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爾開希的流亡筆記

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经历五十天，仅北京，参与学生就超过十几万，上街声援学生的民众几百万；到后期，更有知识分子、工人、新闻工作者都组成自己的组织，直接参与；全国发生学生、民众上街游行的城市超过两百个。如果政府顺应民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当会更快，更深化，我们今天的国家也会更自由，更有尊严。然而，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运动最终还是以中国政府出动军队血腥屠杀告终，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一个巨大的悲剧，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冲击程度之大，难以估计，应该说，二十年之后，还在发生着影响。

前两天在推特上与网友互动，同时与几百位推友讨论（我在推特上的跟随者有七千多位，以此保守估计当时在线推友数字），其中有两位提到当时牺牲的解放军，口气有很大的不谅解。当我提到八九学生是和平请愿，静坐绝食时，一位推友写到“解放军都是一不小心把自己挂到金水桥上的咯？”虽然因为推特的特点不能长篇，只能用一句话表达意思，但指责学生的意思还是相当清楚的。

我的回答如下：“我没这么说，但解放军是来杀人的，不是示威群众跑去军营里杀解放军的，此其一；解放军先开枪，群众出于报复还手在后，此其二；解放军杀的人要比被杀的解放军多得多，此其三；解放军有枪，群众手中只有砖头，此其四；解放军今天仍然不准人谈及此事，而被杀的连去祭拜都不准，此其五。”

重复一次，推特的特色是只能用一百四十个字表达，上面这句话，我还是用两次才发出，实在觉得没办法说得很清楚，所以在这里赘文引申一下。

“解放军是来杀人的，不是示威群众跑去军营里杀解放军的，此其一；”我曾经在日本跟几位不能理解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的学者聊天，其中一个人讲到，战时日本人民多么凄惨，那时我就反问，有中国人到日本来杀人吗？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死在中国的日本军人有什么理由指责中国人呢？同样的解放军并不是在北京城散步观光，到天安门照相被杀死的，而是来执行一个杀人的“戒严”任务，如果被当了炮灰的日本军人该有任何怨恨，对象也该是很清楚的：发动战争的日本政府。年轻的解放军士兵被杀是悲剧，即使不追究当时具体发生的情况而笼统接受任何人的死都是悲剧，这个悲剧的始作俑者当然是下命令的中国政府。

“解放军先开枪，群众出于报复还手在后；”谁先动手真的很重要吗？当然！同样是暴力，杀人者是犯罪，被害人反抗属于正当防卫，即无罪，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否则政府为什么那么强调是群众出现打砸抢在先呢？八九年的时候，直到六月四日政府出动军队强行“清场”并开枪镇压抵抗者之前，学生以及声援学生、阻挡军队进城的民众完全没有任何暴力行为。事后官方媒体宣称到了六月四日，群众集会出现打砸抢，升级为暴乱，军队才采取断然措施，完全是颠倒黑白。

“解放军杀的人要比被杀的解放军多得多，此其三；”屠杀发生后，中国政府在官方媒体上反复播放解放军被杀的惨状。有些画面如果在平时新闻节目播出时应该会加上马赛克或者喷雾处理。但政府的这种做法是为了什么呢？不言而喻，是为了通过强烈感官刺激使民众更能接受在画面播出时背景铿锵的官方立场。而如果把被政府枪杀的学生、平民的画面也同时播出，被杀的人民数量远远大于解放军的死伤，同情心、同理心还会有任何人站在政府一边吗？

“解放军有枪，群众手中只有砖头，此其四；”即使在不论谁主动，谁在先，仅以一般冲突来衡量谁对谁错，力量的权衡都应该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就像男人与女人发生肢体冲突，我们总是会先指责力气比较大的男人一样的道理，何况，八九年时，一方是政府正规军，一方是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学生、平民？今天，事情过去二十年，当年不在场的人很难拼凑出完整的情形，于是这种简单的是非判断基础就很有意义。

“解放军今天仍然不准人谈及此事，而被杀的连去祭拜都不准，此其五。”一个令人心酸的事实，同时又是一个简单的判断辅助依据。如果真的义正，何必不敢词严？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政府出动军队镇压人民，这个事实就这么清楚，谁是谁非本不需要多作分析，解放军有死伤，也绝对无法改变这一事实的基本道理。然而，中国是个没有开放的媒体，没有开放的信息，无法充分讨论，无法充分思考的社会。我的这篇几乎是多此一举博文，就当作对中国政府钳制思想的再次强烈抗议吧。

2010年，在臺灣叫作民國99年，『中華民國』創立至今已經近一個世紀。而今天的中國，在大陸的部分而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華民國』這個招牌在臺灣也還仍然被堅持著。

當今兩岸幾乎每個人都對於臺灣與中國關係的法律定位問題特別有興趣。我在此地居住多年，自然也是非常關心這一問題。

幾年前，大約在2003年，陳水扁參選連任總統在即，李登輝提出了“中華民國已不存在”這樣一個說法，目的當然明確，就是借助選舉去除『中華民國』化。而激起對這個話題的討論也有利於民進黨的選情。

