞧不起中国了等等。
我注意这些善意者,其中一些是今天中国官僚资本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者,还有一些恰恰是历史以来被中国专制统治者压榨最残酷,痛苦经历最深重的,最最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他们曾经在新中国里饿肚子,曾经是党国在历史运动中激情参与者和无情抛弃者,他们甚至为了生活远渡重洋,他们被红色高棉杀戮,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们被所谓人民解放军击溃到孤岛之上,他们的庙宇被毁,他们的教会被砸,他们——
于是我思索他们真爱中国吗。久而久之,当我发现他们只对当权者,在上称王者毕恭毕敬,卑躬屈膝的时候,当我看见他们对他们的同族,同乡,同胞,中国的弱势群体缺乏起码的同情的时候,当我看见他们违心的回避历史,试图掩盖真相的时候,我明白了,他们内心其实很虚弱,很怕。说真话叫他们怕。
他们其实患上一种严重的心里疾病,其实我也患过,但现在好了。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某家银行里,闯进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先是一阵狂扫乱射。绑匪一边扫射一边说:Party开始了。此后,绑匪将几名银行职员挟持为人质,并将他们扣押在银行的地下保管库里。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
经过六天的营救,警方设法打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几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掩护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此后甚至拒绝提供不利于绑匪的证词。更为离奇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质还由此爱上了一名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要嫁给他。
从而,在心理学、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心理疾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病症又被称为人质情结,概括而言,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瑞典绑匪绑架人质6天,中国共产党专制政权绑架中国人民60年.60年你没有意识到你被绑架,你真以为你是自由的,你真以为你是现代公民权利,你真以为你有监督批判执政党的权利,你真以为你在中国你可以摆脱党国的辖制,你真以为共产党就是中国吗。你真以为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吗。
1949年中共通过武装暴力,夺取中国大陆建立专制政权,这个政权不是民选的政权,对于当时四亿三千万中国人以及之后衍生的十四亿人,接受也要接受,不接受也要接受.最初就具有土匪般政治绑架的形势,所谓历史必然。
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集中营战俘乱伦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第1,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是毫不犹豫。
第2,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最关键的条件。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
第3,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
第4,让你感到无路可逃。有了这4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古拉格集中营的作者这样形容共产集权国家,他们妄图将坏分子都抓进集中营,可是有一天他们发现,在集中营里面的人呢越来越多,外面自由时空里面的人呢越来越少。在专制国家人民就成为独裁者的人质。在今日中国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国家政府职能都在失控的状态下运转,只有一个职能没有丧失,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国武装镇压功能有效运转。对社会维权抗暴群体采取疯狂镇压.但是一代代中国领导人于是乎杜撰一个百年童话,每个总书记都说再过一百年,中国如何,八年后,下一个继任者继续说再过一百年如何如何。每天报纸和头条都是党国领导人带领坚强政府,给人民带来多少利益,多少恩惠,岂不知那就是人民自己当得的。这些所谓干部当做的。
中共尽管采取对外改革开放30年,但是直至今日成为控制消息媒体技术和人数最多,最严密的国家。控制思想封锁消息是他们百年大计。
而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本领出国,偷渡,突破封锁看见新消息。无路可走,只有俯首听话.
中共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军事阅兵,武装镇压,使得许多中国人不知不觉,无可奈何沦为他们工具,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于是乎,我们就看见如下的景象。那些没有权利看见西方自由广播的中国人大骂西方媒体不公正,因为感恩党国给他们在中国媒体骂外国权利。那些被红色高棉和东南亚赤匪杀戮无数亲人的,今天在五星红旗下热泪盈眶。那些被共军打到大海里面的民国遗老权贵,共产国庆贵宾席上啧啧称赞。偷渡到自由欧美,享受着自由世界的免费医疗,进步成果,还感恩中国原单位发了下岗再就业的钱.中共掠夺农民土地所有权,饿死数千万的中国农民,刚刚获得联产承包的权利就感恩党的好政策。毛泽东文革霍乱十年,死者百万,做掉毛泽东的老婆,平反一批人,就欢天喜地。六四学潮举国上下一心民主,六四屠杀后,中共给了中国人数钱的权利,就是小平的春天了。翻过身来,这些人鞭笞六四学生——–
于是乎,什么中国适合专制,中国有自己的道路,民主中国大乱,中国人素质差,人口多,底子薄,民主好慢慢来。台湾民主挺乱的吗,没有人替代共产党,我听说谁谁亲戚一丝不挂跳楼了,听说是练法轮功的,国家干部多数是好的,极个别是坏的,中国有腐败,哪个国家没有啊。党国宣传机器造谣,他们跟着传谣。
有学者说专统治者的一个要求是对臣民进行统治与管理,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他不会让臣民死,而只是要榨取他们,保证自己的持续生存可能。控制人质的绑匪也是这样的心态,手中有人质,就等于握住了生的机会。因此,人质不能死,臣民不能死,要保证他们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质:食物与水。这就是“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 个人是国家的摹本,个人的心理变化会呈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个人的精神状态将组合成国家与社会的集体状态。由此,人质依赖绑匪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理形成模式也正是顺民服从专统治的一个国家政治摹本。等到这种病症日益严重化,国家与臣民形成了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习惯形式,不论这种形式是暴力的还是教化的,是怀柔的还是高压的,总之,习惯已经建立起来,社会秩序会进入平衡状态。
人是可以被驯养的其实就是专制者的目的。不是人当人是猪,而是专制者要当人民是猪民。可是上帝创造人,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可以选择爱与不爱,恨与不恨,要和不要。而不是机器人和可驯养的牲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体制化的产物,当人质(包括被专制体制劫持的人民)习惯并依赖劫持者提供的信息时,他们也就安于劫持者给他们提供的环境,这是人本能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即将不良刺激转化为良性刺激,具体表现为自欺欺人、选择性遗忘、合理化
人们曾经形象地形容:魔鬼来到人间,把一个人抓进了地狱,让他饱受折磨,当魔鬼允许他偶尔回到人间,他便会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到了天堂。而那位曾经将自己抓进地狱的魔鬼,仿佛就是解救他的天使。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最大的不幸,就是丧失对自我的认可和记忆,仿佛是被豢养的宠物,无视自身巨大的剥夺,却对渺小的赐予感恩戴德,甚至被解救后,仍然会对监狱(他们心中的天堂)报以怀恋的泪眼。
对于中国人,摆脱近乎绝症症状的唯一方法,就是大家一起,制止政治绑匪的绑架行为,次之废除绑匪绑票规则,再次之,你起码应当知道绑匪不是好人。为贼人说话是可耻的。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天安门学运时代的一个大学生,曾经是广场纠察队队员,现居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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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常常接到一些来信,和一些善意者当面的交流。就是叫我写文章多写一些中国的伟大,光荣,正确,少一些负面的消息。特别是在国外,在洋人面前更是如此。所谓家丑不可外扬。毕竟现在中国强大了,毕竟现在政府比以前进步多了,毕竟外国人都不敢瞧不起中国了等等。

我注意这些善意者,其中一些是今天中国官僚资本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者,还有一些恰恰是历史以来被中国专制统治者压榨最残酷,痛苦经历最深重的,最最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他们曾经在新中国里饿肚子,曾经是党国在历史运动中激情参与者和无情抛弃者,他们甚至为了生活远渡重洋,他们被红色高棉杀戮,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们被所谓人民解放军击溃到孤岛之上,他们的庙宇被毁,他们的教会被砸,他们——

