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爾開希的流亡筆記

今天是发生在乌鲁木齐的『七五』惨案一周年纪念日。我谨在此重申过去一年来我多次表达，包括几天前在本台表达的沉重哀悼之意。我的哀悼是针对在这次事件中丧生包括维汉两个民族的所有无辜受难者。希望受难者的家人走出悲伤，我知道这很不容易，而唯一能够真正让受难者家人放下心中的哀伤的方法是让受难者的血不要白流。

要使他们的血不要白流，我们首先应该认真检视和思考造成这次流血的原因。毋庸置疑，民族仇恨在这次的事件之中表现无遗；那么，我们就首先来认真检视一下这个导致了如此惨烈杀戮的民族仇恨吧。

我是维吾尔族，那就先看我们自己的民族仇恨吧。

维吾尔人是仇恨汉人的，程度不同，但大概每个人都是。但是，我们仇视的是『汉人』这个整体，不见得是任何个人。对于个别的汉人呢？往往每个维族人都有一些汉族朋友，往往，每个维族人对于这个把汉人朋友都会特别友好。

维吾尔人仇恨的汉人是王乐泉，是王震，是盛世才；换言之，，是残暴的汉人统治者，是对维吾尔人完全没有尊重，甚至只知道铁腕、高压统治，对于使用警察军队镇压残杀维吾尔人毫不犹豫也毫不手软的汉人；对于这些汉人的仇恨，大多数维吾尔人并不掩饰，但天高皇帝远，这些汉人是大多数维吾尔人日常生活之中接触不到的，那么为什么对那些无辜的平民汉人也充满仇恨呢？在维吾尔人看来，所有的汉人都是自愿、主动和那些统治者站到一起去的。

事实果真的如此吗？我们维吾尔人不该忽略一个重要事实，在共产党中国，这些汉人也是统治者的受害者，他们大多数是没有办法选择要或者不要和统治者站在一起的。因此，即使在表面上看来，他们是自愿、主动和统治者站在一起，维吾尔人也不该把仇恨投射在任意一个汉人身上。
再看看汉人对维吾尔人的仇恨。很多汉人常常提到，维吾尔人享受多重照顾，包括计划生育不及於少数民族，各种考试给予加分，等等等等。而享受了这些待遇的维吾尔人还闹事，汉人对维吾尔人就更难接受了。

事实上的情况是，维吾尔人首先面对的是政治上的压迫，在新疆上自自治区党政系统，下到所有的机关企事业，甚至街道乡村，第一把手都是汉人。摆明了维吾尔人是二等人，是被排除在权力结构之外的。在政治资源被汉人垄断的情形之下，经济资源也被汉人佔据。王乐泉家族，山东帮在新疆的嚣张侵占掠夺之外，一系列不利于维吾尔族的经济、就业政策也是使维吾尔人在新疆日趋成为弱势阶层的原因。

维吾尔人要的不是照顾，而是平等，在得不到平等与尊重的情况之下，还要面对汉人平民的误解与歧视，他们的情绪是应当被理解的。

在七五周年的这一天，谨让我对在新疆的维汉两个民族说几句诚恳的话：想想你的那几个异族朋友，想想你所认识的老张老王，想想你所认识的艾尼瓦尔，尼加提，想想你们能够愉快相处的时刻，想想你是否希望两个民族都可以永远这样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呢？再想想，每个在去年『七五』事件死去的无辜受难者，无论维汉，他们都是有父母的。哪怕就是想到这一点，我们都该为了消弭仇恨作一点自己的努力。那也才是让他们的血不要白流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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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我在自由亞洲電台的評論。

这次我在日本的旅程中有这样一个插曲跟大家分享：有一天，我在东京街头一家咖啡馆接受共同社专访，刚好赶上一个日本极右派团体开着宣传车游街，宣传车上放的是日本军歌，插着的是当年的日本军旗，贴着的宣传海报是反对小泽成为中国傀儡，反对外国人参政；尖阁列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钓鱼岛，属于日本等等，都是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的诉求。车上的喇叭声音极大，再加上站在车上声嘶力竭就着喇叭呼喊的人，和原本相当安静的东京街头形成鲜明对比；我看到绝大多数日本人对他们都是反感的，对他们所提出的口号是漠视的，但同时对他们大概还有点害怕。



共同社记者问我的看法，我回答：这基本上是个品味问题，日本极右派就是坏品味的代表。你看他们的声嘶力竭的大音量就是一种对安谧的社会环境的破坏；逞凶斗狠的态度，就是对理性平和社会环境的破坏；他们无法通过温和的语言推广他们滞销的观点，就口出秽言，口出威胁，对于不同意见也没有聆听和理性辩论的雅量、风度和能力，他们不折不扣就是坏品味的代表。而这坏品味的形成就好像一群男孩子出于青春期的反叛而学坏了，结果过了青春期还没能正常回来。共同社记者听了我这段话大笑。

