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观看大陆的电影都很让我燃起思乡之情，几乎每一部都是这样。还记得在美国读大学期间，和同样来自北京的同学一起租录像带回来观看电视剧，常常就是为了看看北京，看看中国今天的样子。『唐山大地震』片中大量的所谓怀旧画面，很多微小的细节，都极为真实，我几次看着电影跟身边的台湾籍太太解释，“我当时也有这么一件海魂衫；”“我也用过那种书包；”“我也吃过那种冰棍儿。”

电影中有很多解放军的画面，一九七六年时穿着国防绿旧式军装抗震救灾的那个画面，和几十年前印在我的脑海中的画面完全吻合，而那个画面让我清晰地记忆起当时的我对于解放军的那种尊敬和崇拜。当然，这种情感在十三年之后的北京，在“六四”当夜完全破灭的另一个记忆也同时浮上我的脑海。

『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时间跨越自一九七六年到二零零八年三十二年，而我和片中两位主人公年龄一样，七六年大地震时我也是一个八岁的儿童，居住在北京。虽然北京的震度比起唐山算轻微得多，但那二十三秒仍然是一段足够清晰的恐惧记忆。冯小刚导演对于那场地震的呈现，也极为真实。二十三年之后，我在台湾再次经历了九二一大地震，当地动天摇之时，我抱着不到一岁的儿子从震得墙壁裂开的家中逃出，踩着楼道中一地的瓦砾，走到空旷地的时候，我的脑中就是出现了当年唐山地震的画面，提醒着自己要比别人更冷静应对，同时，正因为这段经历，我也比别人更冷静地知道大自然的残酷无情。电影的真实让我更珍视我身边的家人，更思念仍然不能得见的远方家人。

冯小刚在宣传这部电影的时候，几乎是很痞子气的说：看了这部电影不哭就是没人性。而电影导演自己这样说其实有点不合适，一来不够谦虚，二来，有执导时刻意催泪的嫌疑。但说实话，我看着电影，眼泪真的就流下来了，是在分隔三十二年之后，母女重逢的那一幕。我的眼泪是在想着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的父母，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又会是多么激动，而那激动的成分之中又有多少的痛苦，多少的屈辱和多少的不平。

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赚人热泪的地方是人的感情，面对大自然的残酷，人的无力；面对自己的无力，人的痛苦与脆弱。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要善良，勇敢，智慧。但从来没有人教导我们当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艰巨到无法兼顾善良和勇敢或智慧时，我们要怎么作，那是因为，面对这样的情况，这世间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告诉我们该怎样作，这也就是我们必须再学会谦卑，学会坚强，学会承受的时候。这是我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後，希望我们能够思考的一个方向。这也是流亡在外的二十多年，我直到今天还在学习的一个人生经验。

大自然的无情，也就是所谓的天灾，是无法避免的，我们要谦卑，要学会坚强承担。而人祸呢？分隔我与父母家人见面的是人祸，是中国共产党当局违背人性，违背中国人的价值观，也违背中国法律的野蛮原始行径，面对这种原可避免的人祸，『唐山大地震』这样的电影就无法给我们提供什么思路了，而我的答案也很简单，那就是勇敢面对，不屈不挠。

————————

七月二十三日晚上，我上网看到消息，说新疆维族知识分子海莱特．尼亚孜，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十五年。这条消息令我彻夜未眠、悲愤异常。就在几天前，我与他的夫人热沙莱提通电话时，还乐观地期待，海莱特被捕十个月后首次开庭，应该会还他公正。毕竟，七五事件已经过去一年了，新疆开始实施所谓新政，主要领导也换了。但现实却比最悲观的估计都悲观。外界一直猜测，海莱特的判刑与我对他的专访有关。作为唯一参加庭审的家属，海莱特的夫人不愿意跟我说很多。对于我的询问，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我最初决定见海莱特，是在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在喀什。七月七日汉族群众上街后，很多维族精英开始坐车往南跑，乌鲁木齐的暴乱会不会波及到南疆，成了当时媒体记者关注的焦点。所以七月十九日，我去了喀什。二十日上午，约到一位喀什的老教授，与他聊了一个多小时，并在他那里见到了一位新加坡的媒体同行。与教授聊完后，我去游览喀什的老城，大约半个小时后，突然接到新加坡同行的电话，她告诉我说，刚才在她采访教授的时候，一队人马，有公安、外事、宣传，冲了进去，打断了他们的采访，并且追问还有谁采访过教授。我当时在喀什已经百无聊赖，接完电话便坐出租车赶往机场，坐了最早的一班飞机返回乌鲁木齐。

