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以來，流亡異鄉，心中最放不下的是我年近花甲的雙親，雖然自從八九年底開始就和他們保持著電話，通信聯絡，也從未忘記省下自己不多的零用金寄回家鄉給父母親治病，有朋友去新疆我總是懇求他們代我看望一下我日夜思念的父母，告訴他們，遠方的兒子一切平安。但這一切并不能彌補不能見面的痛苦。去年（九四年）夏天在台灣結婚，大喜日子的前一個晚上我和家里通了電話，聽著我老母親在電話的另一端一會兒哭、一會兒笑，我的心中充滿悲傷。自己的婚事，我的父母親居然不能參加，而這恰恰是他們在夢中都已描繪過無數次的一天呀！
把父母親接出國的努力，我已持續了好幾年了，至今仍無法如愿。去年年底，我父親因心臟病不得不來北京阜外醫院，准備進行開心手術，我幾乎控制不住自己情緒，幾天幾夜，我臥不成寐，淚水在半夜浸濕我的枕頭，這幾年以來和家人聯絡的情形有如電影畫面，映現在我腦海中。
八九年四月二十日學運剛剛開始，還未成任何氣候，我與幾個朋友秘密籌划借胡耀邦喪禮的機會，把學運組織化。中共北京市委在得知此一消息后短短二十個小時之內，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找到當時從新疆來北京就讀中共中央黨校的我的父親，在四月二十一日中午派員隨我父親一道到北師大阻止我的行動，全市學生的誓師大會將于晚九時舉行。那漫長的九個小時，我一方面處理著各種復雜的准備工作，一方面不斷轉移，從一個學生宿舍到另一個，每一分鐘我都在痛苦中煎熬，我在躲避的是生我養我疼我愛我的親生父親呀！九點鐘，當我站在北師大講台上向聚集在那里的六萬名大學同學宣布：“中國第一個公開的，民間政治組織成立”時，我立時被響徹云霄的歡呼聲所圍繞，奇怪的是，在如此震耳欲聾的聲浪中，我卻能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兒子！”我驚異地尋聲望去。“你知道你在做什么？知道就好，知道就好。”我的父親站在講台腳下，離我很近的地方，我看到的他似乎一夜之間老了十歲，臉痛苦地扭曲著，我的心口一陣劇痛，我似乎感覺到那是父親的心，也在劇痛。
那個晚上，我和我的同伴匯合一部分在北大、法大集結的學生，浩浩蕩蕩，約八萬多人走向天安門。我在街道上，我在廣場，我在人民會堂前，聲嘶力竭地哭喊自由，我不敢想父親那張臉，更不敢想，父親是怎樣從師大回到他的住處的，他一定哭了。
父親是具有四十多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翻譯過包括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多位共產主義“偉人”的著作，給毛澤東作過翻譯。文革期間，被毫不留情地整肅，造反派的折磨使他幾乎癱瘓。他沒有癱瘓，也保住了很多醫生都宣布保不住了的腿，甚至最后扔掉了拐杖，令醫生嘖嘖稱奇。我知道，他是靠了從我奶奶那里承襲的樂觀積極的精神，是靠了他從小作放牛娃至后來一生從未放棄的勇敢與命運對抗的精神，重新站起來的。這種精神，曾鼓舞我從小就不怕強勢，從高中時代就向強權挑戰。那時，我知道，他站在我身后。我父親的樂觀勇敢使我在學運開始時勇敢地站出來，并沒有太大的顧慮﹔作好了蹲大獄的准備，其它的，有我爸爸。可是當我在師大講台上看到父親那張因痛苦而扭曲的臉時，我找不到他的自信了：他一生站在強權的對面，現在他老了，當他的兒子要站在強權面前時，作父母的天性使他害怕，使他寧愿屈就于他對抗了一生的強權，全為保護他的兒子。現在是我站出來保護他的時候了，而我卻使他擔驚受怕。
學運如火如荼地延續了五十天。這期間，我們見了幾次面，有一次在我宿舍，香港的幾個記者，剛好在場。當我回答記者的問題時，深深地為這一場偉大的運動而驕傲，我看到我父親的頭高高地昂起，他也為他的兒子在驕傲吧！
更多的是擔心，只有我們兩人時，他抱住我，老淚縱橫，說：“你不知道他們呀！你不知道這社會的復雜與恐怖”。
我絕食五天時，我母親從新疆來到北京，她是坐了三天三夜火車趕來的。她見到我時，我正在醫院，聽說我媽媽要來，我洗了個澡。我已不記得上次洗澡是什么時候，每天在廣場摸爬滾打的我們，幾乎已全都變了又臟又黑又瘦的泥猴，我媽媽見到我的樣子一定很難過，我的臉色早已毫無任何血色，絕食已使我牙齦和嘴唇都變得慘白，我向護士要了一杯熱水，忍著胃的巨痛把它灌下去，以使我的臉上略帶紅潤。
母親憔悴了很多，她不停地撫摸我的臉，彷佛我不是二十一歲而是十一歲。她從護士手中接過一碗我一直拒絕喝的稀飯，以沉穩卻是不容置疑的態度，堅決地說：“從我得知你絕食到現在，我已絕食三天半了。”然后就像我小時生病時一樣，把一湯匙稀飯遞到我嘴邊。我默默地張開了嘴，和著母親的笑容吃下了五天以來第一口食物。
“六﹒四”屠殺之后那一兩天，我百般努力讓我父母得知我沒有倒下，在近乎絕望的情緒中，通過了一位朋友，我得到父母親帶給我這樣一個口信：“只要你活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們都活著等著與你見面。”我可以想像出父母親說這話時的表情，這句話至今鼓舞著我，為我的理想，為和父母親的再次見面而奮斗。
流亡的這幾年，和父母通話時也經歷了起初欲言又止，言辭閃爍，到前不久的一通電話，父親暢所欲言的變化。
在那通電話中，我與父親討論中國的發展，他很虛心地問我：“國內很多人仍然認為，如果中國變成民主了，會天下大亂，也許會象台灣立法院打架一樣烏煙瘴氣，你們怎么回答？”
“爸爸，你記不記得學運初起時，北京市黨委叫你到師大來勸阻我？”
“當然記得。”
“你為什么來阻止我？”
父親想了想，說：“恐懼，怕你經歷牢獄之災，甚至被暗殺也不是不可能。”
“對，后來，你告訴我只要活著，幾十年后見面也沒問題時，你害怕嗎？”
“反倒不怕了，心想只有不怕時，才能不死。”
“可后來在聽到我成功出逃之前，你們是不是很怕？”
“怕得病倒了，兒子，我們在恐懼中熬了四十天。”
“我們后來在通話時，你還說些不要反政府之類的話，是為了什么？”
“還不是怕要監聽。”
“我的朋友去看你時，你總是要大家說話小聲是為什么？”
“鄰居如果聽到，會害怕與我們來往。”
“如果你們可以出來看我，這里的生活環境完全不同，我又沒錢，你們也要從頭學英語，怕不怕？”
“不怕，到了美國還有什么好怕的？”
“對了，爸爸，如果用一句簡單的話說出我們所爭取的，那就是一個人人可以免于恐懼的社會。”
父親沉默許久，用激動的語氣說出了他這幾年在電話中最無懼的一句話：“祝你們爭取一個沒有恐懼的社會的努力早日成功。”
——此文發表於美國《世界日報》，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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