我當時寫了這麼一篇文章，今天回過頭來看看，在民國九十九年之際，仍然具有提醒人民理性思考『中華民國』定位的意義。當作對這個話題思考的『前傳』重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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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前總統日前提出“中華民國不存在”一說﹐搞得朝野政黨一陣躁動﹐各自根據自己的選舉考量﹐義正詞嚴表達立場﹐執政黨無論是出於維持穩定政局﹐維持政治誠信及維持執政合法性等等任何考慮﹐哪怕心中再希望李前總統所言是真﹐也由陳總統表達了“政府國號是中華民國”的立場。在野黨無論是出於維持其政黨合法性(中國國民黨是中華民國的創立者)﹐維持其政治立場的一貫性﹐維持其選民的情感因素等等任何考慮﹐哪怕對於這一問題再有疑慮﹐也必須表達無法接受的立場。於是﹐在面對“中華民國”終結者李登輝﹐朝野難得言辭不謀而合﹐都宣稱中華民國當然存在。應該就此落幕的一段插曲﹐似乎卻因李登輝前總統的不甘﹐又進一步指出﹕“中華民國是國號﹐不是國家﹐國家是台灣。”使得朝野不得不在統獨議題上短兵相接﹐提前進入2004年總統大選的正面論戰。

而民間對此議題持續的討論﹐亦有愈演愈烈之勢。本來麼﹐要兩千萬作了多年中華民國國民的人民突然發現自己的國家“不存在”心理衝擊必然巨大﹔而此語出自前中華民國總統之口﹐而這位總統在任內也曾向這兩千萬人民誓誓旦旦要捍衛中華民國﹐絕不會搞台灣獨立幾百次﹐講出這種話很難不讓人側目。然而﹐中華民國是國號﹐台灣是國家﹐這樣的說法﹐似乎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果然如此嗎﹖中華民國是否存在可以從歷史中找到清晰的解答。歷史上好幾個時期都出現過一個政權被另一個打敗而不得不遷都而延續的情形﹐最早的西周東周﹐到後來的西漢東漢﹐後來還有東漢末及三國時期的蜀漢﹐以及南北宋。與今天的台灣大陸情勢都有其相像之處。有趣的是﹐這些東西南北的區分冠詞﹐都是後來加上去的﹐南宋皇帝與人民只知道自己是宋朝人﹐東西漢皇帝與人民只知道自己是漢朝人。

中華民國於一九一一年創建﹐至一九四九年被中國共產黨擊敗而來到台灣延續至今﹐這是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但其國號﹐政府傳承﹐以及最重要的是統治者及人民的認知﹐而這則始終維持著中華民國。說得更清楚一點﹐也許自創立到一九四九年這一段時間的中華民國﹐我們暫且稱之為“大陸中華民國”﹐已隨內戰失敗而不存在﹐但來到台灣以後﹐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開啟了﹐歷史上也許叫做“中華民國台灣”最恰當﹐因為這個自大陸戰敗而來的國民政府決心堅持中華民國國號﹐而台灣人民﹐包括曾經三次“至誠”宣誓捍衛中華民國的李登輝總統﹐包括傾向台灣獨立的民進黨﹐包括建國黨等明確主張台灣獨立的政黨團體﹐都決定在中華民國體制內生存﹐建設﹐參與。

李登輝前總統的邏輯有一個隱含的論點﹐即台灣與中華民國是不相容的兩個概念﹐這可能是主張台灣未來的發展走向獨立的人心願﹐但與歷史﹐與現實﹐與自己過去的言行都完全相悖﹐差距甚大。

自大陸來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及國號仿彿一件十分不合適的衣服套在台灣島上﹐因為“中國”這個概念自古以來都指大陸﹐指中原﹐而台灣雖直到國民政府來到之前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卻也一直是邊陲的一部分﹐不曾代表過中國。然而﹐這件過大的衣服經過過去五十四年的裁剪﹐早已適合台灣。毋庸置疑地﹐這些裁剪中首先包括一直在這裡的人民﹐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本省人”的積極參與﹐台灣省籍的人民挾其人數的優勢﹐使得一個強大專制的外來統治集團﹐在短短幾年之內就不得不接受﹐所謂中華民國就只有台灣的現實﹐“反攻大陸”變成統治集團自我安慰﹐維持統治合理性的工具口號而已。而“本省人”持續多年的參與﹐使中華民國無論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方面都越來越台灣了﹐這些參與中當然包括由李登輝前總統所主導的幾次修憲﹐當然包括主張台灣獨立的反對運動所主導的民主化所加速的本土化。幾十年的過程使今天的“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已成為不爭的現實﹐名正言順﹐情理皆容﹐沒什麼“正名”的必要。

同時必須指出﹐今天的台灣﹐也是建立在“大陸中華民國”的政府在來到台灣的時候所主動進行的剪裁之上的﹐筆者所指的還不是被綠色陣營所不屑不齒的“吹台青”﹐而是一段太容易卻不應該被忽略的歷史﹐包括將大陸移轉來台灣的物資直接用於發展台灣經濟的基礎﹔包括後來被稱為“外省人”的隨“大陸中華民國”來台灣投入建設大量人力﹔包括後來成為台灣人民一部分的“大陸中華民國”軍人以鮮血保衛台灣。這些是台灣與中華民國已完全相容的歷史基礎。