第二天一大早，还在睡梦中，我便被电话铃声吵醒。喀什的教授问我住在哪个宾馆，我说已经回乌鲁木齐了。然后听到他向身边的人转述，接着是一阵沉默。过了一会，他才说，他已经一夜未睡，公安局的同志一直都在找我。他希望我不要发表对他的采访。其实，这位教授一直善意地评论汉维两族，我们谈话时，他主要是在向我解释新疆政府推行的一些政策，为政府辩护。但为了避免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喀什之行，我没有写出任何报道，但从新加坡的媒体同行那里得知，海莱特并没有被捕，几天前还跟她见过面。当时网上有传言说海莱特跟维吾尔在线的站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伊利哈木，都被抓了起来。于是，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多，我试着给海莱特打了一个电话，希望跟他交流一下。在此之前，我只是看过有人转贴他的博客，对他一点都不了解。

我去了他在延安路上的办公室，他在一个NGO兼职。他很愉快的跟我聊了起来。其实，在我们的交谈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听他讲维吾尔民族的历史文化，《福乐智慧》、成吉思汗西征大军中维族总管、近代以来维族人的现代化追求……他也讲维族人的温顺、不好斗、不张扬，契丹人来了，很快就投降；蒙古人来了，也基本上没打仗就投降了。他认为维族人没有独立的基础，新疆也不可能独立。但「七五」和「七七」以后，他担心种族仇恨无法化解，新疆有可能成为中国的车臣。

他也为中国整体的命运忧心忡忡。我在新疆遇到的众多维族人中，海莱特是最坦诚的一位，面对我这个汉族记者，他丝毫没有隐瞒对一些汉族人所持观念的不满；也当着我的面痛斥新疆的某些当权者。

在我看来，海莱特基本上是一个忧国忧民，但却日渐被排挤出主流体制的知识分子，或许有民族情绪，但更有国家认同。在追求独立的维族人看来，因为他的国家认同，所以他是「维奸」；而在政府官员和激进的汉族网民看来，因为他有民族情绪，所以他是异类，是潜在的分裂分子。海莱特陷入两难。正因为如此，维族人中，类似海莱特这样，愿意直率地与汉族人对话的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少。

在我们谈话过程中，我也跟他谈了我在乌鲁木齐和喀什两地采访的见闻，提到了我刚刚去过的后泉街，他显然很受触动。后泉街是七月五日那一天，汉族无辜群众死亡最多的地方，隔了一个多星期，我依然能看到地上的斑斑血迹。他跟我讲起了促使七月七日汉族群众上街的两个案例，一个孕妇和一个小孩的惨死。

最令他痛心的，是七月五日事发前，政府未能及时采取措施，以至产生了难以化解的种族仇杀。接着，他忍不住讲出了七月四日晚上，他向政法系统昔日的同事所打的电话。他说要出事了，那边响应说，已经汇报了，等上面决定。

曾向白克力提议防范措施

然后在我追问下，他讲出了七月五日上午十点，他当面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提出三点建议的经过。当时他在朋友陪同下，本来去见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但王乐泉十点之前不在乌鲁木齐，所以只好去见努尔．白克力。他们把正在会议上的努尔．白克力请了出来，当面陈述了对局势的判决与三点建议。努尔．白克力只是表示，要请示上级。按海莱特的理解，就是说，他要请示王乐泉。

海莱特说，事后证明他的预警是正确的，但这也引起相关部门对他的怀疑，以为他从另外的渠道获得消息，所以七五之后很快就对他展开调查。当他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确信，调查结果已经证明了他的清白。当我提出，希望报道预警的事情时，他表示可以，但希望我不要点出这些官员的名字，他担心直接点名，会对这些官员不利。

事实上，海莱特说他预警，并没有令我惊讶。因为此前，我的另外一个采访对象，也曾收到过体制内朋友的告诫，要他下午不要出门。而且，七月十八日，努尔．白克力在接受《联合早报》、路透社、土耳其世界通讯社联合专访时，也说过：「事前曾接获预警。」