我继续说，可是今天的日本极右派不像三十年代那样有军国主义政府替他们撑腰，那时侯的极右派团体就不仅仅是坏品味了，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灾难。这次共同社记者没再笑了，一边点头一边说一定引用我的原话。

其实，任何的极端派都是一样。今天在国内网络上无法通过温和的语言推广他们滞销的观点，就口出秽言，口出威胁，对于不同意见也没有聆听和理性辩论的雅量、风度和能力的人们不少，通常被称为“愤青”，跟日本极右派团体一样，他们也是坏品味的代表，而且不是今天开放的日本社会的极右派团体的坏品味而已，而是更像当年有军国主义政府撑腰的极右派，为虎作伥，狗仗人势，欺善怕恶，狐假虎威。

其实站在强势的一方就是一种坏品味，更何况这个强势的一方是贪图私利，涂炭人民的共产党政府，这品味就比起敢于挑战执政的小泽立场的日本极右派团体显得更加不如了。

作家村上春树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在坚实的高墙和冲击这个墙的鸡蛋之间，我将永远选择站在鸡蛋的一方。” 同是日本人，表现出的品味高尚和低下之区别，真可谓醍醐灌顶，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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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我在自由亞洲電台的評論。

再过几天就是乌鲁木齐『七五』事件的周年忌日了。首先，谨向在这次事件之中包括维汉两族在内的所有不幸的遇难者致上我的哀悼。向一手造成这一不幸局面的中国政府表达严厉谴责。

一年前的这一天，人民看到的是这样的画面：军警出动，警民对峙，冲突激烈，伤亡惨重。一天之内接近两百人的死亡数字，使得这个事件成为国内外几乎每个人都关心，都热烈讨论的焦点。

在网络上，只有有人对此问题提出任何想法，响应几乎都是非常热烈的。无论观点是什么，可以说每个人都对这一事件有强烈的情绪反应：极端民族主义者，可惜这种人在维汉两个民族中都不是少数，表达出的情绪充满仇恨，维吾尔族因为是弱势一方，这种仇恨显得悲壮，汉人因为是强势一方，支持的又是专制的中国政府，对维吾尔的喊杀之声就显得品味有点低下了。

而有品味、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表达出的情绪是心痛，是焦虑，是盼望疗伤，是呼吁和解，是在寻找问题的根源，是试图最终找到解决新疆问题，乃至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的方案和共识。但中国不是个新闻、信息开放，更不是一个言论、思想开放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很难通过讨论而形成理性的，有建设性的共识。这样，一年即将过去，七五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而我们并没有找到答案，相反很多人还停留在非理性谩骂的层次，可以说，只是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中国的民族问题向来是被忽略的，当然这与中国的人口结构有巨大而直接的关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为汉人，而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之外一般汉人几乎根本没有机会感受到中国有什么民族问题存在。但比起二十一年前，至少在海外的民运人士和知识分子已经不像在那之前那么忽视民族问题了。

八九年天安门屠杀发生之后，注意到官方对于天安门屠杀的报导用词和一年前所谓拉萨镇暴的用词几乎一模一样的时候，流亡出来的民运人士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初自己也漠视了的事件跟天安门一样是一个政府的镇压行动，是一个政府对少数民族的镇压行动。自此，海外民运首先开始理解藏族人民的心情，才开始认真倾听所谓『达赖集团』的言论，继而至今形成一面倒的对西藏的同情，对达赖喇嘛的尊敬和支持。这一切，始于理解。

维吾尔极端民族主义者『把汉人赶出新疆』的口号除了表达一种义愤，对于解决维吾尔人今天面临的问题事实上毫无帮助；网络上愤青明确表明自己是汉人而支持政府镇压的言论，也只是愤青水平虽不值一哂，但这种声音的喧嚣嘈杂也阻挡了维汉两个民族之间的和解。毕竟，如果近千万维吾尔人是杀不光，压不服，又同化不了的，那么六分之一中国大小的新疆就会一直是一颗不定时炸弹。

新疆问题的解决，需要理性讨论，尊重对方的利益与立场，建立政治经济上的平等关系，形成友好的民族关系，显然，现实离这样的目标还差得远。没关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这一切从追求理解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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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我在自由亞洲電台的評論。

各位自由亚洲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吾尔开希。很高兴能够第一次以本台评论员的身份在这里与大家见面，希望今后能够与大家更密切地、理性地在空中与大家交流。

前不久，也就是六月四日，六四二十一周年纪念日当天，我人在日本东京的中国大使馆前，参加完民主中国阵线日本分部组织的抗议活动之后，向中国大使馆提出投案的要求。在得不到任何响应的情况之下，我翻越了日本警视厅所设立的封锁线，试图进入中国大使馆的时候，被日本警视厅机动队的优势警力所阻拦，并将我逮捕。在那之后的两天，我在东京警察署拘留中心，也就是监牢之中渡过。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纪念六四，似乎还要感谢日本警方。

