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在推特上与网友互动，同时与几百位推友讨论（我在推特上的跟随者有七千多位，以此保守估计当时在线推友数字），其中有两位提到当时牺牲的解放军，口气有很大的不谅解。当我提到八九学生是和平请愿，静坐绝食时，一位推友写到“解放军都是一不小心把自己挂到金水桥上的咯？”虽然因为推特的特点不能长篇，只能用一句话表达意思，但指责学生的意思还是相当清楚的。

我的回答如下：“我没这么说，但解放军是来杀人的，不是示威群众跑去军营里杀解放军的，此其一；解放军先开枪，群众出于报复还手在后，此其二；解放军杀的人要比被杀的解放军多得多，此其三；解放军有枪，群众手中只有砖头，此其四；解放军今天仍然不准人谈及此事，而被杀的连去祭拜都不准，此其五。”

重复一次，推特的特色是只能用一百四十个字表达，上面这句话，我还是用两次才发出，实在觉得没办法说得很清楚，所以在这里赘文引申一下。

“解放军是来杀人的，不是示威群众跑去军营里杀解放军的，此其一；”我曾经在日本跟几位不能理解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的学者聊天，其中一个人讲到，战时日本人民多么凄惨，那时我就反问，有中国人到日本来杀人吗？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死在中国的日本军人有什么理由指责中国人呢？同样的解放军并不是在北京城散步观光，到天安门照相被杀死的，而是来执行一个杀人的“戒严”任务，如果被当了炮灰的日本军人该有任何怨恨，对象也该是很清楚的：发动战争的日本政府。年轻的解放军士兵被杀是悲剧，即使不追究当时具体发生的情况而笼统接受任何人的死都是悲剧，这个悲剧的始作俑者当然是下命令的中国政府。

“解放军先开枪，群众出于报复还手在后；”谁先动手真的很重要吗？当然！同样是暴力，杀人者是犯罪，被害人反抗属于正当防卫，即无罪，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否则政府为什么那么强调是群众出现打砸抢在先呢？八九年的时候，直到六月四日政府出动军队强行“清场”并开枪镇压抵抗者之前，学生以及声援学生、阻挡军队进城的民众完全没有任何暴力行为。事后官方媒体宣称到了六月四日，群众集会出现打砸抢，升级为暴乱，军队才采取断然措施，完全是颠倒黑白。

“解放军杀的人要比被杀的解放军多得多，此其三；”屠杀发生后，中国政府在官方媒体上反复播放解放军被杀的惨状。有些画面如果在平时新闻节目播出时应该会加上马赛克或者喷雾处理。但政府的这种做法是为了什么呢？不言而喻，是为了通过强烈感官刺激使民众更能接受在画面播出时背景铿锵的官方立场。而如果把被政府枪杀的学生、平民的画面也同时播出，被杀的人民数量远远大于解放军的死伤，同情心、同理心还会有任何人站在政府一边吗？

“解放军有枪，群众手中只有砖头，此其四；”即使在不论谁主动，谁在先，仅以一般冲突来衡量谁对谁错，力量的权衡都应该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就像男人与女人发生肢体冲突，我们总是会先指责力气比较大的男人一样的道理，何况，八九年时，一方是政府正规军，一方是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学生、平民？今天，事情过去二十年，当年不在场的人很难拼凑出完整的情形，于是这种简单的是非判断基础就很有意义。

“解放军今天仍然不准人谈及此事，而被杀的连去祭拜都不准，此其五。”一个令人心酸的事实，同时又是一个简单的判断辅助依据。如果真的义正，何必不敢词严？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政府出动军队镇压人民，这个事实就这么清楚，谁是谁非本不需要多作分析，解放军有死伤，也绝对无法改变这一事实的基本道理。然而，中国是个没有开放的媒体，没有开放的信息，无法充分讨论，无法充分思考的社会。我的这篇几乎是多此一举博文，就当作对中国政府钳制思想的再次强烈抗议吧。

Written in June 1st, 2009

1

2005年4月8日上午。罗马梵蒂冈。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丧礼。

当人们肩着那棺材从圣彼得大教堂高大的门厅出来，通过几棵苍翠的盆栽棕榈树，走进南欧那如葡萄酒般令人微醺的春风——

我眼前顿时一亮：一个长形木箱，一个包装箱！

温存明澈的阳光下，人们将装敛着84岁教宗的木箱抬到圣彼得广场中央，直接放置於一块红地毯上。后来我知道这是教宗的遗愿，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谦恭。高低尊卑是人类通感，无须翻译。按照中国汉地习俗，棺木应以特制的名为“交木”的高凳支起，以取“离地三尺即成佛”之美意。这位德行圣洁、地位崇高的老人，却直接躺卧在大地上，一个降卑得不能再低的位置。

来自全球的二百多位國王、王后、總統、總理和首相，亲见这只俭朴的木箱从大教堂暗影中抬出来，置於他们脚下。不知道这些尊贵显赫的人作何感想，我分明感觉到某种来自心灵的震撼。

我曾经是一个木匠。一瞬之间，我觉得我领悟了教宗棺材所隐含的意义。

一个高贵的灵魂在离世之际向我们表达的谦卑。

如葡萄酒般令人沉醉的春风中，棕榈树舞动着优美纤细如诗如歌的树叶……

2

从电视画面上，以人身高为参照，我迅速作出了习惯性的职业判断：高不及膝，大约50厘米上下，长约两米。从木色及疤节看，材质为最常见的松柏木。板子不算厚，5厘米左右。榫卯粘接，最简捷最传统的木箱结构。准确地说，这不是棺材，而是一只木箱，一只没有油漆的长木箱。用木匠的行话来说，一只“白皮木匣子”。我们甚至不会说“白皮棺材”，因为棺材是有讲究的，不能如此简陋。
年轻时，我当过乡村木匠，还做过建筑木工，打造过不少棺材。常常是下班收工之前，木工厂的头儿走进机声喧嚣的车间来布置任务。他大声吆喝道：嘿，歇歇……又使劲拍巴掌，或者随手拿起一根木方子敲打靠门口的木工案。待电刨子电锯都停下来，便宣布某某师傅过世了，今天辛苦大家加个班，赶做一口棺材。孝子就在车间门口跪下，向散布於各式工作台边的木工们磕个头，低声说有劳各位师傅了。老木工们就说，赶紧、赶紧起来，赶紧地……嗨嗨，你爹他咋说走就走了！孝子递过来几封点心饼干，放在就近的木案上。头儿就说，大家先垫巴垫巴，赶完了工，晚上，主家在食堂预备了一桌酒菜，有酒啊！一听有酒有菜，弟兄们就乐了，也顾不得孝子还没走，车间里吆喝成一片：听见没，有酒啊！今儿晚上做个园的！——所谓“园的”，是指棺材盖和两块侧帮要做出弧度，看上去很排场，正儿八经的棺材模样儿。这三块大板要做出弧度，是要多流点汗的。拼板对缝要掌握好角度，燕尾榫也不好打，最后还要用手工刨推出平滑光洁的弧面。总而言之，那几口酒也不是白喝的。若无酒菜，等孝子一离去，弟兄们就会叫唤：肚儿都混不园，棺材也没法儿园！那一晚，就只能对付一口平板棺材了。

下班前，制材厂便用卡车送来新锯解出的松木板材，木香四溢，至少有两寸厚，超过了教宗的棺材。照老规矩，越是富贵之人，棺材板就越厚。一位令人敬重的老木工师傅过世，弟兄们心里不好过，也发表不出如何感人的悼词，只知道闷起头来把棺材往好里做。一不小心，棺材板就厚得出了格儿。这具木工厂历史上最排场的棺材什么都好，就是太重，多少人也抬它不动，最后是动用了吊车。

如此，依我制作棺材的经验，教宗的棺材实在未入流，不能称之为棺材，只能说是一只没上漆的白皮木匣子。正儿八经的好棺材，除了材质优良，做工精美，还须油漆彩绘。在我插队的太行山区，旧时士绅家棺材，每年都要用大漆油一遍，七八遍下来，真是油光瓦亮。有的还烫松香，二三百斤松香烫上去，日后棺材朽烂如泥，这松香壳子也是巍然不动的。大财主家，舍得花钱，还要贴金彩绘，画上些松柏梅竹、鹿鹤龙凤等吉祥物。有的则画了宛如仙境的庄园别墅、亭台楼阁，叫老人看了高兴，也显出后人的孝敬。现如今中国人盛钱了，棺材也就与时俱进，更为阔绰排场。贴金彩绘不算了，讲究起精雕细刻、“工艺棺材”。什么“百寿全浮雕”、“百福全浮雕”、“九龙全浮雕”、“龙凤线雕”等等，死都死出了“千年盛世”之气派。

这样比照下来，教宗那只薄薄的未漆未画未雕的木匣子，即便勉强称之为棺材，也是一具白茬棺材——素棺。约翰•保罗二世，怎么说也是一位大人物,按照中国大陆的翻译，是“教皇”，应享九五之尊的。当然那译法饶有深意，事情做得不够正派。“教宗”“教皇”皆意译，其拉丁文原文是papa，即父亲之昵称“爸爸”，并无一丝“皇帝”的意思。大陆之外通常译为 “教宗”，祖宗、宗庙之宗，是取其头衔中“教会创始人圣彼得继承者”之意。即便如此，即便不是“教皇”而是“教宗”，不是“皇帝”而是“宗徒”，也不应该是一具素棺就抬出去埋了的。

我觉得我应该写一写教宗的素棺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故事了。当过木匠的作家恐怕不算很多，做过棺材的作家就更少了。当过木匠做过棺材并亲睹教宗葬仪且为素棺所震动的作家，全世界有几位呢？

3

后来媒体报道证实，教宗的素棺确系柏木打造。就心中不免小有自得：当年辨认木材的基本功未曾荒废。中国民间也喜爱以柏木为棺，芳香防腐，又是常见树种，经济实惠。可惜大树伐尽，时下已找不到可割制棺材的大料，能用柏木做个棺材堵头，也就不错了。对於基督教，柏木则更是一种情感的载体。柏木在《圣经》里被称为香柏木，用於祭祀和建筑。所罗门王所建的神殿，就是以香柏木做栋梁、做墙围，做祭坛。这种圣经作家经常提及的与神相关的树木，自然给信众以特殊的亲切感。

在中国古代，棺木以梓木、楠木为最佳。这两种木头，皆质地温润柔和，木理文静典雅，不易变形，百年不朽。古代帝王将相多以梓、楠木为棺。可惜梓木已基本砍光，现从美国进口。楠木离绝种不远，早就见不到了。制作棺材的材料，除木材之外，还有铜、石等等。铜棺自然昂贵，石棺若选用大理石花岗石等优质石料，再加以雕刻打磨，也是只有帝王可享用的。

还有一种棺材叫船棺，是中国南方古老葬具。顾名思义，其状如船，如独木舟，一般用整段巨木刳成。底部盛尸，两头微翘，如船头尾。棺盖作半圆形，也是一段刳空的树木，如遮阳避雨的船篷。迄今发现的最古老船棺，是悬葬於武夷山岩洞中的两具，均用整段楠木刳成，与现今闽南等地使用的渔船形制相仿。经碳素测定，制作时间距今三四千年以上，大致与埃及金字塔同期或稍晚。江河难以涉渡，使初民幻想生死之间必有一水为分野。以船为棺，或是想让死者魂灵渡过天上银河，返回遥远之故乡。这真是一个关於永生的美好期盼。

历史步入当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人类带来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也同时带来一种极具创意的葬具——水晶棺。这里面就有了新故事，是与教宗素棺和历史上一切葬具大异其趣的。

4

人类历史上第一具水晶棺是供奉列宁的。他缔造了无产专政，从巨掌中释放出雷电、烈火与旷世大饥馑，是始皇帝，自然应该以不朽之躯光照万代。以天然水晶制棺，绝非易事。按照苏俄早期的技术条件，估计也就是称之为人造水晶的高铅玻璃。更困难的是遗体防腐：既要瞻仰，便不能像古埃及木乃伊那般用香料麻布缠裹起来，还要保持庄严安详，栩栩如生。奉命参与其事的医生们害怕试验失败惨遭不测，一个个虚与委蛇。惟有一名犹太籍生物化学家泽巴尔斯基同志敢冒风险，配制出一种神奇防腐液。从此，他便成了已故领袖的首席御医，年年岁岁与尸身为伴。每周两次开棺，把遗体送进消毒室检查、涂药。每十八个月把遗体放入防腐液浸泡两周。但遗体之腐烂不可阻止，上世纪三十年代，替换了部分开始腐烂的皮肤和双手指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逼近莫斯科，列宁遗体被送上一列装甲火车，紧急转移到西伯利亚油田。泽巴尔斯基和他的同事们充分利用了“天高皇帝远”的自由，施行了一次奇迹般的“青春疗法”：他们清除了列宁皮肤上的色斑，填高了已塌陷的鼻子和眼睛，以至於战争结束返回莫斯科后，人们感觉列宁的容貌似乎比刚去世时还年轻。惜乎好景不长，尸体继续腐烂，只好再截去一条腿和部分左手，代以假肢。至六十年代，遗体再次大面积腐烂，势不可挡，即便像致力于核弹、航天研究那般不惜工本，也莫可奈何。不得不将头颅取下，安装在人造躯体上。手术精湛，天衣无缝。没人能看出丝毫破绽。

因保护列宁遗体厥功甚伟，泽巴尔斯基先后被赐封了一大堆名号勋章。斯大林多疑。列宁的其他近侍，如列宁陵墓指挥部的几任司令，包括列宁早期的卫队长，皆先后被秘密处决。一位与泽巴尔斯基亲密合作的著名教授也神秘死亡。在忠实守护列宁遗体25年之后，泽巴尔斯基也成了克里姆林宫锦衣卫的下一个猎物。斯大林在报告上批示：“在没有找到可靠的替代人选之前，不要动手。”自然，被克格勃惦记上了的泽巴尔斯基最终也未能逃脱厄运，但没有杀头，仅仅是被捕入狱。他的儿子小泽巴尔斯基奉旨接班，先后参加了斯大林、胡志明、金日成等一干共产领袖的遗体保存，成为一代偶像制作大师。

5

斯大林去见马克思时，老泽巴尔斯基还在吃牢饭，但他所发明的神奇防腐液和遗体处理秘技却流传下来。斯大林停止呼吸两小时後，遗体就被送到列宁墓下面的特别生物实验室进行解剖和初步处理，然後再运去参加规模盛大的追悼仪式。其后，防腐处理进行了三个月，同时赶制出新水晶棺。由於初期防腐处理及时，斯大林遗体状况绝佳，本当永垂不朽，却不料八年后的1961年深秋，为了加速推行“非斯大林化”，苏共22大正式通过决议，将斯大林遗体移出列宁墓。此时，已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第六个年头了。

决议通过当晚，红场实行戒严。

克里姆林宫卫队开启水晶棺，把斯大林请出来，安放到一个普通木棺内。匆忙之中，没忘记把元帅礼服上的黄金纽扣换成铜的。遗体覆以黑纱，露出脸和半个胸部。然后钉上棺盖，由八名军官抬到克里姆林宫红墙下一个刚掘出的土坑边。简短默哀后，埋进墓穴。有人证实，新土上又倾倒了几车混凝土。那意思是永远埋葬，再也不可能爬出来了。

多年后，一位当时在现场的守墓士兵来到《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轶事：就在迁葬那晚，红场上聚集了大批斯大林的格鲁吉亚老乡，打算阻止迁葬行动。情绪激动的老乡们冲到陵墓前，与守墓士兵们扭打，抢夺枪支。精锐的“捷尔仁斯基师”紧急出动，“像扔柴禾一般，把在场的格鲁吉亚人统统扔上卡车；洒水车则将死者血迹冲洗干净。”

奴隶为暴君打抱不平，却又遭习惯性野蛮弹压，这真是双重的悲剧，委实令人无言以对而唯有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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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棺俨然成为共产帝国之祖制，就连以简朴著称的胡志明也不能不躬行如仪。胡撒手尘寰是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前的1969年初秋，有幸没看到数百万民众投奔怒海的最后一幕。据估计，出逃者中只有半数抵达了自由的彼岸，另外一半因飢餓、脫水、風浪、船隻損壞或海盜攻擊而命喪大海。