迄今為止﹐任何主張推翻中華民國統治的努力從未成功﹐也還沒有出現台灣共和國或任何其它政府﹐但台灣確確實實被一個政府有效統治著﹐也許這個政府不完全是一九一一年在南京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但卻不折不扣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中華民國台灣政府﹐這是現實。

統獨陣營的普遍人物﹐他們在台灣未來的國家定位上也許主張差距甚大﹐(也許也沒那麼大)﹐但對於今天台灣的現實狀況描述應該都可以接受下面的說法﹕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國號是中華民國﹐她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但也不是台灣共和國。她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是個變化發展中的關係﹔而任何對於這樣一個現實的改變都不可逾越台灣人民意願﹐改變之前我們的國家是中華民國台灣。這其實與絕大多數今天生活在這個島上的人民的看法是一樣的。

統獨的差異從來不是對現實的認知差異﹐而是對台灣未來走向思路的不同。筆者呼籲﹐在統獨議題上﹐雙方無論情感因素多麼強烈﹐都應儘量理性面對﹐否則在政治人物煽動之下﹐因為情感因素的言辭使得對立加強﹐不同的思路無法交流﹐而完全無法遊說勸服對方﹐只會讓卑鄙政治人物從族群對立中謀取私利﹐這才是真正的遺憾。絕大多數民眾接受中華民國護照加註台灣可以讓人看出人民決心理性面對這一問題﹐政治人物出於偏執理想或出於選票現實的“感性”可以休矣。

香港立法會議員兼城大法學院副教授梁美芬發表文章敦促港府管制網路，她說：“勿以自由為名 放任網上不良信息。”

言論自由、表現自由、思想自由、傳播自由就是自由，不以其內容為標準；也就是說政府無權扮演良心捍衛者角色，無權以可能的危險之名限制公民的任何權利，否則就不稱為自由了。 “放任”更是個奇怪的用詞，梁議員，政府即無權放任，也無權不放任任何言論。公民的言論自由超出政府權限範圍。

這位梁議員據說是位隱性左派，我不認識她，是不是左派我也沒意見。但華人社會對於自由的認知錯誤跟這些有影響力的人的言論很有關係。

自由就是自由，政治學中所指自由，即人民的自由，就是指政府不得干涉的自由，言論自由，包括發表色情、吸毒之類的言論，均無條件受保護。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在這些言論超出“言論”范疇，比如說成為脅迫、恐嚇、以及（販賣毒品等）犯罪行為的一部分時才能干涉。另外就是在保護言論自由的同時，避免一些非行為能力者，亦即兒童，受到某些確定享有自由的“不適宜”言論所污染，亦即公開傳媒分級制度，而即使如此，分級的標準也應該由非政府的民間專家學者界定。

政府對於人民的任何言論恰當與否、善良與否，都沒有權力發表意見。這裡所說的人民包括每一個人，每一個我們討厭的不齒的“不良的”人。

補充一句，所謂捍衛言論自由，往往在針對我們不喜歡、不認同的言論時才談得上捍衛，才有意義。

王丹在他的facebook上写道：

今天是美国国庆，我住的小城市空空荡荡，大部分人都去看焰火过国庆去了。在美国十年，从来没有见过美国政府动员民众去国庆的，但是美国人的爱国热情有目共睹。再看我们中国，每年国庆都是动员出来的画面，即使民众想自发纪念也会限制重重。今年60周年国庆，据说早已经开始动员了。一个政权，要靠动员，逼着，哄著老百姓去庆祝他们的成立，什么玩意儿！！！只有自发的爱国热情才是真正的爱过热情。

我的评论留言如下：

王丹，

其实在国内仍然有很多人，甚至很多年轻人对国家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也会自发去参加类似的活动。问题不在是不是自发，是不是由政府组织，问题在于对于爱国这个概念的理解错误：狭隘，仇恨伴随爱国而来。其实这是一个其来有自的问题，有爱国主义时就难免偏狭，在美国，爱国而导致的仇恨偏激非理性也使这个民主堡垒不得不付出八年的沉重代价。中国当然更是荒谬，直接以煽动仇恨作为爱国内容，以加强其统治。

我们这些异议分子，以及当年的学生的爱国情操不容置疑，是我们还是共产党更爱国是个根本不值讨论的问题，但在爱国的激情之下，连这样简单的判断都作不出，我们就不得不讨论一下爱国激情的可能副作用了。
就让爱国这个情怀停留在深沉的层次吧，让我们的思维和判断仍受冷静和理性支配，受知识分子精神支配，受我们经过反复思维而得出的自由价值观所支配。

应该补充一下：

爱国如果是指对自己出生长大而有深刻情感的国家的热爱，当然每个中国人大概都有，（少数民族问题在此文中暂且忽略不讨论）。如果作为思维，尤其是政治思维的判断准则，那就需要稍加深入说明。

