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臺灣民進黨在2012年總統選舉的黨內初選辯論之後，前任黨主席，曾經在國民黨時代坐了二十五年牢的施明德，為了表達對參選人之一，他的老朋友許信良的支持，對其他兩位參選人蔡英文、蘇貞昌作出了嚴苛的批判。批判內容並沒有引起社會的認同，反倒是施明德提出蔡英文面對社會上存在對她性向的議論”應該大方面對，如果是同性戀就應該出櫃”引起了整個臺灣社會極大的反彈，反彈聲浪之大，之強烈，之深刻，令我感動。
我和施明德曾經是很不錯的朋友，在他擔任民進黨主席時相識，曾跟他多次把酒深談，談理想、談人權，也談臺灣、中國走向民主化將面對的各種艱難險阻以及兩岸關係未來的走向。一直把他當作一位值得尊敬的前輩，也是至情至性的好友。但這次他的言論出格也令我深感遺憾。
施明德的言辭錯誤是多層次的。
首先，在注重人權的現代文明社會，同性戀已被明確保障其權利，這權利包括：同性戀者不被歧視的權利，施明德主張參選總統要向公眾公佈性傾向，但沒有同樣要求其他參選人，僅要求”被質疑是同性戀”的蔡英文公佈性傾向，這種主張有”同性戀者參選總統就會和異性戀者不同”的意思，這就是明確的歧視；
其次，同性戀者和每個人一樣，都有隱私的權利，即所謂出櫃或不出櫃自主的權利，而施明德要求蔡英文出櫃，這是脅迫他人承認自己是否為同性戀，已不僅僅是對同性戀者的歧視，而是公然迫害了；
第三，施明德在民進黨仍在進行黨內初選的時候提出這個問題，當然知道這個話題會或多或少影響選情。如果說施明德不知道這可能影響蔡英文選情，那就是他的天真了。雖然講出這種令臺灣人民極為不齒的言論，證明了他的愚蠢，但說他天真，我決不信。那麼，如果說他明明知道這種可能性而仍然丟出這個話題，那就是在政治運作中的卑鄙低劣！施明德二十多年牢獄生涯所累積的道德光環，自此破滅。
第四，這是一個排擠欺壓弱勢者的不文明行為。同性戀者今天也許已經在臺灣的公開領域取得了相當的平等地位，臺北也在慢慢躋身于”同性戀友善城市”；這些都是文明發展的印記。但無可否認，東方社會價值觀對於完全接納同性戀者還有相當大的阻礙。很多臺灣人至今還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病態，甚至是一種罪惡。也許人們越來越可以接受同性戀者的存在，但如果家裡出了一個同性戀者，還是一種恥辱。只要這種觀念還存在，同性戀者就勢必處在弱勢狀態中，對他們的排擠欺壓就是一種淩虐弱者的不文明行為。
臺灣社會對施明德的反應，雖然還有值得批評之處，但政治人物、朝野政黨、知識份子、媒體立場都十分清晰堅定。哪些”可評之處”呢？我想謹此設問兩個問題：首先，媒體對此議題的過度討論是否也是一種間接傷害？第二，如果施明德今天的位置不是非藍非綠，而是屬於某個政治陣營，那麼這些鏗鏘有力的聲音是否能夠依然洪亮？
這次施明德把話說得非常直白，”總統參選人需要公開性向。”所招致的批判聲浪自然也就明確而強烈，但曾經試圖炒作同樣話題的謝長廷、蔡同榮，拐彎抹角，影射馬英九是同性戀，用心險惡，動作奸巧卻並沒有受到這次施明德所受到的圍剿，顯示出來的是臺灣社會另一個層次的問題，那就是因為政治最大化，而導致政治人物、知識份子、媒體輿論的鄉願。這可以是另一個嚴肅討論的話題。而今天，臺灣社會也許應該感謝施明德用自己晚年的聲望祭旗，政治人物的性傾向這個話題，今後在臺灣是不能再公開談論了。臺灣在人權意識、政治倫理等很多方面都向文明走了更進一步。
台湾的人口分布以闽南人为主，约占百分之七十，其次为客家人约占百分之十五，外省人，也就是一九四九年随蒋介石来到台湾，来自中国大陆各省这群人，约占百分之十三，剩下的百分之二，大陆官方定义称高山族，台湾自一九九四年之后官方和民间都已习惯称为原住民。
我跟台湾的原住民朋友交往不少，例如著名歌手胡德夫，也是原住民平权运动的推动者之一，跟我就是非常好的朋友。通过他，我也认识了不少其他的原住民朋友，当然，其中不少都是原住民平权运动份子。他们对我这个中国的少数民族成为主流民主运动的中坚份子很有兴趣，也以不同的角度作出解读，而我也很愿意跟他们讨论中国的民族问题。
首先，台湾原住民的朋友有个感觉就是中国大陆似乎对少数民族还不错，有不少的民族照顾政策，而且还有少数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而台湾完全没有少数民族的自治地方。对此我作了这样的解释。在中国，从法律从制度上来看，共产党其实既不专制，也不欺压少数民族。但问题不是法律和制度，而是共产党当局根本不尊重也不执行那些法律和制度。