早在胡志明逝世前两年，越共高层就秘密派出专家组远赴苏联，接受列宁陵墓研究院专家培训，掌握了人死之后最初二十小时防腐绝技。胡病危期间，苏联专家组便赶到河内，准备随时伺候。胡刚咽气，装载遗体的车队便开出主席府，驶离首都。适逢战时，为躲避美国飞机猛烈空袭，军队在距河内三十公里的某处热带丛林中抢建了一座临时地宫。在这个代号为75A的秘密基地内，专家们取出死者全部内脏，清洗了整个循环系统，直至每一根毛细血管，然后整容、定型，移入水晶棺。动作之快，真正是尸骨未寒。由是之故，胡志明遗体状况远较列宁及后来的毛泽东为好，与斯大林不相伯仲。
始料未及的是，不旋踵，这个临时地宫附近居然发现了美军伞兵。虽合乎逻辑的判断是搜寻失踪的飞行员，但亦不敢掉以轻心，连忙再次转移。新的避难所建在一山洞里，距75A基地约七十公里，代号为K84。为保密计，运送水晶棺的装甲车只在夜间行动。为躲避美军空中巡视，每修筑一段山路，就让装甲车走一段，随即连夜将这段山路毁掉，恢复原植被。如此走走停停，夜行昼匿，耗时十余天，装甲车才走完这段并不漫长的路程。这次密林转移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情感，实令人感谓。

三年半后，1973年初,美越巴黎和谈达成协议，胡遗体再次迁回75A。再两年后，官式陵墓落成，胡志明躺在水晶棺里返回首部河内，永享香烟。

7

在胡志明水晶棺里，他的脚边，放置了一双用废旧轮胎制作的“抗战鞋”，以示死者生前之克俭。（这与毛泽东穿了几十年打了73个补丁的睡衣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以举国之力建造的陵墓、水晶棺以及尸身防腐的巨额费用，不能不使人生出某种反讽，并联想起另一类棺材，那些属於赤贫者、被屠戮者、被驱策而枉死者、被剥夺被凌辱者的最后长眠之所。

我在长篇小说《神树》里写过一种“活底棺材”。那是文革後期太行山区的新生事物。说人死了不给国家作贡献，还要占口棺材，要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其实也真是缺木料。老辈人栽的，山坳里长的，只要是树，都砍绝了。这种“活底棺材”，也不知系何人所发明，棺材底是活的，抬到墓坑上，开关一搬，死人就翻进坑里。摔得灰头土脸，如同摔死狗一般。气不过的，就偷偷半夜刨开，给死人擦了脸，一床棉被一裹，两口大瓮一对，将就着一埋，也就算送了终。不过话说回来，那时节，用棺材埋人还是颇有风险的。许多棺材刚埋进去，夜里就有人刨出来。不是盗陪葬，而是要木头。最早唱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陕西省佳县（即原葭县）张庄，在强迫集体化之后就盗墓成风。张庄离县城近，消息灵通，城里谁家白天埋人了，晚上就去把棺材板刨出来，锯成薄板、木方，再制成风箱炕桌箱柜椅凳，拿到城里去卖，然后到“黑市”上买点粮食回来过日子。这样看来，“活底棺材”也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韩战期间有一种“布棺材”。战死的中国军人，一般就地掩埋。布棺材是一人形单层白布套，中间开缝，一边系带。人刚死，尸身柔软，用布棺材摆弄好了，就象是一堆堆白面袋。一位军队文化教员回忆道：“覆盖在布棺材上只有薄薄一层土，两三寸左右。下雨天，每个低矮的小坟头四周汪著淡红的血水。大雨滂沱时，就溅起粉红色水珠。雨水浸泡著尸体，经久仍流出淡红的血，奇怪极了，惨极了……”其实这也无可厚非，战争环境，不得已而为之。按当时规定，只有战斗英雄、团以上干部、立过一等功的营级干部须运回国安葬，其余的，就都“青山处处埋忠骨”了。

毛时代，饿死累死的右派反革命一般没有棺材，挖个坑盖点土就算很“革命人道主义”。开头还插块木牌子，写上劳教人员某某之墓，后来死人多了，来不及一个个埋，就一批批埋。有的劳改农场用推土机挖大坑，一层一层地，就象纳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那么摞起来埋。杀人不当回事，随便安个罪名，拖出去就毙了，每次还要全体列队观礼。见多了，生死就无所谓了。被杀的人也坦然，说，“我们死了有个好棺材——狼肚皮！”山上狼多，枪毙了的人草草埋点土，都被狼掏出来吃了，此谓“狼肚皮棺材”。虽为黑色幽默之语，但确凿装过无数死者。纵然无法归入任何棺材分类学纲目，仍为现实之一种，或可略带一笔，聊作红朝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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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是杀人百万级的，毛泽东是杀人千万级的，至少在人数上超过了斯大林，自然更加伟大，是更应该享用水晶棺的。毛驾崩之后，中共“一号工程”紧急下达：赶制水晶棺，以供万世瞻仰。

上面只是一句话，下面可就为难死了：世上仅苏联有制造水晶棺的经验，可现在不相往来，上哪儿打听去呢？有人记起孙中山逝世时，曾向苏联订购了一具水晶棺，没用上，便寻到香山公园某库房，找到这具尘封已久的水晶棺。一看之下，大失所望：不过是镀镍钢框架玻璃棺，哪里是什么水晶！而且玻璃不厚，易破碎，密封隔热性能都不好。据驻外使馆提供的资讯，列宁、胡志明的水晶棺也是金属框架支撑，还有光学缺陷，看来也不是真正的水晶。称之为水晶棺，不过是特种玻璃的一种过誉之词。但是，“一号工程”明确指令的是“一个世界一流的水晶棺”，谁又敢降格以求，用特种玻璃取代？於是，“水晶棺”这一美称这一传说这一关於肉身不朽的痴迷，因一位绝代君王之死而不敢不成为现实。

水晶，古老又稀有，亦称“水精”、“水玉”。透明石英的结晶体。硬度为7，殊难加工。过去，珠宝商查验水晶，皆手持一小钢锉，刻不出划痕者方为真品。一颗宝石级珍珠之长成不过需时数年，水晶却需数百年甚至数千万年。水晶尚有一神奇特性——吸收阳光，储存的阳光越充足越是灿烂。因其贵重、佳美、奇异，遂成为制作名贵首饰的材料，水晶钻石便是其中之极品。材质较钻石经济，却视觉上又如钻石般光艳夺目。全世界顶级“水钻”出产於莱茵河北岸，叫做奥地利施华洛钻，简称奥钻。与之一河相隔的捷克钻也算是名钻，但吸引阳光能力不如奥钻，不如奥钻璀璨炫目。

一具棺材之所需，可制作上亿颗水钻了吧？

那些年，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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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水晶蕴藏量极为有限。南美巴西独占全球总量百分之九十，剩下的零头，分散於包括中国在内的三十几个国家，其稀少可想而知了。中国最好的水晶集中在江苏东海县105矿，是一个保密单位，因天然水晶是国防战略物资。既是御制水晶棺，则无所不尽其极，所用矿石要晶莹剔透，无丝毫杂质，每立方米所含气泡还不能超过2个。在军队看守下，选矿工人们不眠不休，从数万块矿石里一块块精选出超级水晶32吨，用飞机火车分批送至北京。

研制工作交付给北京、上海和锦州三个保密厂协同完成。为稳妥起见，试制时没敢用天然水晶，而以K9人造水晶代替。昏天黑地的5个月后，北京玻璃总厂试制的1号棺送交审查。博物馆大展厅，水晶棺里是一个穿好衣服的人体模型，头是毛的石膏像。灯光亮起，不料棺壁上出现了几个映像。中央领导们紧张了，转过来再转过去，说“怎么看见有五个‘红太阳’啊？这个问题一定得解决。我们只能有一个‘红太阳’。”

当然只能有一个“红太阳”！1号棺被否定。紧接着的2号棺也失败在“红太阳”的数目上。天无二日，自古皆然。但连影儿也不能有，就有点象笑话了。经不懈努力，3号棺终於成功。“红太阳”不仅活着是唯一的，死后也是唯一的。

接下来，就是用昂贵的天然水晶真刀真枪地做4号棺了。

天然水晶很小，眼镜片大小的也罕见。制造超大型水晶板材，全世界也没有成熟工艺。情急之中，只好祭出“蚂蚁啃骨头”之看家本事。先把水晶研磨成粉状，再把水晶粉熔炼成几厘米见方的小块，最后把小水晶块一块块往大里熔接。水晶熔点超过钢铁，高达摄氏1700度，必须在熔化的一瞬间完成焊接，若参入一个气泡或一丝杂质，那就意味着整块水晶大板完全报废。这种高温高难度高政治风险的超级工艺，无人敢於一试。在反复动员下，一位石姓老技工斗胆走上了操作位置。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明白：他必定是三代工农，如他所熔焊的超纯度水晶，用显微镜也找不出丝毫疵瑕。1700度的高温下，他紧盯焊缝精心操作，厚厚的金属防护服上青烟缭绕，还有专人往身上浇水。后来敢上手的人多了，进度这才加快。但每次的熔焊量以克计，而整个水晶棺重约两吨。工人们说，越往后，人的胆子就越小，生怕出现一丝杂质而前功尽弃。

1977年毛泽东逝世周年前夕，一具世界史上名副其实的水晶棺终於制成。此为4号棺。为了应付地震、战争、破坏、损耗等意外事件，又制做了5号棺。

最终完成的水晶棺，实际的长、宽、高数据，精确到百分之一毫米，不到一根头髮丝粗细。

为保证呈梯形的棺体真空拼接，其板材长宽之比允许误差为万分之一。

水晶棺石英纯度达到了“六个九”——99.9999％，即杂质含量为百万分之一。

这种水晶棺，全世界从来没人再也没人能做出来，从亙古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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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水晶棺，除北京玻璃总厂的这先后五具，上海、四川等地还自行制做了二十余具，以表达对已故君王的抑制不住的热爱。

所有这些水晶棺奇迹，皆指向一个最终的奇迹——肉身不朽。

遗憾的是，此一终极关怀已不可能实现——

毛泽东逝世当日，遗体只进行了一般性防腐处理。按照中共峰层最初安排，遗体将在吊唁活动结束后火化。因毛生前曾号召火葬，并带头在文告上签字画押。始料不及的是，内部党争激烈，次日又做出永垂不朽的决议。朝令夕改，这就给紧急召来的专家学者们出了天大难题：要长期防腐，须死后两小时取出内脏，并把全身血管，包括毛细血管洗净，然后注入防腐剂。现在血液没有及时放掉，要做长期防腐为时已晚。别无他方，御医们只好立即往遗体里灌注常规性防腐剂福尔马林。灌到文献要求的16升，无人敢叫停，一直把毛灌得全身肿胀，表皮光亮，防腐液如汗水从毛孔中渗出。此刻的毛，形象怪诞，全身肿胀，脸如气球，颈头同粗，两耳外翘。毛的贴身秘书张玉凤指责道：“你们把主席搞成这个样子，中央能同意吗？”如寒冰般凝结的气氛中，有人吓得几乎虚脱。於是，人们又用毛巾垫上棉花揉挤毛的脸和脖颈，试图将液体挤到深部和胸腔里去。有位年轻医生用力稍大，把脸右侧皮肤擦掉一小块，吓得浑身发抖。多亏一沉着冷静的老专家，用棉花棒沾上凡士林和黄色颜料细心涂抹，总算看不出来了。经长时间揉挤，毛面部退肿，两耳外翘已不明显，颈部还粗。但灾难总算过去，勉强可供瞻仰了。

接下来，就应该对遗体进行永久保存的处理了。遗体保护小组的专家们完全束手无策。本应向苏联讨教，但苏联是毛生前最痛恨的“修正主义”，水火不容，还在乌苏里江上打了一仗。於是，只好转而向其真传弟子越南求助。越南人不仅掌握了苏联遗体防腐的全套秘笈，且出於蓝而青於蓝。在中苏冲突中，越南一向骑墙。这次故伎重演，只传授初期保存技术，中期和长期技术则秘而不宣。既给了中国面子，又不致得罪苏联。

如此，只有“自力更生”了。高层一声令下，一批处於被监视劳改状态的专家学者即刻“解放”。 有人上午还在“五七干校” 放牛啃窝头，下午就被紧急装上飞机，到北京方知所为何故。

列宁遗体，二十年后开始大面积腐败，四十年后烂光，仅剩一颗头颅。毛已陈尸三十余年，大约也烂得差不多了吧？对此，当局已有万全之策，早就做了一真假莫辩的蜡像，烂光了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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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人家那些保密厂、劳动模范、优秀党员精心研制水晶棺同时，我们木工厂的弟兄们也隔三差五地打造些寻常木棺。汗流浃背，兴高采烈，为了午夜之后一桌简单的酒菜。如若一段时间喝不上酒，就会怅然若失地互相打问：嘿，怎么不死人啦？老师傅们就会说，等春天看吧，一开春就忙不过来了。我就一边推着刨子，怔怔地看着从刨口翻出来的一缕缕刨花，纳闷着：怎么会是春天，那不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吗？

就在毛泽东逝世那年，记不清季节了，我还单独打了一口棺材。

凭一人之力做棺材很少见，因为棺材料太厚重，一个人奈何不得。但我打的这棺材是穷人的，不重，只能算木匣子。一日，运输队修理工黑小寻来，说弟弟死了，给打口棺材吧。黑小是个人见人爱的好小伙儿。相貌英俊，个子高而匀称，家境贫寒，几十块工资养活着他妈和两个上学的弟弟。一年四季总穿件沾满机油的破工作服。冬天在室外修车，顶风冒雪的，就套上件同样油腻破烂的小棉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千人的大单位，无论谁喊一声“黑小”，就一准会看见一张向他扭过来的笑盈盈的油花脸。黑小那绵善好像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二十岁出头，正是不服气爱惹事的年纪，却从未见过他跟谁红过脸。又聪明能干，修车技术一流，再加上仗义，淳朴、诚实，搁在今天，全中国恐怕找不出几个了。私下喜欢他的姑娘不少，敢谈婚论嫁的就不好说了——太穷，在那个穷困时代里也是数得着的穷！

从来不求我的黑小说他弟弟死了，我也不敢多问，背上帆布工具袋，拎两张锯就跟他走。他家远在几百里之外，一座小城边上。记得是土房，一户户，用板皮子钉成的栅栏隔开。一家人红着眼圈儿，我就自己四处踅摸木料。拆了副旧床板，院角上找了几块厚薄不一的杂木，似乎还从栅栏上撬下来几块厚实点的板皮子，锯一锯钉一钉，好歹凑成了一口不大不小的薄棺材。我心里明白，这哪里是啥棺材，埋人的匣子吧，到地方不散就行。合力把他弟从炕上抬过来装进去，十多岁的大孩子了，怎么说病就死呢！把“木匣子”盖上后，我抬起头，看黑小一眼，问：怎么着？黑小红着眼说，钉吧。我抓起一把大钉子，闷头就钉。哭声顿起，剩下的一家三口，围在棺材边喊那孩子小名，哭叫道：“躲钉！躲钉啊……”我心里一颤，就更发狠地抡圆斧子钉。板子太薄，钉子稍微一偏就会出头。虽然留心尽量钉正，但想着钉尖下是个苦孩子，心里咋也不好受。“他娘的，没讲究，没讲究……”就一边钉一边默念着安慰自己，“没讲究，没讲究，咱穷人家有他娘的啥讲究呢！”
然后，抬到郊外，挖个坑，埋了。

12

毛泽东去世十八年后，金日成也骤然辞世。他不独是朝鲜人民的金太阳，也是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自然应盛敛於水晶棺，以光照千秋。