什么叫作准则，假设有这么一个故事，抗战时，日本以下棋作为羞辱中国的方式，威胁明明棋艺高超的中国选手必须输给日本人，这时候，日本人的行为准则是武力胁迫，加欺骗大众，这时这个宁死不屈的中国棋手拒绝下棋或者仍然公开打败日本人，这才是爱国主义的行为准则，当然为此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在今天中日两国国际选手在国际比赛下棋，比赛双方依据的准则就是围棋规则，无论你多么爱国，也还是要以围棋规则为行为准则；两个中国人下棋，输赢高下跟谁比较爱国完全无关。

八九年的学生运动，学生当然是爱国的，但政府也可宣称坚持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才是最符合国家利益，因此支持政府才是爱国的，甚至开枪杀人的士兵，我相信他们也是爱国的。在此，我们与政府之间的冲突点根本不是谁更爱国，而是要民主还是要专制。爱国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操，我们出于对这个国家的爱，才会走上街头呼喊民主，所以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是个民主运动。青年人在出现外忧内患时，走上街头，承担匹夫之责是知识分子应有的特质，外忧时这种表现叫作爱国，内患时，叫作社会责任。

中国政府为巩固其统治，想把爱国和支持政府划上等号。原本这样的欺骗并不容易得逞，但靠着限制国人对国事的参与，靠着言论和媒体的控制，并把因为中国政府未能接受世界公认的自由、人权以及公平原则，而致使中国未能得到更广泛的国际尊重与认可这个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推给一个虚拟的“处心积虑仇视中国的帝国主义集团”，就成功地在一些充满热情而冷静思考不足的年轻人头脑之中建立起一个——爱国就等于反美，就等于支持政府，就对于反对所有政府所反对的人——的一个公式。

爱国的热血要沸腾，但头脑要冷静，否则就和踢足球输了就向场内丢汽水瓶的行为没有差别。

馬總統提出中文應『識正書簡』引起朝野熱烈討論，賣台帽子滿天飛，幾年前在馬英九任台北市長時推動使用漢語拼音，也曾經引起類似的現象，可惜真正該討論的兩岸文字差異的優劣問題從未得到理性討論。

大陸與台灣都講國語，大陸在建政之後將之改稱普通話。大陸在一九五六年開始推廣使用簡體字，從此之後，一般我們稱改變之前的中文字體為繁體字。大陸使用漢語拼音，即是中文學習過程中的重要發音標準系統，也被廣泛用在街道路牌等公用標識系統中，作為給外國人或不識字的本國人發音輔助工具；台灣不用，學生學習漢字的發音標準系統是注音符號，公共標識則既有通用拼音，也有羅馬拼音，還有這幾年一些縣市開始運用大陸的漢語拼音。

我來自大陸，自然對於簡體字和漢語拼音都非常熟悉，因為從小喜歡讀古書，對於繁體字本來就有相當認識，再加上在台灣的十幾年，可以說已經充分掌握繁體字的讀寫，又因為陪孩子讀書作功課，這幾年對於注音符號也已經學會。若問我對於繁簡之爭，漢語拼音與注音符號之爭，我的看法是各有利弊，對於台灣朝野社會這幾年關於此問題的討論，我常常覺得沒有抓住重點，有時令人哭笑不得。

先說字體。大陸當年決策改革漢字，實行簡體，絕對是有其深遠的歷史意義。漢字簡化並非始於中國共產黨時代，實際上，漢字形成之後簡化過程從未停止。從至早極為繁復的甲骨文、小篆到後來不斷標準化的宋體、楷體本來就是一個簡化過程，在民國時代，新文化運動先驅之一，著名文字學大師錢玄同即主張簡化甚至廢除中文，改用羅馬字，他的部分漢字簡書規範化的建議並受到當時的國民政府接受，台灣的臺現都以『台』書寫即是國民政府時代規範化的。

大陸實行文字改革，推行簡體字是一九五六年完成公布的，當時的文字改革委員會裡面的主要學者都是在民國時代就已經在各個重要學術研究機構中執牛耳者，包括委員會主任吳玉章，更是民國的創建人之一，並非中共『文革』的內容之一，也不是由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執行者所修纂。推動漢字簡化的目的有二，一，使漢字更容易學，以儘早使中國脫離文盲國家；二，使漢字更容易寫，寫得更快，以提高生產力；當然簡化過程同時完成的規範化是那次文字改革的額外收益。客觀地說，這些目的都收到長足成效。

再說漢語拼音，漢語拼音是一九五八年公布實施的，其主要功用是教育輔助工具，次要功用是漢字轉寫羅馬字標準方案。使用漢語拼音後來被證明好處極多，首先是查字典容易，使得小學中國語文教育簡單很多，其次是羅馬化之後仍然維持標準音功能。舉例來說，張震、常晨、常真、張晨這幾個名字，如果在台灣辦護照，用羅馬拼音寫的名字是一模一樣的，就是 Chang Chen, 而在漢語拼音中就會完全不同，分別是（Zhang Zhen, Chang Chen, Cheng Zhen, Zhang Chen）達到準確標示的功能，第三個，是誰也沒想到的好處，在電腦普及化之後的今天，以英文鍵盤輸入漢字，大陸人因為有了漢語拼音，輸入法的普及和上手速度都遠比台灣香港快得多，我的台灣朋友到了大陸，面對沒有注音符號的鍵盤，不得不學會漢語拼音之後驚呼怎麼沒有早點掌握這個如此便利的工具。