在与海莱特的谈话中，最令我惊讶的，是他讲出了一个我此前从未听过的组织–伊扎布特。熟悉中国近代史的海莱特说，伊扎布特就是维族人的义和团。海莱特认为，伊扎布特可能是七五事件的元凶。

七月二十三日，《亚洲周刊》刊登专访海莱特的那一期杂志正式出版（杂志上标示的出版日期是八月二日，实际面世日期是七月二十三日），当天我也乘飞机返回香港。第二天一大早，我便用特快专递将杂志寄给海莱特。

八月一日，是周末，我打电话问他，报道有没有给他带来麻烦。他说麻烦大了，有关部门已经找他问了两次话，主要是他说了预警的事。我当时很紧张，结果聊了一会以后，反倒是他来宽慰我，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我也就相信了。

九月初，新疆出现了「扎针」恐慌，乌鲁木齐更爆发了几万名汉族群众上街的大游行。游行群众高呼「王乐泉下台」、「清除腐败」等口号。九月四日，我二赴新疆，初到乌鲁木齐时，本来计划不再联系海莱特。虽然他说上次的事「已经过去了」，但我还是担心，再与他接触的话，又会给他带来麻烦。

可我在乌鲁木齐采访中，又遇到与上次一样的情况，难以找到愿意说话的维族同胞。当我向一些比较了解维族社会的朋友求助，希望他们推荐一些维族朋友时，又有人向我推荐了海莱特，说他了解情况。于是我又给海莱特打了电话。

海莱特介绍我直接去二医院（省人民医院）十二楼，九三事件中被打伤的维族人大部分都在那里治疗。他的朋友、摄影记者卡伊纳木也在那里。

九月七日中午，我在卡伊纳木的病房，见到了好几位维族干部与知识分子，他们都来看望卡伊纳木，都对局势忧心忡忡。我是第一个去采访这些受伤者的媒体记者，所以几乎每一位伤员的家属，都要向我反映情况。几十分钟以后，海莱特也到了医院，我只与他打了个招呼，寒暄几句，便继续进行我的采访去了。这是我与海莱特的第二次见面。

二度在新疆见海莱特

九月十一日，乌鲁木齐局势基本平息，大多数媒体都已撤回，虽然总编辑邱立本还希望我继续留一周。但是我所住的电力宾馆，有人告诉我，有两个人专门拿着摄像机，去调查过我。所以我也开始为自己的处境担忧，便决定尽早离开新疆。我给海莱特打电话与他告别，他说刚好会在海德酒店附近，让我等他。大约十二点，我在海德酒店大堂里见到了他。他说，有北京的记者，正在二楼请他吃饭。

海德酒店当时是乌鲁木齐新闻发布的中心，也是唯一可以上网的地方，旁边就是自治区政府，背后不远处是汉维聚居区分界的汗腾格里清真寺，稍微再远一点，就是七月五日夜晚，汉族无辜群众死伤惨重的山西巷。七五之后，海德酒店记者云集，但很少有维族人出现，所以海莱特与我站在海德酒店大堂聊天的时候，似乎颇为引人注目。

我们闲聊了十来分钟，七月六日之后，新疆切断了与外界的互联网联系，所以我就大致向他讲了一下网上对于新疆问题的讨论。他则因为没能请我吃饭而遗憾，约我下次去新疆的时候，一起去民族街品尝民族美食。他也给了我两篇文章，一篇是卡伊纳木的申诉信；一篇是他自己所写，关于九三事件的一些见闻与案例。后一篇在网上已经有了，应该是他在电话里，向北京的朋友口述，由他们发表上网的。

与海莱特告别后，我就去了机场。返回香港以后，因为当时新疆还无法与境外通电话，要想跟他联系必须去深圳。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再给他打电话。

直到十月底，突然从网上看到新闻，说他已经于十月一日被捕了。我当时十分震惊，立刻跑到深圳，试图跟他留给我的几个号码联系。结果，他的手机显示说关机，他家里的电话则说欠费停机。当时令我极为懊悔的是，除了他自己的电话以外，我竟然连一个其他乌鲁木齐维族知识分子的电话都没留。我只好试着与新疆之外跟他熟悉的朋友联系。于是便给伊力哈木打了电话。这是我与伊力哈木第一次接触。

