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爾開希的流亡筆記

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经历五十天，仅北京，参与学生就超过十几万，上街声援学生的民众几百万；到后期，更有知识分子、工人、新闻工作者都组成自己的组织，直接参与；全国发生学生、民众上街游行的城市超过两百个。如果政府顺应民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当会更快，更深化，我们今天的国家也会更自由，更有尊严。然而，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运动最终还是以中国政府出动军队血腥屠杀告终，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一个巨大的悲剧，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冲击程度之大，难以估计，应该说，二十年之后，还在发生着影响。

前两天在推特上与网友互动，同时与几百位推友讨论（我在推特上的跟随者有七千多位，以此保守估计当时在线推友数字），其中有两位提到当时牺牲的解放军，口气有很大的不谅解。当我提到八九学生是和平请愿，静坐绝食时，一位推友写到“解放军都是一不小心把自己挂到金水桥上的咯？”虽然因为推特的特点不能长篇，只能用一句话表达意思，但指责学生的意思还是相当清楚的。

我的回答如下：“我没这么说，但解放军是来杀人的，不是示威群众跑去军营里杀解放军的，此其一；解放军先开枪，群众出于报复还手在后，此其二；解放军杀的人要比被杀的解放军多得多，此其三；解放军有枪，群众手中只有砖头，此其四；解放军今天仍然不准人谈及此事，而被杀的连去祭拜都不准，此其五。”

重复一次，推特的特色是只能用一百四十个字表达，上面这句话，我还是用两次才发出，实在觉得没办法说得很清楚，所以在这里赘文引申一下。

“解放军是来杀人的，不是示威群众跑去军营里杀解放军的，此其一；”我曾经在日本跟几位不能理解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的学者聊天，其中一个人讲到，战时日本人民多么凄惨，那时我就反问，有中国人到日本来杀人吗？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死在中国的日本军人有什么理由指责中国人呢？同样的解放军并不是在北京城散步观光，到天安门照相被杀死的，而是来执行一个杀人的“戒严”任务，如果被当了炮灰的日本军人该有任何怨恨，对象也该是很清楚的：发动战争的日本政府。年轻的解放军士兵被杀是悲剧，即使不追究当时具体发生的情况而笼统接受任何人的死都是悲剧，这个悲剧的始作俑者当然是下命令的中国政府。

“解放军先开枪，群众出于报复还手在后；”谁先动手真的很重要吗？当然！同样是暴力，杀人者是犯罪，被害人反抗属于正当防卫，即无罪，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否则政府为什么那么强调是群众出现打砸抢在先呢？八九年的时候，直到六月四日政府出动军队强行“清场”并开枪镇压抵抗者之前，学生以及声援学生、阻挡军队进城的民众完全没有任何暴力行为。事后官方媒体宣称到了六月四日，群众集会出现打砸抢，升级为暴乱，军队才采取断然措施，完全是颠倒黑白。

“解放军杀的人要比被杀的解放军多得多，此其三；”屠杀发生后，中国政府在官方媒体上反复播放解放军被杀的惨状。有些画面如果在平时新闻节目播出时应该会加上马赛克或者喷雾处理。但政府的这种做法是为了什么呢？不言而喻，是为了通过强烈感官刺激使民众更能接受在画面播出时背景铿锵的官方立场。而如果把被政府枪杀的学生、平民的画面也同时播出，被杀的人民数量远远大于解放军的死伤，同情心、同理心还会有任何人站在政府一边吗？

“解放军有枪，群众手中只有砖头，此其四；”即使在不论谁主动，谁在先，仅以一般冲突来衡量谁对谁错，力量的权衡都应该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就像男人与女人发生肢体冲突，我们总是会先指责力气比较大的男人一样的道理，何况，八九年时，一方是政府正规军，一方是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学生、平民？今天，事情过去二十年，当年不在场的人很难拼凑出完整的情形，于是这种简单的是非判断基础就很有意义。

“解放军今天仍然不准人谈及此事，而被杀的连去祭拜都不准，此其五。”一个令人心酸的事实，同时又是一个简单的判断辅助依据。如果真的义正，何必不敢词严？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政府出动军队镇压人民，这个事实就这么清楚，谁是谁非本不需要多作分析，解放军有死伤，也绝对无法改变这一事实的基本道理。然而，中国是个没有开放的媒体，没有开放的信息，无法充分讨论，无法充分思考的社会。我的这篇几乎是多此一举博文，就当作对中国政府钳制思想的再次强烈抗议吧。

香港立法會議員兼城大法學院副教授梁美芬發表文章敦促港府管制網路，她說：“勿以自由為名 放任網上不良信息。”

言論自由、表現自由、思想自由、傳播自由就是自由，不以其內容為標準；也就是說政府無權扮演良心捍衛者角色，無權以可能的危險之名限制公民的任何權利，否則就不稱為自由了。 “放任”更是個奇怪的用詞，梁議員，政府即無權放任，也無權不放任任何言論。公民的言論自由超出政府權限範圍。