台灣社會對於漢字簡繁之爭的辯論都淪於與大陸之間的愛恨情仇之中，未瞭解簡體字與漢語拼音背景的台灣民眾也沒能夠在充分資訊的前提之下作出理性判斷。首先，到底稱我們使用的文字為正體字還是繁體字就似乎已經聞到了火藥味，再加上朝野之間的意識形態之爭，黨同伐異的批判使得真正該討論的問題都沒能夠得到充分討論。

本文發表於2009年6月13日臺灣『蘋果日報』

这段时间忙，没能够常常来博客发表看法，忙什么，大家知道，去了一趟澳门，目的是要向中国政府驻特区联络办公室寻求安排引渡投案。“闯关”是媒体用词，我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说，我在媒体前面说得清楚，“这次到澳门是寻求中国政府联络办公室或特区政府的协助安排引渡投案。回家的努力，不会停止，这次是第一次，也是最温和的一次。”

六四这天发表的博文居然到今天有三百多篇响应，应该很多人来也是因为这件事，当然首先是要感激给我支持的各位朋友。谩骂及恶毒攻击不会影响我的意志，连情绪都不会受到波动。但支持我的朋友们则让我确实感到温暖，谢谢你们！评论中很多提出的问题，质疑，也都与此相关，我也觉得应该为此事做一些更细致的阐述，顺道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批评、质疑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先向没能够回答到的各位道歉。

先说为什么要投案？中国政府不准我们回去也就算了，居然还限制我家人离境，这种株连九族的作法不符合人道精神，不符合人权原则，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甚至也不符合中国法律。与父母家人二十年未见面，思念心切，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而且似乎也只剩下投案一途，才能确保与家人见面。顺道回答一位网友指责我要跟父母见面哪里不能见，是啊，天涯咫尺，二十年，横亘在我与家人面前的就是一种野蛮与残酷的政府暴行。

为什么选择到澳门，因为我持台湾护照，进入中国需台胞证，进入香港需要签证。这些我都得不到，只有澳门，可免签证，因此才能够上飞机。顺道回答一位网友说我为什么不直接到北京，我当然也想啊，技术障碍难以克服而已。

为什么选择“六四”？当然这里面有深度考虑。首先，我知道中国政府流放我们是既定政策，换言之，它并不要我们回来，投案也不接受。这次澳门之行，达成投案目标机会不大，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国政府在流放我们，很多人并不知道我们连投案都找不到门路，很多人并不知道我与家人二十年不得见，连在我的博客留言谩骂的愤青都很可能不知道，而披露中国政府在人权上的落后，挑战体制的荒谬，本来就是民运的使命，是我此行的第二目的，选择六四这一天，得到更多的关注，就是真正的原因之一。

中国政府这些年来，不断宣扬大国崛起，也鼓励因为得不到国际认可的“中国人不高兴”，但同时，却回避一个发生在二十年前，自己宣称没有任何错误的事件，网络封锁各种消息，各种敏感词，已经到了荒唐的程度。我们也衷心希望中国真的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国，有泱泱气度的大国，有开阔胸襟的大国，能够勇敢面对自己历史的大国，一个具有自由、人权、尊重、多元等因素的现代文明大国。如果有一天，中国政府敢于勇敢面对那段历史，尤其敢于面对那个令世界上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直至今天都还在感觉心痛的一天，中国在世界得到的将不仅仅是对其大国地位的接受，还会有崇高的尊敬。二十年过去，我挑战政府，“你在通缉我，我在投案，你敢不敢接受？”就是强烈要求中国政府二十年勇敢面对那段历史，给中国人民一个交代，哪怕是在法庭上。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是个作出这种宣示最好的时机。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面对自己的良知。二十年来，我一直都背负着幸存者的罪恶感，我一个人检视自己良知就会看到这种痛苦。在这一天作些什么，是对自己最起码的要求，除了写一篇文章，除了点一盏蜡烛，在六月三日到六月四日那个时刻，我在澳门移民局拘留中心四平米大的房间，上下铺木床上辗转反侧，以自我囚禁的心情向死难者致上我的祭悼，也是我选择渡过这一天的一种方式。

顺道回答出现不止一次，在评论中指责我，指责柴玲，为个人私利，把学运推到极端，导致政府杀人，或者类似的意思。对于这种说法，我必须明确表达我的斥责。在开枪的人还没有被惩罚之时，指责被开枪的人躲子弹躲得不够快是什么逻辑？

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自始至终都不曾以推翻政府，推翻共产党作为目标。激愤之下可能有个把学生喊出“打到共产党”的口号，也都会被我们制止，退一万步，就算学生喊出打到共产党也绝对不是政府开枪杀人的理由。