金日成死得突然。1994年盛夏某夜，金从外地视察回来，甫坐定，便得知一位亲随上将病故。追问病因，答称脑溢血。又问如何救治，答称保守疗法。金气得浑身哆嗦，拍案大怒，问“为何不开颅抢救？这些医生就怕负责任！是不是住的烽火医院？把院长叫来，给我说清楚！”话音刚落，便呼吸困难，骤然倒地。周围乱作一团，急呼直升飞机抢救。时逢夜雨，直升机慌不择路，竟撞在山腰上坠毁。第二架直升机随即起飞，战战兢兢避山而行，停落在别墅外一箭之地。保健医生及一众亲随撑著雨伞，用担架将金日成抬上飞机，急赴平壤烽火医院抢救。保健医生当时便诊断系心脏病突发，本应就地抢救而不能大动，但责任过於重大，御医乱了方寸。经如此一番折腾，烽火医院亦回天无术。几小时后，金日成失去生命迹象。医院院长和保健医生被捕入狱。朝鲜举国致哀，如天塌地陷。全国两千二百万人口，至平壤吊唁的竟达一千万。也就是说，除老人孩子，几乎所有青壮男女都去了。举行国葬时，台上金正日率百官守灵，台下百万群众哭声震天，晕死者不计其数。

金日成是朝鲜人民的父亲加天神。在中小学课本里，金手持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老三八式步枪，当着彭德怀面，一枪击落一架美国飞机。还当着一群天真孩童之面，用一粒花池里随手捡起的石子，挥手间击落一颗美国卫星。一位西方肖像画家曾如是说：“我第一次拜会主席的瞬间被无法言明的灵感所笼罩。他的尊颜中散发出的全知全能和博爱之光芒，是我此前所不敢描绘的上帝之崇高形象。我画的不是人的肖像，而是上帝的肖像。”

同志们，说的何其好啊！它道出了偶像崇拜的秘密：以人凌驾於神，把人性的罪恶神圣化，把那些以杀戮、抢掠、仇恨、奸淫、欺骗为业的暴君尊为上帝。

金上帝的遗体也是由前苏联专家做永久防腐，然后高卧於鲜花簇拥的水晶棺，供人恸哭顶礼。参拜者要通过顶级安检，禁止携带任何物品。要在自动清洁地毯上除尽鞋底尘土，再经吸入式过滤器彻底清除衣服上的细菌。到得金日成寝宫，参观者要绕水晶棺一周，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别向领袖深深鞠躬。许多人难以抑制，放声痛哭。最令人难忘的是通往寝宫的通道，这是一条长达七八百米的电动走廊，其速度之慢，或为世界之最。二十分钟的蜗行牛步，使人倍感压抑而不敢不生敬畏之情。每隔二三十米，更有一身着民族服装的朝鲜女子端庄而立，面带哀思，宛若活殉。不知道这些以哀伤为业的美女俑，在日常生活中能否洗脱死亡的气息。她们的青春与爱情，还能拥有烂漫无忧的笑靥吗？残暴如秦始皇者，殉葬者亦不过陶俑而已，如何比得上妙龄美女鲜活生动。

金日成遗体防腐处理耗资100万美元，每年维护保养费80万美元。其陵寝“锦绣山纪念宫” 造价8亿9千万美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笔费用可购买玉米600万吨。以同期朝鲜饿死人口300万计，平均每人两吨。

13

教宗的素棺、我当木工时和弟兄们打造的木棺、以及那些“活底棺材”、“布棺材”、“狼肚皮棺材”、黑小弟弟的棺材之属，委实与水晶棺隔天隔地隔着九重天堂再加上狗日的十八层地狱。

而且，这些普通简陋的棺材，装的尽是无权无势的穷人、好人。水晶棺则不然，那些以尸身不朽来僭越上帝的偶像，无一不是两手染血的杀人犯。其中被认为较为温和的列宁，心底也激荡着仇恨嗜杀的旋风。

列宁曾亲自下令将已逊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满门杀绝，包括皇后、四位公主、14岁的小王子，甚至连带1名御医和3名侍从，并怯懦地毁尸灭迹。

列宁派出武装工作队到农村抢粮，遭农民反抗。为镇压某地区农民暴动，他亲自下令绞死“至少100个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要求“确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绞刑的执行”，要求公布姓名、抢走全部谷物。他还特别写明，“此事应办得让周围几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见、颤抖、知道、喊叫：‘那些吸血的富农们，他们正在被绞死，将窒息而死。’”

列宁镇压僧侣的反抗：“……趁此机会我们能够杀掉一批反动僧侣界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现在正是应该教训这群人的时候，使他们在几十年内连任何反抗都不敢想。”“现在我们必须……残暴镇压他们的一切抵抗，以致他们几十年内都不会忘记。”“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枪毙的反动僧侣代表和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的数量越多越好，……使得他们在几十年内都不敢梦想任何形式的抵抗。”

列宁甚至还下令枪毙那些因传统节日而不来上班的工人。

太多的杀戮和鲜血，迫使曾率先炮轰冬宫因而被称作“十月革命的光荣和骄傲”的喀琅施塔德水兵发动起义。1921年春，十月革命胜利后3年多，2万6千名水兵、工人和布尔什维克党员在集会上呼喊：“让我们来把那些使得工人反对农民、农民反对工人的家伙们赶走，因为我们已经自相残杀得够了！”对这些革命元勋，列宁的答复是坚决镇压：“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他命令6万军队立即进攻，甚至使用了毒气。困守要塞12天后，起义者用电报向全世界发出了他们最后的声音：“……我们在临死前高呼：抗议共产主义专制者们的残杀！自由选举的苏维埃万岁！”
苏联解体后，越来越多的解密文件描画出列宁富於历史首创精神的残暴。自列宁始，不加限制的残暴成为共产世界之通例：废止法律的专政、有组织的恐怖、大规模杀戮、大规模饿死、按数字杀人、杀农民、杀工人、杀军人、杀资产者、杀知识分子、杀不同政见同志……列宁最优秀的学生如斯大林、毛泽东之流，杀人已杀到人类思维无法理解的疯狂魔幻之境。

这样的一些仇恨与死亡的播种者、死神，怎么就胆敢盛敛於透明的水晶棺里供后世瞻仰呢？

他们与希特勒一起，制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怎么就胆敢奢望永生呢？

14

陈尸水晶棺似乎并非这些红色君王之本意。

一说列宁希望安葬於圣彼得堡与母亲相伴，却未找到书面凭据，但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曾在一封信中明确谈及列宁希望葬於克里姆林宫红墙脚下，应该是确实的。斯大林死於暴病，未及留下遗嘱。毛泽东带头签名火化，并曾对二战名将蒙哥马利元帅说过，“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去喂鱼。”没有任何线索证实胡志明想进水晶棺。金日成死於心脏病发作，也没有托付身后之事。尽管如此，在最高权力转移的非常时期，他们的皇储们为了以先帝之威望确立新君之地位，仍旧把他们装了水晶棺。因此，有人说这些手握王爵，口出天宪的极权主义者也被他们所创立的制度剥夺了自由。此话有几分道理，但细思量起来，似为一偏之论。究其实，这些红色君王们尽为偶像崇拜痴迷者。从他们一生自封神圣之行状，以及蛰伏於内心深处的隐秘欲念，水晶棺应该是一个没有违背他们意志的逻辑终点。

这些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虚无主义者，说不怕死，其实是最怕的。斯大林有过四位替身。外出时让替身坐车从克里姆林宫出发，走标准路线，他则走另一条小路、绕路。斯大林不信任医生，不准医生接近，甚至拒绝服用克里姆林宫药房的药，而让卫队军官到莫斯科郊区去买。给他看过病的医生下场都不好，不是解职就是逮捕，只有少数例外。毛泽东出行，则是临时指定路线。住下后，一起疑心，即刻转移。某次在庐山开会，突然说一声“走”，不顾夜深雾浓，命卫士在车前打手电探路也要走。到“美庐”本应住下，不料毛又一声“走”，就再走，转移到另一处不起眼的小别墅“175”。毛的专列火车头，出发前要把煤尽行卸下，再由保卫人员一铲一铲装上去。水箱的水要全部放掉，要人打着手电爬进去检查。毛晚年有一次患病昏迷，刚醒过来，守候在床边的周恩来紧握他手，泪水夺眶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这委实是最知心贴肺的一句话：一生一死，难以割舍的是权力。一口气喘不上来，生杀予夺的大权和超过所罗门王的荣华富贵便成过眼云烟。既然必死，那末，在他们的集体潜意识里，能使尸身不朽并供万世敬拜的水晶棺，就成了永生、永恒的一个假想的实现。

只是，这种永生是极为可怕的。

《圣经•创世纪》记载了第一位杀人犯该隐的故事。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上帝问他：你的兄弟在哪里？该隐谎称不知。上帝便说：你做了什么事？你兄弟的血，从地里向我哀告！上帝判该隐流放远方，并在他额上刻下记号，免得为人所杀，并宣称“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死亡是太轻的惩罚。该隐必带着耻辱的印迹与世长存。

水晶棺就是现代该隐那可怕的印迹。

他们就不怕后人会指点着他们的不朽之躯说“那就是他”吗？

他们就不怕最后的审判吗？

时候到了，上帝将从云端轻声问：该隐，你的兄弟在哪里！

15

又想起教宗的棺材，那只停放於圣彼得广场上简朴至极的木箱。

紧贴着慈母般的大地，其上是淡蓝色的春风、自由安详的鸽群、如女声合唱般圣洁又深邃的天宆。
一切安排皆缘自梵蒂冈传统以及教宗本人遗嘱：历代教宗皆安放於一具不加修饰的柏木箱，教宗还特别嘱咐要“素棺”放入大地，并在棺盖上撒一捧祖国波兰大地的泥土。

走笔至此，一线晨光渐照亮思维的小径：水晶棺与素棺，奢华简朴倒在其次，其深在的意义是死亡——如何理解并面对死亡。

教宗是波兰人，出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战焦土之上，曾先后生活於德国纳粹和共产制度之下。纳粹杀害了600万犹太人，还使更多的人死於战争。横跨欧亚大陆的共产极权，使超过一亿人死於屠杀、秘密处决、监禁、苦役、街头暴力和人为大饥馑。教宗曾如是说：“在我们这个世紀里，不幸出現了两个极权体制：帶來战争及集中营的納粹主义、帶來高压及恐怖統治的共产主义。可以说，我是从內部来认识他们的。”这种亲临现场的悲剧性经历，必然使他对人的自由，人的死亡产生至为深切的关怀。
教宗个人也多次与死亡相对。在那些四目凝望之际，应该比我们更深地洞悉了死亡的秘密。

教宗早年生涯一直笼罩在亲人死亡的阴影中。童年丧母，少年失兄，青年亡父，自此孓然一身。十五岁时，一位玩伴拿捡来的手枪开玩笑地朝他扣动扳机，子弹从头边呼啸而过。十九岁那年，和父亲在逃难途中遭到德国飞机贴地扫射，弹如飞蝗，死生一线。二十岁在采石场服劳役，崩落的岩石砸死了身边的工友。二十三岁遭遇两次严重车祸，其中一次是被德军重型卡车撞成重伤，昏死在路边排水沟，被一位不知名的女人救起。六十一岁在梵蒂岡遇刺，刺客近距离连开两枪。

那末，对他来说，死亡是什么呢？

16

“不要害怕。（Be Not Afraid.）”

“不要害怕”，这是他当选为教宗之后对人们所说的第一句话。

从那时起，这一句“不要害怕”就成了他的口头语，成了他标帜性的语言，成了他对基督教世界以及全人类的不断重复的伟大召唤。他以此激励普天之下受苦受难者，也以此真诚自勉。教宗在位26年，是近世纪任职最长的一位。如果你眼睁睁看见他从体魄强健、精力过人的盛年逐渐老去，日益虚弱不堪，眼睁睁看着他艰难挣扎，临近死亡，却依旧在那里永远念叨“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就不得不认真思索一番此话之真意。

如同太阳与地球的关系决定了白昼与黑夜，上帝与人的互动则分出了信仰与虚无。不要害怕饥饿、匮乏、压迫、凌辱、不要害怕人世所加诸於我们的一切苦难。也不要害怕自私、贪婪、软弱、仇恨，不要害怕我们内心深处不时涌动的种种罪恶。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一切。你只须敞开心扉，接纳那位伟大的爱的使者耶稣基督。——《圣经》坚定不移地宣称：“在爱里没有惧怕”。

在母亲怀中没有害怕。

是啊，在生命的创造者、爱的恩赐者上帝怀中，你害怕什么呢？

初代门徒约翰曾用一句话简约概括《圣经》救赎真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位约翰，就是亲临耶稣殉难现场，并接受耶稣气绝前最后嘱托，把玛丽亚奉为生母的那位约翰。也就是追随耶稣之前在加利利海上打渔为生的渔夫约翰，《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十二使徒中唯一没有被钉十字架或砍头的约翰。公元96年，约翰从流放地拔摩海岛回到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城，在那里继续传讲耶稣的生平和思想。其时他已近90高龄，年迈体衰，只能请人抬到聚会之处。每次讲道都要说：“孩子们哪，你们要彼此相爱！”最后一次讲道，也是阐释这一句话。讲完之后，就在讲台上安然谢世。

——讲述一珠玫瑰，使徒约翰始於根系，教宗约翰则始於繁花摇曳的枝头。

这是同一株爱的玫瑰。

17

1979年，教宗当选后第一次回到自己故乡。所到之处万人空巷，整个波兰社会为之撼动。其时，社会主义波兰正陷於迷茫与绝望，工人运动惨遭镇压的流血场面仍叫人心有余悸。教宗在布道及各种场合，直接向上千万信众发出“不要害怕”的呼召。他对饱受欺凌的同胞说：“你们是人，你们有尊严，你们不该卑躬屈膝。”他犹如一股自由的信风席卷波兰，驱走恐惧，带来信仰、希望和爱。
次年，民主运动狂飙再起，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工人的罢工震动世界。名不见经传的电工瓦文萨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波兰的勇气与希望。

瓦文萨始终把教宗视为最可信托的精神领袖，在他政治生涯跌落低谷时期，曾与教宗在一片树林中秘密会面，没有政治密谋而唯有灵魂的倾诉。瓦文萨向教宗坦陈内心深处的隐秘，说最令人苦痛不堪的尚不是政治挫折，而是心中对权势者挥之不去的仇恨。他备受熬煎，如被囚禁於心灵的地狱。教宗对瓦文萨推心置腹，用上帝之爱劝勉他，鼓舞他凭借神的力量驱逐灵魂中的黑暗。他为他祈祷，祝愿他像耶稣那样“爱仇敌”，宽恕那些曾以不义、欺凌来对待自己的人。没有采访，没有记录，不知道说了哪些话。但我猜想，教宗一定会轻轻地念叨“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在爱里没有惧怕……”

感人的一幕。

两个被爱所洗净的灵魂。

18

1981年5月13日下午5时许，教宗乘一辆白色敞篷车，在圣彼得广场上徐行，向众多朝圣者亲切致意。不同肤色、性别、甚至不同政见与宗教的人，看到这位慈爱的老人，都会加入那热情不息的欢呼：“John-Paul-Two，We-Love-You!”（约翰-保罗-二世，我们-爱-您！）车停下来，教宗从一对年轻父母手中抱起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女孩莎拉，并把她高举起，连同女孩儿手中牵着的幸福的红气球。他刚把身穿粉红色衣裙的小莎拉还给父母，枪声响起，鸽群惊飞……紧接着又是一记枪响，教宗倒下，鲜血从白袍上透出。教宗喃喃道：“玛丽亚，我的圣母！玛丽亚，我的圣母！”第一颗子弹打断了大肠和小肠，穿出体外，落在车上。第二颗子弹打伤了右肘和左手食指，然后击伤了两个美国女人。由於失血过多，情况危殆，教廷为他举行了临终仪式。五个多小时手术抢救，生命方得以挽回。
之前一月余，里根总统遇刺。子弹也是从距离主动脉几毫米的位置穿过。这两位曾七次晤谈的老友咸以为大难不死是上帝的旨意，用教宗的话来说，就是“一只手扣动了扳机，另一只手却改变了子弹的方向。”因为神所赋予他们的结束共产邪恶这一伟大使命尚未完成。