我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一个举动呢？

二十一年前，我们在天安门的时候，最响亮的，也是自始至终贯彻的一个口号，就是“对话”，听起来很简单的一个口号。为什么要提出对话呢？其实这个口号有很深刻的政治涵义。提出“对话”这个口号就是表达，人民有与政府对等地说话的权利，有表达不同于政府立场的权利，可以说，这正是民主的核心价值。然而中国政府，这个专制的跋扈、的中国政府，面对手无寸铁的学生，提出对话的要求的时候，是以军队，是以坦克，是以血腥屠杀来答复我们的。

在过去的二十一年之中，我们这些民运人士，从来没有放弃，继续提出对话的要求，继续主张对话的权利。我的老师，我的好朋友刘晓波在二零零八年提出零八宪章。零八宪章所主张的人民权利的内容与中国宪法也是完全兼容的，然而中国政府也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主张，甚至把他以十一年重刑投入监牢。

我要用我的方法，也就是投案这样的方法，向中国政府表达：“我们并不害怕。我要和我的老师一起坐牢！”

去年，我通过进入澳门向中国政府提出投案，被特区政府拒绝于大门之外；今年我要闯入中国大使馆，我想要向中国政府，向中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表达这样一个信息：不害怕中国政府，是一个有效的可选项。

这一点，我希望国内的朋友们也看到我们的努力，也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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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我在自由亞洲電台的評論。

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经历五十天，仅北京，参与学生就超过十几万，上街声援学生的民众几百万；到后期，更有知识分子、工人、新闻工作者都组成自己的组织，直接参与；全国发生学生、民众上街游行的城市超过两百个。如果政府顺应民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当会更快，更深化，我们今天的国家也会更自由，更有尊严。然而，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运动最终还是以中国政府出动军队血腥屠杀告终，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一个巨大的悲剧，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冲击程度之大，难以估计，应该说，二十年之后，还在发生着影响。

前两天在推特上与网友互动，同时与几百位推友讨论（我在推特上的跟随者有七千多位，以此保守估计当时在线推友数字），其中有两位提到当时牺牲的解放军，口气有很大的不谅解。当我提到八九学生是和平请愿，静坐绝食时，一位推友写到“解放军都是一不小心把自己挂到金水桥上的咯？”虽然因为推特的特点不能长篇，只能用一句话表达意思，但指责学生的意思还是相当清楚的。

我的回答如下：“我没这么说，但解放军是来杀人的，不是示威群众跑去军营里杀解放军的，此其一；解放军先开枪，群众出于报复还手在后，此其二；解放军杀的人要比被杀的解放军多得多，此其三；解放军有枪，群众手中只有砖头，此其四；解放军今天仍然不准人谈及此事，而被杀的连去祭拜都不准，此其五。”

重复一次，推特的特色是只能用一百四十个字表达，上面这句话，我还是用两次才发出，实在觉得没办法说得很清楚，所以在这里赘文引申一下。

“解放军是来杀人的，不是示威群众跑去军营里杀解放军的，此其一；”我曾经在日本跟几位不能理解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的学者聊天，其中一个人讲到，战时日本人民多么凄惨，那时我就反问，有中国人到日本来杀人吗？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死在中国的日本军人有什么理由指责中国人呢？同样的解放军并不是在北京城散步观光，到天安门照相被杀死的，而是来执行一个杀人的“戒严”任务，如果被当了炮灰的日本军人该有任何怨恨，对象也该是很清楚的：发动战争的日本政府。年轻的解放军士兵被杀是悲剧，即使不追究当时具体发生的情况而笼统接受任何人的死都是悲剧，这个悲剧的始作俑者当然是下命令的中国政府。

“解放军先开枪，群众出于报复还手在后；”谁先动手真的很重要吗？当然！同样是暴力，杀人者是犯罪，被害人反抗属于正当防卫，即无罪，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否则政府为什么那么强调是群众出现打砸抢在先呢？八九年的时候，直到六月四日政府出动军队强行“清场”并开枪镇压抵抗者之前，学生以及声援学生、阻挡军队进城的民众完全没有任何暴力行为。事后官方媒体宣称到了六月四日，群众集会出现打砸抢，升级为暴乱，军队才采取断然措施，完全是颠倒黑白。

“解放军杀的人要比被杀的解放军多得多，此其三；”屠杀发生后，中国政府在官方媒体上反复播放解放军被杀的惨状。有些画面如果在平时新闻节目播出时应该会加上马赛克或者喷雾处理。但政府的这种做法是为了什么呢？不言而喻，是为了通过强烈感官刺激使民众更能接受在画面播出时背景铿锵的官方立场。而如果把被政府枪杀的学生、平民的画面也同时播出，被杀的人民数量远远大于解放军的死伤，同情心、同理心还会有任何人站在政府一边吗？