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运动，全国上百个城市都爆发了游行。北京的十万大学生，走上街头，每一个都知道挑战共产党的危险，还是勇敢的承担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呼喊自由，呼喊民主。我很骄傲自己是天安门那一代的一分子。当政府颁布了戒严令之后，仍然坚持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视死如归，决心坚持，就是希望可以用他们青春的生命，唤醒共产党内仍有良心的人们接受“民主与自由”这历史的呼唤。即使到了六月四日凌晨，学生也没有对政府产生任何实质威胁，只要政府愿意拿出诚意，进行对话，这一事件绝对可以安然落幕，完全没有出动军队开枪镇压的必要。

学生运动领导者之间关于要不要撤离天安门广场的不同意见，都是出于同样追求这场运动成功的初衷，谁也没有预料到中国共产党的残忍，镇压的血腥。王丹曾说，“学生有错，政府有罪”，这是显示我们有反省的能力和愿望，但现在到了检讨学生的技术错误的时候了吗？政府的罪行得到追究了吗？正义得到伸张了吗？在尚未追究加害者的时候指责受害者是有巨大的良知问题的！

对我的批评，我都愿意聆听，但指责要拿出证据，基本逻辑也必须清楚。有网友批评我审查评论，那更好笑了，批评者应该注意到了他的那篇评论是实时发表的，除非博主有神力可以在那零点零一秒完成审查程序，哈哈。

有一点，值得指出，这三百多篇评论之中，那些对我们的批评、指责、甚至谩骂，或者是求好心切，吹毛求疵、或者是出于胡涂或其他叵测居心而转移话题焦点、混淆逻辑，但都无法否认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屠杀是邪恶而残暴的。

Said Halil Afendi, Yahximu siz?

我相信我们的民族认同没有任何不同，我是一个自豪的维吾尔人。我今年41岁，其中二十年在流亡，十八年居住北京，在故乡的时间三年。然而，我依然能够掌握自己的语言，熟悉家乡事务，连饮食习惯都还是非常维吾尔。

开创这个博客时就知道一定会讨论到我的民族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以来苦苦思索的问题之一。

维吾尔族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是在中国境内不多的完整文明之一。既出现过影响世界的大思想家，文学家，也曾经在权力土地的争战中留下强悍的标记，在文化，如文学音乐艺术领域都有傲人的成绩。在很多领域，与长年相邻的悠久强大的汉文化不相上下，甚至偶有超越。这些，可惜在中国的历史教育之中都被刻意抹杀了，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所採取的政策与对其它民族的政策一样，那就是殖民，歧视，镇压，同化。当政府採取这种政策时，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汉人在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扮演着共犯的角色。

而今天维吾尔族，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其它非汉民族所面临的情况几乎一样：在强大国家机器的野蛮统治以及毫无文明可言的殖民心态前面，要么等待被同化，要么反抗被镇压。与汉民族之间的仇恨日益深刻，几乎已经变得无解了。

每每想到我的族人今天所受到的压迫之时，我都黯然神伤，不仅是对那些苦难的感同身受而已，更是在了解到这个问题解决的艰困，沮丧是一种加倍的痛苦。

我也在过去这二十年之中接触了很多同样为我们的民族未来而忧心忡忡的优秀维吾尔同胞，有很多人也都在海外投入了争取维吾尔人民自由与独立权利的运动之中。我对他们都有很大的尊敬。可惜海外的维吾尔运动面临的问题是这样，理性的声音往往被激情的声音淹没；而激情的声音又除了表达愤怒，表达权利之外并不能对于我们面临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向。从您的文中我感受到您从我的表现很难不怀疑我是否关注关心我的民族，我完全理解，您一定觉得我对这个问题的表态怎么那么少？甚至没有？

追求独立是被压迫民族的权利，这一权利不应因为你是否认为独立是不是最好的方法而否认。我还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新疆西藏独立必须要全中国人民一起讨论同意，先不说这个说法裡面的逻辑悖论，基本上持这种说法的人都是算好，在这样的方式之下任何公民自决，反正都不会通过独立，是一种无聊的投机理论。与举世公认的公民自决理论完全背道而驰。

我绝不否认新疆西藏追求独立的权利，但我认为追求高度自治是比较合乎现实的选择。

虽然我常常坚信公义的贯彻始终是历史良性发展的不二法门，然而，在中国境内的民族问题上，我们可能必须同时追求贯彻公义与民族和解。消弭仇恨原本应该是在正义得以伸张之后，但也许我们根本没有伸张正义的机会就被仇恨所吞噬了。

而民族和解又谈何容易！尤其在强大的一方依然蛮横之时，在无理的一方继续无礼时。维吾尔族人民对汉人的满腔怒火绝对是事实，绝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Said 兄弟，我相信你也会承认，这种愤怒也在同时让和解变得遥遥无期，对于解决维吾尔今天面临的问题没有帮助。所以我对于表达愤怒，表达仇恨并不热衷。

我希望我追求民主，追求理性思考及对话的努力能够在解决维汉矛盾时能够起到正面作用。我期待对这个话题能够开启理性的讨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而我在理性讨论的时候绝不会掩饰我对自己是一个维吾尔人的自豪与坚持。

您提到即使我的民族认同与您不同，无言之余，您同样祝福，您的这段文字让我看到一个高贵的维吾尔灵魂，我相信您的祝福所感动的不仅是我，还包括所有读到这段文字的人。

谢谢你的祝福，我以维吾尔族兄弟身份接受您的祝福。

May Peace be With You！ Assalam Alleykum!