于是我思索他们真爱中国吗。久而久之,当我发现他们只对当权者,在上称王者毕恭毕敬,卑躬屈膝的时候,当我看见他们对他们的同族,同乡,同胞,中国的弱势群体缺乏起码的同情的时候,当我看见他们违心的回避历史,试图掩盖真相的时候,我明白了,他们内心其实很虚弱,很怕。说真话叫他们怕。

他们其实患上一种严重的心里疾病,其实我也患过,但现在好了。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某家银行里,闯进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先是一阵狂扫乱射。绑匪一边扫射一边说:Party开始了。此后,绑匪将几名银行职员挟持为人质,并将他们扣押在银行的地下保管库里。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

经过六天的营救,警方设法打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几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掩护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此后甚至拒绝提供不利于绑匪的证词。更为离奇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质还由此爱上了一名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要嫁给他。

从而,在心理学、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心理疾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病症又被称为人质情结,概括而言,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瑞典绑匪绑架人质6天,中国共产党专制政权绑架中国人民60年.60年你没有意识到你被绑架,你真以为你是自由的,你真以为你是现代公民权利,你真以为你有监督批判执政党的权利,你真以为你在中国你可以摆脱党国的辖制,你真以为共产党就是中国吗。你真以为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吗。

1949年中共通过武装暴力,夺取中国大陆建立专制政权,这个政权不是民选的政权,对于当时四亿三千万中国人以及之后衍生的十四亿人,接受也要接受,不接受也要接受.最初就具有土匪般政治绑架的形势,所谓历史必然。

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集中营战俘乱伦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第1,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是毫不犹豫。

第2,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最关键的条件。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

第3,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

第4,让你感到无路可逃。有了这4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古拉格集中营的作者这样形容共产集权国家,他们妄图将坏分子都抓进集中营,可是有一天他们发现,在集中营里面的人呢越来越多,外面自由时空里面的人呢越来越少。在专制国家人民就成为独裁者的人质。在今日中国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国家政府职能都在失控的状态下运转,只有一个职能没有丧失,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国武装镇压功能有效运转。对社会维权抗暴群体采取疯狂镇压.但是一代代中国领导人于是乎杜撰一个百年童话,每个总书记都说再过一百年,中国如何,八年后,下一个继任者继续说再过一百年如何如何。每天报纸和头条都是党国领导人带领坚强政府,给人民带来多少利益,多少恩惠,岂不知那就是人民自己当得的。这些所谓干部当做的。

中共尽管采取对外改革开放30年,但是直至今日成为控制消息媒体技术和人数最多,最严密的国家。控制思想封锁消息是他们百年大计。

而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本领出国,偷渡,突破封锁看见新消息。无路可走,只有俯首听话.

中共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军事阅兵,武装镇压,使得许多中国人不知不觉,无可奈何沦为他们工具,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于是乎,我们就看见如下的景象。那些没有权利看见西方自由广播的中国人大骂西方媒体不公正,因为感恩党国给他们在中国媒体骂外国权利。那些被红色高棉和东南亚赤匪杀戮无数亲人的,今天在五星红旗下热泪盈眶。那些被共军打到大海里面的民国遗老权贵,共产国庆贵宾席上啧啧称赞。偷渡到自由欧美,享受着自由世界的免费医疗,进步成果,还感恩中国原单位发了下岗再就业的钱.中共掠夺农民土地所有权,饿死数千万的中国农民,刚刚获得联产承包的权利就感恩党的好政策。毛泽东文革霍乱十年,死者百万,做掉毛泽东的老婆,平反一批人,就欢天喜地。六四学潮举国上下一心民主,六四屠杀后,中共给了中国人数钱的权利,就是小平的春天了。翻过身来,这些人鞭笞六四学生——–

于是乎,什么中国适合专制,中国有自己的道路,民主中国大乱,中国人素质差,人口多,底子薄,民主好慢慢来。台湾民主挺乱的吗,没有人替代共产党,我听说谁谁亲戚一丝不挂跳楼了,听说是练法轮功的,国家干部多数是好的,极个别是坏的,中国有腐败,哪个国家没有啊。党国宣传机器造谣,他们跟着传谣。

有学者说专统治者的一个要求是对臣民进行统治与管理,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他不会让臣民死,而只是要榨取他们,保证自己的持续生存可能。控制人质的绑匪也是这样的心态,手中有人质,就等于握住了生的机会。因此,人质不能死,臣民不能死,要保证他们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质:食物与水。这就是“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 个人是国家的摹本,个人的心理变化会呈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个人的精神状态将组合成国家与社会的集体状态。由此,人质依赖绑匪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理形成模式也正是顺民服从专统治的一个国家政治摹本。等到这种病症日益严重化,国家与臣民形成了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习惯形式,不论这种形式是暴力的还是教化的,是怀柔的还是高压的,总之,习惯已经建立起来,社会秩序会进入平衡状态。

人是可以被驯养的其实就是专制者的目的。不是人当人是猪,而是专制者要当人民是猪民。可是上帝创造人,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可以选择爱与不爱,恨与不恨,要和不要。而不是机器人和可驯养的牲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体制化的产物,当人质(包括被专制体制劫持的人民)习惯并依赖劫持者提供的信息时,他们也就安于劫持者给他们提供的环境,这是人本能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即将不良刺激转化为良性刺激,具体表现为自欺欺人、选择性遗忘、合理化

人们曾经形象地形容:魔鬼来到人间,把一个人抓进了地狱,让他饱受折磨,当魔鬼允许他偶尔回到人间,他便会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到了天堂。而那位曾经将自己抓进地狱的魔鬼,仿佛就是解救他的天使。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最大的不幸,就是丧失对自我的认可和记忆,仿佛是被豢养的宠物,无视自身巨大的剥夺,却对渺小的赐予感恩戴德,甚至被解救后,仍然会对监狱(他们心中的天堂)报以怀恋的泪眼。

对于中国人,摆脱近乎绝症症状的唯一方法,就是大家一起,制止政治绑匪的绑架行为,次之废除绑匪绑票规则,再次之,你起码应当知道绑匪不是好人。为贼人说话是可耻的。

Categories: 他山之石

于建嵘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2009年9月15日 81 則評論

各位下午好。

我演讲的题目是"让一个和谐的中国走向世界"。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演讲会的主题是"新新中国,走向世界"。而什么才是"新新中国"呢?主办方在这个会议筹办时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希望提倡民众要"不抱怨",甚至还想在中国推动一个什么"不抱怨"的运动。对此,我心中充满了疑虑。

在我看来,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不是民众可不可以抱怨的问题,而是为何抱怨的问题。前不久《人民日报》下来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刊物,约我写的一篇文章。当时我在河南的洛阳调查,他们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在这篇文章讲一讲的官员和民众"都不容易"的问题,而且重点要讲我们的人民应体谅政府和官员不容易,让我们的人民体谅国家领导人"不容易",并就这样官员和领导人看了后就会高兴,也有利于社会和谐。我当时是这么回答说的:"官员不容易是事实,如果官员感到干不下去了,可以下台啊。从来没有求着他们来管我们。"我们民众可以理解你们官员的某些做法,但是官员不应该以此为理由让我们不抱怨。所以我说,这样的文章我不写。他们又跟我谈说我们还是希望你写一篇文章,说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能否让我们的人民知道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相互理解的社会。我说,这一点是不错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安定首先要民安定,而民要安定首先关心民生,假如一个社会都不关心民生,假如我们的知识分子都不看到民间的疾苦,你要民众如何理解呢?我们只要走近真实的中国社会,我们离开上海大都市白领阶层的生活,你就会感觉到各种抱怨充满了中国社会。如果有机会,我建议你们可以看一看石首事件的录相,你就会感觉到几万民众用砖头,用愤怒面对我们武警的时候,我们难道说一说你们不要抱怨,你们要理解政府,你们要克制就行了吗?不行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我们民众不理智,而更需要去研究民众为何愤怒,为何走向街头,为何敢于与武警对峙。甚至可以说,面对社会不公和腐败,抱怨是民众的一种权利,他们有权抱怨。作为执政者或学者们,没有权力去指责我们的民众抱怨,而是要想办法去改变它,要让我们的民众不产生或少产生抱怨。