這位梁議員據說是位隱性左派，我不認識她，是不是左派我也沒意見。但華人社會對於自由的認知錯誤跟這些有影響力的人的言論很有關係。

自由就是自由，政治學中所指自由，即人民的自由，就是指政府不得干涉的自由，言論自由，包括發表色情、吸毒之類的言論，均無條件受保護。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在這些言論超出“言論”范疇，比如說成為脅迫、恐嚇、以及（販賣毒品等）犯罪行為的一部分時才能干涉。另外就是在保護言論自由的同時，避免一些非行為能力者，亦即兒童，受到某些確定享有自由的“不適宜”言論所污染，亦即公開傳媒分級制度，而即使如此，分級的標準也應該由非政府的民間專家學者界定。

政府對於人民的任何言論恰當與否、善良與否，都沒有權力發表意見。這裡所說的人民包括每一個人，每一個我們討厭的不齒的“不良的”人。

補充一句，所謂捍衛言論自由，往往在針對我們不喜歡、不認同的言論時才談得上捍衛，才有意義。

烏魯木齊的流血事件，要得到完整、翔實和令人信服的真相報告，恐怕還要相當的時日，而這個問題似乎又特別敏感，諸多民運團體、論壇都對於這樣的報告出爐之前，表態多少有所保留，算是共產黨此次影響輿論的成功之處吧。但至少，烏魯木齊的流血引起了廣泛的討論，讓長期遭漠視的民族話題受到重視，這也許是目前僅能讓無辜受難的維漢冤魂得到安慰的一點正面意義吧。在我看來，事實的本質並不難判斷，作出有良知的表態算是中國民運人士應有的基本水準，感謝不少朋友的堅定的立場，感激之餘，淺談我的看法。

一、

首先，政府的說法是不可信的。

政府誣蔑此次事件是“境外遙控”，這種共產黨的一貫伎倆幾乎不值一駁。先說熱比亞不可能預知事態的發展，至多影響的是發動事件最初的和平抗議示威；倘若可以預知中共的強力鎮壓，熱比亞或者任何海外的維吾爾人也都不可能作出這種由境內鄉親承擔直接後果的建議；最後說熱比亞是否有能力遙控新疆的維吾爾人鬧出這麼大的事情，推動民運多年的海外諸公應該可以有一個持平的判斷。

再說所謂“恐怖攻擊”的說法，更是荒謬，哪有上街遊行的恐怖攻擊？哪有正大光明的恐怖行動？

最後說說“疆獨、分裂勢力”的指控，原本主張新疆獨立，民族自決屬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即使維吾爾人提出這種主張本也無可厚非，但此次烏魯木齊事件首先爆發的和平遊行，大學生們手中擎著的是五星紅旗！對於維吾爾人來說，這面旗幟所代表的含義是政治壓迫，是文化滅絕，是幾十年來的屈辱，然而，他們還是決定擎著這面旗幟，就是要表明一個立場，我們不是疆獨！這種表態也許是功利，也許是計謀的，也當然是無奈的，但在消解非理性仇恨的面向上，絕對是積極的。遺憾的是，這種作法並不能改變中國政府鎮壓的立場，但至少留下了歷史記錄，讓我們能夠在此仗義執言。

政府說此次事件是暴亂，是“打砸搶燒”。我要在此責問政府的只有一句：“是不是又是先鎮后暴？”說“又是”是因為中共統治幾十年來，每次鎮暴幾乎都是先鎮后暴，二十年前的天安門大屠殺也是如此，事後又都是混淆視聽，倒果為因，把責任推給人民。我呼籲公正的調查，但在中共的專制統治之下，對此不敢期待，唯提醒世人，在這個公正調查結果出來之前，別忘記中共的斑斑劣跡，別忘記是誰在阻止公正調查的出現，別忘記是誰掌握暴力。

二、

這次事件，是維吾爾人對漢人的專制政府長期壓迫的反抗，同時，也是維吾爾人對漢人長期歧視的抗議。

政治壓迫是維吾爾人以及在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最首先也是最強烈的感受，這一點也是證據確鑿無須長論。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對於人民長期實行專制統治，剝奪人民政治權利，剝奪人民的思想、言論以及集會、結社的權利是事實，但到了少數民族地方，這種政治壓迫還多一層民族壓迫。在新疆，自治區主席依照法律必須由維吾爾人出任，但這個自治區主席一定還兼任自治區黨委副書記，服膺於公開的一把手——自治區黨委書記之下；而且，這所謂的自治區主席，實際上根本被排除在政治決策核心之外，連這個第二把手也是擺個樣子。自治區以降，各自治州、地區、縣、市、鄉、鎮，甚至到村，無不如此，政府企事業單位的一把手也都由漢人擔任，我個人連一個例外都沒聽到過。職務分配影響的除了尊嚴，更直接的是資源的分配，文化、教育以及至關重要的經濟資源的分配。可以想見，維吾爾人在新疆完全不可能有任何當家作主的權力，連表面的當家作主的感覺都被剝奪。維漢矛盾及仇恨的根源全在於此。