女儿说爸爸出差了

几天后，他家里的电话可以拨通。但他太太不愿意对我多说，只说有了新情况会通知我。后来，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给他家里打电话。但他太太说的话更少了，有一次是他女儿接电话，问起她爸爸，她说爸爸出差了，也不愿意多说。「出差」的说法，令我心存安慰。后来在北京见到伊力哈木的时候，刚好有「消息」跟他说，海莱特就要被放了。我们一度善良地怀疑，海莱特是不是已经被放了，新疆当局是故意封锁消息愚弄我们。

其实，直到现在，我都愿意相信，判刑十五年的说法，只是新疆某些人故意放出来愚弄我们这些媒体的把戏，真实的判决不是这样子的。

每次进入新疆采访，我都持有香港中联办签发的「港澳记者采访证」和新疆自治区新闻办换发的「临时采访证」，如果说，就因为我与海莱特的这几次交往，海莱特就犯了新疆当局眼里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就要被判刑十五年，那么中国的法律真的只能算是明白无误的废纸。这样荒唐的判决，超出了我的想象。

老实说，《凤凰周刊》并没有太隐晦他们在采编这篇专访时的初衷，那就是无聊的“美国威胁，美国陷入泥淖，中国崛起，中国称霸世界”的那套很符合现今不少中国人口味的东西。我阅读了《西部论》，也全文看过凤凰周刊的进万字的专访，发现刘亚洲的回答却与凤凰周刊的假设大相径庭，同时也发现这次的专访与他之前的作品也是大相径庭。

在《西部论》中，刘亚洲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赤裸裸的反动军国主义少壮派军官的架势，在文中他所提及的美国、台湾、以及新疆、西藏的分裂势力，都是仇恨中国，也因此都是可杀可剐的敌人，只不过这个因为自身是李先念的女婿所以从来不需要担心文责的政工军官，很大胆地分析出也说出了“中国今天还远不是美国日本的对手”这种话，也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供共产党高层参考的意见，这些意见自然比起那些狂妄的地声称中国军力无敌的义和团式观点更能引起注意，因而成为进阶版的铁血言论。

而在《凤凰周刊》专访中，刘亚洲的言论则显得沉稳许多，虽然通篇仍然是以中国利益为核心的爱国主义论调贯穿始终，但却少了对敌手的谩骂式语言，评价也中肯的多，对于美国这个几乎所有的解放军将领都视为主要敌手的国家，也有了相当深刻的分析，体认甚至可以说尊重。对于新疆，对于维吾尔，刘亚洲虽然仍然是以国家统一作为前提，但他提出“新疆既然不应被视为边疆，而是以腹心之地视之，则应放宽视角，广泛学习那些成功缓和了民族矛盾乃至分离主义倾向国家的经验，本着为千秋万代子孙着眼的历史高度，以大智慧解决民族矛盾。”

进一步，在与美国、日本甚至土耳其进行比较之后，这个爱国主义者提出：“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主要取决于文明形式本身。民族的生存决定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可能有退路。”“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的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

刘亚洲是包括美国的军事及情报机构在内都高度关注的中国战略专家，也被中国誉为思想最能卓尔不群的将星，今年年初，他并从空军副政委转任国防大学政委，虽然是平级调动，但也显示出他是一个被视为可承担解放军军事思想发展和传承的一个被信任的自己人。但他这个自己人的这番言论是否能够引起共产党高层的思考呢？

我在十五岁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他的文学作品，在那个封闭的时代，很多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包括台湾，包括以色列这些因政治原因而不得了解的所谓“敌人”，都是在刘亚洲出色的文学作品中看到的，而了解对手，尊重对手的思维也令我受益匪浅，可以说，我曾经是刘亚洲的忠实支持者；但，后来的发展，使我这个六四屠杀的受害者，对于这个解放军高干子弟开始抱持批判态度来审视，尤其，在这些年，中国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权贵专制主义的时候，刘亚洲的作品，就像那篇《西部论》，也显现出这种偏激和反动，我对他的反感可想而知。但这篇凤凰周刊“特别声明未经刘亚洲将军审定”的专访，却让我对这位当年的景仰对象，重新产生希望。毕竟，同样的言论，来自共产党体制内部，来自解放军将领，产生的影响力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也正如他自己一贯主张的，了解对手，尊重对手，学习对手，用在中国最需要的地方，那就是对于民主自由这个核心价值的尊重和学习并最终带来民族的文明发展，这正是我们这些曾经被刘亚洲将军所不齿的民运人士最大的梦想！