遇刺第四天，教宗在病榻上录制了一篇简短谈话，通过扩音器向守候在广场上的民众播放。声音柔弱安详：“我为那个枪击我的弟兄祈祷。我已经诚挚地宽恕了他。”教宗的这位弟兄，是保加利亚雇佣的土耳其枪手，保加利亚背后，是最关心教宗健康的老朋友苏联克格勃。痊愈之后，教宗专诚去牢房看望那位正在服刑的青年杀手。一间窄小的囚室，密密的铁柱割碎了窗外的阳光。令教宗极为惊讶的是，凶手头一句话竟然是“您为什么没死？”他说他知道自己是瞄得很准的，理当一枪毙命。老人拉他坐下，说我们今天的会面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是兄弟式的。他低下头，与青年交谈。年轻人顾不上请求宽恕，却陷入某种巨大惊恐。他觉得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庇护受害者，那是一位女神，一位将要审判并处死他的女神。教宗一手与年轻人相握，另一只手扶住他肩，轻声为他祷告、祝福。从凶手的眼睛里能看出一种心灵的震撼。最后，年轻人低下头，亲吻老人的手。

事隔二十多年，尚在狱中服刑的凶手听闻教宗一病不起，便委托律师和意大利通讯社向教宗转交一封亲笔信，祝老人早日康复，愿上帝赐予他健康和神奇的力量。

19

1992年的一天，特瑞莎修女忽然来到教宗面前，请求祝福。其时，教宗正与一些年轻人谈心。他一面请特瑞莎修女落座，一面对青年们解释，她就要去一个内战中的国家。无须更多说明，人们都明白特瑞莎修女将前往的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那里战火正炽。前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穆斯林之间爆发种族战争，动用重炮、坦克装甲车甚至多管火箭炮和飞机，直杀得天地变色，日月无光。城市在战火中崩塌燃烧，难民如洪水四处奔逃，种族屠杀和大规模强奸震惊世界。

辞别教宗之后，特瑞莎修女带着老人的祝福与托付，双手抱着一支半人多高、杯口粗细的特制复活节蜡烛，进入巴尔干战场。她恳求，在这支绘有圣母像的蜡烛燃尽之前，交战双方停火，给她一点点时间去解救无辜无助的孤儿。蜡烛是下午4时点燃的，至5时，枪炮声完全止息。特瑞莎修女进入被围困的医院和救助机构，救出70余名孤儿、残疾儿，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

为制止波黑种族屠杀，教宗创立了一个新概念，叫“人道干预”。他的愤怒谴责，嗓音嘶哑的呼吁，传到了萨拉热窝的地下室，传到了维和部队隔离的“保护区”，给深陷於黑暗和种族仇恨中的人们带来希望和安慰。

20

“在爱里没有惧怕”，对教宗而言，这不仅是一个真理的启示，也是终生践行的生活准则。“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这不仅是对他人的劝勉，也是对自己的誓约。因此，他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基督教群体在悠长历史中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与过失——

数百年前，教会曾参与非洲奴隶贩卖。1991年早春时节，教宗代表天主教向上帝和非洲人请求宽恕。
三百多年前，物理学家伽利略曾遭受教会的异端审判。1992年秋，教宗公开为伽利略平反，并表示道歉。

千年以来，基督教不断迫害犹太人，把耶酥之死归罪於整个犹太民族。2000年春，教宗历史性访问耶路撒冷，到犹太圣殿遗址前忏悔，把一封致歉信放进“哭墙”上巨石的缝隙，请求上帝宽恕基督徒对犹太人所犯下的一切罪行。他的手颤抖着，如寒风中最后一片枯叶。

他越过台伯河，越过历任教宗的足迹，走进那些最古老的犹太教堂，对话、忏悔、呼吁和解。亲临者回忆，保罗二世演讲时，时常难以自持。当那首犹太圣歌，那首犹太人从出生一直唱到死，唱到毒气室门口的圣歌《我相信》响起来，教宗更难掩悲戚。当歌声渐次高亢响亮之际，他便情不能禁地鞠躬谢罪，并以手掩面。

在飞往里约热内卢的飞机上，随行记者和教宗谈起他愈来愈频密的忏悔行动。教宗温和地发了句牢骚，说，有趣的是，他代表天主教不断地忏悔，请求宽恕，却始终得不到任何回应。“也许理当如此吧……”我不能要求这种忏悔求恕的行为必须是双向的，哪怕不断悔罪使天主教遭人误解，处于尴尬状态。因为不断认罪悔改是圣经真理所要求的。

千禧年之初，教宗以一项史无前例的举动感动了全世界。他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的庄严仪式上，发表文告，真诚忏悔并祈求上帝宽赦历代天主教会所犯下的诸般罪过。其中包括背离圣经，强迫教徒悔罪；十字军东征烧杀掳掠；宗教裁判所迫害异端；分裂基督教；敌视犹太教，对犹太人惨遭种族灭绝保持沉默；强行传教，侵害原住民；贬抑女性地位与尊严；对诸多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等等。最后，他拄着杖，蹒跚着行至一座耶稣受难雕像前，亲吻耶稣的脚，以此宣示认罪之真诚。

——千载之罪、普世之过，他那老迈之躯能承担得起吗？

有一张照片，在教宗辞世后制成邮票——

低垂苍老的头，双唇微翕，说不清在啜泣或祷告，也许是啜泣着祷告。歪扭的面庞上一道道皱纹，如悲悯之泪冲刷出的大山的沟壑，如被愁苦之浪撞得支离破碎的海边的岩石，如忏悔之火焚烤过的伤痕累累的树皮。白发凌乱的额头无力地抵靠着权杖，衰老的躯体勉力支撑，一如沉浸於丧子之痛不可自拔的老父。有大风刮起，银色的丝质长袍猛烈飞起，宛若一只受伤的巨鸟挣扎着展开一翼……

这面容和躯体所透露出的情感，恰与权杖上端耶稣受难像呼应，那就是承担与悲悯、价值和意义，那就是在一个柔弱的肉体里因爱而生的灵魂的力量。

这是一幅绝美的经典之作。

在这赤裸的灵魂面前，你无法不为之深深打动。

尘世上如此之多的罪恶，他一风烛残年的老人，担得动吗？

当然担不动。

他的额羸弱地贴靠着杖端十字架上的耶稣：担不动的苦难他要交给他。

他一定是在哭泣着对自己念叨：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21

人们常在心里闪过一个疑问：为何教宗的面容总是很悲戚、愁苦？

有位记者则把这一不解上升为尖锐指责：为何教宗还要把他最后的痛苦展现给世界，为何他不早日退位？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以为，这是一个无知到令人惭愧的问题，几乎相当于责问教宗为何要作“痛苦秀”，譬如性感女星们总要“不经意地”乍现裙底风光。居然，一位“接近教宗的人士”作出了如下解释：我们的教宗愿意永远和世人在一起，只有世人给他带来安慰。他要像耶酥基督那样，把他的痛苦和受难展现在人们眼前，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我斗胆质疑这一解释。教宗和他的神都不是“展现”型人物，不是演员，不作秀。圣者的一生，就是从形体走向精神，从芜杂走向单纯，从表现走向率真。他们的满面苦相，实在是缘自内心深处的悲悯——

圣城耶路撒冷，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纪念大厅四墙以未经雕凿的大石垒成，气氛压抑。两名随从抬着花圈，走向黑色大理石卧碑。教宗拄杖随后，步履颠跛。他亲手点燃如下致辞：“在这座纪念馆里，我们的心灵亟须静默，在静默中追忆。我们要在静默中，设法为涌现的记忆找出一个意义。我们保持静默，是因为没有任何言语，足以表现出大屠杀的悲痛历史。”有小唱诗班在轻声哼唱。老人面色凝重，长时间沉默无语，整个身体都在微微抖颤。

乍得，俗称“非洲死亡之心”，非洲中部那个极端贫穷而腐败的国家。越野车在沙漠上行驶，一个仅有几座小土房的村落进入视野。教宗吩咐停车，走进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土屋，去看，去沉思，去理解，目光惊讶而沉痛。从此，从乍得这个被人世所遗忘的小小村落，教宗开始不倦地讲述黑色非洲的苦难和世界的责任。

在巴西，那个在苍翠山峰耸立着巨大耶稣雕像的信仰的巴西、热情奔放的巴西，教宗走进最潦倒绝望的贫民窟。面前所展现的，是超出想象力的恐怖的穷困。他睁大眼睛，不断向四面张望，痛苦而无助。他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把人们从这绝境中拯救出来。他颤巍巍摘下自己的戒指，送给遇见的一个不知名姓的穷人。随行者大吃一惊，那是教宗的戒指呀！这位在精神世界最有权势的人，那一刻显然深感无力。那张如苦瓜般皱纹纵横的脸上，流淌着难掩的忏悔与自责。

在哥伦比亚，这个孕育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的国家，混血的姑娘容颜姣好，加勒比海深蓝色的浪涛拍打着鲜花丛生的崖岸。风水流转，《百年孤独》中所描写过的那些对印第安人、黑人、穷人、妇女儿童的不义却依然存在。在一个公开集会上，一位部落首领抛开官方事先核准过的讲稿，直陈社会不公。当地教会人士制止不住，冲上讲台要抢夺麦克风。教宗神色冷峻，大声说：“让他讲！”全场肃然。主啊，您让我放牧您的羊群，可他们还在百年的孤独中挣扎……

22

约翰•保罗二世是历史上出行最多的一位教宗。在担任圣职的26年里，这位通晓八种语言的传道者，发表了3000多次演讲，访问了127个国家，路程合计100多万公里，相当於地球到月亮距离的3倍。可谓足迹所至，无远弗届。以至於那些以奔走为业的记者，也尊崇地称他为“飞行的圣座”。 这位“上帝的众仆之仆”，拄着他的杖，风尘仆仆躜行於途，一直走到老病侵寻的暮年走到死。一如旧约时代，先知摩西拄着牧杖，带领百万奴隶出埃及、过红海走向自由之地，走向自己的死亡。千禧之年，教宗登上西奈山巅，迎着三千多年前吹拂过摩西的高原之风，远眺上帝应许之地。那一刻，他定然如摩西一样感悟到岁月无情。

再也走不动了。垂垂老矣。

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酷爱足球、滑雪、登山、游泳、划船的运动健将。家乡斯卡瓦河洪水泛滥时往返横渡如得水蛟龙之强健，已成流水落花之忆。往昔1米8身高，80公斤体重，标准运动员身材，如今已是弯腰曲背，步履支离。神拿走了他的青春英俊，把他变得跟自己一样丑陋。他的公开演讲已令人目不忍睹：手在抖，讲稿在抖，话筒在抖。语音含混不清了，面部表情也僵硬迟钝了。那一年，在他的出生之地，一个露天大型集会上，参与表演的少年们唱起了“祝您长命百岁”，他颤抖着嘟囔了一句“说来容易，做起来难！”短暂静默之后，掌声骤起，全场笑翻……

死亡迫近了。他不怕死吗？

2005年早春，罗马时间4月2日晚9时许，一代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溘然长逝，享年八十四岁。

他死於春天，复活节之后，万物复苏的季节。

23

在人生的尽头，他仍然安详喜乐。他安慰身边的助手们不要为他流泪，“我很快乐，你们也要一样，让我们一起欢欣祷告。”一位意大利红衣主教在与教宗作最后告别之后，出来告诉人们：教宗躺在铺上纯白被单的大床上，身上插满各种管子和医疗仪器，已不能说话，但“我被他那动人的笑容迷住了。”

广场上燃起了繁星般烛光。

有人说，让我们点几支蜡烛，照亮他通往天堂的路，就像他过去26年来为我们所做的一样。有人说，他不只在活着的時候是我们的典范，現在，他更在教导我们如何走向死亡。

每天晚上，老教宗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打开卧室窗户，眺望灯火不熄的罗马，并举起双手为罗马的人与城祝福。在生命已进入倒计数时，他请求助手搀扶他走到窗前，向圣彼得广场上成千上万的守夜者做例行的祝福。他鼓足最后力量，只说出了一个单词：“阿门”，然后无力倒下。——正如使徒保罗所定义：“爱是永不止息。”

我们没有想到，在耶稣之后，在现实世界有幸见到如此美好的人性。他是耶稣的影子。他预先把天堂展示给我们。与他同世真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格外的恩典。

弥留时刻，教宗在昏迷中说了一句波兰话：“请让我进入天父的家。”他还说了这样一句：“I have looked for you. Now you have come to me. And I thank you.”有人说，这是过去教宗对青年们多次重复的一句话：“我曾寻找你们，現在你们到我这里来。谢谢你们！”有人说，那是他已经看到了耶稣的荣光：“我曾寻找您，现在您来到我面前。谢谢您！”后一种解读或许更切近事实。

一位梵蒂冈主教说：“他已经看到并且触摸到神。”

人世的重负已然放下。现在是与神独对的时刻了。

——数年前，教宗曾写过如下祷词：

“当我们‘过世’的時刻确实到来之际，求賜我们能坦然相待，对身后一切，没有放不下的遗憾。在寻觅您如此长久之后再与您相遇，我们会跟那些带着信仰与希望先我们而去的人一样，重获我们在人世间认为真正美好的一切！”

钟声响起。

天堂之门已经打开。

梵蒂冈发言人宣布：“我们热爱的圣父约翰•保罗二世已回到他的故乡。让我们为他祈祷。”

索达诺大主教同聚集在圣彼得广场的人们一起，含泪为教宗祈祷。

紧接着，数万人爆发出如海潮般的没有休止的欢呼声。

这是人类生命史上至为辉煌的一刻。

大主教说：“愿永恒之光照耀他，愿他在平和中安睡。”

在灿烂光辉的欢呼声中，死亡不再可怕，而确凿是投向一個慈爱的怀抱。

24

梵蒂冈宣布：葬礼於六天之后举行。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是第一位抵达罗马的国家元首。同行者有夫人劳拉、国务卿赖斯及两位前总统老布什和克林顿。这个由三位总统、一位总统夫人一位国务卿组成的代表团在教宗遗体前集体下跪。曾多次被教宗严词批评的布什总统说：“世界失去了一位為人類自由而戰的人。”“我们将永远记住这位谦卑、智慧、无所畏惧的神父。他成为历史上伟大的道德领袖之一。我们感激神为我们送来了这样一个人：他是波兰的儿子，并成为罗马的主教及世代追念的英雄。”

促成波兰共产党倒台的历史功勋，按照瓦文萨的说法，“50%归教宗，30％归波兰人民，20％归里根、撒切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则说：“没有教宗的努力和角色，东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推动了波兰的自由运动，引发了东欧特别是苏联的共产总崩溃。由此，冷战终结，人类从核末日的阴影下得到拯救。

教宗之死，标志着以残暴著称的二十世纪正式落幕。

四月八日，有60万人涌入圣彼得大广场，为教宗送行。

另一个自发形成的分会场是他的故乡瓦多维采、奥斯威辛集中营所在地克拉科夫、首都华沙和整个波兰。仅瓦多维采一地便聚集了80万人，挤满了广场和主要街道，收看特大屏幕电视转播，为他们慈爱的父亲和忠诚的儿子送行。

这一天，波兰全国歇业，建筑物上街树上到处垂挂了沉重黑纱。当罗马葬礼开始的时刻，华沙无名战士墓六座古炮台同时鸣放26响礼炮，以纪念教宗在位的26年。

罗马。

在管风琴奏出的圣乐中，12个身穿黑色大礼服的人抬着教宗的素棺从圣彼得大教堂正门的阴影走出。当那个简单朴素的柏木箱刚刚走进明媚如初恋少女的阳光，走进罗马的视线——

掌声响起来，经久不息……

广场上60万民众以及各国元首、特使全体起立恭迎。

素棺被放置於一块红色地毯上，紧贴地面。棺盖上放了一本打开的大红封面的《圣经》。

这是一个早春时节，春风骀荡。

合唱队唱起了安魂曲：“赐给他永远安息，主啊……”

主教们头戴白色礼冠，身披深红法袍，鱼贯进入广场。一浪强风袭来，把他们的红袍吹得凌乱不堪，有人赶紧伸手护住高高的礼冠，有的则已经脱落，茫然不知去向。棺盖上摊开的《圣经》被吹起十数页，每页都呈完美弓形，如满风之帆。