“解放军有枪，群众手中只有砖头，此其四；”即使在不论谁主动，谁在先，仅以一般冲突来衡量谁对谁错，力量的权衡都应该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就像男人与女人发生肢体冲突，我们总是会先指责力气比较大的男人一样的道理，何况，八九年时，一方是政府正规军，一方是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学生、平民？今天，事情过去二十年，当年不在场的人很难拼凑出完整的情形，于是这种简单的是非判断基础就很有意义。

“解放军今天仍然不准人谈及此事，而被杀的连去祭拜都不准，此其五。”一个令人心酸的事实，同时又是一个简单的判断辅助依据。如果真的义正，何必不敢词严？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政府出动军队镇压人民，这个事实就这么清楚，谁是谁非本不需要多作分析，解放军有死伤，也绝对无法改变这一事实的基本道理。然而，中国是个没有开放的媒体，没有开放的信息，无法充分讨论，无法充分思考的社会。我的这篇几乎是多此一举博文，就当作对中国政府钳制思想的再次强烈抗议吧。

2010年，在臺灣叫作民國99年，『中華民國』創立至今已經近一個世紀。而今天的中國，在大陸的部分而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華民國』這個招牌在臺灣也還仍然被堅持著。

當今兩岸幾乎每個人都對於臺灣與中國關係的法律定位問題特別有興趣。我在此地居住多年，自然也是非常關心這一問題。

幾年前，大約在2003年，陳水扁參選連任總統在即，李登輝提出了“中華民國已不存在”這樣一個說法，目的當然明確，就是借助選舉去除『中華民國』化。而激起對這個話題的討論也有利於民進黨的選情。

我當時寫了這麼一篇文章，今天回過頭來看看，在民國九十九年之際，仍然具有提醒人民理性思考『中華民國』定位的意義。當作對這個話題思考的『前傳』重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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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前總統日前提出“中華民國不存在”一說﹐搞得朝野政黨一陣躁動﹐各自根據自己的選舉考量﹐義正詞嚴表達立場﹐執政黨無論是出於維持穩定政局﹐維持政治誠信及維持執政合法性等等任何考慮﹐哪怕心中再希望李前總統所言是真﹐也由陳總統表達了“政府國號是中華民國”的立場。在野黨無論是出於維持其政黨合法性(中國國民黨是中華民國的創立者)﹐維持其政治立場的一貫性﹐維持其選民的情感因素等等任何考慮﹐哪怕對於這一問題再有疑慮﹐也必須表達無法接受的立場。於是﹐在面對“中華民國”終結者李登輝﹐朝野難得言辭不謀而合﹐都宣稱中華民國當然存在。應該就此落幕的一段插曲﹐似乎卻因李登輝前總統的不甘﹐又進一步指出﹕“中華民國是國號﹐不是國家﹐國家是台灣。”使得朝野不得不在統獨議題上短兵相接﹐提前進入2004年總統大選的正面論戰。

而民間對此議題持續的討論﹐亦有愈演愈烈之勢。本來麼﹐要兩千萬作了多年中華民國國民的人民突然發現自己的國家“不存在”心理衝擊必然巨大﹔而此語出自前中華民國總統之口﹐而這位總統在任內也曾向這兩千萬人民誓誓旦旦要捍衛中華民國﹐絕不會搞台灣獨立幾百次﹐講出這種話很難不讓人側目。然而﹐中華民國是國號﹐台灣是國家﹐這樣的說法﹐似乎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果然如此嗎﹖中華民國是否存在可以從歷史中找到清晰的解答。歷史上好幾個時期都出現過一個政權被另一個打敗而不得不遷都而延續的情形﹐最早的西周東周﹐到後來的西漢東漢﹐後來還有東漢末及三國時期的蜀漢﹐以及南北宋。與今天的台灣大陸情勢都有其相像之處。有趣的是﹐這些東西南北的區分冠詞﹐都是後來加上去的﹐南宋皇帝與人民只知道自己是宋朝人﹐東西漢皇帝與人民只知道自己是漢朝人。

中華民國於一九一一年創建﹐至一九四九年被中國共產黨擊敗而來到台灣延續至今﹐這是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但其國號﹐政府傳承﹐以及最重要的是統治者及人民的認知﹐而這則始終維持著中華民國。說得更清楚一點﹐也許自創立到一九四九年這一段時間的中華民國﹐我們暫且稱之為“大陸中華民國”﹐已隨內戰失敗而不存在﹐但來到台灣以後﹐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開啟了﹐歷史上也許叫做“中華民國台灣”最恰當﹐因為這個自大陸戰敗而來的國民政府決心堅持中華民國國號﹐而台灣人民﹐包括曾經三次“至誠”宣誓捍衛中華民國的李登輝總統﹐包括傾向台灣獨立的民進黨﹐包括建國黨等明確主張台灣獨立的政黨團體﹐都決定在中華民國體制內生存﹐建設﹐參與。