而這麼明顯的政治歧視，政治壓迫，被大家習以為常，在新疆的漢人，不僅沒有因為自己也是專制制度下的被壓迫者而對維吾爾人有任何的同情和理解，反而自動與政府站在同一陣線上，常常掛在嘴邊的就是維吾爾人享受的“少數民族優惠”政策，計劃生育不及於少數民族等等。這種說法之中的“患不均”成分我可以理解，殊不知，其實這些所謂優惠政策比起前面所講的政治剝削和壓迫以及因此而產生的文化教育經濟實際損失，根本連補償都不夠，更不必說少數民族對於這些政策的形成根本無權置喙。換言之，如果以落實自治換取取消所有民族優惠，即使有歷史性的不公平，維吾爾人也完全願意接受！

另一種政府常說的說法，也被漢人甚至受過高等教育的，包括一些民運人士也常常掛在嘴邊的說法，就是“如果沒有中國，新疆西藏至今只會更糟，人民只會更加苦難。”首先這種假設是完全無法論證的，而我相信，就算在一九四九年，新疆西藏比起內地平均發達水平有段距離（其實連這個假設都應該進一步討論），那麼如果過去六十年，這兩個地方沒有共產黨的掠奪和禍害，今天發展超過內地的機會很可能更大。再退一萬步，就算果真新疆西藏真的“有幸”因為成為中國的自治區而取得了經濟文化上的進步，持這種論調的人也不能就此證明征服、殖民和歧視的合理性。當年日本發達侵華戰爭時，軍事、經濟上比中國發達，而且也主張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是否可以說，如果日本當年占領中國成功，今天的中國在經濟上一定會更發達？是否可以因此得出日本侵略中國合理的結論？

維吾爾人在政治上受到中國共產黨專制政權的壓迫，而漢人、尤其是在新疆的漢人支持甚至協助政府貫徹這些壓迫和歧視性政策，助紂為虐，維吾爾人感受到的就絕不僅僅是專制的壓迫了，而是對整個漢人的殖民心態、殖民政策的反抗和仇恨。

三、

雖然我常常堅信公義的貫徹始終是歷史良性發展的不二法門，然而，在中國境內的民族問題上，我們可能必須同時追求貫徹公義與民族和解。消弭仇恨原本應該是在正義得以伸張之後，但也許我們根本沒有伸張正義的機會就被仇恨所吞噬了。

而民族和解又談何容易！尤其在強大的一方依然蠻橫之時，在無理的一方繼續無禮時。維吾爾族人民對漢人的滿腔怒火絕對是事實，絕對是可以理解的，這種憤怒也在同時讓和解變得遙遙無期，對於解決維吾爾今天面臨的問題沒有幫助。所以，長期以來，我對於表達憤怒，表達仇恨並不熱衷。也常常呼籲我的維吾爾兄弟們認清這樣一個嚴酷現實。我希望我追求民主，追求理性思考及對話的努力能夠在解決維漢矛盾時能夠起到正面作用。

和解是解決新疆問題的關鍵，正義是和解的前提，而勇敢面對，理性討論，又是維漢二族共同追求正義的不二法門。到了那天，『七五』烏魯木齊流的血，才不會真的白流，受難者也才能夠真的安息吧。

（此文為北京之春雜志專書）

王丹在他的facebook上写道：

今天是美国国庆，我住的小城市空空荡荡，大部分人都去看焰火过国庆去了。在美国十年，从来没有见过美国政府动员民众去国庆的，但是美国人的爱国热情有目共睹。再看我们中国，每年国庆都是动员出来的画面，即使民众想自发纪念也会限制重重。今年60周年国庆，据说早已经开始动员了。一个政权，要靠动员，逼着，哄著老百姓去庆祝他们的成立，什么玩意儿！！！只有自发的爱国热情才是真正的爱过热情。

我的评论留言如下：

王丹，

其实在国内仍然有很多人，甚至很多年轻人对国家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也会自发去参加类似的活动。问题不在是不是自发，是不是由政府组织，问题在于对于爱国这个概念的理解错误：狭隘，仇恨伴随爱国而来。其实这是一个其来有自的问题，有爱国主义时就难免偏狭，在美国，爱国而导致的仇恨偏激非理性也使这个民主堡垒不得不付出八年的沉重代价。中国当然更是荒谬，直接以煽动仇恨作为爱国内容，以加强其统治。

我们这些异议分子，以及当年的学生的爱国情操不容置疑，是我们还是共产党更爱国是个根本不值讨论的问题，但在爱国的激情之下，连这样简单的判断都作不出，我们就不得不讨论一下爱国激情的可能副作用了。
就让爱国这个情怀停留在深沉的层次吧，让我们的思维和判断仍受冷静和理性支配，受知识分子精神支配，受我们经过反复思维而得出的自由价值观所支配。