中国，有五个民族自治区，三十个自治州，一百一十七个自治县；宪法规定，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都必须由该自治民族人士出任，而且这一条也确实贯彻了，但实际情况是，所有这些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第一把手绝大多数是由汉人出任，只不过，职务是党委第一书记。不仅行政区第一把手不会由少数民族出任，各行政机关的第一把手也是由汉人出任，实际掌握权力的党组成员，党委组织部等关键单位也都由汉人垄断，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决策权完全排除少数民族参与，因此，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也都把少数民族放在第二位。在中国，少数民族是二等公民，这是极为明确的。
反观台湾，虽然没有自治地方，但实际上，整个社会不以人的民族作为区分，每个人所得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是平等的，在立法院也有原住民的保障名额，这是为了确保原住民不会因为人口劣势而在民主选举之中被制度牺牲。原住民委员会也致力于确保除了制度之外，实际的平等不被剥夺。中国的民族政策其口号为”民族团结”，其实质是民族压迫，而台湾的民族政策核心是平等。我严肃地对台湾的原住民朋友说，我们大陆的少数民族绝对愿意用所有的少数民族照顾，以及表面文章的民族自治制度，交换这看似简单的”平等”二字。
后来，这些原住民朋友问道当年我成为学生领袖有没有因为我是少数民族而出现任何障碍，我回答没有，但我知道，这个问题不是没有意义。当年，我成为那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最根本的原因是勇气，是学运最初面对整个社会肃杀的气氛和极大的压力能不能克服恐惧站出来。事后，也许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少数民族学生成为领导者，但在当时，那个领导者的位置却不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是责任，更是危险。
整个学运期间，我是个维吾尔族这件事基本上是被忽略了的。仅有一次，也是听记者转述某个学生说过，选择一个维吾尔族学生作学生组织的领导人是出于策略，考虑政府会因为照顾少数民族而不致对我严厉制裁，这番话，我在当时听起来就觉得十分好笑，也确定是个不成熟也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学生的想法，这种想法不仅对共产党心存不切实际的幻想，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对少数民族的歧视，类似”如果不是出于这种策略，怎么可能轮得到一个维吾尔族成为学生领袖”这种想法。但这真的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个案。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当局在镇压和搜捕我们这些学生运动领导人时，并没有因为我是维吾尔族而对我有任何的心慈手软，而将我名列中国政府通缉令第二名。我在八九学运之中和之后所受到的待遇倒是作到了民族平等。
滕彪，著名维权律师，一个我无缘得见的好汉。八九年时，他还是个高中生，九一年进入北大，我相信，如果他年龄大个两岁，我们一定会在天安门广场相遇，成为朋友。这首诗写得很美，文学造诣也很高，这使我能够看到这个坚强勇敢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优雅深沉一面。向你致意！
现在我面对狱中的墙壁
为你作一首情诗，我的爱人
今夜，星星依旧在寒寂的夜空闪烁
萤火虫仍在低矮的草丛间时现时隐
请告诉我们的孩子，这次来不及
和她告别，爸爸就要出趟远门
请你每天在她入睡之前
和醒来之后，给她暖暖的一吻
请带孩子去摸一摸栅栏下的车前子
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如果她能注意到叶片上的露珠儿
她就会感到我的爱是多么深沉