弥撒讲道中，主祭的拉辛格大主教（后来的新任教宗）回顾了约翰•保罗二世简短生平及一生业绩，最后说道：“热爱基督是我们敬爱的教宗的力量泉源，凡是看过他祈祷，听过他讲道的人都知道。正是因他深深地根植於基督心中，所以他能够承受那超越人力的重担……就在他生命中最後的一个复活节，他仍然强忍病痛出现在他的书房窗口，祝福罗马和全世界。我们深信，我们敬爱的教宗现在正伫立在天父家窗口，从那里看着我们并为我们祈福……”拉辛格以口音很重的意大利语说：“今天我们将他的遗体埋在地下，犹如不朽的种子——我们的心满怀悲伤，然而同时也充满了喜乐的希望与深深的感激！”

大主教的话激起一阵又一阵掌声。

人们齐声高呼：“立即封圣！立即封圣！立即封圣……”前后持续五分多钟。

弥撒结束后，宿怨甚深的东西方主教们一起主持了告别仪式。最后，十二位抬灵人再次入场，抬起素棺，缓慢地走向圣保罗大教堂。在即将进入殿门之际，抬灵柩的人们把教宗的素棺转向广场大众。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最后告别的时候到了——

掌声骤起，如浪如潮，绵延不绝，长达十五分钟……

钟声齐鸣……

在全球数十亿人注目下，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灵柩经过那几棵在春风中如醉如痴的棕榈，消失在殿门深红色帐幕中。

在春天在复活的季节，他满怀信心、希望与爱离我们而去。

那棕榈是胜利的象征。近两千年前，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走向他一生中最辉煌之顶点，走向十字架酷刑，走向复活，就是踏着万民为他铺下的棕榈叶之路。

谢谢您，教宗！感谢您战胜死亡，感谢您教我们如何面对死亡！

神必将“凭借那叫万有归服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圣经•菲立比书》）

25

教宗的素棺带给我长久的心灵激荡，如一粒埋进泥土的种籽，静候着春雨降临。几年后，我感到内心涌动起某种诉说的欲望，那颗不经意间撒落的种籽悄然萌发。当我把这些棺材的故事连缀成篇，就看出了高贵与鄙俗、谦卑与狂傲、慈爱与残暴、信仰与虚无之间判若云泥的分野。

我脱离了原初的构思，从素棺写到水晶棺再写到教宗其人。我追随着那个水晶般纯净透亮的灵魂，在波兰的阳光下高举起人类自由的旗帜，在梵蒂冈的窗口凝望圣洁的鸽群，在周三接见日拥抱着热泪盈眶的悔改的妓女，在青年们的舞场上手舞足蹈，在耶路撒冷残存的“哭墙”前低首忏悔，在记者面前做一个俏皮的怪样，在馨香宁静的私人祈祷室沉思叹息，在马尼拉世界青年节上接受川流不息的致敬，一任青年们的泪水浸透了纯白的教袍……

对於有些人，死亡是不可抵御的腐烂，是万有之灭，是永恒之死。而对於有些人，死亡却是通往新世界的再生之路。不经意间，我窥视了一个难以打破的上帝的奥秘。虽然我再也说不出更多的话，但保罗二世，这位泥土所造的谦卑者，这位“众仆之仆”所给予我的感动是长存的。

我耳边将永远回响圣彼得广场上的欢呼：“John-Paul-Two，We-Love-You!”

还有那为教宗送行的如海浪奔涌绵延的掌声。

我相信他已经重获“我们在人世间认为真正美好的一切！”

正如使徒保罗那坚如磐石的字句：旧世已过，看，一切都焕然更新！（《圣经•哥林多后书》）

写於2009年感恩节前后
旬日雨雪漫漫
大地吸足了雨水，后院小河满了，水塘湖泊满了，远处的波多马克河也满了
春天准备好了

首发于《纵览中国》

當今兩岸幾乎每個人都對於臺灣與中國關係的法律定位問題特別有興趣。我在此地居住多年，自然也是非常關心這一問題。

幾年前，大約在2003年，陳水扁參選連任總統在即，李登輝提出了“中華民國已不存在”這樣一個說法，目的當然明確，就是借助選舉去除『中華民國』化。而激起對這個話題的討論也有利於民進黨的選情。

我當時寫了這麼一篇文章，今天回過頭來看看，在民國九十九年之際，仍然具有提醒人民理性思考『中華民國』定位的意義。當作對這個話題思考的『前傳』重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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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前總統日前提出“中華民國不存在”一說﹐搞得朝野政黨一陣躁動﹐各自根據自己的選舉考量﹐義正詞嚴表達立場﹐執政黨無論是出於維持穩定政局﹐維持政治誠信及維持執政合法性等等任何考慮﹐哪怕心中再希望李前總統所言是真﹐也由陳總統表達了“政府國號是中華民國”的立場。在野黨無論是出於維持其政黨合法性(中國國民黨是中華民國的創立者)﹐維持其政治立場的一貫性﹐維持其選民的情感因素等等任何考慮﹐哪怕對於這一問題再有疑慮﹐也必須表達無法接受的立場。於是﹐在面對“中華民國”終結者李登輝﹐朝野難得言辭不謀而合﹐都宣稱中華民國當然存在。應該就此落幕的一段插曲﹐似乎卻因李登輝前總統的不甘﹐又進一步指出﹕“中華民國是國號﹐不是國家﹐國家是台灣。”使得朝野不得不在統獨議題上短兵相接﹐提前進入2004年總統大選的正面論戰。

而民間對此議題持續的討論﹐亦有愈演愈烈之勢。本來麼﹐要兩千萬作了多年中華民國國民的人民突然發現自己的國家“不存在”心理衝擊必然巨大﹔而此語出自前中華民國總統之口﹐而這位總統在任內也曾向這兩千萬人民誓誓旦旦要捍衛中華民國﹐絕不會搞台灣獨立幾百次﹐講出這種話很難不讓人側目。然而﹐中華民國是國號﹐台灣是國家﹐這樣的說法﹐似乎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果然如此嗎﹖中華民國是否存在可以從歷史中找到清晰的解答。歷史上好幾個時期都出現過一個政權被另一個打敗而不得不遷都而延續的情形﹐最早的西周東周﹐到後來的西漢東漢﹐後來還有東漢末及三國時期的蜀漢﹐以及南北宋。與今天的台灣大陸情勢都有其相像之處。有趣的是﹐這些東西南北的區分冠詞﹐都是後來加上去的﹐南宋皇帝與人民只知道自己是宋朝人﹐東西漢皇帝與人民只知道自己是漢朝人。

中華民國於一九一一年創建﹐至一九四九年被中國共產黨擊敗而來到台灣延續至今﹐這是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但其國號﹐政府傳承﹐以及最重要的是統治者及人民的認知﹐而這則始終維持著中華民國。說得更清楚一點﹐也許自創立到一九四九年這一段時間的中華民國﹐我們暫且稱之為“大陸中華民國”﹐已隨內戰失敗而不存在﹐但來到台灣以後﹐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開啟了﹐歷史上也許叫做“中華民國台灣”最恰當﹐因為這個自大陸戰敗而來的國民政府決心堅持中華民國國號﹐而台灣人民﹐包括曾經三次“至誠”宣誓捍衛中華民國的李登輝總統﹐包括傾向台灣獨立的民進黨﹐包括建國黨等明確主張台灣獨立的政黨團體﹐都決定在中華民國體制內生存﹐建設﹐參與。

李登輝前總統的邏輯有一個隱含的論點﹐即台灣與中華民國是不相容的兩個概念﹐這可能是主張台灣未來的發展走向獨立的人心願﹐但與歷史﹐與現實﹐與自己過去的言行都完全相悖﹐差距甚大。

自大陸來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及國號仿彿一件十分不合適的衣服套在台灣島上﹐因為“中國”這個概念自古以來都指大陸﹐指中原﹐而台灣雖直到國民政府來到之前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卻也一直是邊陲的一部分﹐不曾代表過中國。然而﹐這件過大的衣服經過過去五十四年的裁剪﹐早已適合台灣。毋庸置疑地﹐這些裁剪中首先包括一直在這裡的人民﹐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本省人”的積極參與﹐台灣省籍的人民挾其人數的優勢﹐使得一個強大專制的外來統治集團﹐在短短幾年之內就不得不接受﹐所謂中華民國就只有台灣的現實﹐“反攻大陸”變成統治集團自我安慰﹐維持統治合理性的工具口號而已。而“本省人”持續多年的參與﹐使中華民國無論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方面都越來越台灣了﹐這些參與中當然包括由李登輝前總統所主導的幾次修憲﹐當然包括主張台灣獨立的反對運動所主導的民主化所加速的本土化。幾十年的過程使今天的“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已成為不爭的現實﹐名正言順﹐情理皆容﹐沒什麼“正名”的必要。

同時必須指出﹐今天的台灣﹐也是建立在“大陸中華民國”的政府在來到台灣的時候所主動進行的剪裁之上的﹐筆者所指的還不是被綠色陣營所不屑不齒的“吹台青”﹐而是一段太容易卻不應該被忽略的歷史﹐包括將大陸移轉來台灣的物資直接用於發展台灣經濟的基礎﹔包括後來被稱為“外省人”的隨“大陸中華民國”來台灣投入建設大量人力﹔包括後來成為台灣人民一部分的“大陸中華民國”軍人以鮮血保衛台灣。這些是台灣與中華民國已完全相容的歷史基礎。

迄今為止﹐任何主張推翻中華民國統治的努力從未成功﹐也還沒有出現台灣共和國或任何其它政府﹐但台灣確確實實被一個政府有效統治著﹐也許這個政府不完全是一九一一年在南京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但卻不折不扣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中華民國台灣政府﹐這是現實。

統獨陣營的普遍人物﹐他們在台灣未來的國家定位上也許主張差距甚大﹐(也許也沒那麼大)﹐但對於今天台灣的現實狀況描述應該都可以接受下面的說法﹕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國號是中華民國﹐她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但也不是台灣共和國。她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是個變化發展中的關係﹔而任何對於這樣一個現實的改變都不可逾越台灣人民意願﹐改變之前我們的國家是中華民國台灣。這其實與絕大多數今天生活在這個島上的人民的看法是一樣的。

統獨的差異從來不是對現實的認知差異﹐而是對台灣未來走向思路的不同。筆者呼籲﹐在統獨議題上﹐雙方無論情感因素多麼強烈﹐都應儘量理性面對﹐否則在政治人物煽動之下﹐因為情感因素的言辭使得對立加強﹐不同的思路無法交流﹐而完全無法遊說勸服對方﹐只會讓卑鄙政治人物從族群對立中謀取私利﹐這才是真正的遺憾。絕大多數民眾接受中華民國護照加註台灣可以讓人看出人民決心理性面對這一問題﹐政治人物出於偏執理想或出於選票現實的“感性”可以休矣。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天安门学运时代的一个大学生，曾经是广场纠察队队员，现居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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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常常接到一些来信，和一些善意者当面的交流。就是叫我写文章多写一些中国的伟大，光荣，正确，少一些负面的消息。特别是在国外，在洋人面前更是如此。所谓家丑不可外扬。毕竟现在中国强大了，毕竟现在政府比以前进步多了，毕竟外国人都不敢瞧不起中国了等等。

我注意这些善意者，其中一些是今天中国官僚资本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者，还有一些恰恰是历史以来被中国专制统治者压榨最残酷，痛苦经历最深重的，最最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他们曾经在新中国里饿肚子，曾经是党国在历史运动中激情参与者和无情抛弃者，他们甚至为了生活远渡重洋，他们被红色高棉杀戮，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们被所谓人民解放军击溃到孤岛之上，他们的庙宇被毁，他们的教会被砸，他们——

于是我思索他们真爱中国吗。久而久之，当我发现他们只对当权者，在上称王者毕恭毕敬，卑躬屈膝的时候，当我看见他们对他们的同族，同乡，同胞，中国的弱势群体缺乏起码的同情的时候，当我看见他们违心的回避历史，试图掩盖真相的时候，我明白了，他们内心其实很虚弱，很怕。说真话叫他们怕。

他们其实患上一种严重的心里疾病，其实我也患过，但现在好了。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某家银行里，闯进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先是一阵狂扫乱射。绑匪一边扫射一边说：Party开始了。此后，绑匪将几名银行职员挟持为人质，并将他们扣押在银行的地下保管库里。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

经过六天的营救，警方设法打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几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掩护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此后甚至拒绝提供不利于绑匪的证词。更为离奇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质还由此爱上了一名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要嫁给他。

从而，在心理学、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心理疾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病症又被称为人质情结，概括而言，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瑞典绑匪绑架人质6天，中国共产党专制政权绑架中国人民60年.60年你没有意识到你被绑架，你真以为你是自由的，你真以为你是现代公民权利，你真以为你有监督批判执政党的权利，你真以为你在中国你可以摆脱党国的辖制，你真以为共产党就是中国吗。你真以为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吗。

1949年中共通过武装暴力，夺取中国大陆建立专制政权，这个政权不是民选的政权，对于当时四亿三千万中国人以及之后衍生的十四亿人，接受也要接受，不接受也要接受.最初就具有土匪般政治绑架的形势，所谓历史必然。

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集中营战俘乱伦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第1，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是毫不犹豫。

第2，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最关键的条件。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

第3，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

第4，让你感到无路可逃。有了这4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古拉格集中营的作者这样形容共产集权国家，他们妄图将坏分子都抓进集中营，可是有一天他们发现，在集中营里面的人呢越来越多，外面自由时空里面的人呢越来越少。在专制国家人民就成为独裁者的人质。在今日中国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国家政府职能都在失控的状态下运转，只有一个职能没有丧失，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国武装镇压功能有效运转。对社会维权抗暴群体采取疯狂镇压.但是一代代中国领导人于是乎杜撰一个百年童话，每个总书记都说再过一百年，中国如何，八年后，下一个继任者继续说再过一百年如何如何。每天报纸和头条都是党国领导人带领坚强政府，给人民带来多少利益，多少恩惠，岂不知那就是人民自己当得的。这些所谓干部当做的。

中共尽管采取对外改革开放30年，但是直至今日成为控制消息媒体技术和人数最多，最严密的国家。控制思想封锁消息是他们百年大计。

而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本领出国，偷渡，突破封锁看见新消息。无路可走，只有俯首听话.