应该补充一下：

爱国如果是指对自己出生长大而有深刻情感的国家的热爱，当然每个中国人大概都有，（少数民族问题在此文中暂且忽略不讨论）。如果作为思维，尤其是政治思维的判断准则，那就需要稍加深入说明。

什么叫作准则，假设有这么一个故事，抗战时，日本以下棋作为羞辱中国的方式，威胁明明棋艺高超的中国选手必须输给日本人，这时候，日本人的行为准则是武力胁迫，加欺骗大众，这时这个宁死不屈的中国棋手拒绝下棋或者仍然公开打败日本人，这才是爱国主义的行为准则，当然为此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在今天中日两国国际选手在国际比赛下棋，比赛双方依据的准则就是围棋规则，无论你多么爱国，也还是要以围棋规则为行为准则；两个中国人下棋，输赢高下跟谁比较爱国完全无关。

八九年的学生运动，学生当然是爱国的，但政府也可宣称坚持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才是最符合国家利益，因此支持政府才是爱国的，甚至开枪杀人的士兵，我相信他们也是爱国的。在此，我们与政府之间的冲突点根本不是谁更爱国，而是要民主还是要专制。爱国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操，我们出于对这个国家的爱，才会走上街头呼喊民主，所以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是个民主运动。青年人在出现外忧内患时，走上街头，承担匹夫之责是知识分子应有的特质，外忧时这种表现叫作爱国，内患时，叫作社会责任。

中国政府为巩固其统治，想把爱国和支持政府划上等号。原本这样的欺骗并不容易得逞，但靠着限制国人对国事的参与，靠着言论和媒体的控制，并把因为中国政府未能接受世界公认的自由、人权以及公平原则，而致使中国未能得到更广泛的国际尊重与认可这个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推给一个虚拟的“处心积虑仇视中国的帝国主义集团”，就成功地在一些充满热情而冷静思考不足的年轻人头脑之中建立起一个——爱国就等于反美，就等于支持政府，就对于反对所有政府所反对的人——的一个公式。

爱国的热血要沸腾，但头脑要冷静，否则就和踢足球输了就向场内丢汽水瓶的行为没有差别。

最近看了一部波兰教父级导演Andrzej Wajda 执导，获2008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电影，波兰的『KATYN』，讲述二次世界大战时，两万多波兰军官，遭苏联残酷集体屠杀之事，史称『卡廷森林屠杀』。电影沒有复杂的故事情节，讲述了这个事件相关的几个家庭，从1939年到1946年的故事。

1939年8月23日，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入侵波兰，9月17日，苏联也出兵从东方入侵波兰，波兰亡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文字在我的脑海中慢慢浮现。

波兰军队投降，士兵被德国人俘虏，几万军官则成为苏联的战俘，半年之后，这批波兰军官被苏联带到俄羅斯斯摩棱斯克旁边的一个叫作卡廷的森林，一个接着一个，用手枪从脑后开枪杀死。电影在尾声时描述了整个过程，苏联红军执行这一任务时，手续完备，程序精确，有条不紊，从容冷静。这些受难者被埋在早已挖好的幾個长方形大坑之中，上面盖上厚厚的土，还有松树和白桦树。这是一群被决定遗忘的人。

然而这个事件并未被遗忘。

战事诡谲，德军不久之后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入侵苏联，发现并揭示了这一惨绝人寰的屠杀，还拍摄成一部纪录片，把它当作反苏联的重要宣传内容。战事继续发展，二战逆转，苏军再度『解放』了这个曾经被它和德国瓜分的国家，苏联提出了对于卡廷事件新的调查报告，『是德国人幹的！』这一官方结论随着二战结束，波兰成为苏联羽翼之下的共产党国家而维持了近五十年。

这一事件不会被遗忘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家人，是波兰人民。这部电影介绍了那几个这样的家人给我们认识，都是普通人，没有英雄。其实整部电影都没有什么英雄，只有让人在乎的普通人，有些显赫，有些卑微，有些勇敢，有些懦弱，有些决定响应良知，有些决定服从现实，但每一个人都必须共同面对残酷的高压统治，无论来自侵略的异族列强，还是本国的集权暴政。

他们面对这一整个民族必须共同背负的历史记忆时，沉默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但，还是有一个年轻人，一个受难者的后代，在填写入学申请履历时，坚持写上父亲1940年，亦即苏占时期被杀于卡廷，不符合官方的1941年，亦即德占时期的版本；一个年轻女性，另一位受难者的二姐，决心为弟弟制作墓碑，写上1940年，卡廷，而大姐在吸收那个入学申请者的同时，与妹妹争辩墓碑没有意义，因为『波兰不会再自由了。』电影中还有一个波兰军官，原本同是战俘，幸存下来，在向殉难好友的家人报了他的死讯之后，举枪自尽。