李登輝前總統的邏輯有一個隱含的論點﹐即台灣與中華民國是不相容的兩個概念﹐這可能是主張台灣未來的發展走向獨立的人心願﹐但與歷史﹐與現實﹐與自己過去的言行都完全相悖﹐差距甚大。

自大陸來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及國號仿彿一件十分不合適的衣服套在台灣島上﹐因為“中國”這個概念自古以來都指大陸﹐指中原﹐而台灣雖直到國民政府來到之前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卻也一直是邊陲的一部分﹐不曾代表過中國。然而﹐這件過大的衣服經過過去五十四年的裁剪﹐早已適合台灣。毋庸置疑地﹐這些裁剪中首先包括一直在這裡的人民﹐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本省人”的積極參與﹐台灣省籍的人民挾其人數的優勢﹐使得一個強大專制的外來統治集團﹐在短短幾年之內就不得不接受﹐所謂中華民國就只有台灣的現實﹐“反攻大陸”變成統治集團自我安慰﹐維持統治合理性的工具口號而已。而“本省人”持續多年的參與﹐使中華民國無論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方面都越來越台灣了﹐這些參與中當然包括由李登輝前總統所主導的幾次修憲﹐當然包括主張台灣獨立的反對運動所主導的民主化所加速的本土化。幾十年的過程使今天的“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已成為不爭的現實﹐名正言順﹐情理皆容﹐沒什麼“正名”的必要。

同時必須指出﹐今天的台灣﹐也是建立在“大陸中華民國”的政府在來到台灣的時候所主動進行的剪裁之上的﹐筆者所指的還不是被綠色陣營所不屑不齒的“吹台青”﹐而是一段太容易卻不應該被忽略的歷史﹐包括將大陸移轉來台灣的物資直接用於發展台灣經濟的基礎﹔包括後來被稱為“外省人”的隨“大陸中華民國”來台灣投入建設大量人力﹔包括後來成為台灣人民一部分的“大陸中華民國”軍人以鮮血保衛台灣。這些是台灣與中華民國已完全相容的歷史基礎。

迄今為止﹐任何主張推翻中華民國統治的努力從未成功﹐也還沒有出現台灣共和國或任何其它政府﹐但台灣確確實實被一個政府有效統治著﹐也許這個政府不完全是一九一一年在南京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但卻不折不扣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中華民國台灣政府﹐這是現實。

統獨陣營的普遍人物﹐他們在台灣未來的國家定位上也許主張差距甚大﹐(也許也沒那麼大)﹐但對於今天台灣的現實狀況描述應該都可以接受下面的說法﹕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國號是中華民國﹐她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但也不是台灣共和國。她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是個變化發展中的關係﹔而任何對於這樣一個現實的改變都不可逾越台灣人民意願﹐改變之前我們的國家是中華民國台灣。這其實與絕大多數今天生活在這個島上的人民的看法是一樣的。

統獨的差異從來不是對現實的認知差異﹐而是對台灣未來走向思路的不同。筆者呼籲﹐在統獨議題上﹐雙方無論情感因素多麼強烈﹐都應儘量理性面對﹐否則在政治人物煽動之下﹐因為情感因素的言辭使得對立加強﹐不同的思路無法交流﹐而完全無法遊說勸服對方﹐只會讓卑鄙政治人物從族群對立中謀取私利﹐這才是真正的遺憾。絕大多數民眾接受中華民國護照加註台灣可以讓人看出人民決心理性面對這一問題﹐政治人物出於偏執理想或出於選票現實的“感性”可以休矣。

香港立法會議員兼城大法學院副教授梁美芬發表文章敦促港府管制網路，她說：“勿以自由為名 放任網上不良信息。”

言論自由、表現自由、思想自由、傳播自由就是自由，不以其內容為標準；也就是說政府無權扮演良心捍衛者角色，無權以可能的危險之名限制公民的任何權利，否則就不稱為自由了。 “放任”更是個奇怪的用詞，梁議員，政府即無權放任，也無權不放任任何言論。公民的言論自由超出政府權限範圍。