中共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军事阅兵，武装镇压，使得许多中国人不知不觉，无可奈何沦为他们工具，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于是乎，我们就看见如下的景象。那些没有权利看见西方自由广播的中国人大骂西方媒体不公正，因为感恩党国给他们在中国媒体骂外国权利。那些被红色高棉和东南亚赤匪杀戮无数亲人的，今天在五星红旗下热泪盈眶。那些被共军打到大海里面的民国遗老权贵，共产国庆贵宾席上啧啧称赞。偷渡到自由欧美，享受着自由世界的免费医疗，进步成果，还感恩中国原单位发了下岗再就业的钱.中共掠夺农民土地所有权，饿死数千万的中国农民，刚刚获得联产承包的权利就感恩党的好政策。毛泽东文革霍乱十年，死者百万，做掉毛泽东的老婆，平反一批人，就欢天喜地。六四学潮举国上下一心民主，六四屠杀后，中共给了中国人数钱的权利，就是小平的春天了。翻过身来，这些人鞭笞六四学生——–

于是乎，什么中国适合专制，中国有自己的道路，民主中国大乱，中国人素质差，人口多，底子薄，民主好慢慢来。台湾民主挺乱的吗，没有人替代共产党，我听说谁谁亲戚一丝不挂跳楼了，听说是练法轮功的，国家干部多数是好的，极个别是坏的，中国有腐败，哪个国家没有啊。党国宣传机器造谣，他们跟着传谣。

有学者说专统治者的一个要求是对臣民进行统治与管理，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他不会让臣民死，而只是要榨取他们，保证自己的持续生存可能。控制人质的绑匪也是这样的心态，手中有人质，就等于握住了生的机会。因此，人质不能死，臣民不能死，要保证他们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质：食物与水。这就是“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 个人是国家的摹本，个人的心理变化会呈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个人的精神状态将组合成国家与社会的集体状态。由此，人质依赖绑匪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理形成模式也正是顺民服从专统治的一个国家政治摹本。等到这种病症日益严重化，国家与臣民形成了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习惯形式，不论这种形式是暴力的还是教化的，是怀柔的还是高压的，总之，习惯已经建立起来，社会秩序会进入平衡状态。

人是可以被驯养的其实就是专制者的目的。不是人当人是猪，而是专制者要当人民是猪民。可是上帝创造人，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可以选择爱与不爱，恨与不恨，要和不要。而不是机器人和可驯养的牲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体制化的产物，当人质（包括被专制体制劫持的人民）习惯并依赖劫持者提供的信息时，他们也就安于劫持者给他们提供的环境，这是人本能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即将不良刺激转化为良性刺激，具体表现为自欺欺人、选择性遗忘、合理化

人们曾经形象地形容：魔鬼来到人间，把一个人抓进了地狱，让他饱受折磨，当魔鬼允许他偶尔回到人间，他便会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到了天堂。而那位曾经将自己抓进地狱的魔鬼，仿佛就是解救他的天使。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最大的不幸，就是丧失对自我的认可和记忆，仿佛是被豢养的宠物，无视自身巨大的剥夺，却对渺小的赐予感恩戴德，甚至被解救后，仍然会对监狱（他们心中的天堂）报以怀恋的泪眼。

对于中国人，摆脱近乎绝症症状的唯一方法，就是大家一起，制止政治绑匪的绑架行为，次之废除绑匪绑票规则，再次之，你起码应当知道绑匪不是好人。为贼人说话是可耻的。

我演讲的题目是”让一个和谐的中国走向世界”。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演讲会的主题是”新新中国，走向世界”。而什么才是”新新中国”呢？主办方在这个会议筹办时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希望提倡民众要”不抱怨”，甚至还想在中国推动一个什么”不抱怨”的运动。对此，我心中充满了疑虑。

在我看来，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不是民众可不可以抱怨的问题，而是为何抱怨的问题。前不久《人民日报》下来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刊物，约我写的一篇文章。当时我在河南的洛阳调查，他们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在这篇文章讲一讲的官员和民众”都不容易”的问题，而且重点要讲我们的人民应体谅政府和官员不容易，让我们的人民体谅国家领导人”不容易”，并就这样官员和领导人看了后就会高兴，也有利于社会和谐。我当时是这么回答说的：”官员不容易是事实，如果官员感到干不下去了，可以下台啊。从来没有求着他们来管我们。”我们民众可以理解你们官员的某些做法，但是官员不应该以此为理由让我们不抱怨。所以我说，这样的文章我不写。他们又跟我谈说我们还是希望你写一篇文章，说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能否让我们的人民知道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相互理解的社会。我说，这一点是不错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安定首先要民安定，而民要安定首先关心民生，假如一个社会都不关心民生，假如我们的知识分子都不看到民间的疾苦，你要民众如何理解呢？我们只要走近真实的中国社会，我们离开上海大都市白领阶层的生活，你就会感觉到各种抱怨充满了中国社会。如果有机会，我建议你们可以看一看石首事件的录相，你就会感觉到几万民众用砖头，用愤怒面对我们武警的时候，我们难道说一说你们不要抱怨，你们要理解政府，你们要克制就行了吗？不行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我们民众不理智，而更需要去研究民众为何愤怒，为何走向街头，为何敢于与武警对峙。甚至可以说，面对社会不公和腐败，抱怨是民众的一种权利，他们有权抱怨。作为执政者或学者们，没有权力去指责我们的民众抱怨，而是要想办法去改变它，要让我们的民众不产生或少产生抱怨。

那么，如何才能使民众不抱怨或少抱怨呢？我讲两个故事，也许对大家有所启发的。

第一个是有关河南洛阳一个老太太的故事。最近几年我在调查地下教会或者叫做家庭教会。去年，我到了河南的洛阳，在一个偏僻的农村，我见到一个家庭教会聚会点的联系人。她是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家里已经没有别的人了，就她一个人了。家庭非常的贫寒，什么都没有，但是她的家里却是一个聚会点。看到她老人家生活很艰难，我感到很辛酸，但她本人却非常乐观，总是笑容可掬。我对她讲：”你老人家生活这么艰难，每个礼拜天都要做这么的活动，而且你心里充满了快乐，心中永远那么释然，为什么呢？”她这么告诉我的，她说：”我当然快乐，因为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一看天上飞的鸟都有生活，上帝那么关心它，难道上帝不关心我吗？”她说，我今天所面对的困难，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所以她不抱怨。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老太太面对苦难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我在许多信仰宗教的民众那里都看到过，他们把现在和未来都交给了他们的上帝或神。

问题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多数并不信仰宗教，我们不知我们的上帝或神在什么地方。我们很少去思考人生终极的意义，我们更多的是现世主义者。因此，我们也就很难要求我们的民众从上帝或未来世界中去寻找到内心的和谐和平静。我们只能站在这个充满了不平的世俗世界，惊叹天上的飞鸟的快乐了。

第二个故事是我在台湾访问的经历。2004天我应邀到台湾去访问。台湾的邀请方给我的条件是在大学做一个演讲，然后可以进行15天的旅游、参观。当时我向邀请方提出一个要求，我说：”你能不能这样，我讲完后，你给我一张地图，你派一个司机，在派一个买单的，我说走什么地方就走什么地方行不行？”他们说，没有问题，你随便走。于是演讲完之后我从台北走到台南，我问所有见到的台湾老百姓一个问题。

“假如官员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人回答说不可能，没有我的同意他怎么敢拆我的房子呢？只要这个房子是合法的房产当官的不敢的。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他们会告诉我，到法院去告拆房的人，法官会依靠法律给我判决，而且是判他们赔很多钱。比如是合法并且是我同意拆是10万块钱赔偿，而不经过同意，法官就会判他赔100万。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不依法判决，怎么办？”人家又回答我说：”不可能”。我们的法官在很多问题可能腐败，但是只有我有明确的产权和证据，他不能也不敢腐败。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腐败了，怎么办？”他们会说，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就会来进行调查，我的议员调查之后会就会开新闻发布会，我的议员就在议会提出建议，这个法官和这个政府官员麻烦就大了，他们呆不下去了，他们就完了。

我接着还问：”假如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呢？”我一问到这个假如的时候，人家很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那么多假如？没完没了的假如，议员再腐败，也会特别高兴管我这个事情。因为议员就是希望发生这个问题，因为有了这个问题，议员只要进行了调查，再经媒体一报道，这个议员就会成为英雄，成了英雄不仅可以当县议员、国会议员，最终还有可能成为阿扁。我说我不相信，议员也会腐败的，会不管你们的事的。他们说不会的，不信可以试一下。一般台湾的老百姓家里面有名片，收的最多的名片就是议员联系卡。我就要他们给议员打电话，一打电话，议员只要在不远的地方马上就会赶到。台湾的基层议员一来，一般都很兴奋，问遇到什么问题，都表示会为选民主持公道。

我接着还问：”假若议员就不是管你的事了，怎么办呢？”。台湾的老百姓告诉我，这很简单，下次选举时不投他的票，让他当不了议员就完了。

我在台湾的访问经历很短。却让我想了很多问题。台湾社会也许存在许多问题，但由于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实现了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台湾老百姓对整个体制有一个基本的认同。他们也许对某个领导人或某个政党不满，有很多抱怨，但不会对整个体制不满，甚至想推翻它。其实我走过世界很多地方。在一些现代民主国家，民众对待我的问题都有基本相同的答案。今天为什么讲台湾，因为我们往往以许多理由，以我们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来否定一个现代的社会制度。台湾跟我们有着一样的血缘，一样的文化，基本相同的文化，为什么台湾民众有那么多”不可能”，而我们却不是这样呢？我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要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确权特别是对财产权的确认很重要。现在我们大陆在这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你不要认为什么是你的，那个房产证是没有用的，我们知不知道哪一天拆掉吗？不知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甚至在睡觉的时候房子就被拆掉了。我们的农民的土地，说是”集体所有”，可在许多地方已沦为了少数人所有，搞一个什项目就让农民无地可种，无业可就，可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我们的工人在工厂工作了几十年，突然说改制了，你就得下岗而且什么也没有了。这样的事，到处都是啊。今天在座的提倡要民众不抱怨的上海学者白领们难道不知道吗？事实上，上海也有的。最近我在做一个纪录片子，其中一个故事是有关一个上海女市民到北京上访的。她跪在地上说：”天啊，给我房子，我要一个地方安身，我在生存啊”。假如我们一个宣称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连我们老百姓最基本的权利都不能保障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让我们民众不抱怨，让我们的民众理解我们的政府。我们没有这个理由。我今天在这里要告诉你们或我们的当政者，你要让你的人民不抱怨，你要让你的人民对你理解，你要让你的人民不走上街头，你首先给明确和保障他们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不是封建社会给予他们的权利，而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没有这一点，请问我们有什么理由，我们有什么资格，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没有！

第二，要有权威的司法制度，要让司法成为民众权利救济最后的底线。一个现代社会，社会成员之间或民众与公权机关发生了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权利被侵犯了，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假如我们的司法不能保障民众的法定权利，我们的司法不能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底线，我们有什么资格和理由要那些权利受到损害的民众不抱怨呢？事实上，我们今天司法体制存在许多问题，我们的民众已不那么相信司法能给社会带来公平和公正。无论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当事一方都有可能告诉你，”我不服！，因为司法腐败！”为了这个不服，公民选择上访，选择进京寻找大领导的上访，他们中有人为”领导批示”在北京坚持数年。而我们的执政者却对信访这种典型的人治制度津津乐道，甚至把其当成主要的社会救济方式。而现实中，民众则在长期的上访中因被劳教或送进精神病医院失去了对国家司法的最后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就相当于给他们麻醉剂。是不理要求我们的民众被打左脸，还把右脸给你吗？这是不行的！我们要抱怨这个不公平的司法制度，而且不仅仅是抱怨，我们还要抗争。因为有了这个抱怨和抗争，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公平公正而有权威的司法制度。

第三，要有真正的代议制度，让我们的人民代表真正能代表人民。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直接管理这个国家和社会，我们需要自己的政治代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代议制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结晶。我们可以通过选票决定谁来代表我们的利益。这种制度，我们有吗？从行文法来说，我们是有的。但现实中，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多少参加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你们投了谁的票？我不知道谁是我的代表？我们只知道有三个代表，但是我不知道我的三个代表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改变，假如这一点也不能改变，你怎么叫我们的人民不抱怨呢？你在中南海要求全国人民不抱怨，你在复旦大学告诉大家不要抱怨，还开展不抱怨运动。我告诉你们，不改变这种制度性的缺失，民众就会有抱怨，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不抱怨的运动。

第四，要有一个开放的媒体，让民众的抱怨有正常的宣泄。假如今天我们所有人都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只能在家里抱怨，可能最后走向街头，用大砖头表示他的抱怨。为了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和不走向街头，我们就需要给他们抱怨的机会，让他们有正常的渠道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而不是给他们一个类似鸦片的”不抱怨运动”。

我说的这些观点，主办方也许不高兴，没有关系，下次不请我。而且，我认为主办方也不会不高兴，因为你们主张不抱怨。那么请首先不抱怨我，假若这一点也做不到，那就很难说得过去了。而且，我也并不是为了与主办方作对。我讲这些，实际上就是在表达我们这个社会应如何对待弱者的情绪，特别是制度建设方面的内容。这实际上也一个大国应的。今天上午几位演讲人都提到了中国已成为了大国，而且正在走向世界。我则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进行必要的制度建设，何来的大的国呢。中国社会的软实力在什么地方？首先在于我们的制度建设，在于我们人民对我们制度的认同。假若我们的民众有一天告诉你，无理拆迁、司法不公、被代表等等都成为不可能时，我们才有资格说中国已有成为一个大国的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实力，这就是中国走向社会、走向世界的真正的实力。

谢谢各位。

主持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

问：其实我觉得教授讲的抱怨和不抱怨实在太好了，听了以后觉得特别的爽，因为我特别喜欢打太极，我觉得抱怨和不抱怨就是太极一边阴一边阳，而老师讲的制度和权力就像中间的二次函数一样，抱怨和不抱怨，说不抱怨也是抱怨，就在一线之间的，就是要明确一个制度，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老师说中国没有宗教，我忘记哪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中国的儒教就是一个教？我想请你回答这个问题？

于建嵘：我理解的宗教应该有一个终极关怀，中国的儒教没有终极关怀，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规则，所以我一般认为这种东西能否称之为教可以讨论，即关于终极关怀的问题。道教有终极关怀就是长生不死，它的信仰就是人可以成仙。我讲中国主体文化中没有宗教，不是讲没有信教的人，中国信基督教的人据我们调查有6000–7000万人，难道说他们不是中国人吗，问题在于中国主体文化中没有包含一个终极关怀的意义。我是这么理解的。谢谢你。

上海笑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杨晓：于教授我们昨天已经聊了一些，你刚才讲的我觉得我能够接受，你说要通过抱怨来采取行动，行动跟抱怨的区分，你的标准是什么？

于建嵘：我没有鼓动老百姓通过抱怨来改变社会。

杨晓：你觉得社会有不公，去提升的方向，更好的方向，采取行动，比如发言的时候，如果我发言跟我抱怨有什么区别？

于建嵘：从杨老师的表情来看，她对我批评他们开展不抱怨运动，没有抱怨。我是这么看的，我认为抱怨不抱怨是民众的一种情绪的反应。执政的人或者知识分子应该更多的去理解老百姓为什么抱怨，而不是说你们都不要抱怨。我说知识分子应该去研究民众为什么抱怨？为什么走向街头？为什么砸你的市政府，为什么打警察？执政的人要知道，我应该怎么改？改到老百姓对我认同，改到老百姓说我真的执政为民。实际上很多人可能了解，中国的民众是最没有抱怨心的，你看看我们的农民，你到中国的农村去看看我们的农民，你不对他进行剥夺他就谢天谢地了。他们最没有抱怨心的，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有抱怨？因为你抢了人家的土地，你拆了人家的房子，难道还不让人家抱怨吗？我们知识分子要做的不是今天在这里论道，让老百姓不抱怨。我昨天看到杨老师时，就做了两个判断。我说杨老师你是有宗教关怀的人。她说是的。第二你是一个生活过的很好的人，所以杨老师充满着一个心态即我不需要抱怨。我今天在这里讲，我们面对中国民众的苦难，我们知识界不应该对民众发起呼吁不抱怨，甚至开展不抱怨运动，我们应该怎么去研究和理解今天中国民众的苦难，我们对当政者说，你们怎么改变你们的制度，使我们民众不抱怨，而不是自我麻痹。

问：于教授你讲的非常好，我是上海工业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我叫吴冬，从今天你的讲话当中使我想起当年龙应台有一名言：”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只是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有独立的看法在中国是不是一个主流？第二我们现在的执政者对你所讲到的一些问题和指明的方向有没有在短期能实施并且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的可能性？谢谢！

于建嵘：两个问题都不好回答，律师和别人不一样。第一我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中国有多少象我这样的人。真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心里想什么说什么，所以今天我对会议主办方发起的不抱怨运动进行了批判。如果今天有所顾忌的话，我可能不会这么讲，我可能讲的比较克制。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杨老师已经说了她不抱怨，她抱怨的话最多下次不请我。所以对执政党是否会听我们的，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关于引进西方制度就更不好说了。以信访制度为例，我曾经与中国的信访高层有过很多次正面的冲突，很多媒体登过，包括国务院法制办人有过冲突。我改变过什么？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只是心中充满了忧虑，我只是说我们可以仰望星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包括今天会议主办方发起的不抱怨运动，尽管我这样批评了，人家要发起还是要发起的。我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依然说出我心里所想的东西，这是我的看法，谢谢你。