那么,如何才能使民众不抱怨或少抱怨呢?我讲两个故事,也许对大家有所启发的。

第一个是有关河南洛阳一个老太太的故事。最近几年我在调查地下教会或者叫做家庭教会。去年,我到了河南的洛阳,在一个偏僻的农村,我见到一个家庭教会聚会点的联系人。她是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家里已经没有别的人了,就她一个人了。家庭非常的贫寒,什么都没有,但是她的家里却是一个聚会点。看到她老人家生活很艰难,我感到很辛酸,但她本人却非常乐观,总是笑容可掬。我对她讲:"你老人家生活这么艰难,每个礼拜天都要做这么的活动,而且你心里充满了快乐,心中永远那么释然,为什么呢?"她这么告诉我的,她说:"我当然快乐,因为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一看天上飞的鸟都有生活,上帝那么关心它,难道上帝不关心我吗?"她说,我今天所面对的困难,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所以她不抱怨。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老太太面对苦难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我在许多信仰宗教的民众那里都看到过,他们把现在和未来都交给了他们的上帝或神。

问题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多数并不信仰宗教,我们不知我们的上帝或神在什么地方。我们很少去思考人生终极的意义,我们更多的是现世主义者。因此,我们也就很难要求我们的民众从上帝或未来世界中去寻找到内心的和谐和平静。我们只能站在这个充满了不平的世俗世界,惊叹天上的飞鸟的快乐了。

第二个故事是我在台湾访问的经历。2004天我应邀到台湾去访问。台湾的邀请方给我的条件是在大学做一个演讲,然后可以进行15天的旅游、参观。当时我向邀请方提出一个要求,我说:"你能不能这样,我讲完后,你给我一张地图,你派一个司机,在派一个买单的,我说走什么地方就走什么地方行不行?"他们说,没有问题,你随便走。于是演讲完之后我从台北走到台南,我问所有见到的台湾老百姓一个问题。

“假如官员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人回答说不可能,没有我的同意他怎么敢拆我的房子呢?只要这个房子是合法的房产当官的不敢的。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他们会告诉我,到法院去告拆房的人,法官会依靠法律给我判决,而且是判他们赔很多钱。比如是合法并且是我同意拆是10万块钱赔偿,而不经过同意,法官就会判他赔100万。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不依法判决,怎么办?"人家又回答我说:"不可能"。我们的法官在很多问题可能腐败,但是只有我有明确的产权和证据,他不能也不敢腐败。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腐败了,怎么办?"他们会说,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就会来进行调查,我的议员调查之后会就会开新闻发布会,我的议员就在议会提出建议,这个法官和这个政府官员麻烦就大了,他们呆不下去了,他们就完了。

我接着还问:"假如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呢?"我一问到这个假如的时候,人家很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那么多假如?没完没了的假如,议员再腐败,也会特别高兴管我这个事情。因为议员就是希望发生这个问题,因为有了这个问题,议员只要进行了调查,再经媒体一报道,这个议员就会成为英雄,成了英雄不仅可以当县议员、国会议员,最终还有可能成为阿扁。我说我不相信,议员也会腐败的,会不管你们的事的。他们说不会的,不信可以试一下。一般台湾的老百姓家里面有名片,收的最多的名片就是议员联系卡。我就要他们给议员打电话,一打电话,议员只要在不远的地方马上就会赶到。台湾的基层议员一来,一般都很兴奋,问遇到什么问题,都表示会为选民主持公道。

我接着还问:"假若议员就不是管你的事了,怎么办呢?"。台湾的老百姓告诉我,这很简单,下次选举时不投他的票,让他当不了议员就完了。

我在台湾的访问经历很短。却让我想了很多问题。台湾社会也许存在许多问题,但由于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实现了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台湾老百姓对整个体制有一个基本的认同。他们也许对某个领导人或某个政党不满,有很多抱怨,但不会对整个体制不满,甚至想推翻它。其实我走过世界很多地方。在一些现代民主国家,民众对待我的问题都有基本相同的答案。今天为什么讲台湾,因为我们往往以许多理由,以我们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来否定一个现代的社会制度。台湾跟我们有着一样的血缘,一样的文化,基本相同的文化,为什么台湾民众有那么多"不可能",而我们却不是这样呢?我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要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确权特别是对财产权的确认很重要。现在我们大陆在这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你不要认为什么是你的,那个房产证是没有用的,我们知不知道哪一天拆掉吗?不知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甚至在睡觉的时候房子就被拆掉了。我们的农民的土地,说是"集体所有",可在许多地方已沦为了少数人所有,搞一个什项目就让农民无地可种,无业可就,可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我们的工人在工厂工作了几十年,突然说改制了,你就得下岗而且什么也没有了。这样的事,到处都是啊。今天在座的提倡要民众不抱怨的上海学者白领们难道不知道吗?事实上,上海也有的。最近我在做一个纪录片子,其中一个故事是有关一个上海女市民到北京上访的。她跪在地上说:"天啊,给我房子,我要一个地方安身,我在生存啊"。假如我们一个宣称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连我们老百姓最基本的权利都不能保障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让我们民众不抱怨,让我们的民众理解我们的政府。我们没有这个理由。我今天在这里要告诉你们或我们的当政者,你要让你的人民不抱怨,你要让你的人民对你理解,你要让你的人民不走上街头,你首先给明确和保障他们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不是封建社会给予他们的权利,而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没有这一点,请问我们有什么理由,我们有什么资格,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没有!

第二,要有权威的司法制度,要让司法成为民众权利救济最后的底线。一个现代社会,社会成员之间或民众与公权机关发生了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权利被侵犯了,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假如我们的司法不能保障民众的法定权利,我们的司法不能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底线,我们有什么资格和理由要那些权利受到损害的民众不抱怨呢?事实上,我们今天司法体制存在许多问题,我们的民众已不那么相信司法能给社会带来公平和公正。无论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当事一方都有可能告诉你,"我不服!,因为司法腐败!"为了这个不服,公民选择上访,选择进京寻找大领导的上访,他们中有人为"领导批示"在北京坚持数年。而我们的执政者却对信访这种典型的人治制度津津乐道,甚至把其当成主要的社会救济方式。而现实中,民众则在长期的上访中因被劳教或送进精神病医院失去了对国家司法的最后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就相当于给他们麻醉剂。是不理要求我们的民众被打左脸,还把右脸给你吗?这是不行的!我们要抱怨这个不公平的司法制度,而且不仅仅是抱怨,我们还要抗争。因为有了这个抱怨和抗争,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公平公正而有权威的司法制度。