那个青春勃发的年轻人，离开了申请就读的学校之后，在街头撕掉了共产党政府张贴的海报，上面写着『坚决镇压反革命。』（台湾的中文翻译是『异议分子格杀勿论』，我相信从语义上应该更精确吧），为此，遭到追捕，在和一个美丽的女学生一起躲避军警，渡过了一个极美丽的下午之后，在傍晚被射杀。我的太太，我孩子的母亲与我一起看电影，噙着泪心痛地说，太没有价值啦，撕一张海报而牺牲生命。我喃喃地回答，是代价太高，但绝不是没有价值，表现无惧是崇高的价值。

这部电影在欧洲上映时，引起极大震撼，尤其在波兰，连映一个多月，散场时人们往往都还安静坐着，久久不愿离开电影院。我在猜测他们的心情，今天波兰人的心情。痛心、屈辱还有忏悔吧。

这事情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当年共产党政府想要人民遗忘的努力随着时间也一定收到了相当成效。我似乎可以看见，到了八十年代，『卡廷』这个词汇在波兰已经很少被提及，几个良知知识分子的呼吁，得到的是人们冷漠的回应。偶尔从海外波兰人那里听到只字片语的波兰年轻人，问他们的父母，卡廷是什么，回答都是『别问！』BBC的记者在华沙询问人们对此事的看法，大多回答是『那是过去很久的事了，我们早已遗忘，更关心的是今天我们的生活，更关心我们的未来。』 而同样那些波兰人又过了二十年，坐在电影院中感受着痛心、屈辱还有忏悔。

是的，我并不仅仅在讲波兰，在讲卡廷而已，我也在讲中国，讲天安门，讲六四。我也在讲无论如何回避，我们都不会遗忘。我不相信遗忘，人类没有主动遗忘的能力，只有回避。回避的过程是一个屈辱的过程，只有自我麻痹才能承受那种屈辱。

自我麻痹与回避都不会是永久的。

这段时间忙，没能够常常来博客发表看法，忙什么，大家知道，去了一趟澳门，目的是要向中国政府驻特区联络办公室寻求安排引渡投案。“闯关”是媒体用词，我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说，我在媒体前面说得清楚，“这次到澳门是寻求中国政府联络办公室或特区政府的协助安排引渡投案。回家的努力，不会停止，这次是第一次，也是最温和的一次。”

六四这天发表的博文居然到今天有三百多篇响应，应该很多人来也是因为这件事，当然首先是要感激给我支持的各位朋友。谩骂及恶毒攻击不会影响我的意志，连情绪都不会受到波动。但支持我的朋友们则让我确实感到温暖，谢谢你们！评论中很多提出的问题，质疑，也都与此相关，我也觉得应该为此事做一些更细致的阐述，顺道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批评、质疑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先向没能够回答到的各位道歉。

先说为什么要投案？中国政府不准我们回去也就算了，居然还限制我家人离境，这种株连九族的作法不符合人道精神，不符合人权原则，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甚至也不符合中国法律。与父母家人二十年未见面，思念心切，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而且似乎也只剩下投案一途，才能确保与家人见面。顺道回答一位网友指责我要跟父母见面哪里不能见，是啊，天涯咫尺，二十年，横亘在我与家人面前的就是一种野蛮与残酷的政府暴行。

为什么选择到澳门，因为我持台湾护照，进入中国需台胞证，进入香港需要签证。这些我都得不到，只有澳门，可免签证，因此才能够上飞机。顺道回答一位网友说我为什么不直接到北京，我当然也想啊，技术障碍难以克服而已。

为什么选择“六四”？当然这里面有深度考虑。首先，我知道中国政府流放我们是既定政策，换言之，它并不要我们回来，投案也不接受。这次澳门之行，达成投案目标机会不大，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国政府在流放我们，很多人并不知道我们连投案都找不到门路，很多人并不知道我与家人二十年不得见，连在我的博客留言谩骂的愤青都很可能不知道，而披露中国政府在人权上的落后，挑战体制的荒谬，本来就是民运的使命，是我此行的第二目的，选择六四这一天，得到更多的关注，就是真正的原因之一。

中国政府这些年来，不断宣扬大国崛起，也鼓励因为得不到国际认可的“中国人不高兴”，但同时，却回避一个发生在二十年前，自己宣称没有任何错误的事件，网络封锁各种消息，各种敏感词，已经到了荒唐的程度。我们也衷心希望中国真的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国，有泱泱气度的大国，有开阔胸襟的大国，能够勇敢面对自己历史的大国，一个具有自由、人权、尊重、多元等因素的现代文明大国。如果有一天，中国政府敢于勇敢面对那段历史，尤其敢于面对那个令世界上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直至今天都还在感觉心痛的一天，中国在世界得到的将不仅仅是对其大国地位的接受，还会有崇高的尊敬。二十年过去，我挑战政府，“你在通缉我，我在投案，你敢不敢接受？”就是强烈要求中国政府二十年勇敢面对那段历史，给中国人民一个交代，哪怕是在法庭上。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是个作出这种宣示最好的时机。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面对自己的良知。二十年来，我一直都背负着幸存者的罪恶感，我一个人检视自己良知就会看到这种痛苦。在这一天作些什么，是对自己最起码的要求，除了写一篇文章，除了点一盏蜡烛，在六月三日到六月四日那个时刻，我在澳门移民局拘留中心四平米大的房间，上下铺木床上辗转反侧，以自我囚禁的心情向死难者致上我的祭悼，也是我选择渡过这一天的一种方式。