请在给丁香浇水之后 弹一曲渔舟唱晚
相信我能够听到，我的爱人
请照顾那些沉默而快乐的金鱼
那沉默里隐藏着我丰富而动荡的青春
我正行走在一条崎岖颠簸的路上
但我未曾停止过歌唱，我的爱人
路边的柳叶缓缓地变换着颜色
风中隐隐传来远方化雪的声音
一切声音都在安静里面，这里的夜晚简单至极
请你在想起我的时候不要叹息，我的爱人
我的痛苦之河与喜悦之河已经溶汇
它们曾经长久地穿越我的肉身
在一场濛濛细雨结束之前
我会再次回到你的身边，我的爱人
在雨中，在雨中我怎能擦尽你的泪水
——用我已经得救的灵魂
联合国安理会三月十七日就利比亚局势进行讨论，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强烈要求以军事力量介入，遏阻独裁狂人卡扎菲对反抗军和平民的屠杀。在美国及阿拉伯国家的赞同之下，这个1973号决议在十票赞成五票弃权没有反对票的情况之下顺利通过，欧美联军并已经在过去十多天执行了对利比亚的空中禁令，并实施了多次的军事打击，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安理会通过这项决议，中国和俄国虽然没有投下赞成票，但也没有行使否决权，结合二月二十六日中国对安理会制裁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1970号决议投下赞成票，可以看作是支持此项议案，这和中国长期奉行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原则完全不同，令全世界为之侧目。而中国和俄国都在默许了这项决议之后，分别通过各自的外交发言系统表达了对於欧美干涉利比亚内政的反对态度。对於这种立场之间表面反对而实质默许的矛盾，国际政治观察家及西方国家基本上是感激和理解。
中国政府虽迫于国际压力作出了默许的决定，但坚持表面上的反对是为了作出维护其外交政策一贯性的样子，那个政策就是”不干涉他国内政”。这句话在中国已经说了几十年，大部分中国人都已耳熟能详，即便不是每次听到都觉得如雷贯耳，也至少觉得这句话的掷地有声，冠冕堂皇。但中国这次的行为反复，正提供了一个可以认真深入检验这条貌似神圣的教条的机会。
不干涉他国内政，这个原则虽在１７９３年《法国宪法》中首先得到反映。该宪法规定：”法国人民决不干涉别国的政治。他们也不容许别国干涉自己的政治。”但明确成为国际社会之间的互动准则，是在上个世纪，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时，世界被美苏分为两个阵营，也都互相防范着对方对自己的渗透和影响，包括本不该害怕专制影响的民主国家集团，在美国五十年代对共产党、共产主义歇斯底里的害怕之下奉行麦卡锡主义，冷战双方不约而同亦或无可奈何地决定奉行这个原则。
这时进入国际社会举步维艰的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要面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围剿，一方面要在亚非拉广交朋友，而这些亚非拉国家很多都有自己严重的内政问题，不干涉他国内政，就成为中国面对世界最好的口号，既可以拒绝与西方国家就民主自由等价值进行辩论，防卫西方国家对自己肃清异己时严重违反人权的指责，又可以让实行着不同方式的专制独裁的所谓第三世界的小朋友们放心。于是在各种场合极力鼓吹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口号。这便是这个口号今天成为中国人民最为耳熟能详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背景。
不干涉他国内政，这句话，乍听起来似乎完全没有问题，但什麽是内政，而哪些又可以不算内政，这却是一个中国政府不愿深究的问题。