第三,要有真正的代议制度,让我们的人民代表真正能代表人民。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直接管理这个国家和社会,我们需要自己的政治代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代议制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结晶。我们可以通过选票决定谁来代表我们的利益。这种制度,我们有吗?从行文法来说,我们是有的。但现实中,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多少参加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你们投了谁的票?我不知道谁是我的代表?我们只知道有三个代表,但是我不知道我的三个代表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改变,假如这一点也不能改变,你怎么叫我们的人民不抱怨呢?你在中南海要求全国人民不抱怨,你在复旦大学告诉大家不要抱怨,还开展不抱怨运动。我告诉你们,不改变这种制度性的缺失,民众就会有抱怨,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不抱怨的运动。

第四,要有一个开放的媒体,让民众的抱怨有正常的宣泄。假如今天我们所有人都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只能在家里抱怨,可能最后走向街头,用大砖头表示他的抱怨。为了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和不走向街头,我们就需要给他们抱怨的机会,让他们有正常的渠道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而不是给他们一个类似鸦片的"不抱怨运动"。

我说的这些观点,主办方也许不高兴,没有关系,下次不请我。而且,我认为主办方也不会不高兴,因为你们主张不抱怨。那么请首先不抱怨我,假若这一点也做不到,那就很难说得过去了。而且,我也并不是为了与主办方作对。我讲这些,实际上就是在表达我们这个社会应如何对待弱者的情绪,特别是制度建设方面的内容。这实际上也一个大国应的。今天上午几位演讲人都提到了中国已成为了大国,而且正在走向世界。我则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进行必要的制度建设,何来的大的国呢。中国社会的软实力在什么地方?首先在于我们的制度建设,在于我们人民对我们制度的认同。假若我们的民众有一天告诉你,无理拆迁、司法不公、被代表等等都成为不可能时,我们才有资格说中国已有成为一个大国的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实力,这就是中国走向社会、走向世界的真正的实力。

谢谢各位。

主持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

问:其实我觉得教授讲的抱怨和不抱怨实在太好了,听了以后觉得特别的爽,因为我特别喜欢打太极,我觉得抱怨和不抱怨就是太极一边阴一边阳,而老师讲的制度和权力就像中间的二次函数一样,抱怨和不抱怨,说不抱怨也是抱怨,就在一线之间的,就是要明确一个制度,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老师说中国没有宗教,我忘记哪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中国的儒教就是一个教?我想请你回答这个问题?

于建嵘:我理解的宗教应该有一个终极关怀,中国的儒教没有终极关怀,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规则,所以我一般认为这种东西能否称之为教可以讨论,即关于终极关怀的问题。道教有终极关怀就是长生不死,它的信仰就是人可以成仙。我讲中国主体文化中没有宗教,不是讲没有信教的人,中国信基督教的人据我们调查有6000–7000万人,难道说他们不是中国人吗,问题在于中国主体文化中没有包含一个终极关怀的意义。我是这么理解的。谢谢你。

上海笑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杨晓:于教授我们昨天已经聊了一些,你刚才讲的我觉得我能够接受,你说要通过抱怨来采取行动,行动跟抱怨的区分,你的标准是什么?

于建嵘:我没有鼓动老百姓通过抱怨来改变社会。

杨晓:你觉得社会有不公,去提升的方向,更好的方向,采取行动,比如发言的时候,如果我发言跟我抱怨有什么区别?

于建嵘:从杨老师的表情来看,她对我批评他们开展不抱怨运动,没有抱怨。我是这么看的,我认为抱怨不抱怨是民众的一种情绪的反应。执政的人或者知识分子应该更多的去理解老百姓为什么抱怨,而不是说你们都不要抱怨。我说知识分子应该去研究民众为什么抱怨?为什么走向街头?为什么砸你的市政府,为什么打警察?执政的人要知道,我应该怎么改?改到老百姓对我认同,改到老百姓说我真的执政为民。实际上很多人可能了解,中国的民众是最没有抱怨心的,你看看我们的农民,你到中国的农村去看看我们的农民,你不对他进行剥夺他就谢天谢地了。他们最没有抱怨心的,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有抱怨?因为你抢了人家的土地,你拆了人家的房子,难道还不让人家抱怨吗?我们知识分子要做的不是今天在这里论道,让老百姓不抱怨。我昨天看到杨老师时,就做了两个判断。我说杨老师你是有宗教关怀的人。她说是的。第二你是一个生活过的很好的人,所以杨老师充满着一个心态即我不需要抱怨。我今天在这里讲,我们面对中国民众的苦难,我们知识界不应该对民众发起呼吁不抱怨,甚至开展不抱怨运动,我们应该怎么去研究和理解今天中国民众的苦难,我们对当政者说,你们怎么改变你们的制度,使我们民众不抱怨,而不是自我麻痹。

问:于教授你讲的非常好,我是上海工业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我叫吴冬,从今天你的讲话当中使我想起当年龙应台有一名言:"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只是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有独立的看法在中国是不是一个主流?第二我们现在的执政者对你所讲到的一些问题和指明的方向有没有在短期能实施并且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的可能性?谢谢!

于建嵘:两个问题都不好回答,律师和别人不一样。第一我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中国有多少象我这样的人。真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心里想什么说什么,所以今天我对会议主办方发起的不抱怨运动进行了批判。如果今天有所顾忌的话,我可能不会这么讲,我可能讲的比较克制。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杨老师已经说了她不抱怨,她抱怨的话最多下次不请我。所以对执政党是否会听我们的,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关于引进西方制度就更不好说了。以信访制度为例,我曾经与中国的信访高层有过很多次正面的冲突,很多媒体登过,包括国务院法制办人有过冲突。我改变过什么?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只是心中充满了忧虑,我只是说我们可以仰望星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包括今天会议主办方发起的不抱怨运动,尽管我这样批评了,人家要发起还是要发起的。我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依然说出我心里所想的东西,这是我的看法,谢谢你。

问:于老师你好,刚才听了你的关于抱怨与不抱怨的讲座,我觉得很感兴趣的,关于你所倡导的四种机制,我个人认为前三种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相比第四种开放的媒体,我觉得相比前三种可能产生的效果会慢一点,近年来我们对新闻媒体报道独立性的开放,包括央视新闻也是这样已经在改了,即增加突发事件的报道,但是一些群体事件往往都是一些网络媒体的报告最后才引起官员的问则追究,现在我们的媒体和论坛也开始关注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关注细致到什么问题,比如你白天开什么会议?抽什么烟?晚上喝什么酒?甚至晚上跟谁睡觉都深入的揭发一下,我觉得我们改革的突破口还是媒体独立的报道,这样可能会好一些,你能否根据近几年发生的突发事件给我们分析一下中国媒体的作用进行抱怨与不抱怨?