首先，这不是事实，我不属于泛蓝，我从来没有在主观上认定自己在台湾属于任何政党；并自我要求尽量客观，尽量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批判性面对台湾的政治；我的价值标准是自由主义，我的关注焦点是民主进程。换言之，任何符合自由主义的言论和主张，我都能接受，反之，任何反对自由主义的言论和主张，我都反对；任何有利于民主化的言论和作为，我都赞赏，反之，任何伤害民主精神与发展的言论和作为，我都批判。统与独，从来不是我关注的焦点，也更不会是我发表言论的标准。这一点，无论是反感我对于民进党的严厉批判而诬蔑我是统派的深绿还是不喜欢我对于国民党的批判而认定我是独派的深蓝都是误会。我既不是统派，也不是独派，我是自由主义者。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于统独议题没有意见。比如说，我支持公民投票的选择权。如果投票日就是今天，而投票的选项是统一还是独立。作为台湾公民之一，我的那一票就会是投给独立。原因也很简单，今天的统一意味着专制的中国对于台湾的民主可能产生巨大的危害，这一点，我们已经从香港的实例中清楚看到，那么，独立似乎是保卫民主显然更有利的选项。如果投票日是若干年之后，那时的中国已是民主，而公民投票的选项也是统一或者独立，如果投票的正否都不影响台湾的民主自由，人民尊严福祉，则我的那一票应该就会投给统一。原因也很简单，台湾应该与大陆建立更密切的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乃至互相帮助的关系。台湾的现代化经验应该在统一之后对大陆的快速发展有极大的帮助。

也就是说，我对于统独议题首先不作基于情感原因的取舍，只有基于对于每个个人的自由与尊严的捍卫而演伸出来的理性分析判断。情感因素是第二甚至第三个层次，只有在第一个层次的自由、民主原则都不再是问题的情况之下才会作出第二层次的判断。

我有不少主张台独的朋友，我跟他们也常有辩论。他们大多数也都能够接受民主自由作为基本原则，而独立建国作为强烈情感追求的定位。如果逼问他们，追求独立建国的努力与民主自由原则相冲突时会作出什么样的抉择，他们大多会回答民主自由原则为先，但在这样回答的同时，心里已经是痛苦的了，毕竟如果原则与情感相冲突，就意味着自己的情感实际上面临原则的挑战。他们对民进党有情感上的认同，但往往在民进党违背民主自由原则时作出强烈的批判，收回支持的选票，甚至投给对方阵营以作为惩罚。这些人在台湾被归类为浅绿，只要他们在追求台湾独立的同时，恪守着自由民主的原则，我对于他们就会是尊重的，也随时愿意讨论，愿意被说服。

有少数台独分子，独立建国永远是第一位，即使愿意接受民主自由，也是排在第二位的，当独立建国理想与民主自由精神相冲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作出牺牲民主自由的抉择。他们敌我意识清晰而强烈，对于所有不认同他们的独立建国取向的人，他们都视为敌人。无论民进党是否违背民主自由精神，他们都会永远支持，也因此，民进党的非理性反民主作为永远有市场。这些人即使人数不多，也因为激进往往能够掌握舆论方向，在选举之中成为口号主轴，而理性的声音很容易被扣上『卖台』的帽子。这些人也就是所谓的深绿，对于他们来说，是非是简单的，无需辩论，只有能不能被他们说服而成为他们的同伙这样一个问题。

通过比较深绿和浅绿，我们应该看到理性的崇高价值。在台湾，反台独的深蓝其实和深绿一样是偏激的，而反台独的大陆左派愤青动不动就口出谩骂恐吓就更加令人反感了。

去年的七五事件，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这场悲剧造成了维汉两族人民在生命财产上的巨大损失，加深了两个民族原本就存在的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和仇恨，七五事件留下的心理创伤也是巨大的。这个悲剧造成的深层原因，当然是中国政府多年来的政治专制和民族压迫政策所造成的，在事发过程中两族人民在当时的特殊情境之中都出现了过激的言论和行为，这些话题和冲突也都还是今天大家仍在继续讨论和试图消弭的，中国政府严格压制言论和信息的流通，已经使得有思考能力的人们开始反思被歪曲真相是什么。