中国对于自己奉行的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还有如下的阐述：中国一贯认为，对于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诸如由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外国侵略、占领造成的粗暴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灭绝种族、贩卖奴隶、国际恐怖组织侵犯人权的严重事件，国际社会均应加以干预和制止，实行人权的国际保护。上面的这段文字摘自新华网，也就是所谓中国对于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官方立场，却不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部分。我们常常听到的只是那已经似乎变成戒律的七个字。就像中国政府不会把宪法中保卫人民权益的，自己常常违犯的条文挂在嘴边一样。
如今的国际社会，已经和战后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完全不同，国际间的交流合作，资源分享，日益密切，国境线比起几十年前模糊很多，所谓”国际社会”已经越来越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一个具体存在而不仅仅是各个国家政府间外交运作的场合而已。几十年前冷战时代所确立的国际政治规则早已跟不上世界的发展，一国政府的作为也越来越直接影响着这个世界。日渐紧密的国际关系也要求更明确、更清晰、更具体的国际社会运作准则。而对于那些无法遵守这样的运作准则的国家，套用一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不要再拿”不干涉他国内政”当挡箭牌了！
十五年前，一九九六年九月，台灣曾經發生一起刑事案件，空軍作戰司令部大院內福利社站廁所後方的水溝你發現一名五歲女童遭到姦殺，死狀極慘。可想而知，這個案件引起整個社會震撼的程度。軍方在社會輿論極大壓力之下，一個月之內破案，根據口供結案，指兇手是當時在餐廳擔任售貨員的上等兵江國慶。軍方在十個月之後行刑，江國慶不到二十二歲，走上黃泉路。
這個當年震驚社會的重大刑案在一個多月之前發生了重大轉變，再度震撼台灣社會。當年與江國慶同時服役住上下舖的許榮洲。今年一月，檢警專案小組重新鑑定當年軍方扣留的證物，發現遺留在案發現場窗戶的半枚掌紋與曾在空總服役的士兵許榮洲吻合。檢警立即逮捕許榮洲，而許榮洲也坦承犯下此案，並表示案件與已遭槍決的江國慶毫無關係。已經執行死刑的江國慶確定是被政府，被軍方冤殺，這次的震撼比起當年姦殺案發生時更為強烈。除了對於當初判案的過程疏失台灣社會朝野進行了激烈的討論，死刑的存廢又再度浮上檯面。
台灣面對死刑存廢問題有過多次社會辯論，但政府政策至今仍然是維持死刑。陳水扁時代法務部長陳定南曾宣告向廢除死刑方向努力，但實際沒有任何作為；馬英九表態相對保守，僅承認廢除死刑是社會文明體現，也是台灣朝野應共同推動的目標，但馬英九任命的第一任法務部長王清峰明確宣布主張廢除死刑，並於任內拒絕簽署死刑執行令，但為此面對極大社會壓力，不得不請辭獲准。台灣人民超過七成反對廢除，政府政策至今仍然是維持死刑，國際社會，尤其歐盟對於台灣的死刑問題耿耿於懷，也讓政府常常要面對廢除死刑的壓力，但恐怕這個問題還要延宕相當一段時間。而我覺得非常遺憾的是台灣社會過於民粹，民調數字出來，發現很多人反對廢除死刑，於是對於這個問題應有的理性辯論也就遲遲沒有出現，政治人物主張廢除死刑的聲音也不敢大聲說出。沒有理性辯論，民意也就會一直維持在原來的簡單判斷之上，形成惡性循環。這也可以說是民主的另外一個副作用。
死刑的存廢大部分人的思考還是非常簡單的，一些該思考到的論點和角度都沒有能夠得到重視。
主張維持死刑者的說法，也就是所謂傳統觀念，不外”殺人償命”，死刑可遏制犯罪，以及節省社會資源，解決再犯問題，等等。真正深植人心的想法是：雖然出於宗教人道的考慮，我們應該寬恕教誨犯罪者，但對於惡性重大的令人髮指的罪犯，法律要扮演懲姦除惡貫徹社會正義。這種想法是長期以來推動廢除死刑運動面對的最大的障礙，也是最值得深入分析探討的一個迷思。
這種想法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瞭解主張廢除死刑的論點的依據，而誤認為所有主張廢除死刑的想法都是出於有如佛教慈悲為懷，基督教寬恕一切的人道精神。實際上過去一百多年來世界上主張和推動廢除死刑的論點大多不是出於對罪犯的人道關懷，而是對於死刑制度存在本身的強烈挑戰，這些挑戰的論點也都非常站得住腳，值得傾聽，值得瞭解，值得思考。