问：于老师你好，刚才听了你的关于抱怨与不抱怨的讲座，我觉得很感兴趣的，关于你所倡导的四种机制，我个人认为前三种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相比第四种开放的媒体，我觉得相比前三种可能产生的效果会慢一点，近年来我们对新闻媒体报道独立性的开放，包括央视新闻也是这样已经在改了，即增加突发事件的报道，但是一些群体事件往往都是一些网络媒体的报告最后才引起官员的问则追究，现在我们的媒体和论坛也开始关注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关注细致到什么问题，比如你白天开什么会议？抽什么烟？晚上喝什么酒？甚至晚上跟谁睡觉都深入的揭发一下，我觉得我们改革的突破口还是媒体独立的报道，这样可能会好一些，你能否根据近几年发生的突发事件给我们分析一下中国媒体的作用进行抱怨与不抱怨？

于建嵘：对于媒体我有比较深刻的感受。我认为现在的媒体实际上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开放。现在的感觉开放了，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的开放。网络开放是由于有现代科技本身的特点，不是领导人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它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我经常写时评。前不久我写了一个评论，评价深圳市长的问题，我投给了南方的一个媒体，因为它开了我的专栏，后来他给我回了一封信，一般我们投稿过去，他会给我们回信，他说对不起，这篇稿讲的问题很敏感，被主编和谐掉了。我给他回了一封信说：自宫比强奸更可怕。我投给了上海的东方早报，当天就登出来了。为什么上海的东方早报可以刊登出来，而我们南方那么大的报纸不敢刊登呢？因为他们要自我审查。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一般给人家写稿子说不用不用为难，你告诉我一下就行了。但是我的稿子一般没有被枪毙的，因为我写的时候会注意哪些地方和谐。我感觉，我们今天的媒体远没有早几年开放，为什么现在许多问题通过网络可以表现出来，我的结论依然是它没有办法，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在研究怎么控制网络媒体的信息传递吗？我最近一直在提倡研究一个课题，就是现代科技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比如，自从有了复印机，中国的农民和地方政府生态发生了变化。农民突然有一天把中共中央的某个文件复印之后贴在那儿，问你们为什么不按中央文件办？一般地方政府都会很惊讶，也很被动。假如没有复印机，中国的农民敢不敢说这句话，不敢的。我调查信访这么多年，信访农民保留最多的就是复印的文件。所以现代科技实际上已经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不是由于愿意改变而是被迫的改变，这是我的结论。谢谢。

● 北京作家王力雄在新疆考察。

王力雄说：「一九八四年，我曾一个人用筏子在黄河漂流三个月」──这恐怕不仅是他写《黄祸》的起因，也是他后来二十年关注边陲的一个源头。九一年我初读《黄祸》手稿的时候，不知道他漂流过黄河，我作序曾极力推崇其「崩溃寓言」，而没有发现王力雄更奇特的一点，即他是中国人里很罕见的探险者（explorer），尤其是在他那一代人里──「共和国同龄人」、「红卫兵」、「老三届」？或许，文革大串联和文革后的高考升学，释放、取代了这一代心理上的某些东西，而「上山下乡」尤其「支边」的范围，也曾包括边疆，不过绝对不是「探险」。王力雄则是这个世代的异数。

「亡天下」里的西域探险者

「九十年代数次驾驶汽车在西藏长途旅行」，「十几年来，我走遍了西藏的所有地区（包括青、川、甘、滇四省的藏区）」；「从一九八○年，我前后九次到新疆，走遍了新疆每条主要公路，到过所有地区，五次翻阿尔金山，三次穿塔克拉玛干沙漠」──他这种「探险」经历，同龄人里曾有几人？日后，这批同龄人里「大一统主义者」比比皆是，或许跟没有这种经历有关，也未可知。「探险」给了王力雄别一番「眼光」和思路，是显然的。

「探险」在中文语境里，不具有西方式「拓疆」（frontier）和「殖民」（colonize）的含义，毋宁只是一种山河勘查。比如明末顾炎武，在清兵入关后从江南到北方游历，用两匹马、四匹骡子，驮着书箱，遇关塞险要便访老兵，与书本核对，二十多年里在山东、山西、河北来回奔走，晚年才定居陕西华阴，着卷帙浩繁的《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总结宋代以来不谙地理而至亡国的教训。与三百年前的亭林先生相比，王力雄所处世道，虽无「亡国」之虞，恐已在「亡天下」之列，他又在《黄祸》里进而极言天灾人祸导致文明沉沦；而游历边陲使他所忧患者，更不在华夏汉族的「山河」版图，而在边陲异族的生存危境。二十年间，他也有两部专着发表，关於西藏的《天葬》和关於新疆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

这两部书，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边疆民族兴衰存亡史，或可称为当代史里的《藏族志》、《维吾尔族志》，无疑也是一种人类学研究成果，甚至可以当作一个智库提供的报告；它们在体例上也很难归类，《天葬》乃是纪实、游记、当代史、人类学研究等多重书写的汇合，展示了历史／现实、神界／人间、政治／经济、困境／出路的立体西藏；《我的西域，你的东土》，则是回忆录、访谈和书信三种体例，综合而成关於新疆的全方位思考。在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中国，靠一个人的单独力量来完成如此宏大、浩繁的研究课题，真可谓奇迹；若从人类学研究角度来看，王力雄在一种「探险精神」支持下，完成了孤独的田野调查。

王力雄则对自己有清晰的界定，他说他的基本判断不是来自对文献、资料的研究，而是来自「亲身经历和体验」所提供的感觉──我在许多藏民的牛粪炉旁喝过酥油茶，在不同的寺庙求过宿，会见过各个级别的政府官员，採访过当年的农奴和贵族，也和西藏的驻军打过不少交道。」（《天葬。自序》）他说他搞的不是「学术」，也拒绝提供「真理」、「药方」。

孤独，甚至恐惧，是王力雄在其西藏述中反覆提到的一种感受：他漂流黄河时，日记里有「高原上的孤寂跟真空一样」、「孤独一个在无边无际的天地和荒凉之中」、「恐惧渗入身心、充满每个细胞」等记载；他并以孤独、恐惧来解释非藏族的「无人进藏」，也强调其为西藏宗教意识的一个人间根源，这种认识主体介入很深的观察，跟他又刻意「换位思考」於客体，形成极有张力的互动，乃是他的边陲意识的一大特色，后文还会涉及。

他的边陲考察、採访，在近二十年中国平庸的纪实性文字里，是作家拓展书写疆域、突破资讯封锁乃至挑战体力、心力极限的一个特例；更遑论九十年代以后，民族主义升级为官方意识形态，「汉族至上」思潮和话语霸权在民间蔓延，民族问题成为禁区，王力雄在这种氛围下展开他的新疆考察，一九九九年被捕并在监禁中为抗拒逼供不惜自杀，险些丧生。就凭这几点，王力雄也堪称非虚构文学和人类学调查在中国的一个「探险者」。

对中国「大一统解体」的研究

由黄河溯源而上青藏高原，是一个双重的隐喻：既在地理上从中原到边陲，也在权力网路上从中心到边缘，所以西藏、新疆等区域，与中国／汉族的关系，也是一个双重的「中心—边陲」，其间複杂的历史、文化、政经脉络，可谓「剪不断理还乱」，而王力雄作为一个来自中原的汉人，他所投射的边陲关注，在这种「双重性」里如何定位，令人瞩目。

无疑，王力雄面对边陲的焦虑，一直是投向「中心」的，即根本上他是在面对专制中国走向分裂的危机。为什么他写完黄河溃决氾滥之后，马上就意识到一个更大的溃决呢？他从「黄祸」开掘出更深一层的忧患：「大一统解体」研究──他是这个领域里第一个认真的汉人，除此之外，中国只有狂妄的民族主义分子和愚昧的大汉族主义者，其特徵除了武力胁迫、轻言战争，就是阿Q式的恃强凌弱和虚言「反帝」的受虐倾向。比较搞笑的是，当 「说不」世代一浮出地表，中国边陲也响起了另一种「说不」：台湾、西藏、新疆。

上述三个潜在分离板块中，台湾最抢眼，声音也最大，另外两个板块则沉默得多。其实，「台湾板块」因孤悬海外，中国势力不逮，惟有恫吓和围堵可施，若非岛内尚有国民党和外省人，以中共蛮横的对台政策，此岛恐已裂去。所以，若检视中共「大一统解体」控制方略之成败，要看另外两大「板块」──西藏等於六十六个台湾、新疆也有四十六个之多，「大一统」裂痕已深入骨髓，只是被掩盖着，或者大家装着看不见，王力雄则偏要「哪壶不开提哪壶」，而他那「不是结论」的结论，更指向悲观的「无解」境地，他命题西藏一书便说：「我给这本书取名《天葬》，就是取自这样一种意象──西藏在被撕裂，西藏正在死亡。」人们又何尝读不出另一种「天葬」：大一统中国的解体？

「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共产党标榜「国际主义」，骨子里却是帝国主义，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皆然。毛从不掩饰其帝王心态，称王「第三世界」，对於中国版图，则是重返康熙的夙愿。毛的民族政策，以「阶级斗争」和无神论折腾有信仰的边疆民族，惹出五九年西藏暴动及达赖喇嘛出走、六二年六万人逃亡的新疆「伊塔事件」；从邓小平开始的「改革」，名为纠「左」，实则改为赤裸裸的控制：经济上的「输血」和「掠夺」双管齐下，并不动声色以移民改变两个边陲的「人口比例」，愈加驱使维吾尔人藏人的离异之心，而弹压变本加厉，庞大国防军沦为护院家丁。

王力雄的西藏考察始於九十年代，因其焦虑一直投向「中心」，则他对「大一统解体」的思考，势必陷入所谓「改革话语」的罩门。他说：「之所以研究西藏问题，是因为我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挑战会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政治改革能否成功，甚至决定政治改革能否开始。专制权力总是把国家分裂的危险作为拒绝政治改革的理由。」其实不仅中共从无政治改革的丝毫意愿──「改革找死，不改革早死」，中国的「大一统论说」也确有同样的悖论：实行真的自治，便是分离的开始。这是为渊驱鱼的中共民族政策的逻辑后果。民族问题的终结，在於中国未来宪政的设计，须基於「种族平等」原则，否则无从谈起。

● 新疆的主体民族维吾尔族人。

中庸之道与换位思考

中国人的价值观因欠缺人权维度，则断然不会有种族平等意识，这是「大一统」的死局所在。但是一项人类学研究，对於价值层面的东西，是无可如何的。《天葬》开篇就介绍了西方「主权体系」与东方观念的纠葛，不过我觉得，当代中国人（中原人）对西陲的看法，跟古代（中世纪）汉胡／华夷之间的征伐、怀柔那一套相去不远，只不过羼入了一截「近代耻辱」之后，其「受难遗产」多为负面、病态，大汉族主义特别亢奋，且有「民族自闭」倾向，听不见它的受难者的声音，而汉族精英中，对边陲异族秉持「同情的瞭解」者凤毛麟角，甚至「自由化分子」多数也持「大一统」理念。

汉唐间有「昭君出塞」、文成公主等西域美谈传颂千古，究竟讴歌的是什么？难道只是那种为汉家「赎身」的奉献，而没有一点对异族「同情的瞭解」？不错，那时强虏环伺边陲，中原积弱，难道如今人家衰落了，我们就连昭君文成也不稀罕了吗？中原的强大，若无盛唐的胸怀在期间，「大一统」只是一个空囊。

「同情的瞭解」又谈何容易？王力雄的西藏考察，几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同步，而他挣扎其间的轨迹，也是明显的。他告诉亿万汉人（对西藏的常识只有才旦卓玛和小调「在北京的金山上」）几个匪夷所思的事实：高海拔与信仰是西藏文明的「核保护伞」，但边防又成为它的死棋；「大西藏」的「自治」，近乎是共产党丢掉四分之一江山，而一个达赖喇嘛就可以撬动整个地球……对於西藏问题，王力雄避免「斧子一边砍」，试图在北京与达兰萨拉之间找到一个公允的中间点，他几乎是摆足了双方的局限和弱点，以期引向妥协的「双赢」终点，毋宁是中庸之道，一种传统中国智慧。

这样的「中庸」，被王力雄带到世纪末的新疆，就再也用不上了。偶然的原因，是他的西藏考察模式不能沿用於新疆──他为了一本官方的新疆《文件彙编》而被捕；但深究一下，他遍游西域，进入异族的内心没有？《天葬》里藏人的声音是不是被过滤了？他反省道：「直到我入狱前，走遍了新疆的我，没有一个维吾尔朋友……至今，我未见任何汉人研究者真实展现过维吾尔人的内心。」不能「中庸」的结果，才使他开始「换位思考」，「那次入狱给我的最大收穫就是结识了穆合塔尔。这本书正是因为有了他，才有了现在的角度──不再居高临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维吾尔人中间。」（《我的西域，你的东土。前言》）这本新着乍看没有《天葬》系统面面俱到，却是第一次由汉人替维吾尔人系统地向「大一统」体制发出抗辩，从民族自治、经济分配、宗教政策，直到汉族移民等一揽子冲突、难题，在伊斯兰文明深陷困境的今天，王力雄此书的先锋性，莫道汉语世界无人比肩，在与伊斯兰相抗的整个国际视野里，也是空谷足音。

中华无奈：帝国骄横，边陲淒凉

我作序《黄祸》时，称王力雄「有一种强烈的崩溃感一直在内心冲击他」，这是我跟他最有同感的地方，而他的忧虑毋宁首先也在大一统的主体汉人这一边。他致穆合塔尔的信中，谈到「中国离九一一有多远？」，谈到恐怖袭击摧毁三峡大坝，那便是他曾描写过的「黄河大溃决」，变成「长江大溃决」；他又进一步分析中国「大一统」有别於联邦制国家，其解体一旦开始，「可能变成一个找不到终点的过程」，「汉族地区为什么就不可以分离呢？」中国将四分五裂。

就避免灾难性的最坏后果而言，中心与边陲是均等的。在理念上同情支持西藏、新疆的独立权益，并非难事，难的反而是以平常心检视这种后果的灾难性，这是一种「伦理责任」。王力雄从「换位思考」更走向「设身处地」。他想像西藏「独立战争」的不寒而栗，「为数几百万的藏人将与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进行漫漫无期的较量，承受一场接一场在西藏本土进行的战争和巨大消耗……」；他也对穆合塔尔说：「新疆所有当地民族加在一起，不足中国汉人的百分之一。在人口和实力相差如此悬殊之下，如何指望用战争方式获得独立呢？」而且，独立未始不是继续分裂的开始，因为新疆是民族关系最複杂的区域，并非只有一个维吾尔族，未来的民族冲突会很暴烈。

王力雄也没有忘记告诉维吾尔人：「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共当年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从不吝惜使用暴力，也毫不顾忌伤及无辜，以今天标准衡量，可算地道的恐怖组织。」他还给穆合塔尔讲了一个当年中共武汉地下党策划刺杀蒋介石的故事，方案选择的竟是在一个群众集会上，一百二十五人一起扔炸弹。在「恐怖主义」的竞赛上，伊斯兰极端分子跟共产党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其实，这已是眼前的事实。后「六四」二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奇迹」催肥「民族主义」，也将「大一统」充填成巨无霸，越发大刺刺的骄横起来，其效应便在「三一四」拉萨事件和「七五」乌鲁木齐事件，皆突发、血腥、扑朔迷离，国际社会如坠五里雾中，眼睁睁看中共将藏维两族玩於股掌之上，事后还不忘朝西方抹泪说它遭到「恐怖袭击」。在世间浑沌的舆论，和众多疆藏问题专家的分析中，我看只有王力雄独到而敏锐，指出新疆「巴勒斯坦化」、中国民族矛盾升级为种族对立；他并指激化原因，乃中共在民族地区实行「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政策，后来发挥成「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其背后的利益驱动，是所谓「反分裂」的职能部门要「吃反分裂饭、升反分裂官、发反分裂财（平措汪杰语）」，而「所谓的「分裂」越严重，帝国赋予这些部门和人员的权力就会越大，输送的资源也会越多。这决定了他们从本能上会希望「分裂」问题始终存在。」这样的凌迫，正在把不杀生的藏民族逼向武力反抗，也把温和的新疆穆斯林激往极端。