而这个海莱特·尼牙孜作了什么令得中国政府要动如此大动作，判处他这么重的刑呢？可以算得上跟“危害国家安全”搭得上边的事情有两个，一是他长期以来参与《维吾尔在线》的管理和在这样一个平台以汉文撰写文章，二是在七月五号当天，他通过关系，见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对于可能发生流血事件作出了警告，提出了几点建议。

看看他在《维吾尔在线》上发表的文章，可以说没有一篇直接批评中国政府的民族压迫，没有一篇提出分裂或独立的主张，但每一篇都充满了对民族的热爱，对现状的忧虑，对未来的积极思考。他和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伊力哈木，都是对于现实有清楚的认识，主张在体制内，改善日趋严重的维汉关系，避免民族矛盾的学者。在这些主张、想法得不到政府的善意倾听，在中国政府一意姑息新疆王乐泉当局对维吾尔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各方面日益严酷的铁腕统治而导致维吾尔人民内部反抗意识日益强烈时，仍然是海莱特与伊力哈木等人，以他们的文章呼吁冷静，呼唤理性。

七月五日当天上午，海莱特得到信息，在知道情势严重，再不采取措施就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的情况之下，他想尽方法，见到了维吾尔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人，当时，海莱特说，“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正常人，我有必要提醒你，今天肯定要流血，赶紧采取措施，启动紧急方案。”然后提了三条建议，第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在中午十二点以前出来发表讲话；第二，通知民族聚居区的汉族商人，早点关门回家；第三，能调动多少部队就调动多少部队，首先把民族聚居区隔离起来，在一些关键路口进行封锁、巡逻，下班以后戒严。但此后事态发展的结果显示这三条本可避免这一历史悲剧的建议一条都没被采纳。

从海莱特提出的说法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多么的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又是多么的理性温和，而这样的人不被中国政府新疆当局所包容，反而受到十五年徒刑的重判，这说明了什么呢？

在面对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政府，在面对新疆西藏人民对于自身自由和尊严的追求，有良知，有同理心，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人民，该站在谁的一方，这还有任何疑问吗？

记得我还是一个初中生的时候，就在电视上看到过介绍南非种族隔离的节目，在中国的时候就已非常熟悉曼德拉，图图主教这些名字，流亡期间，我也曾荣幸地见到过这两位名满全球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主教在与我见面时还特意穿上他在访问中国时获赠的中山装，拉着我的手为天安门的死难者祈祷。二零零七年十月，我并自己到访了南非，见证了南非的黑人和白人，面对过去疗伤止痛，面对未来携手共进。

图图主教在一九九五年发起成立了使南非走出旧时代最重要、也是最令世界震撼的一个组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追求真相的同时追求和解。

通过追求真相，图图主教大声疾呼不可以让在那一段黑暗的时代所发生的事情被淹没，被遗忘。从成立开始到二零零三年完成历史使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南非各地进行了两万一千多次听证，收集了厚厚七大册资料，交给当时的总统姆贝基，而依据内容追究责任，给予赔偿的工作至今仍在继续。这厚厚的资料副本今天就放在设在约翰内斯堡的『种族隔离纪念馆』内。

追求真相是为了贯彻一个文明社会必须拥有的社会正义。正义的概念有两个基本面向：第一是自由而平等；第二是社会最差阶级的权益得到充分照顾。社会正义是个我们在中国常挂在嘴边却无法深入讨论的概念，因为，要讨论社会正义就不能不讨论平等，要讨论平等就不可忽视任何一个个人。不能让任何一个个人的声音被掩盖在阶级、人民群众、和谐社会等概念之下，也不能因为所谓多数人的利益而被牺牲。在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锲而不舍的努力使得哪怕是生活在底层的、曾饱受种族隔离政策欺凌的黑人人民也感受到正义的光芒，因而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未来抱持信心。

然而，贯彻社会正义对于这个曾经苦难深重的国家是不够的，甚至在短时期，为了疗伤而揭开伤口，必定也会带来新的痛苦，在一些巨变后的国家，转型正义的贯彻就有带来冤冤相报的新伤口，新仇恨的记录。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伟大之处就是他们决心在追求真相的同时，戮力追寻和解。