于建嵘:对于媒体我有比较深刻的感受。我认为现在的媒体实际上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开放。现在的感觉开放了,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的开放。网络开放是由于有现代科技本身的特点,不是领导人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它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我经常写时评。前不久我写了一个评论,评价深圳市长的问题,我投给了南方的一个媒体,因为它开了我的专栏,后来他给我回了一封信,一般我们投稿过去,他会给我们回信,他说对不起,这篇稿讲的问题很敏感,被主编和谐掉了。我给他回了一封信说:自宫比强奸更可怕。我投给了上海的东方早报,当天就登出来了。为什么上海的东方早报可以刊登出来,而我们南方那么大的报纸不敢刊登呢?因为他们要自我审查。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一般给人家写稿子说不用不用为难,你告诉我一下就行了。但是我的稿子一般没有被枪毙的,因为我写的时候会注意哪些地方和谐。我感觉,我们今天的媒体远没有早几年开放,为什么现在许多问题通过网络可以表现出来,我的结论依然是它没有办法,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在研究怎么控制网络媒体的信息传递吗?我最近一直在提倡研究一个课题,就是现代科技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比如,自从有了复印机,中国的农民和地方政府生态发生了变化。农民突然有一天把中共中央的某个文件复印之后贴在那儿,问你们为什么不按中央文件办?一般地方政府都会很惊讶,也很被动。假如没有复印机,中国的农民敢不敢说这句话,不敢的。我调查信访这么多年,信访农民保留最多的就是复印的文件。所以现代科技实际上已经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不是由于愿意改变而是被迫的改变,这是我的结论。谢谢。

Categories: 他山之石

崩溃是大一统的宿命

2009年9月6日 96 則評論

边疆是地理和权力的双重边陲,王力雄探险西域,挑战书写极限,铺陈藏族维吾尔族兴衰存亡史,沁透对中华帝国的崩溃感。

● 北京作家王力雄在新疆考察。

王力雄说:「一九八四年,我曾一个人用筏子在黄河漂流三个月」──这恐怕不仅是他写《黄祸》的起因,也是他后来二十年关注边陲的一个源头。九一年我初读《黄祸》手稿的时候,不知道他漂流过黄河,我作序曾极力推崇其「崩溃寓言」,而没有发现王力雄更奇特的一点,即他是中国人里很罕见的探险者(explorer),尤其是在他那一代人里──「共和国同龄人」、「红卫兵」、「老三届」?或许,文革大串联和文革后的高考升学,释放、取代了这一代心理上的某些东西,而「上山下乡」尤其「支边」的范围,也曾包括边疆,不过绝对不是「探险」。王力雄则是这个世代的异数。

「亡天下」里的西域探险者

「九十年代数次驾驶汽车在西藏长途旅行」,「十几年来,我走遍了西藏的所有地区(包括青、川、甘、滇四省的藏区)」;「从一九八○年,我前后九次到新疆,走遍了新疆每条主要公路,到过所有地区,五次翻阿尔金山,三次穿塔克拉玛干沙漠」──他这种「探险」经历,同龄人里曾有几人?日后,这批同龄人里「大一统主义者」比比皆是,或许跟没有这种经历有关,也未可知。「探险」给了王力雄别一番「眼光」和思路,是显然的。

「探险」在中文语境里,不具有西方式「拓疆」(frontier)和「殖民」(colonize)的含义,毋宁只是一种山河勘查。比如明末顾炎武,在清兵入关后从江南到北方游历,用两匹马、四匹骡子,驮着书箱,遇关塞险要便访老兵,与书本核对,二十多年里在山东、山西、河北来回奔走,晚年才定居陕西华阴,着卷帙浩繁的《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总结宋代以来不谙地理而至亡国的教训。与三百年前的亭林先生相比,王力雄所处世道,虽无「亡国」之虞,恐已在「亡天下」之列,他又在《黄祸》里进而极言天灾人祸导致文明沉沦;而游历边陲使他所忧患者,更不在华夏汉族的「山河」版图,而在边陲异族的生存危境。二十年间,他也有两部专着发表,关於西藏的《天葬》和关於新疆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

这两部书,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边疆民族兴衰存亡史,或可称为当代史里的《藏族志》、《维吾尔族志》,无疑也是一种人类学研究成果,甚至可以当作一个智库提供的报告;它们在体例上也很难归类,《天葬》乃是纪实、游记、当代史、人类学研究等多重书写的汇合,展示了历史/现实、神界/人间、政治/经济、困境/出路的立体西藏;《我的西域,你的东土》,则是回忆录、访谈和书信三种体例,综合而成关於新疆的全方位思考。在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中国,靠一个人的单独力量来完成如此宏大、浩繁的研究课题,真可谓奇迹;若从人类学研究角度来看,王力雄在一种「探险精神」支持下,完成了孤独的田野调查。

王力雄则对自己有清晰的界定,他说他的基本判断不是来自对文献、资料的研究,而是来自「亲身经历和体验」所提供的感觉──我在许多藏民的牛粪炉旁喝过酥油茶,在不同的寺庙求过宿,会见过各个级别的政府官员,採访过当年的农奴和贵族,也和西藏的驻军打过不少交道。」(《天葬。自序》)他说他搞的不是「学术」,也拒绝提供「真理」、「药方」。

孤独,甚至恐惧,是王力雄在其西藏述中反覆提到的一种感受:他漂流黄河时,日记里有「高原上的孤寂跟真空一样」、「孤独一个在无边无际的天地和荒凉之中」、「恐惧渗入身心、充满每个细胞」等记载;他并以孤独、恐惧来解释非藏族的「无人进藏」,也强调其为西藏宗教意识的一个人间根源,这种认识主体介入很深的观察,跟他又刻意「换位思考」於客体,形成极有张力的互动,乃是他的边陲意识的一大特色,后文还会涉及。

他的边陲考察、採访,在近二十年中国平庸的纪实性文字里,是作家拓展书写疆域、突破资讯封锁乃至挑战体力、心力极限的一个特例;更遑论九十年代以后,民族主义升级为官方意识形态,「汉族至上」思潮和话语霸权在民间蔓延,民族问题成为禁区,王力雄在这种氛围下展开他的新疆考察,一九九九年被捕并在监禁中为抗拒逼供不惜自杀,险些丧生。就凭这几点,王力雄也堪称非虚构文学和人类学调查在中国的一个「探险者」。

对中国「大一统解体」的研究

由黄河溯源而上青藏高原,是一个双重的隐喻:既在地理上从中原到边陲,也在权力网路上从中心到边缘,所以西藏、新疆等区域,与中国/汉族的关系,也是一个双重的「中心—边陲」,其间複杂的历史、文化、政经脉络,可谓「剪不断理还乱」,而王力雄作为一个来自中原的汉人,他所投射的边陲关注,在这种「双重性」里如何定位,令人瞩目。

无疑,王力雄面对边陲的焦虑,一直是投向「中心」的,即根本上他是在面对专制中国走向分裂的危机。为什么他写完黄河溃决氾滥之后,马上就意识到一个更大的溃决呢?他从「黄祸」开掘出更深一层的忧患:「大一统解体」研究──他是这个领域里第一个认真的汉人,除此之外,中国只有狂妄的民族主义分子和愚昧的大汉族主义者,其特徵除了武力胁迫、轻言战争,就是阿Q式的恃强凌弱和虚言「反帝」的受虐倾向。比较搞笑的是,当 「说不」世代一浮出地表,中国边陲也响起了另一种「说不」:台湾、西藏、新疆。

上述三个潜在分离板块中,台湾最抢眼,声音也最大,另外两个板块则沉默得多。其实,「台湾板块」因孤悬海外,中国势力不逮,惟有恫吓和围堵可施,若非岛内尚有国民党和外省人,以中共蛮横的对台政策,此岛恐已裂去。所以,若检视中共「大一统解体」控制方略之成败,要看另外两大「板块」──西藏等於六十六个台湾、新疆也有四十六个之多,「大一统」裂痕已深入骨髓,只是被掩盖着,或者大家装着看不见,王力雄则偏要「哪壶不开提哪壶」,而他那「不是结论」的结论,更指向悲观的「无解」境地,他命题西藏一书便说:「我给这本书取名《天葬》,就是取自这样一种意象──西藏在被撕裂,西藏正在死亡。」人们又何尝读不出另一种「天葬」:大一统中国的解体?