首先，從法理上挑戰，法律是否有剝奪他人生命的權力？我們知道，現代法律的形成是依據眾人意志，為眾人福祉，通過代議立法，並授權政府司法和行政機關執行。換言之，法律就是一種授權，一種委託。於是根據這個精神，就有人挑戰，授權，當然只能授予他人自己有的權力，怎可將自己並沒有的權利授予他人。而根據自然法，根據所有我們所信仰的宗教的價值，根據人權公約，作為個人的人都無權殺人，那麼，眾人立法授權，國民哪裡有授權政府機關執行判處他人死刑的權力呢？
其次，挑戰者還主張，法律制度，無論從立法到司法最終到執法都是靠人，而人是不完美的，我們無論多麼努力試圖完善法律制度，它也就不可能是完美的。假如我們接受這個前提，那麼，我們就必須接受法律冤枉好人的可能性，當然，量刑的不公平的可能性就更大了。那麼，死刑，這種無法逆轉的刑度的不合理之處就顯而易見了。
法律不是為了維護人道而存在，而是為了貫徹社會正義。而那些罪大惡極的罪犯也的確不值得普遍價值觀持有者的憐憫。但瞭解法律的形成倫理，認知作為一個個人的局限，捍衛每個人的平等權益，這是觀念的進步，是走向更加文明的必經渠道，而要作到這些，需要的是理性傾聽、思考和辯論，而這又需要社會朝野官學摒棄民粹。
日本发生了规模九级的空前灾难性地震，全世界表现出来的都是对日本人民的同情，对死伤者的哀戚，以及自己作为人类一员面对这一无法避免的大自然悲剧表现出惊恐与谦卑。电视上传来的画面，虽然是千里万里之外不相识的人生命逝去，家园被毁，城乡淹没，但坐在电视机前面关注的人，无论在哪里，相信神情都是肃穆的，内心都是伤恸的，感受都是相通的，情操都是悲天悯人的。
我相信这是全世界五大洲六十亿人共同的情景，然而，我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看到了令我感觉奇耻大辱的文字，“庆祝！“、”活该！“、”死的还不够！“中国互联网，这个在严厉新闻媒体控管的国家唯一的公民言论平台充斥了不少这样不堪的文字，令我这个中国人深感惭愧和震惊。
中国社会很多年轻人的民族主义言论和行为，这些年被报导出来之后，令世界为之侧目。有人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柏林来形容，也许有点夸张，但那种气氛是一样的，都是一个专制国家在在经济上崛起之后对世界充满愤恨，总觉得这世界要专门与这个新兴国家作对。
我在早年曾经对网络上的民族主义言论表达无需过分介意的态度，认为这些言论属于表面现象。我当时分析，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需要一个坚实的基础，那就是明确受到了他国的欺压，而在过去几十年，尤其在过去取得经济发展的三十年间，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是基本正面，可以说在绝大多数问题上都没有实质冲突，而且是互相依赖的；在这互相依赖，寻求共同利益的过程之中的个别摩擦也都能够找到解决方案，这些个别的摩擦基本上存在于所有的国家之间，可以说，中国与任何外国，包括日本，包括美国，都没有超越常态和超越历史的矛盾，本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民族主义即使存在，也绝不该有这么大的空间。
为何民族主义在中国能够掀起这么大的噪音呢？
首先，中国共产党在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理论来合理化自己的专制统治的情况之下，采取了和当年纳粹、法西斯、军国主义一样的模式，宣传虚拟的外国威胁来凝聚国民对国家的支持，并蓄意模糊和混淆国家、政府及执政党之间的分界。爱国主义与朴素的乡土情怀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因而在任何国家都原本有其市场，更何况中国政府多年的主动宣传。
然而，这种朴素的健康的乡土情怀本不应该变种成为仇外的、偏狭的民族主义，尤其在中国面对和善的与之一起架构共同利益的外国时更不该出现这种异变，那么又是为了什么出现了这种遗憾的现象呢？
中国有一句古语：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句话是说在一个自然的、流通的环境之中，即使有着可能令水腐败的细菌，以及觊觎着木材的蛀虫，只要同时也有自然界健康的有机物与之平衡，与之消长，并不停顿于某个状态之中，这种腐败和被侵蚀的情形就不会发生。