這位梁議員據說是位隱性左派，我不認識她，是不是左派我也沒意見。但華人社會對於自由的認知錯誤跟這些有影響力的人的言論很有關係。

自由就是自由，政治學中所指自由，即人民的自由，就是指政府不得干涉的自由，言論自由，包括發表色情、吸毒之類的言論，均無條件受保護。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在這些言論超出“言論”范疇，比如說成為脅迫、恐嚇、以及（販賣毒品等）犯罪行為的一部分時才能干涉。另外就是在保護言論自由的同時，避免一些非行為能力者，亦即兒童，受到某些確定享有自由的“不適宜”言論所污染，亦即公開傳媒分級制度，而即使如此，分級的標準也應該由非政府的民間專家學者界定。

政府對於人民的任何言論恰當與否、善良與否，都沒有權力發表意見。這裡所說的人民包括每一個人，每一個我們討厭的不齒的“不良的”人。

補充一句，所謂捍衛言論自由，往往在針對我們不喜歡、不認同的言論時才談得上捍衛，才有意義。

王丹在他的facebook上写道：

今天是美国国庆，我住的小城市空空荡荡，大部分人都去看焰火过国庆去了。在美国十年，从来没有见过美国政府动员民众去国庆的，但是美国人的爱国热情有目共睹。再看我们中国，每年国庆都是动员出来的画面，即使民众想自发纪念也会限制重重。今年60周年国庆，据说早已经开始动员了。一个政权，要靠动员，逼着，哄著老百姓去庆祝他们的成立，什么玩意儿！！！只有自发的爱国热情才是真正的爱过热情。

我的评论留言如下：

王丹，

其实在国内仍然有很多人，甚至很多年轻人对国家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也会自发去参加类似的活动。问题不在是不是自发，是不是由政府组织，问题在于对于爱国这个概念的理解错误：狭隘，仇恨伴随爱国而来。其实这是一个其来有自的问题，有爱国主义时就难免偏狭，在美国，爱国而导致的仇恨偏激非理性也使这个民主堡垒不得不付出八年的沉重代价。中国当然更是荒谬，直接以煽动仇恨作为爱国内容，以加强其统治。

我们这些异议分子，以及当年的学生的爱国情操不容置疑，是我们还是共产党更爱国是个根本不值讨论的问题，但在爱国的激情之下，连这样简单的判断都作不出，我们就不得不讨论一下爱国激情的可能副作用了。
就让爱国这个情怀停留在深沉的层次吧，让我们的思维和判断仍受冷静和理性支配，受知识分子精神支配，受我们经过反复思维而得出的自由价值观所支配。

应该补充一下：

爱国如果是指对自己出生长大而有深刻情感的国家的热爱，当然每个中国人大概都有，（少数民族问题在此文中暂且忽略不讨论）。如果作为思维，尤其是政治思维的判断准则，那就需要稍加深入说明。

什么叫作准则，假设有这么一个故事，抗战时，日本以下棋作为羞辱中国的方式，威胁明明棋艺高超的中国选手必须输给日本人，这时候，日本人的行为准则是武力胁迫，加欺骗大众，这时这个宁死不屈的中国棋手拒绝下棋或者仍然公开打败日本人，这才是爱国主义的行为准则，当然为此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在今天中日两国国际选手在国际比赛下棋，比赛双方依据的准则就是围棋规则，无论你多么爱国，也还是要以围棋规则为行为准则；两个中国人下棋，输赢高下跟谁比较爱国完全无关。

八九年的学生运动，学生当然是爱国的，但政府也可宣称坚持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才是最符合国家利益，因此支持政府才是爱国的，甚至开枪杀人的士兵，我相信他们也是爱国的。在此，我们与政府之间的冲突点根本不是谁更爱国，而是要民主还是要专制。爱国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操，我们出于对这个国家的爱，才会走上街头呼喊民主，所以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是个民主运动。青年人在出现外忧内患时，走上街头，承担匹夫之责是知识分子应有的特质，外忧时这种表现叫作爱国，内患时，叫作社会责任。

中国政府为巩固其统治，想把爱国和支持政府划上等号。原本这样的欺骗并不容易得逞，但靠着限制国人对国事的参与，靠着言论和媒体的控制，并把因为中国政府未能接受世界公认的自由、人权以及公平原则，而致使中国未能得到更广泛的国际尊重与认可这个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推给一个虚拟的“处心积虑仇视中国的帝国主义集团”，就成功地在一些充满热情而冷静思考不足的年轻人头脑之中建立起一个——爱国就等于反美，就等于支持政府，就对于反对所有政府所反对的人——的一个公式。

爱国的热血要沸腾，但头脑要冷静，否则就和踢足球输了就向场内丢汽水瓶的行为没有差别。

馬總統提出中文應『識正書簡』引起朝野熱烈討論，賣台帽子滿天飛，幾年前在馬英九任台北市長時推動使用漢語拼音，也曾經引起類似的現象，可惜真正該討論的兩岸文字差異的優劣問題從未得到理性討論。