「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共产党标榜「国际主义」,骨子里却是帝国主义,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皆然。毛从不掩饰其帝王心态,称王「第三世界」,对於中国版图,则是重返康熙的夙愿。毛的民族政策,以「阶级斗争」和无神论折腾有信仰的边疆民族,惹出五九年西藏暴动及达赖喇嘛出走、六二年六万人逃亡的新疆「伊塔事件」;从邓小平开始的「改革」,名为纠「左」,实则改为赤裸裸的控制:经济上的「输血」和「掠夺」双管齐下,并不动声色以移民改变两个边陲的「人口比例」,愈加驱使维吾尔人藏人的离异之心,而弹压变本加厉,庞大国防军沦为护院家丁。

王力雄的西藏考察始於九十年代,因其焦虑一直投向「中心」,则他对「大一统解体」的思考,势必陷入所谓「改革话语」的罩门。他说:「之所以研究西藏问题,是因为我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挑战会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政治改革能否成功,甚至决定政治改革能否开始。专制权力总是把国家分裂的危险作为拒绝政治改革的理由。」其实不仅中共从无政治改革的丝毫意愿──「改革找死,不改革早死」,中国的「大一统论说」也确有同样的悖论:实行真的自治,便是分离的开始。这是为渊驱鱼的中共民族政策的逻辑后果。民族问题的终结,在於中国未来宪政的设计,须基於「种族平等」原则,否则无从谈起。

● 新疆的主体民族维吾尔族人。

中庸之道与换位思考

中国人的价值观因欠缺人权维度,则断然不会有种族平等意识,这是「大一统」的死局所在。但是一项人类学研究,对於价值层面的东西,是无可如何的。《天葬》开篇就介绍了西方「主权体系」与东方观念的纠葛,不过我觉得,当代中国人(中原人)对西陲的看法,跟古代(中世纪)汉胡/华夷之间的征伐、怀柔那一套相去不远,只不过羼入了一截「近代耻辱」之后,其「受难遗产」多为负面、病态,大汉族主义特别亢奋,且有「民族自闭」倾向,听不见它的受难者的声音,而汉族精英中,对边陲异族秉持「同情的瞭解」者凤毛麟角,甚至「自由化分子」多数也持「大一统」理念。

汉唐间有「昭君出塞」、文成公主等西域美谈传颂千古,究竟讴歌的是什么?难道只是那种为汉家「赎身」的奉献,而没有一点对异族「同情的瞭解」?不错,那时强虏环伺边陲,中原积弱,难道如今人家衰落了,我们就连昭君文成也不稀罕了吗?中原的强大,若无盛唐的胸怀在期间,「大一统」只是一个空囊。

「同情的瞭解」又谈何容易?王力雄的西藏考察,几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同步,而他挣扎其间的轨迹,也是明显的。他告诉亿万汉人(对西藏的常识只有才旦卓玛和小调「在北京的金山上」)几个匪夷所思的事实:高海拔与信仰是西藏文明的「核保护伞」,但边防又成为它的死棋;「大西藏」的「自治」,近乎是共产党丢掉四分之一江山,而一个达赖喇嘛就可以撬动整个地球……对於西藏问题,王力雄避免「斧子一边砍」,试图在北京与达兰萨拉之间找到一个公允的中间点,他几乎是摆足了双方的局限和弱点,以期引向妥协的「双赢」终点,毋宁是中庸之道,一种传统中国智慧。

这样的「中庸」,被王力雄带到世纪末的新疆,就再也用不上了。偶然的原因,是他的西藏考察模式不能沿用於新疆──他为了一本官方的新疆《文件彙编》而被捕;但深究一下,他遍游西域,进入异族的内心没有?《天葬》里藏人的声音是不是被过滤了?他反省道:「直到我入狱前,走遍了新疆的我,没有一个维吾尔朋友……至今,我未见任何汉人研究者真实展现过维吾尔人的内心。」不能「中庸」的结果,才使他开始「换位思考」,「那次入狱给我的最大收穫就是结识了穆合塔尔。这本书正是因为有了他,才有了现在的角度──不再居高临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维吾尔人中间。」(《我的西域,你的东土。前言》)这本新着乍看没有《天葬》系统面面俱到,却是第一次由汉人替维吾尔人系统地向「大一统」体制发出抗辩,从民族自治、经济分配、宗教政策,直到汉族移民等一揽子冲突、难题,在伊斯兰文明深陷困境的今天,王力雄此书的先锋性,莫道汉语世界无人比肩,在与伊斯兰相抗的整个国际视野里,也是空谷足音。

中华无奈:帝国骄横,边陲淒凉

我作序《黄祸》时,称王力雄「有一种强烈的崩溃感一直在内心冲击他」,这是我跟他最有同感的地方,而他的忧虑毋宁首先也在大一统的主体汉人这一边。他致穆合塔尔的信中,谈到「中国离九一一有多远?」,谈到恐怖袭击摧毁三峡大坝,那便是他曾描写过的「黄河大溃决」,变成「长江大溃决」;他又进一步分析中国「大一统」有别於联邦制国家,其解体一旦开始,「可能变成一个找不到终点的过程」,「汉族地区为什么就不可以分离呢?」中国将四分五裂。

就避免灾难性的最坏后果而言,中心与边陲是均等的。在理念上同情支持西藏、新疆的独立权益,并非难事,难的反而是以平常心检视这种后果的灾难性,这是一种「伦理责任」。王力雄从「换位思考」更走向「设身处地」。他想像西藏「独立战争」的不寒而栗,「为数几百万的藏人将与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进行漫漫无期的较量,承受一场接一场在西藏本土进行的战争和巨大消耗……」;他也对穆合塔尔说:「新疆所有当地民族加在一起,不足中国汉人的百分之一。在人口和实力相差如此悬殊之下,如何指望用战争方式获得独立呢?」而且,独立未始不是继续分裂的开始,因为新疆是民族关系最複杂的区域,并非只有一个维吾尔族,未来的民族冲突会很暴烈。

王力雄也没有忘记告诉维吾尔人:「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共当年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从不吝惜使用暴力,也毫不顾忌伤及无辜,以今天标准衡量,可算地道的恐怖组织。」他还给穆合塔尔讲了一个当年中共武汉地下党策划刺杀蒋介石的故事,方案选择的竟是在一个群众集会上,一百二十五人一起扔炸弹。在「恐怖主义」的竞赛上,伊斯兰极端分子跟共产党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其实,这已是眼前的事实。后「六四」二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奇迹」催肥「民族主义」,也将「大一统」充填成巨无霸,越发大刺刺的骄横起来,其效应便在「三一四」拉萨事件和「七五」乌鲁木齐事件,皆突发、血腥、扑朔迷离,国际社会如坠五里雾中,眼睁睁看中共将藏维两族玩於股掌之上,事后还不忘朝西方抹泪说它遭到「恐怖袭击」。在世间浑沌的舆论,和众多疆藏问题专家的分析中,我看只有王力雄独到而敏锐,指出新疆「巴勒斯坦化」、中国民族矛盾升级为种族对立;他并指激化原因,乃中共在民族地区实行「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政策,后来发挥成「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其背后的利益驱动,是所谓「反分裂」的职能部门要「吃反分裂饭、升反分裂官、发反分裂财(平措汪杰语)」,而「所谓的「分裂」越严重,帝国赋予这些部门和人员的权力就会越大,输送的资源也会越多。这决定了他们从本能上会希望「分裂」问题始终存在。」这样的凌迫,正在把不杀生的藏民族逼向武力反抗,也把温和的新疆穆斯林激往极端。