中国没有开放的言论、思想、新闻、媒体、以及辩论的环境，因此，即使中国本没有出现极端民族主义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在共产党刻意滋养之下，再加上不健康的心理成长环境，中国网络上就会存在这么一群有如缺乏流通空气的环境中滋生的蚊虫一样的不健康噪音。但我对中国未来，从长远来看并不会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还是抱持着审慎乐观的态度，除了我再三强调，历史与现实环境中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基本良好和善之外，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一旦言论自由媒体自由出现在中国，就像清新的空气和水能够让感染了感冒病毒的病患很快痊愈一样，这种听似宏大实则嘈杂的状态很快就会消退。
昨天是『二二八』，台湾人民记忆中一个痛苦的日子。
对于这个历史事件，台湾政府在二十多年前已作出了所谓官方立场，将它定位为政府对人民的暴力行为，是为错误，是为犯罪。时任总统的李登辉，代表政府向人民鞠躬道歉。今天，台湾各界对于这个事件并未达成完全共识，但有几点是可以确定的，第一，这是一个历史悲剧，而且是政府强势作为之下，人民受到伤害的历史悲剧。第二，这一悲剧发生之后，政府掩盖真相，并出于统治利益，继续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造成了台湾社会更大的悲剧。
二二八事件当时，台湾社会弥漫的对于外来政权不满的气息，在一个偶发事件成为导火索之后爆发开来，但爆发之后立即就走向非理性，这里面有极为复杂的背景因素，既有处心积虑想要把国民党从台湾赶走的共产党煽风点火，也有战败之后对国民政府满怀仇恨的日本浪人和被遣返的台籍日本兵借机闹事。一时间，在政府军力警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之下，暴民掌控了台湾，并开始仇杀跟随政府来台的外省平民。穿着日本武士装扮，手执日本武士刀的暴民，盘查每一个路人，要求他们说闽南话，客家话，唱日本国歌以证明自己是台湾人，否则手起刀落，一时间，台湾宝岛充斥着暴戾血腥之气，被杀害的外省人成百上千。
政府军队在半个月后从基隆登陆，开始『重建秩序』，在此过程之中，尤其在剿灭共产党领导的反抗武装时，各地再度出现新的一轮流血，在这一轮流血之中，伤亡的大多是本省人。在政府靠着军队重新掌握了台湾社会之后，所谓白色恐怖的年代正式开始，很多本省籍的知识分子，因为在思想上并非与国民政府一致，而被扣上通共的罪名或枪毙，或投入监牢，或被迫流亡。本省人对于外省人政权的仇恨也在这个过程中开始了，追求台湾独立建国的主张也这才出现。后来出现的反对阵营也一直把追究二二八真相，惩治罪犯，当作挑战国民党的重要政治诉求，二二八成为民进党重要的政治资产。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今天的台湾在面对二二八这一历史悲剧时并没能够完全尊重史实，在这一点上，朝野两个阵营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民进党为了选举利益，一路采取挑战、抗争、对立的策略；为此，民进党把二二八事件描述为外省人和外省政权欺压残害本省人这样一个情境，并为了强化悲情，夸大本省人的伤亡，绝口不提外省人的伤亡，而且对于事件中暴民的劣行，共产党及日本残余势力的关键作用刻意忽略，以追求真相的名义编织一套符合自己一党浅薄的选举私利的所谓真相，使台湾很多人民至今仍然无法沉淀这段历史，偏狭的省籍仇恨加剧，这是民进党必须深刻反省并纠正的严重错误。
同时，国民党不愿意承担尤其是后来白色恐怖的政治责任，一味采取回避策略，即使在一九九〇年李登辉代表政府认错道歉之后，对于全面检视这段历史依然保持消极态度，马英九及其派系又以一味讨好绿营作为政治策略，甘愿配合民进党的历史叙述，希望接受这种说法之后，人民不再追究它的历史责任。历史悲剧的真相就在两个政党的私利考虑之下被淹没。
历史应该被严肃对待，真相应该被昭示，公义应该被贯彻，伤痕应该被弥平，对立应该被消解。然而这一切首先要求台湾的国民两党不再从一党私利的角度出发看待这一比政党利益重要得多的事件；同时，这一切还要求台湾人民以理性的态度面对历史，以宽容及和解的心态治疗这个历史悲剧给台湾社会带来的深重创伤。