顺道回答出现不止一次，在评论中指责我，指责柴玲，为个人私利，把学运推到极端，导致政府杀人，或者类似的意思。对于这种说法，我必须明确表达我的斥责。在开枪的人还没有被惩罚之时，指责被开枪的人躲子弹躲得不够快是什么逻辑？

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自始至终都不曾以推翻政府，推翻共产党作为目标。激愤之下可能有个把学生喊出“打到共产党”的口号，也都会被我们制止，退一万步，就算学生喊出打到共产党也绝对不是政府开枪杀人的理由。

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运动，全国上百个城市都爆发了游行。北京的十万大学生，走上街头，每一个都知道挑战共产党的危险，还是勇敢的承担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呼喊自由，呼喊民主。我很骄傲自己是天安门那一代的一分子。当政府颁布了戒严令之后，仍然坚持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视死如归，决心坚持，就是希望可以用他们青春的生命，唤醒共产党内仍有良心的人们接受“民主与自由”这历史的呼唤。即使到了六月四日凌晨，学生也没有对政府产生任何实质威胁，只要政府愿意拿出诚意，进行对话，这一事件绝对可以安然落幕，完全没有出动军队开枪镇压的必要。

学生运动领导者之间关于要不要撤离天安门广场的不同意见，都是出于同样追求这场运动成功的初衷，谁也没有预料到中国共产党的残忍，镇压的血腥。王丹曾说，“学生有错，政府有罪”，这是显示我们有反省的能力和愿望，但现在到了检讨学生的技术错误的时候了吗？政府的罪行得到追究了吗？正义得到伸张了吗？在尚未追究加害者的时候指责受害者是有巨大的良知问题的！

对我的批评，我都愿意聆听，但指责要拿出证据，基本逻辑也必须清楚。有网友批评我审查评论，那更好笑了，批评者应该注意到了他的那篇评论是实时发表的，除非博主有神力可以在那零点零一秒完成审查程序，哈哈。

有一点，值得指出，这三百多篇评论之中，那些对我们的批评、指责、甚至谩骂，或者是求好心切，吹毛求疵、或者是出于胡涂或其他叵测居心而转移话题焦点、混淆逻辑，但都无法否认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屠杀是邪恶而残暴的。

Twenty years ago,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bloodshed in Beijing, when I first went into hiding, my mother had a stroke. It paralyzed one side of her face. I was 10 years in exile before my brother told me. I do not regret what we did in Beijing that year the Berlin wall fell, when there was so much hope of change in the air, but the deaths have haunted me for 20 years, and I want to hug my mother and tell her. “sorry”.
I can’t. China will not issue passports for my parents. China will not allow me to go home. It is difficult to explain the feelings I have at this moment to a world that has come to see China as a responsible member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 the motor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the miracle that will re-jump-start global capitalism. But the feelings can largely be summed up as disappointment – disappointment that China’s “progress” has been so one-sided.
The crime we committed in 1989 was to hope for change. In 1919, students campaigned for change, for a China that was genuinely part of the modern world. In 1989, we did the same. In 2009, change has come to China. It is a country awash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 a country that is superficially the same place that readers of Wall Street Journal live in. I have not seen it with my own eyes, but I know that China today has Seven-11s and Metros and malls and discos and outlets for Italian brand names … Hooters. China has walked in space.
In part, the change we hoped for has happened. When the people of Beijing took to the streets in 1989 –however people might read it today – they were acting out of frustration. In 1989, when I went into exile, I said the reason for the protests initially was that China’s youth wanted Nikes, wanted to be able to go to a bar with their girlfriend. Such things were not possible in the China I grew up in. They are possible today, largely because China’s university students rose up in 1989, and the workers’ unions and the common people joined them. The government realized It had no choice but to liberalize the economy, if it was going to keep popular discontent at bay.
In short, 20 years on, I believe the protests in of 1989 were a kind of tragic success. China got its Nikes and discos. Unfortunately, China did not get the other change we yearned  for – political reform. For many years, I have been of the opinion that a deal was struck with the people of China. The deal was economic prosperity in exchange for political quiescence and continued and unchallenged one-party rule. For years, I have been describing it as a “lousy deal”. But today,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bloodshed that ended the protests, I would like to add that it is an illusory deal. 
For the past decade or more we have been hearing about China’s development. But shopping malls and designer brands that come at the expense of an open society is not, to my mind, development at all. What is more, China’s illusion of development comes at a cost not only to the Chinese people but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The result is that the world’s third largest economy is in the hands of a leadership structure that does not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as the rest of the modern world. Whatever critics might say the stat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the rich world, neither the West, nor Japan – nor even Taiwan – routinely imprisons and exiles open debate.
China is with us on a daily basis – in television news reports, in the newspapers, in blogs and in movies. It is in your living room. But politically China is a man in an ill-fitting suit and he does not speak your language. He will not until he learns that there can be no true development until open debate and dissenting opinions are essential ingredients in the emergence of a developed society.
In 1989, as I said, we wanted Nikes and discos. But we also wanted to belong to a country that truly lived up to the heritage it is so proud of – a great nation with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on the world stage. We wanted China to allow open debate about its future, and we wanted to be part of that future. This has still not happened. If it had, I and all the many exiles like me, would be allowed to come home. At the very least my parents would have been issued passports and I would be able give my mother the hug and the apology she deserves for all the heartache and anxiety I have put her through.