王力雄的崩溃预感越来越严重了。他谈到沙堆结构的「一体性」,达到「临界」状态时,任何一粒新沙的滴落,都会导致沙堆整体坍塌。「大一统」结构正是趋近「临界」的一个沙堆。中共的骄横,恰好是它的无奈──不仅要维系专制,还必须在一个巨型结构里维系,崩溃是难逃的结局。王力雄的另一部《黄祸》正在预演。

本文作者為《河殤》作者 本文来源:开放杂志

Categories: 他山之石

RFA专访:伊力哈木·土赫提透露被软禁经历

2009年8月27日 43 則評論

抱歉,博客很久没有更新,博主责任不可推卸。除了前些日子身体不太好之外,就是因为想花点时间,想让自己冷静思考,认真回答大家的说法,也希望时间能让大家冷静。

伊力哈木·土赫提先生是维吾尔族之中最为温和的知识分子,连他都要受到政府的不公正待遇,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国政府一个很简单的政策:不准维吾尔人有任何独立思考的主张,哪怕是支持统一的主张。只准跟随中央以及中央在新疆的代办人王乐泉的路线。

如果在七五事件过去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来到我的博客的所有朋友,不论你是支持同情哪一方,持什么论点,至少应该看到维持思想独立的珍贵。

在这个平台上有很多珍贵的讨论,也有很多的谩骂。对于谩骂者,我有一些话。如果你的言论基础就是暴力威吓,在网路上的发言没人会害怕,真是浪费别人的时间,(当然也浪费自己的时间,但我也看不出狐假虎威,以别人的暴力作为自己威吓别人言语基础的人能有什么更好利用自己时间的事情。)如果你的言论是出于激动的情绪,但你也相信在网路上的互相谩骂只能达到抒发自己情绪的目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助益,那么,请从现在开始停止这种情绪性言语。

听听伊力哈木·土赫提教授的话语,想想他的话语跟自己的想法有何不同,再想想自己错在哪里。活着的人欠死去的人一些东西,至少,我们今天能够冷静下来,审视导致悲剧的原因,是我们理应承担的责任。

2009-08-24
七月初开始对外失去消息的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族经济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日前恢复了对外通讯以及部分行动自由。他周一接受本台专访,透露一个多月以来在北京市国保警员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软禁在住所和宾馆,对外通讯隔绝以及日夜轮翻被谈话的经历。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报道

伊力哈木•土赫提:这两天我出来了,在外面。我是星期六已经在家里了。今天我不知道我能出来呀。他们不在我也怪不习惯的现在。我今天就是开车转了一圈北京城。

记者:也有公安人员表示你是放暑假了就是不在北京这样的说法,你有什么看法吗?
伊力哈木•土赫提:我没有去过外地,没有去过新疆,我没有过过节日。我也没有带孩子出来散散步,我没有出来过。哪叫放暑假呀?

记者:那么,您的家人也一同是被他们看着的吗?
伊力哈木•土赫提:家人跟我一块儿,绝大多数。

记者: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呀这一个多月?
伊力哈木•土赫提:就是聊天吧,每天聊天,没完没了地聊天,不停地聊天,白天黑夜地聊天。

记者:是在哪里呢?
伊力哈木•土赫提:住所也有,宾馆也有。

记者:宾馆的时间长不长呀?
伊力哈木•土赫提:两个礼拜吧。

记者:也是在北京,是吗?
伊力哈木•土赫提:中间地区吧。

记者:这个过程里头没有说对你有什么不人道的对待,是吧?
伊力哈木•土赫提:不是。他们很礼貌,除了程序不合法。

记者:跟外界完全都是割断了消息,这样?
伊力哈木•土赫提:我没有阻拦消息呀,没办法。

记者:就说这段时间完全打断了你的打电话和上网的通讯,是吗?
伊力哈木•土赫提:我就没有那种条件。前天开始我这个手机开机了。

记者:但是对于这种没有任何法律文件这样的?
伊力哈木•土赫提:对,没有任何东西,讲话呀,一个司法程序,对不对?始终是没有法律程序。我是拥护法律的,也是法律的倡导者。

记者:这个聊天的内容主要是围绕什么呢?
伊力哈木•土赫提:我也不知道他们,始终没有说给我具体的什么罪。但是既然是国保的话,肯定跟国家的安全和政治有关系吧?他们很关注高官关注的这些问题吧,也可能是担心我说什么话吧?

记者:那现在有什么担忧吗?
伊力哈木•土赫提:他们说得很清楚,现在通过调查呀,包括把电脑带走呀,还有别的。然后觉得我没有任何的违法的行为,也没有煽动行为,但是将来可能实施法律,搞我的名誉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不知道领导的意思,最上面领导,所以可能有反复。

记者:可能会有反复,是吧?
伊力哈木•土赫提:可能性大吧。因为他们也做不了主嘛。就像说我没有任何问题,甚至某些方面觉得我做得特别对,但是不明确吧,看领导的态度,最高层领导的,对吧?

记者:有没有什么警告,就说最好不要怎么啦?
伊力哈木•土赫提:警告,你看怎么理解,我汉语不太好,人家汉语用得老司机一样嘛,当然有了,那种东西。

记者:我们知道您的最后消息就是说您7月8号的时候和朋友通过电话说可能要被……
伊力哈木•土赫提:我是韶关事件之后,就是每天差不多24小时跟他们一起吧。虽然我那个时候能上网,能打电话。然后往前走的话就是从去年5月份开始90%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奥运会前就一直跟他们在一起。

记者:前天开始是不是他们就没有再和你一起了呢?
伊力哈木•土赫提:对。这几天没人找我。

记者:每次大概是有多少人来找你呢?
伊力哈木•土赫提:有时候两个,有时候三个,有时候四个。

记者:那么,您一直在民族大学里面教书吗?现在还是可以开学以后继续在那边教吗?
伊力哈木•土赫提:我不知道,因为那个中央电视台不是说我是大肆煽动吗?我现在没撤销。那么,我作为一个分裂分子,我怎么面对他们吗?

记者:但是学校方面没有直接跟你谈过什么,是吧?
伊力哈木•土赫提:我没见过他们,他们也不知道吧,我的情况?

记者:经过这个事情以后呀,你言论或者异见方面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伊力哈木•土赫提:现在中国往前走呢。无论怎么样?我现在也给你打电话呢,对吧?你给我打电话,对吧?应该尊重人格吧,自己的人格,包括别人的人格。争取公益方面应该更积极一点。我们国家往前走,我觉得这个潮流谁都阻拦不了。暂时的麻烦,哪怕暂时的黑暗是会过去的。

记者:你的维吾尔在线呢,还可以……?
伊力哈木•土赫提: 维吾尔在线现在是有绝大多数管理员编辑,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下落,联系不上。三月份的时候也有传唤的,新疆的,北京的也有嘛。我从法国回来之后。但是现在具体的因为我也试着联系他们,然后炒作的人是我们北京也有,在海外留学的,三月份之后出去的我们的管理员,他们在管理我们的网站,我也很感谢他们。我现在也跟他们没联系过,我现在今天跟你们谈完之后,没准我的电话可能又断了吧?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再采访伊力哈木.土赫提:刚自由两天 再有警察看守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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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恢复自由两天的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周一晚间曾接受本台电话采访,而当他回到家中后再次有警察看守,并且对他发出警告。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在不知道对外通讯还能维持多久的情况下,伊力哈木周二凌晨通过与本台记者的通话,滔滔不绝地讲明他对于民族问题的观点,也就维吾尔在线的十几名工作人员被政府非法关押或非正常失踪的情况呼吁关注。

记者:“怎么警察又在你边上了吗?”
伊力哈木:“对”

记者:“你是在家吗?”
伊力哈木:“对,我是可能是快要被判刑,快要被死刑了,可能是快要被处理了!我们就谈这个事!”