过去这一两个月以来，从突尼斯、埃及到巴林、利比亚，勇敢的阿拉伯人民走上街头，无惧军警镇压，呼喊自由、民主。在埃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在利比亚却面对血腥镇压。"大众民主运动"这个名词再度成为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也再度成为全世界很多人心中不断回荡的一个名词，一个令人兴奋的想法，一个充满希望的憧憬！如果这世界一步步走向自由民主，如果这个世界上不再有专制独裁，将会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景象，通过坚定的信心和无畏的努力所换来的民主制度会让这些国家的人民，带着自由和尊严，走向更幸福的未来。
对於中国社会，这个名词似乎是久违了。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到血腥镇压之后，民主运动在中国只能以零星的、个人的，有时只能是海外的状态坚持着，虽前赴后继，但却无法继往开来，曾经出现在北京，出现在中国几百个城市的大众齐心协力呼喊自由呼喊民主的情景，在六四屠杀的恐怖之下，在政治警察的铁腕控制之下，过去二十多年未曾再次出现过。这个现象，令我们这些异议分子难免遗憾。人们常常问我们：中国人民真的放弃了吗？中国人民真的被过去二十年的经济发展满足了吗？
对这个问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人民在九二年，邓小平南巡，政府全面在经济领域让步之后，开始享受过去未曾享受过的部分自由。自然，这会令人民高兴，也会对于政治改革的迫切感降低，甚至也会让一些人民在开始的阶段怀疑政治改革是否真的必要。同时，政府对于任何质疑没有民主化的的中国社会是否能够贯彻经济的持续发展及公正发展的言论更加严厉地镇压，而六四屠杀所产生的恐怖也依然在人们的心头起着震慑作用。过去的二十年中国没有爆发以民主自由为口号的，以政治变革为诉求的大众运动。但中国人民，尤其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自由之后，更加渴望国家进入现代文明国家之林，哪怕是出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渴望更加公平竞争、安全保障、透明开放、高效率的致富环境，这也呼唤着中国走向人人平等、司法独立、新闻自由以及被时刻监督的行政运作，而这些都正是民主的核心。只不过在共产党当局的恐吓、欺骗之下，这些渴望一直累积着未能爆发成为一股洪流，将中国这条大船涌向历史正确的航道上。
阿拉伯人民的勇敢对於中国人民是个提醒，是个冲击、是个鼓舞。它提醒中国人民这世界上过去二十年来的民主浪潮是中国人民发起的却也仍然在中国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它冲击着所有"特殊国情"的保守思考在对于自由的要求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它鼓舞着人民克服恐惧喊出压抑于心中多年对自由的呼唤。
二月二十日，中国现代化发展历史会记得这一天，被提醒、冲击和鼓舞了的中国人民走上街头，哪怕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十个几百个人，哪怕没有口号和标语，哪怕只能是以散步和微笑的形式，中国人民开始再次走出来，向世界宣告，我们不会在这次的民主潮流中缺席。
今天，二月二十七日，这波潮流将会再次涌现在全中国几十个城市，恐惧感会被逐渐克服，而当人们不再恐惧时，维持着共产党专制政权的红色恐怖就会消失，民主的曙光将会再次照耀在中国大地。
也许，共产党仍然不肯屈服于历史潮流，又变不出新把戏，还是铁腕残酷镇压，这波民主潮流也许还不足以完成它的使命，但是这一波波的潮流根本不会停止，即使暂时退却，也还会重整旗鼓，浩荡再来，直到取得胜利的那一天！这是共产党专制当局必须尽早看到的！
各位朋友，
明天（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天）下午兩點，在中國幾十個城市將會同步出現以追求自由民主作為目標的集會，這是中國在天安門民主運動之後二十多年來第一次出現以政治變革為訴求的街頭民主運動。臺北，作為華人社會之一，作為旗艦民主社會，將會在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牌樓之下，也出現聲援中國茉莉花行動的集會，我謹此邀請台灣的朋友們參加。