大陸與台灣都講國語，大陸在建政之後將之改稱普通話。大陸在一九五六年開始推廣使用簡體字，從此之後，一般我們稱改變之前的中文字體為繁體字。大陸使用漢語拼音，即是中文學習過程中的重要發音標準系統，也被廣泛用在街道路牌等公用標識系統中，作為給外國人或不識字的本國人發音輔助工具；台灣不用，學生學習漢字的發音標準系統是注音符號，公共標識則既有通用拼音，也有羅馬拼音，還有這幾年一些縣市開始運用大陸的漢語拼音。

我來自大陸，自然對於簡體字和漢語拼音都非常熟悉，因為從小喜歡讀古書，對於繁體字本來就有相當認識，再加上在台灣的十幾年，可以說已經充分掌握繁體字的讀寫，又因為陪孩子讀書作功課，這幾年對於注音符號也已經學會。若問我對於繁簡之爭，漢語拼音與注音符號之爭，我的看法是各有利弊，對於台灣朝野社會這幾年關於此問題的討論，我常常覺得沒有抓住重點，有時令人哭笑不得。

先說字體。大陸當年決策改革漢字，實行簡體，絕對是有其深遠的歷史意義。漢字簡化並非始於中國共產黨時代，實際上，漢字形成之後簡化過程從未停止。從至早極為繁復的甲骨文、小篆到後來不斷標準化的宋體、楷體本來就是一個簡化過程，在民國時代，新文化運動先驅之一，著名文字學大師錢玄同即主張簡化甚至廢除中文，改用羅馬字，他的部分漢字簡書規範化的建議並受到當時的國民政府接受，台灣的臺現都以『台』書寫即是國民政府時代規範化的。

大陸實行文字改革，推行簡體字是一九五六年完成公布的，當時的文字改革委員會裡面的主要學者都是在民國時代就已經在各個重要學術研究機構中執牛耳者，包括委員會主任吳玉章，更是民國的創建人之一，並非中共『文革』的內容之一，也不是由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執行者所修纂。推動漢字簡化的目的有二，一，使漢字更容易學，以儘早使中國脫離文盲國家；二，使漢字更容易寫，寫得更快，以提高生產力；當然簡化過程同時完成的規範化是那次文字改革的額外收益。客觀地說，這些目的都收到長足成效。

再說漢語拼音，漢語拼音是一九五八年公布實施的，其主要功用是教育輔助工具，次要功用是漢字轉寫羅馬字標準方案。使用漢語拼音後來被證明好處極多，首先是查字典容易，使得小學中國語文教育簡單很多，其次是羅馬化之後仍然維持標準音功能。舉例來說，張震、常晨、常真、張晨這幾個名字，如果在台灣辦護照，用羅馬拼音寫的名字是一模一樣的，就是 Chang Chen, 而在漢語拼音中就會完全不同，分別是（Zhang Zhen, Chang Chen, Cheng Zhen, Zhang Chen）達到準確標示的功能，第三個，是誰也沒想到的好處，在電腦普及化之後的今天，以英文鍵盤輸入漢字，大陸人因為有了漢語拼音，輸入法的普及和上手速度都遠比台灣香港快得多，我的台灣朋友到了大陸，面對沒有注音符號的鍵盤，不得不學會漢語拼音之後驚呼怎麼沒有早點掌握這個如此便利的工具。

台灣社會對於漢字簡繁之爭的辯論都淪於與大陸之間的愛恨情仇之中，未瞭解簡體字與漢語拼音背景的台灣民眾也沒能夠在充分資訊的前提之下作出理性判斷。首先，到底稱我們使用的文字為正體字還是繁體字就似乎已經聞到了火藥味，再加上朝野之間的意識形態之爭，黨同伐異的批判使得真正該討論的問題都沒能夠得到充分討論。

本文發表於2009年6月13日臺灣『蘋果日報』

这段时间忙，没能够常常来博客发表看法，忙什么，大家知道，去了一趟澳门，目的是要向中国政府驻特区联络办公室寻求安排引渡投案。“闯关”是媒体用词，我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说，我在媒体前面说得清楚，“这次到澳门是寻求中国政府联络办公室或特区政府的协助安排引渡投案。回家的努力，不会停止，这次是第一次，也是最温和的一次。”

六四这天发表的博文居然到今天有三百多篇响应，应该很多人来也是因为这件事，当然首先是要感激给我支持的各位朋友。谩骂及恶毒攻击不会影响我的意志，连情绪都不会受到波动。但支持我的朋友们则让我确实感到温暖，谢谢你们！评论中很多提出的问题，质疑，也都与此相关，我也觉得应该为此事做一些更细致的阐述，顺道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批评、质疑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先向没能够回答到的各位道歉。