和解所需要的是聆听，是思考，是反省；是曾经作为受害者而今拥有权力的人的广阔心胸；是他们面对加害者的慈悲和宽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正是建立这样一个时代，当初的种族隔离受害一方，今天因为人口数量，在民主的社会成为了掌握权力的一方，而和解就是由他们提出的，这才有意义，才有价值。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世界杯的歌舞中看到这样一个画面：南非的黑人和白人看到的对方都是南非人，他们的肤色在过去是差别，在今天、在未来则是这个国家的丰富和多彩。

————————————————————————————

本文是我在自由亞洲電台的評論。

營營三億載，

所道千古日，

灰飛煙滅處。

行過路無痕，

迢迢連天邊，

千萬故已往，

唯待我歸返。

船過水無痕，

載覆千萬世，

定有驚濤日，

淘盡風流時。

要使他们的血不要白流，我们首先应该认真检视和思考造成这次流血的原因。毋庸置疑，民族仇恨在这次的事件之中表现无遗；那么，我们就首先来认真检视一下这个导致了如此惨烈杀戮的民族仇恨吧。

我是维吾尔族，那就先看我们自己的民族仇恨吧。

维吾尔人是仇恨汉人的，程度不同，但大概每个人都是。但是，我们仇视的是『汉人』这个整体，不见得是任何个人。对于个别的汉人呢？往往每个维族人都有一些汉族朋友，往往，每个维族人对于这个把汉人朋友都会特别友好。

维吾尔人仇恨的汉人是王乐泉，是王震，是盛世才；换言之，，是残暴的汉人统治者，是对维吾尔人完全没有尊重，甚至只知道铁腕、高压统治，对于使用警察军队镇压残杀维吾尔人毫不犹豫也毫不手软的汉人；对于这些汉人的仇恨，大多数维吾尔人并不掩饰，但天高皇帝远，这些汉人是大多数维吾尔人日常生活之中接触不到的，那么为什么对那些无辜的平民汉人也充满仇恨呢？在维吾尔人看来，所有的汉人都是自愿、主动和那些统治者站到一起去的。

事实果真的如此吗？我们维吾尔人不该忽略一个重要事实，在共产党中国，这些汉人也是统治者的受害者，他们大多数是没有办法选择要或者不要和统治者站在一起的。因此，即使在表面上看来，他们是自愿、主动和统治者站在一起，维吾尔人也不该把仇恨投射在任意一个汉人身上。
再看看汉人对维吾尔人的仇恨。很多汉人常常提到，维吾尔人享受多重照顾，包括计划生育不及於少数民族，各种考试给予加分，等等等等。而享受了这些待遇的维吾尔人还闹事，汉人对维吾尔人就更难接受了。

事实上的情况是，维吾尔人首先面对的是政治上的压迫，在新疆上自自治区党政系统，下到所有的机关企事业，甚至街道乡村，第一把手都是汉人。摆明了维吾尔人是二等人，是被排除在权力结构之外的。在政治资源被汉人垄断的情形之下，经济资源也被汉人佔据。王乐泉家族，山东帮在新疆的嚣张侵占掠夺之外，一系列不利于维吾尔族的经济、就业政策也是使维吾尔人在新疆日趋成为弱势阶层的原因。

维吾尔人要的不是照顾，而是平等，在得不到平等与尊重的情况之下，还要面对汉人平民的误解与歧视，他们的情绪是应当被理解的。

在七五周年的这一天，谨让我对在新疆的维汉两个民族说几句诚恳的话：想想你的那几个异族朋友，想想你所认识的老张老王，想想你所认识的艾尼瓦尔，尼加提，想想你们能够愉快相处的时刻，想想你是否希望两个民族都可以永远这样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呢？再想想，每个在去年『七五』事件死去的无辜受难者，无论维汉，他们都是有父母的。哪怕就是想到这一点，我们都该为了消弭仇恨作一点自己的努力。那也才是让他们的血不要白流的唯一方法。

————————————————————————————

本文是我在自由亞洲電台的評論。



共同社记者问我的看法，我回答：这基本上是个品味问题，日本极右派就是坏品味的代表。你看他们的声嘶力竭的大音量就是一种对安谧的社会环境的破坏；逞凶斗狠的态度，就是对理性平和社会环境的破坏；他们无法通过温和的语言推广他们滞销的观点，就口出秽言，口出威胁，对于不同意见也没有聆听和理性辩论的雅量、风度和能力，他们不折不扣就是坏品味的代表。而这坏品味的形成就好像一群男孩子出于青春期的反叛而学坏了，结果过了青春期还没能正常回来。共同社记者听了我这段话大笑。