吾尔开希先生，您好。

您是民运中，学生领袖的第一个人，在王丹之前一直担任学生领袖。通过互联网的各种途径我也看到过您在89年的风采，尤其在李鹏面前，斜躺在凳子上吸着氧气奋起而发的时候，是多么的令人尊敬和感慨。

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在您的内心深处，您还是维吾尔族吗？您有没有正视过您的民族现在所遭受的苦难？有没有您像对待民运那样的热情去对待您的民族呢？您随便从来表现出来，但我也不能否认您内心深处到底是如何处理这些事情？这些感情？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民族都不去爱，他能去爱谁？

如果吾尔开希先生您认为我所讲的“民族”和您认为的“民族”概念不同，那么我认为我亦无他语可言之。

不论您如何认为您的民族属性，我均望您事业顺利、家庭美满。

也希望民运能够早日成功。

網友“中國人”, 您好，首先謝謝您在本博客的積極參與。謝謝您的誠懇，您的善意，以及您的溢美之詞，不敢當。您的多篇跟貼文字，基本主張和建議我們民運人士應採取“先國家發展，後公民權力”這樣的立場，據此回復，希望能回答您的問題，順便闡述一下我的一些想法。

您所提出的很多觀念都很有啟發性，您提到：“國家差別，民族差別，有限資源，這是未來人類發展的三大矛盾體。 ”不錯，尤其當國家之間的差別，有限資源的分配不公是歷史上那些強權國家造成，這份公義尚未貫徹之時，站在這樣的高度關注一切，確有必要。

但在上述三項差別之外，人類發展的矛盾還包括人與政府的矛盾，被剝奪了自由和反抗力的人與專橫且掌握強大國家機器的政府之間的矛盾。這不是新課題，所造成的不公不義也已存在多年，給人類（包括您念茲在茲的中國人）造成的災難造成的痛苦造成的損失如果算起來“駭人聽聞”這個成語都顯得無力。

我決定站在人的高度去思考，去關懷中國的未來，可能和您所期待的站在國家民族高度有所不同，但我相信（歡迎您繼續說服我）我的決定。

中國共產黨壟斷我們站在國家高度的權力，視民運人士為敵人，所以哪怕我們願意站在“先國家發展，後公民權力”這樣的立場，也是自作多情，自取其辱。我們的任何參與權利，哪怕是表達權利都被剝奪，還要為此付出自由的代價。這倒沒關係，我們求仁得仁，我絕不是在此抱怨受到的委屈，只是向您提出邏輯上的一個誤區，我們的參與權力被剝奪，您對我們的期待似乎只有不參與，是嗎？

不參與，不作為，也許正是一種參與，一種作為，如果我們為國家甘愿受此委屈，也不求被理解，被知道，也未嘗不可。前提是，我們相信不參與和不作為是可以“對國人來說是利大於弊”，這就要求我們相信中國共產黨有這個意願，有這個能力，同時現在走的路線是正確的。可惜現實告訴我們，事實絕非如此。

首先，共產黨得到今天的統治權力是幾十年前戰爭的結果，在此之後人民參與統治者選擇的權力就被剝奪，任何嘗試貫徹共產黨自己也承認的“民主”都被無情鎮壓，而今，共產黨的所有作為都仍然是以維持其統治作為第一目的，統治集團的私利是首要出發點。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發展也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一九七九年，一九九二年，共產黨面臨難以面對的社會問題，才會出現兩次鄧小平決策，大幅度開放，還給人民本應屬於我們的追求個人財富的自由，以及後來一次次的政策調整以適應這樣的決策導致的國內外壓力，都是被迫的。我不否認它有主動追求國家發展的意願，但顯然國家發展必須服膺於共產黨的統治利益，因此它的這個意願就完全沒有可信度。

其次，仔細觀察這些有利於國家發展的政策，除了通常都是民間社會強烈呼喚，共產黨被動接受之外，通常還都是把共產黨過去伸得太長的手縮回來而已。而中國今天存在的主要問題，資源分配不公平，機會不均等，政策不靈活，資訊不透明，政府效率不彰顯，司法不可靠，都是共產黨自己所造成的，同時今天他仍然不願解決、無力解決的。毋庸置疑，解決這些問題對國家發展必然大大有利，我確信，一個民主的，願意廣納雅言的政府一定能夠比現在的共產黨政府更有能力。