This article is published today, 2009,06,04 a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

中国至今还不是一个开放的言论平台，使得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不能得到充分的讨论。“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民主”就是一个实例。

首先，我觉得这句话的出发点完全是建立在污蔑民运的立场上，我们主张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但从来没有听任何异议分子说过“完全照搬西方民主。”而共产党常常用这句话来证明民运只是“媚外”，从而希望大家忽略“民主”这个概念本身。

其次，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是否意味着我们一点也不能照搬？不能百分之百照搬，百分之几是合理的呢？百分之五吗，还是百分之九十五？至少这是值得讨论的吧。

第三，其实才是最核心的，是否应该定义一下什么是“西方”民主。三权分立吗，议会政治吗，政党政治吗，新闻自由吗，言论自由吗？还是其他什么有特别种族特色的内容。如果民主的表现形式是上述那些，民主的核心价值是自由，是平等，是保障参与，是监督制衡，那么这些东西又有什么不合于中国特有国情或者中国人的种族特性呢？如果这些都不是所谓“不适合照搬的部分”，那么是什么不适合照搬呢？无论这种言论持有者能不能举出有什么是真不适合“照搬”的，我列举出来的这些民主核心价值，表现形式应该总可以接受了吧。

接受这些核心价值之后，表现形式其实不必完全一致，也谈不上一致，美国搞总统制，法国搞总统总理双首长，德国是责任内阁的总理制；有总统的是共和制，有女王有天皇的是君主立宪；美国搞参众两院，英国是上下两院，德国意大利是单一国会，他们自己之间都不完全一样，在中国搞民主没有什么照搬谁的问题，元首还是可以叫国家主席，国会也许可以改个名字，实行代议权力的国会议员不可以像现在，动辄几千人，完全没有代议的功能。但这些都跟是否照搬西方民主完全没有关系。

在说“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民主”这句话的时候，请说清楚中国不能照搬的西方民主是指什么。共产党居心叵测，有独立思维能力的人不能人云亦云。

今天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紀念日。九十年來，一代代中國青年一直把“五四”精神當作激勵人心的崇高價值，那是因為我們看到了五四運動一個重要真諦，那就是，當政府腐敗無能，當國家需求進步，當社會呼喚先鋒，青年人，尤其是中國的學生，總是願意不惜犧牲，走到時代的前線。

五四也是中國官方既定的青年節，然而，對於五四精神的宣傳引導，官方的立場強調的是愛國，同時，通過煽動對外的敵視於仇恨，再把這種愛國精神偷換概念，成為效忠政府，效忠共產黨。中國共青團的團旗就是一個圍繞在五星周圍的圓圈，“象徵中國青年一代緊密團結在中國共產黨週圍”。這個說法，這個圖案是那麼赤裸裸地要求青年人對其效忠，恰恰與真正的五四精神背道而馳。

五四運動的口號是民主與科學。民主，雖然共產黨多年來一直用所謂中國是人民民主專政國家，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邏輯詭辯三段論，設定了共產黨代替人民行使“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但通過一次次對於民主的思辨與討論，中國人民，中國青年深知民主的真諦包括了，人人平等，言論自由，公民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受保障，政府的權力受制衡，人民意志以投票選舉得以貫徹，不同意見受保護，等等。這些核心價值，每一個都在呼喚個人的自由與權力，每一個都在向“效忠集權”強烈抗議。

而科學，真正的科學精神是懷疑，是挑戰，是實證，是再證。科學是一種精神，它追求真理，我們常常說“顛撲不破的真理”，就是因為真理的形成恰恰需要一次又一次的顛撲，一次又一次的懷疑，一次又一次的挑戰。因此，任何宣稱已經掌握真理的言論，都又是違反科學精神的；任何以真理的名義，以科學的名義排除異己，壓制挑戰都是對科學精神的侮蔑，與宣稱掌握真理而將布魯諾送上火刑臺的中世紀野蠻教會無異。