我继续说，可是今天的日本极右派不像三十年代那样有军国主义政府替他们撑腰，那时侯的极右派团体就不仅仅是坏品味了，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灾难。这次共同社记者没再笑了，一边点头一边说一定引用我的原话。

其实，任何的极端派都是一样。今天在国内网络上无法通过温和的语言推广他们滞销的观点，就口出秽言，口出威胁，对于不同意见也没有聆听和理性辩论的雅量、风度和能力的人们不少，通常被称为“愤青”，跟日本极右派团体一样，他们也是坏品味的代表，而且不是今天开放的日本社会的极右派团体的坏品味而已，而是更像当年有军国主义政府撑腰的极右派，为虎作伥，狗仗人势，欺善怕恶，狐假虎威。

其实站在强势的一方就是一种坏品味，更何况这个强势的一方是贪图私利，涂炭人民的共产党政府，这品味就比起敢于挑战执政的小泽立场的日本极右派团体显得更加不如了。

作家村上春树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在坚实的高墙和冲击这个墙的鸡蛋之间，我将永远选择站在鸡蛋的一方。” 同是日本人，表现出的品味高尚和低下之区别，真可谓醍醐灌顶，发人深思。

————————————————————————————

本文是我在自由亞洲電台的評論。

一年前的这一天，人民看到的是这样的画面：军警出动，警民对峙，冲突激烈，伤亡惨重。一天之内接近两百人的死亡数字，使得这个事件成为国内外几乎每个人都关心，都热烈讨论的焦点。

在网络上，只有有人对此问题提出任何想法，响应几乎都是非常热烈的。无论观点是什么，可以说每个人都对这一事件有强烈的情绪反应：极端民族主义者，可惜这种人在维汉两个民族中都不是少数，表达出的情绪充满仇恨，维吾尔族因为是弱势一方，这种仇恨显得悲壮，汉人因为是强势一方，支持的又是专制的中国政府，对维吾尔的喊杀之声就显得品味有点低下了。

而有品味、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表达出的情绪是心痛，是焦虑，是盼望疗伤，是呼吁和解，是在寻找问题的根源，是试图最终找到解决新疆问题，乃至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的方案和共识。但中国不是个新闻、信息开放，更不是一个言论、思想开放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很难通过讨论而形成理性的，有建设性的共识。这样，一年即将过去，七五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而我们并没有找到答案，相反很多人还停留在非理性谩骂的层次，可以说，只是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中国的民族问题向来是被忽略的，当然这与中国的人口结构有巨大而直接的关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为汉人，而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之外一般汉人几乎根本没有机会感受到中国有什么民族问题存在。但比起二十一年前，至少在海外的民运人士和知识分子已经不像在那之前那么忽视民族问题了。

八九年天安门屠杀发生之后，注意到官方对于天安门屠杀的报导用词和一年前所谓拉萨镇暴的用词几乎一模一样的时候，流亡出来的民运人士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初自己也漠视了的事件跟天安门一样是一个政府的镇压行动，是一个政府对少数民族的镇压行动。自此，海外民运首先开始理解藏族人民的心情，才开始认真倾听所谓『达赖集团』的言论，继而至今形成一面倒的对西藏的同情，对达赖喇嘛的尊敬和支持。这一切，始于理解。

维吾尔极端民族主义者『把汉人赶出新疆』的口号除了表达一种义愤，对于解决维吾尔人今天面临的问题事实上毫无帮助；网络上愤青明确表明自己是汉人而支持政府镇压的言论，也只是愤青水平虽不值一哂，但这种声音的喧嚣嘈杂也阻挡了维汉两个民族之间的和解。毕竟，如果近千万维吾尔人是杀不光，压不服，又同化不了的，那么六分之一中国大小的新疆就会一直是一颗不定时炸弹。

新疆问题的解决，需要理性讨论，尊重对方的利益与立场，建立政治经济上的平等关系，形成友好的民族关系，显然，现实离这样的目标还差得远。没关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这一切从追求理解开始吧。

————————————————————————————

本文是我在自由亞洲電台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