我聽到很多好朋友對於這場近日在阿拉伯國家出現的茉莉花革命都抱以極高的評價和祝福，同時對於它蔓延到中國，並在上週出現在北京抱持極大的關注，作為一個民運人士，我感謝你們。我在邀請朋友們一起參與這場在台北舉辦，旨在聲援中國的民主運動的集會時，也聽到很多的鼓勵及明確的首肯，對此，我更加感激。
但也有不同的聲音，尤其是我邀請的一些政治人物，他們表現出的猶豫我充分理解，但不以為然，並請容我在此多說兩句。你們的猶豫，稍加追究就會發現那其實就是對於蠻橫共產黨的恐懼。我們生活在台灣的人民，不至於擔心共產黨會因為你明天來中正紀念堂廣場就會把你投入秦城監獄，最多可能是把你列入另冊，也可能會喪失一些機會，可能是一些商務機會，也可能是一些在政治變革的議題上正面發揮作用的機會。無論是哪一種，我首先深表遺憾，遺憾你也是中國共產黨專制的受害人，同時提醒你，如果在台灣的我們都對共產黨的威脅讓步，這種讓步不就是一種姑息縱容嗎？
相信我，不會有什麼了不起的可怕後果的！共產黨根本沒有那麼厲害，可怕的正是我們的害怕本身！
明天在中國幾十個城市參與這場集會的人們，他們將承擔更大的風險和難以想像的心理壓力，但他們會出現在哪些地方，他們要用自己的不懼呼喚所有人的不懼，最終衝破共產黨所建立起來的恐懼，而這恐懼是今天維繫著這個專制集權的唯一有效工具。這些人是多麽的勇敢！而他們多麽需要夥伴，需要聲援！
我們生活在台灣的人們沒有這樣的顧慮，是不是意味著我們反而有著更多的責任呢？如果生活在台灣的人們覺得那是中國大陸自己的事，與我們無關，那真的又錯了！馬丁路德金博士曾經說過這樣一句極有啟發性的話：『任何一地的不公正都是對每個地方公正的威脅。』何況中國共產黨專制集團和它所代表的價值觀，蠻橫無理作法，可以說對全世界都是一種威脅，尤其與它接觸日益緊密頻繁的台灣，政治人物和商人不敢出席這個活動就是共產黨在我們的社會發揮著邪惡影響的明證，明天站出來，不僅僅是聲援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也是捍衛台灣的民主成果，捍衛我們的生活方式！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獲得了耶路撒冷文學獎時說過這樣一段話：「若要在高聳的堅牆與衝擊它的雞蛋之間作選擇，我永遠會選擇站在雞蛋那一邊。」我相信很多朋友們都讀過這句話，也都為這句話所震撼，更暗暗決定也把這個選擇標準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那麼明天正是你作出這個選擇的機會。
吾爾開希 問候
I am deeply disappointed and saddened that I cannot take part in the funeral of Uncle Wah, whom I consider I owe my life to. Furthermore, Hong Kong government’s decision should be condemned: Uncle Wah was a democracy activist whole his life, denying his fellow democracy activist to pay final respect is disrespectful to the deceased, disrespectful to Hong Kong people’s feeling, and most of all, harmful to Hong Kong’s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Hong Kong SAR regime cannot justify this decision is being made based on Hong Kong’s well being, rather, following Beijing’s guideline, even when that guideline is totally against the universal value and code of 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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