先说为什么要投案？中国政府不准我们回去也就算了，居然还限制我家人离境，这种株连九族的作法不符合人道精神，不符合人权原则，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甚至也不符合中国法律。与父母家人二十年未见面，思念心切，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而且似乎也只剩下投案一途，才能确保与家人见面。顺道回答一位网友指责我要跟父母见面哪里不能见，是啊，天涯咫尺，二十年，横亘在我与家人面前的就是一种野蛮与残酷的政府暴行。

为什么选择到澳门，因为我持台湾护照，进入中国需台胞证，进入香港需要签证。这些我都得不到，只有澳门，可免签证，因此才能够上飞机。顺道回答一位网友说我为什么不直接到北京，我当然也想啊，技术障碍难以克服而已。

为什么选择“六四”？当然这里面有深度考虑。首先，我知道中国政府流放我们是既定政策，换言之，它并不要我们回来，投案也不接受。这次澳门之行，达成投案目标机会不大，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国政府在流放我们，很多人并不知道我们连投案都找不到门路，很多人并不知道我与家人二十年不得见，连在我的博客留言谩骂的愤青都很可能不知道，而披露中国政府在人权上的落后，挑战体制的荒谬，本来就是民运的使命，是我此行的第二目的，选择六四这一天，得到更多的关注，就是真正的原因之一。

中国政府这些年来，不断宣扬大国崛起，也鼓励因为得不到国际认可的“中国人不高兴”，但同时，却回避一个发生在二十年前，自己宣称没有任何错误的事件，网络封锁各种消息，各种敏感词，已经到了荒唐的程度。我们也衷心希望中国真的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国，有泱泱气度的大国，有开阔胸襟的大国，能够勇敢面对自己历史的大国，一个具有自由、人权、尊重、多元等因素的现代文明大国。如果有一天，中国政府敢于勇敢面对那段历史，尤其敢于面对那个令世界上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直至今天都还在感觉心痛的一天，中国在世界得到的将不仅仅是对其大国地位的接受，还会有崇高的尊敬。二十年过去，我挑战政府，“你在通缉我，我在投案，你敢不敢接受？”就是强烈要求中国政府二十年勇敢面对那段历史，给中国人民一个交代，哪怕是在法庭上。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是个作出这种宣示最好的时机。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面对自己的良知。二十年来，我一直都背负着幸存者的罪恶感，我一个人检视自己良知就会看到这种痛苦。在这一天作些什么，是对自己最起码的要求，除了写一篇文章，除了点一盏蜡烛，在六月三日到六月四日那个时刻，我在澳门移民局拘留中心四平米大的房间，上下铺木床上辗转反侧，以自我囚禁的心情向死难者致上我的祭悼，也是我选择渡过这一天的一种方式。

顺道回答出现不止一次，在评论中指责我，指责柴玲，为个人私利，把学运推到极端，导致政府杀人，或者类似的意思。对于这种说法，我必须明确表达我的斥责。在开枪的人还没有被惩罚之时，指责被开枪的人躲子弹躲得不够快是什么逻辑？

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自始至终都不曾以推翻政府，推翻共产党作为目标。激愤之下可能有个把学生喊出“打到共产党”的口号，也都会被我们制止，退一万步，就算学生喊出打到共产党也绝对不是政府开枪杀人的理由。

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运动，全国上百个城市都爆发了游行。北京的十万大学生，走上街头，每一个都知道挑战共产党的危险，还是勇敢的承担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呼喊自由，呼喊民主。我很骄傲自己是天安门那一代的一分子。当政府颁布了戒严令之后，仍然坚持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视死如归，决心坚持，就是希望可以用他们青春的生命，唤醒共产党内仍有良心的人们接受“民主与自由”这历史的呼唤。即使到了六月四日凌晨，学生也没有对政府产生任何实质威胁，只要政府愿意拿出诚意，进行对话，这一事件绝对可以安然落幕，完全没有出动军队开枪镇压的必要。

学生运动领导者之间关于要不要撤离天安门广场的不同意见，都是出于同样追求这场运动成功的初衷，谁也没有预料到中国共产党的残忍，镇压的血腥。王丹曾说，“学生有错，政府有罪”，这是显示我们有反省的能力和愿望，但现在到了检讨学生的技术错误的时候了吗？政府的罪行得到追究了吗？正义得到伸张了吗？在尚未追究加害者的时候指责受害者是有巨大的良知问题的！

对我的批评，我都愿意聆听，但指责要拿出证据，基本逻辑也必须清楚。有网友批评我审查评论，那更好笑了，批评者应该注意到了他的那篇评论是实时发表的，除非博主有神力可以在那零点零一秒完成审查程序，哈哈。

有一点，值得指出，这三百多篇评论之中，那些对我们的批评、指责、甚至谩骂，或者是求好心切，吹毛求疵、或者是出于胡涂或其他叵测居心而转移话题焦点、混淆逻辑，但都无法否认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屠杀是邪恶而残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