紀念五四，應該深刻理解九十年前，我們的前輩提出“民主與科學”的精神，感受它對中國青年呼喚的良知、責任、勇敢及堅定的獨立自主；對於中國共產黨歪曲五四精神，以狹隘的，偷換概念的“愛國”取代民主，又宣稱共產黨掌握科學、掌握真理痛加駁斥；對於共青團，從它的旗幟，它的口號表現出灌輸效忠共產黨，湮滅五四精神，應該揭露並嗤之以鼻。中國共青團沒有資格談論五四，我們，才是五四精神的真正傳人，我們在二十年前所表現出來的正是這種無愧於五四先賢的承擔！

五四運動九十周年之際，為文紀念，呼喚“德先生賽先生”早日來到中國並成為一代代中國青年的精神導師。

我對成龍，即使不算fans，也絕對有相當的尊敬和喜愛。苦學出身，在電影圈摸爬滾打多年，在香港闖出一片天；又憑着親歷親為的積極敬業態度，在好萊塢也有了一塊屬於自己的天空；現在已經算是國際明星，仍然是個具古道熱腸的人，為人謙和又不失赤子之心，這樣的人讓人喜歡是天經地義。也許正是這份赤子之心，心裡想什麼就說什麼，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言，而這次則是惹惱了兩岸三地的很多人。

我絕對相信，他沒有惡意，也不會是處心積慮發表這番言論而討好什麼人或炒作什麼議題，成龍大哥心裡大概就是覺得：自由的香港台灣，好亂；那麼中國人可能真的不適合自由，中國人應該被管着。

其實這種言論我在台灣也經常聽到，說台灣現在是太自由了，自由過了頭，我也都會認真地回答，讓你回到蔣經國時代你會願意嗎？稍微仔細分析一下回到那個時代意味著什麼，也就沒有人真的願意回去，有時對現實不滿就用懷舊表達一下，並不是真的覺得過去更好，這個道理大陸人更清楚，唱唱文革的歌曲絕對不是想回到毛澤東時代。

對於成龍的言論鋪天蓋地的批判多是強調自由的珍貴，以及奴性思考的不可取。所有的批評者表達的意思都是一致的：自由是珍貴的，哪怕會帶來一定程度的混亂，都必須珍惜，絕對不能因為害怕混亂而捨棄自由，捨棄自由的代價比混亂要大得多。台灣香港也許看來混亂一些，尤其台灣，立法院的打架已經變成形容民主失敗，中國人不適合甚至不配擁有自由的標準例證。但是我寧可要立法院的拳頭也不要長安街的坦克；寧可要混亂中每個人都爭先恐後地表達權力，也不要人民大會堂里的一致通過擁護着專制的黨中央。

這些說法都對，但如果看深一層，你會發現，只要民主就可能會混亂，這樣的說法，會讓像成龍大哥這樣的人充滿不安，尤其在中國大陸，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之後，任何可能的混亂都是令人膽戰心驚的畏途。

其實台灣真的不亂，只是嘈雜，一個多元的自由的民主的社會應有的嘈雜。而且這些嘈雜是自動規範的，基本局限在政治和媒體範疇之內，台灣的其它方方面面，安靜而有序。

政治和媒體的嘈雜不僅不是混亂，可以說正是另一種有序。在野黨忠誠地大聲批判者執政黨，媒體在各自的政治區塊把各種聲音發出來，政府和執政黨招架着，辯駁着，都是在按照他們被分配的角色認真表演着，雖嘈雜，卻沒有傷害性。偶爾有出格的表演，還有更強大的輿論制衡着它，真的不夠了還會有司法看守着社會的秩序，台灣沒有出現混亂很久了！

以台灣的選舉為例，選前，各個候選人，政黨及支持者無不死破喉嚨，聲色俱厲地忘我表演、互相攻訐，然而到了選舉開票那天，一切都會回歸平靜。絕大多數候選人，選民都會平靜地接受選舉結果；偶有不服也都會尋求既有的司法救助渠道解決；再少之又少的，在等待司法解決期間還要表達不滿，也會向地方政府申請之後，上街遊行示威。恰恰證明，中國人完全有能力在充分的自由環境之下“管”好自己，也能照顧到每個人都權利。

有些人就是看不慣嘈雜，就像有些人就是看不慣初中生解除髮禁（台灣的中學都已不再規範學生的髮型，髮色及長度，稱之為解除髮禁），總覺得中學生走出校園時，清一色的寸頭或清湯掛麵才是有秩序，總覺得每個十幾歲的年輕人在三千煩惱絲上展現個人風格就是混亂，就是頹廢，甚至就是墮落。其實該認真反省的正是這種“看不慣”。這些初中生不會因為頭髮髮型一致就更乖一些，也不會因為髮型自由就壞一些；台灣，在嘈雜的政治與媒體之外，一切都安靜平和得多，跟媒體與政治一起有序的發展了幾十年，成績傲人。

成龍大哥，以及所有擔心太自由會混亂的台灣人，香港人，大陸人，台灣證明的是民主可以避免混亂，只是我們必須要讓我們的大腦升級，跟得上民主發展的多元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