再看看共產黨現在所走的路線，似乎看起來給國家帶來了發展，但因為害怕統治利益受損而作的決策，已經與這樣的發展出現巨大的矛盾。在沒有政治、社會、思想、言論自由的環境之下，經濟自由必定受到節制，受到影響，甚至抵觸，而共產黨還在堅持這樣的路線。

不參與、不作為、甚至不批判，我們怎敢妄稱自己為民運人士？

眼前全球面臨金融海嘯，經濟危機；中國因為過去這二十年的鬆綁而有了長足發展，這個民族的勤儉美德又使得她站在一個有能力挽救這場危機的地位。我們當然誠摯的祝福中國在這個艱難的時刻能有上蒼眷顧，也祝福在這個歷史契機中，中國政府能夠作出正確的決策，不僅承擔起這個責任，挽救世人，也挽救我們自己的未來；並掌握這個機會，以世人所共同接受的公平、公義原則，融入並共同參與建設一個更加公平、公義的世界社群。

开启这个博客，我期待热烈的讨论。在国外的这段时间，我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在这种热烈的讨论中吸收的。有价值的讨论甚至辩论通常是一种很好的思考、沉淀与归纳总结的方法。

但一个讨论有没有价值取决于几个方面，首先是讨论各方是否有基本的知识分子精神，其核心就是尊重。讨论中不能涉及人身攻击；不能使用羞辱性言辞；不能剥夺别人的发言权力与机会，（初次见面或者不够熟识的人连打断都不应该）；不言而喻的，当然不能使用暴力；要耐心听完别人的论述；要给人反驳的机会；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还只是最基本的文明准则，略深一层，一个讨论者应该具备这样的想法：我现在的想法很可能是错的，虽然我真诚地相信这个想法。我表达我的错误是为了得到纠正，如果通过讨论我的错误无法被纠正，反而使我更加确信，那么我了解到了原来的想法很能经得住挑战，在能够证明它是错的之前，我继续对这个想法维持真诚的相信；如果我在讨论之中看到了我的错误，那么我就又删除了一种错误的可能，因而我学到了新的知识，建立了新的真诚相信。所以，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是快乐的。

讨论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向别人证明什么，更不是要向别人推销什么。

比如，我相信民主是捍卫自由目前为止最好的方法，但我会愿意认真思考任何别人对此的批判，为此而讨论。在讨论中我会把我为什么真诚相信表达出来，同时认真倾听批判者的论述，批判者的驳斥，希望找到批评者言论之中具说服力的内容，审视所提出的论据，思考所论述的逻辑。当然也可以想见，越是真诚而尊重的言论就越有说服力；也可以想见，如果批评者的言论包涵人身攻击时，恶意羞辱，不给予公平机会，甚至运用国家暴力把不同意见的人关进监狱，那么我原本对于民主是捍卫自由最好的方法这样的想法就会更加坚定。

我觉得无法尊重他人的人，等于在任何讨论的场合都取消了自己的资格，令人遗憾。而对于具备基本尊重的讨论者，我非常欢迎，我愿意在此认真表达我的想法，如果这些想法的论据与论证能够被接受，我很愿意作这个说服者；如果讨论者持不同意见，而他的论据和论证能够被我接受，我更高兴作这个被说服者。

我相信言说的力量永远大于暴力，无论是国家暴力，还是个人暴力；无论是行为的暴力，还是语言的暴力。

這幾天在博客上的激烈討論讓我思考很多，其中包括對“憤青”現象。

大家都知道，“憤青”是國內網路上的名詞，字面上是憤怒青年的意思。更準確的含義，每個人的理解大概都不一樣。我的看法是“有不滿，有情緒，而表達方式和內容受情緒影響較大的一群人。”

不滿是多方面的，有對政府的不滿，對社會的不滿，對不公不義的不滿，以及這幾年蔚為風潮的，對美國以及包括日本的西方列強的不滿。

有情緒，就是不滿無法控制，無法宣泄，無法克服，變成一種憤怒。

對政府，對社會，對不公不義的不滿要表達需要相當的勇氣與擔當，稱為民運人士，維權人士，常常是要冒坐牢風險的。

對美國不滿，顯得多豪氣干云啊。又沒有危險，容易找到附和。讓我想起大概是初中的時候，看完一個什么清末民間英雄面對無能政府和豪強凌辱時表現的那種英雄氣概的電影，出了電影院老想找個外國人打一架的那種情緒。今天回想起來，雖然電影內容可疑，把情緒對準毫不相干的人的可笑，但回想自己當時的赤子之心，還是有一分可愛。當然了過了十八歲還沒能冷靜下來就很可悲了。（看完電影半個小時以後還沒能夠冷靜下來就很可悲了。）

既然有情緒，這種情緒有一定的道理（專文討論），國內媒體又不能提供完整信息，更不會提供一個可供理性思辨的園地，想法偏頗就在所難免。把愛國、反美、反法輪功、反臺獨、反任何跟政府不同調的聲音搞混也是在十幾歲那個邏輯分析能力不足，冷靜態度不足的年齡可能會作的蠢事了。

我十一二歲的時候當過“憤青”，現在想起來還覺得有點丟人。不知這樣說會不會惹來更多的“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