王力雄的崩溃预感越来越严重了。他谈到沙堆结构的「一体性」，达到「临界」状态时，任何一粒新沙的滴落，都会导致沙堆整体坍塌。「大一统」结构正是趋近「临界」的一个沙堆。中共的骄横，恰好是它的无奈──不仅要维系专制，还必须在一个巨型结构里维系，崩溃是难逃的结局。王力雄的另一部《黄祸》正在预演。

本文作者為《河殤》作者 本文来源：开放杂志

言論自由、表現自由、思想自由、傳播自由就是自由，不以其內容為標準；也就是說政府無權扮演良心捍衛者角色，無權以可能的危險之名限制公民的任何權利，否則就不稱為自由了。 “放任”更是個奇怪的用詞，梁議員，政府即無權放任，也無權不放任任何言論。公民的言論自由超出政府權限範圍。

這位梁議員據說是位隱性左派，我不認識她，是不是左派我也沒意見。但華人社會對於自由的認知錯誤跟這些有影響力的人的言論很有關係。

自由就是自由，政治學中所指自由，即人民的自由，就是指政府不得干涉的自由，言論自由，包括發表色情、吸毒之類的言論，均無條件受保護。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在這些言論超出“言論”范疇，比如說成為脅迫、恐嚇、以及（販賣毒品等）犯罪行為的一部分時才能干涉。另外就是在保護言論自由的同時，避免一些非行為能力者，亦即兒童，受到某些確定享有自由的“不適宜”言論所污染，亦即公開傳媒分級制度，而即使如此，分級的標準也應該由非政府的民間專家學者界定。

政府對於人民的任何言論恰當與否、善良與否，都沒有權力發表意見。這裡所說的人民包括每一個人，每一個我們討厭的不齒的“不良的”人。

補充一句，所謂捍衛言論自由，往往在針對我們不喜歡、不認同的言論時才談得上捍衛，才有意義。

抱歉，博客很久没有更新，博主责任不可推卸。除了前些日子身体不太好之外，就是因为想花点时间，想让自己冷静思考，认真回答大家的说法，也希望时间能让大家冷静。

伊力哈木·土赫提先生是维吾尔族之中最为温和的知识分子，连他都要受到政府的不公正待遇，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国政府一个很简单的政策：不准维吾尔人有任何独立思考的主张，哪怕是支持统一的主张。只准跟随中央以及中央在新疆的代办人王乐泉的路线。

如果在七五事件过去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来到我的博客的所有朋友，不论你是支持同情哪一方，持什么论点，至少应该看到维持思想独立的珍贵。

在这个平台上有很多珍贵的讨论，也有很多的谩骂。对于谩骂者，我有一些话。如果你的言论基础就是暴力威吓，在网路上的发言没人会害怕，真是浪费别人的时间，（当然也浪费自己的时间，但我也看不出狐假虎威，以别人的暴力作为自己威吓别人言语基础的人能有什么更好利用自己时间的事情。）如果你的言论是出于激动的情绪，但你也相信在网路上的互相谩骂只能达到抒发自己情绪的目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助益，那么，请从现在开始停止这种情绪性言语。

听听伊力哈木·土赫提教授的话语，想想他的话语跟自己的想法有何不同，再想想自己错在哪里。活着的人欠死去的人一些东西，至少，我们今天能够冷静下来，审视导致悲剧的原因，是我们理应承担的责任。

2009-08-24
七月初开始对外失去消息的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族经济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日前恢复了对外通讯以及部分行动自由。他周一接受本台专访，透露一个多月以来在北京市国保警员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软禁在住所和宾馆，对外通讯隔绝以及日夜轮翻被谈话的经历。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报道

伊力哈木•土赫提：这两天我出来了，在外面。我是星期六已经在家里了。今天我不知道我能出来呀。他们不在我也怪不习惯的现在。我今天就是开车转了一圈北京城。

记者：也有公安人员表示你是放暑假了就是不在北京这样的说法，你有什么看法吗？
伊力哈木•土赫提：我没有去过外地，没有去过新疆，我没有过过节日。我也没有带孩子出来散散步，我没有出来过。哪叫放暑假呀？

记者：那么，您的家人也一同是被他们看着的吗？
伊力哈木•土赫提：家人跟我一块儿，绝大多数。

记者：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呀这一个多月？
伊力哈木•土赫提：就是聊天吧，每天聊天，没完没了地聊天，不停地聊天，白天黑夜地聊天。

记者：是在哪里呢？
伊力哈木•土赫提：住所也有，宾馆也有。

记者：宾馆的时间长不长呀？
伊力哈木•土赫提：两个礼拜吧。

记者：也是在北京，是吗？
伊力哈木•土赫提：中间地区吧。

记者：这个过程里头没有说对你有什么不人道的对待，是吧？
伊力哈木•土赫提：不是。他们很礼貌，除了程序不合法。

记者：跟外界完全都是割断了消息，这样？
伊力哈木•土赫提：我没有阻拦消息呀，没办法。

记者：就说这段时间完全打断了你的打电话和上网的通讯，是吗？
伊力哈木•土赫提：我就没有那种条件。前天开始我这个手机开机了。

记者：但是对于这种没有任何法律文件这样的？
伊力哈木•土赫提：对，没有任何东西，讲话呀，一个司法程序，对不对？始终是没有法律程序。我是拥护法律的，也是法律的倡导者。

记者：这个聊天的内容主要是围绕什么呢？
伊力哈木•土赫提：我也不知道他们，始终没有说给我具体的什么罪。但是既然是国保的话，肯定跟国家的安全和政治有关系吧？他们很关注高官关注的这些问题吧，也可能是担心我说什么话吧？

记者：那现在有什么担忧吗？
伊力哈木•土赫提：他们说得很清楚，现在通过调查呀，包括把电脑带走呀，还有别的。然后觉得我没有任何的违法的行为，也没有煽动行为，但是将来可能实施法律，搞我的名誉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不知道领导的意思，最上面领导，所以可能有反复。

记者：可能会有反复，是吧？
伊力哈木•土赫提：可能性大吧。因为他们也做不了主嘛。就像说我没有任何问题，甚至某些方面觉得我做得特别对，但是不明确吧，看领导的态度，最高层领导的，对吧？

记者：有没有什么警告，就说最好不要怎么啦？
伊力哈木•土赫提：警告，你看怎么理解，我汉语不太好，人家汉语用得老司机一样嘛，当然有了，那种东西。

记者：我们知道您的最后消息就是说您7月8号的时候和朋友通过电话说可能要被……
伊力哈木•土赫提：我是韶关事件之后，就是每天差不多24小时跟他们一起吧。虽然我那个时候能上网，能打电话。然后往前走的话就是从去年5月份开始90%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奥运会前就一直跟他们在一起。

记者：前天开始是不是他们就没有再和你一起了呢？
伊力哈木•土赫提：对。这几天没人找我。

记者：每次大概是有多少人来找你呢？
伊力哈木•土赫提：有时候两个，有时候三个，有时候四个。

记者：那么，您一直在民族大学里面教书吗？现在还是可以开学以后继续在那边教吗？
伊力哈木•土赫提：我不知道，因为那个中央电视台不是说我是大肆煽动吗？我现在没撤销。那么，我作为一个分裂分子，我怎么面对他们吗？

记者：但是学校方面没有直接跟你谈过什么，是吧？
伊力哈木•土赫提：我没见过他们，他们也不知道吧，我的情况？

记者：经过这个事情以后呀，你言论或者异见方面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伊力哈木•土赫提：现在中国往前走呢。无论怎么样？我现在也给你打电话呢，对吧？你给我打电话，对吧？应该尊重人格吧，自己的人格，包括别人的人格。争取公益方面应该更积极一点。我们国家往前走，我觉得这个潮流谁都阻拦不了。暂时的麻烦，哪怕暂时的黑暗是会过去的。

记者：你的维吾尔在线呢，还可以……?
伊力哈木•土赫提: 维吾尔在线现在是有绝大多数管理员编辑，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下落，联系不上。三月份的时候也有传唤的，新疆的，北京的也有嘛。我从法国回来之后。但是现在具体的因为我也试着联系他们，然后炒作的人是我们北京也有，在海外留学的，三月份之后出去的我们的管理员，他们在管理我们的网站，我也很感谢他们。我现在也跟他们没联系过，我现在今天跟你们谈完之后，没准我的电话可能又断了吧？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再采访伊力哈木.土赫提:刚自由两天 再有警察看守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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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恢复自由两天的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周一晚间曾接受本台电话采访，而当他回到家中后再次有警察看守，并且对他发出警告。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在不知道对外通讯还能维持多久的情况下，伊力哈木周二凌晨通过与本台记者的通话，滔滔不绝地讲明他对于民族问题的观点，也就维吾尔在线的十几名工作人员被政府非法关押或非正常失踪的情况呼吁关注。

记者：“怎么警察又在你边上了吗？”
伊力哈木：“对”

记者：“你是在家吗？”
伊力哈木：“对，我是可能是快要被判刑，快要被死刑了，可能是快要被处理了！我们就谈这个事！”

记者：“是今天晚上才谈起的是吗？”
伊力哈木：“对， 我可能前途不好啊！你今天打电话行，明天也许联系不上！”

记者：“这样，但是现在有多少警察在你家？就睡在你家吗？”
伊力哈木：“我不知道，只有一个！”

记者：“现在就在你旁边？”
伊力哈木：“对。”

记者：“就是说你只自由了两天是吗？”
伊力哈木：“对，我给你说这样的话吧， 你不要问我 。一，我没有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第二，我反对任何暴力活动，这种暴力是来自维吾尔族、汉族还是政府；第三，在乌鲁木齐新疆事件7.5、7.7还是6.26， 我都不愿意看到的。人没有错，我们平实的老百姓， 必须得好好地活。表现就是人性的善意。 然后呢今天我接受你的采访， 因为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刚从美国使馆的参赞跟他谈话离开，的确很对不起他，我说讲你们的大事，时间比较长，然后我们一见，后来我说对不起，然后商量美国媒体的采访一下，美联社很多新闻记者今天要跟我联系， 后来我一想，我还是想选一个华文媒体。为什么？ 我们毕竟和汉族同胞不能为敌，跟人不能为敌，政府是另一码事， 维吾尔族面临着很多问题，跟汉族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尽管在宣传体制上有人利用，把问题挪到两个民族的问题。人也好， 民族也好， 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互相好，互相爱护，互相尊重，这才是我们的出路，也是我们互相教导的这种文化吧！应该是。我的同学、我的老师、我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可能是汉族，我爱他们，我现在最不敢面对的就是这些人，为什么？ 新疆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说我是煽动，我怎么面对我的老师、面对我的学生？但是有一点， 我总是信了，我也是看到了很多国内外的新闻，我不能说不真实， 但我觉得可能有问题，虽然我不了解一些真相。真相我们也无法了解。新疆网络断了， 通讯也断了。那么老百姓很容易在现行体制和环境下， 民族情绪，老百姓调动起来。 但无论怎么样，我不认为7.5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是什么？将来我们怎么一起生活？而不是被人利用，我们必须得一块生活，必须得好好生活，必须得当朋友，必须相互理解，这是我的观点。我可能是说多了啊， 你今天给我打了几次电话， 所以我给你说这个话。”

记者：“如果我们明天接触不到你的话，你希望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

伊力哈木：“我希望你们不要对任何污蔑的话， 因为现在他们要把我的电脑带走了，查我也很厉害，并且这个查是从去年5月份开始的。以前是跟他们一块， 我没有任何阴谋。可能现在的体制和习惯，可能是给我扣帽子。我不可能反对一个民族，我也不可能煽动暴力。但我坚决维护维吾尔民族法律的权利，坚决维护维吾尔民族将来文化、教育、宗教和经济方面的权利。我们一千万人口的民族。汉民族太大了，我不是反对汉民族。 中国最不好的时候， 我们跟汉人跟这个国家在一起，现在中国发展了，三十年我没有受到不能说没有享受，也有发展。但是呢我们确实人权出了问题，就业方面，文化方面，确确实实是有问题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我希望我们平等，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也不要汉族同胞用自己的角度出发给我们出主意和评价，听听我们的声音。老百姓没有问题，维吾尔族90%多就是农民，他哪儿有那么多的政治呀？他们那么多的网上，上过吗？说是网上煽动？他们知道吗？不知道，也甚至听不懂，对不对？说白了，我不希望有些人为了权力，为了维持自己的体制，自己那个地位，要权，要钱，让两个民族对立起来，这样对将来不好。我最希望的是万一我没有跟你们联系上，希望你们关注我们维吾尔在线一些人，已经被政府关起来了，我确信中央电台维语部的买买提阿布杜拉记者已经一个月失踪了，这个很确切，逮捕了。但是呢知道现在没有罪行，没有司法程序，没有翻译程序。我不是为他辩护，应该是律师辩护，司法辩护。这个国家不仅是汉人的，也是我们维吾尔人的，这个国家是我们五十六个民族的。我们必须得维护这个国家的法制，让这个国家有尊严，让这个国家的人有尊严。我想我们这个国家的法律是不是完善，还是什么？大家都很清楚。哪怕是不完善，希望在现行的法律之内按法律办事。我昨天出来我就问他的家庭，他真的知道现在他的亲戚，妈妈都是很担心，没有消息。还有第二点，在新疆的我们的版主管理员，我从法国回来之后被处理了。传唤的传唤，该没收电脑的没收，该每天报道的报道。现在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然后我也确切知道有些人已经丢了，这些数目不是一、俩、十多个。我希望我们这个国家无论什么民族，尊重多样文化，尊重法制。我们愿意跟汉族同胞在一块儿，甚至我反对分裂这个国家。我这是热比娅也不喜欢其实这个观点，最近这几天放我之后，国外的网站批评我，甚至世维会的网站屏蔽了我的IP，我上不去，因为我要自治，反对分裂。我希望我们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之内相互尊重，把这个国家搞好，把我们的生活搞好。我不相信一般老百姓那么有仇，真的不相信。我在新疆我了解我的民族，哪有那么多仇呀？人家说跟从6.26跟七五事件有关，6.26到7.5，维吾尔族碰过汉族吗？打过吗？没有呀。但七五尤其是发生了什么，谁知道呀？谁弄的？谁会祸的水？ 谁知道呀？谁都不知道。但维吾尔族整的汉族，为了报仇，从6.26 到7.5，他为什么没有碰汉人呀？甚至在和田和喀什，没有哇。我有很多疑点。但我希望我的民族看得明白，不要最近西方的人关注就很兴奋，要分裂这个国家，没有前途，害了我的民族。我们的前途还在北京。把这个国家搞好，就是同胞哇，说实话。我们的问题我们一块儿解决，我也不希望国外的恶意地接触。可以不是恶意的，从人性的角度。我汉族，维吾尔族的，太关心这个事儿。但恶意利用少数民族问题或是别的问题，我是反对的。我希望我们各个民族，尤其是中国的一些大民族搞得好，才能对国家好，才能我们的民族好。我们从人性的来思考。分裂不分裂其实不重要，要做选择，分裂对维吾尔族不利，这个不是维吾尔人的前途，所以，我拥护统一，我希望我们这个国家好，我的民族好，各个民族的关系好。6.25 也好，7.5 也好，7.7也好，我是反对的，但是我反对分开6.26, 7.5 和 7.7。谈任何7.5和7.7 ，7.7 死了多少人？谁知道呀，是不是7.5多？谁知道呀？我现在不说，我心里有数我才说的，但我不希望，那怕这个国家还是外面，充分冲破社会恶魔呀。我希望我们中国人将来成为骄傲的中国人，无论是维族还是汉族。我不是说这个政府呀，也不是说是什么党，我认同这个国家，不一定认同这个政府，不一定认同这个党，但我认同这个国家，认同这个民族，无论是汉族还是别的民族，我希望我们活得好。

记者：如果今天晚上以后您被带走了，在法律上面有什么安排吗？譬如说法律援助方面？
伊力哈木：没有，始终他们没有给我安排一个法律程序。他们也承认。我也不相信他们将来给我安排程序。我也听说过我可能死呀，我是蚂蚁呀，对吧？但这个无所谓，只要为将来。人就这样嘛，我就是理想主义者，就这样子。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