记者:“是今天晚上才谈起的是吗?”
伊力哈木:“对, 我可能前途不好啊!你今天打电话行,明天也许联系不上!”

记者:“这样,但是现在有多少警察在你家?就睡在你家吗?”
伊力哈木:“我不知道,只有一个!”

记者:“现在就在你旁边?”
伊力哈木:“对。”

记者:“就是说你只自由了两天是吗?”
伊力哈木:“对,我给你说这样的话吧, 你不要问我 。一,我没有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第二,我反对任何暴力活动,这种暴力是来自维吾尔族、汉族还是政府;第三,在乌鲁木齐新疆事件7.5、7.7还是6.26, 我都不愿意看到的。人没有错,我们平实的老百姓, 必须得好好地活。表现就是人性的善意。 然后呢今天我接受你的采访, 因为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刚从美国使馆的参赞跟他谈话离开,的确很对不起他,我说讲你们的大事,时间比较长,然后我们一见,后来我说对不起,然后商量美国媒体的采访一下,美联社很多新闻记者今天要跟我联系, 后来我一想,我还是想选一个华文媒体。为什么? 我们毕竟和汉族同胞不能为敌,跟人不能为敌,政府是另一码事, 维吾尔族面临着很多问题,跟汉族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尽管在宣传体制上有人利用,把问题挪到两个民族的问题。人也好, 民族也好, 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互相好,互相爱护,互相尊重,这才是我们的出路,也是我们互相教导的这种文化吧!应该是。我的同学、我的老师、我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可能是汉族,我爱他们,我现在最不敢面对的就是这些人,为什么? 新疆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说我是煽动,我怎么面对我的老师、面对我的学生?但是有一点, 我总是信了,我也是看到了很多国内外的新闻,我不能说不真实, 但我觉得可能有问题,虽然我不了解一些真相。真相我们也无法了解。新疆网络断了, 通讯也断了。那么老百姓很容易在现行体制和环境下, 民族情绪,老百姓调动起来。 但无论怎么样,我不认为7.5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是什么?将来我们怎么一起生活?而不是被人利用,我们必须得一块生活,必须得好好生活,必须得当朋友,必须相互理解,这是我的观点。我可能是说多了啊, 你今天给我打了几次电话, 所以我给你说这个话。”

记者:“如果我们明天接触不到你的话,你希望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

伊力哈木:“我希望你们不要对任何污蔑的话, 因为现在他们要把我的电脑带走了,查我也很厉害,并且这个查是从去年5月份开始的。以前是跟他们一块, 我没有任何阴谋。可能现在的体制和习惯,可能是给我扣帽子。我不可能反对一个民族,我也不可能煽动暴力。但我坚决维护维吾尔民族法律的权利,坚决维护维吾尔民族将来文化、教育、宗教和经济方面的权利。我们一千万人口的民族。汉民族太大了,我不是反对汉民族。 中国最不好的时候, 我们跟汉人跟这个国家在一起,现在中国发展了,三十年我没有受到不能说没有享受,也有发展。但是呢我们确实人权出了问题,就业方面,文化方面,确确实实是有问题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我希望我们平等,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也不要汉族同胞用自己的角度出发给我们出主意和评价,听听我们的声音。老百姓没有问题,维吾尔族90%多就是农民,他哪儿有那么多的政治呀?他们那么多的网上,上过吗?说是网上煽动?他们知道吗?不知道,也甚至听不懂,对不对?说白了,我不希望有些人为了权力,为了维持自己的体制,自己那个地位,要权,要钱,让两个民族对立起来,这样对将来不好。我最希望的是万一我没有跟你们联系上,希望你们关注我们维吾尔在线一些人,已经被政府关起来了,我确信中央电台维语部的买买提阿布杜拉记者已经一个月失踪了,这个很确切,逮捕了。但是呢知道现在没有罪行,没有司法程序,没有翻译程序。我不是为他辩护,应该是律师辩护,司法辩护。这个国家不仅是汉人的,也是我们维吾尔人的,这个国家是我们五十六个民族的。我们必须得维护这个国家的法制,让这个国家有尊严,让这个国家的人有尊严。我想我们这个国家的法律是不是完善,还是什么?大家都很清楚。哪怕是不完善,希望在现行的法律之内按法律办事。我昨天出来我就问他的家庭,他真的知道现在他的亲戚,妈妈都是很担心,没有消息。还有第二点,在新疆的我们的版主管理员,我从法国回来之后被处理了。传唤的传唤,该没收电脑的没收,该每天报道的报道。现在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然后我也确切知道有些人已经丢了,这些数目不是一、俩、十多个。我希望我们这个国家无论什么民族,尊重多样文化,尊重法制。我们愿意跟汉族同胞在一块儿,甚至我反对分裂这个国家。我这是热比娅也不喜欢其实这个观点,最近这几天放我之后,国外的网站批评我,甚至世维会的网站屏蔽了我的IP,我上不去,因为我要自治,反对分裂。我希望我们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之内相互尊重,把这个国家搞好,把我们的生活搞好。我不相信一般老百姓那么有仇,真的不相信。我在新疆我了解我的民族,哪有那么多仇呀?人家说跟从6.26跟七五事件有关,6.26到7.5,维吾尔族碰过汉族吗?打过吗?没有呀。但七五尤其是发生了什么,谁知道呀?谁弄的?谁会祸的水? 谁知道呀?谁都不知道。但维吾尔族整的汉族,为了报仇,从6.26 到7.5,他为什么没有碰汉人呀?甚至在和田和喀什,没有哇。我有很多疑点。但我希望我的民族看得明白,不要最近西方的人关注就很兴奋,要分裂这个国家,没有前途,害了我的民族。我们的前途还在北京。把这个国家搞好,就是同胞哇,说实话。我们的问题我们一块儿解决,我也不希望国外的恶意地接触。可以不是恶意的,从人性的角度。我汉族,维吾尔族的,太关心这个事儿。但恶意利用少数民族问题或是别的问题,我是反对的。我希望我们各个民族,尤其是中国的一些大民族搞得好,才能对国家好,才能我们的民族好。我们从人性的来思考。分裂不分裂其实不重要,要做选择,分裂对维吾尔族不利,这个不是维吾尔人的前途,所以,我拥护统一,我希望我们这个国家好,我的民族好,各个民族的关系好。6.25 也好,7.5 也好,7.7也好,我是反对的,但是我反对分开6.26, 7.5 和 7.7。谈任何7.5和7.7 ,7.7 死了多少人?谁知道呀,是不是7.5多?谁知道呀?我现在不说,我心里有数我才说的,但我不希望,那怕这个国家还是外面,充分冲破社会恶魔呀。我希望我们中国人将来成为骄傲的中国人,无论是维族还是汉族。我不是说这个政府呀,也不是说是什么党,我认同这个国家,不一定认同这个政府,不一定认同这个党,但我认同这个国家,认同这个民族,无论是汉族还是别的民族,我希望我们活得好。

记者:如果今天晚上以后您被带走了,在法律上面有什么安排吗?譬如说法律援助方面?
伊力哈木:没有,始终他们没有给我安排一个法律程序。他们也承认。我也不相信他们将来给我安排程序。我也听说过我可能死呀,我是蚂蚁呀,对吧?但这个无所谓,只要为将来。人就这样嘛,我就是理想主义者,就这样子。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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