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爾開希的流亡筆記

台湾的选举已经落幕，选举的结果和很多人的预估差不多，如果没有选前一天连胜文中枪的事件，这次选举可以说相当平和，甚至可以说有点无趣。而对于连胜文中枪事件，我的好朋友王丹在他的脸书上写了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台湾的民主遇到重大的挑战。有某些政治势力刻意影响选举和民主进程。现在，是考验台湾人民的时候了。大家一定要保持理性，认识到制造事件的人的险恶用心，用选票告诉他们，这样的做法人民不接受。”

对于他这样的评论，我深感不以为然，以下是我在他的脸书上留下的意见。

这次五都选举，选战双方基本都足够理性平和，选民也基本都能够理性平和，这就是民主的进步。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我作为台湾的选民是很高兴这样的状态的。王丹，如果你认为某党失败就是民主的退步，那是你还不够理性平和。我的记忆所及，其实台湾很早就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了，一九九八年陈水扁参选台北市长，虽败给马英九，却是台湾民主水平达到最高境界的一次选举，陈水扁在雨中的败选感言让我们很多常年关注台湾民主化发展的人都落泪。而之后的十年，却是台湾民主明明白白的退步。

我对马英九的不满和批评都是公开的，如果大家还记得，我是在去年六月四日开始炮轰马英九的，台湾社会对马英九的不满和批判的声音基本上是在那个时间点开始。但我对于这两年台湾真的作到了八年撕裂之后的休养生息，必须要给马英九掌声。我是台中市民，对于胡志强也常有批评，绝不曾表扬，但这次，台中选举作到了不插旗，不谩骂。胡志强几次被羞辱都忍下来，我该给他公道的赞赏。

南二都的胜选，这两位候选人没有操弄族群，靠的是长久经营的实力，使得泛蓝毫无建功的余地，赢得漂亮，也赢得其所。无论谁选输也都没有太委屈的感觉，选民也是，真是回到了没有狭隘对立操弄的那个民主社会，选完回家睡觉的感觉又回来了，真好！

连胜文枪击案，是一个遗憾，尤其如果不是个案，那真是天大的遗憾。但目前为止，我实在从选战脉络之中看不出这不是个案的任何痕迹。祝愿连胜文早日康复！

王丹，今天的国民党在台湾的选民心中已不是你所研究的台湾社会反对运动史中的那个国民党了。我知道，国民党并未完全脱胎换骨，也不可能得到我的情感支持，我常说，我一直是在拼命找借口原谅民进党，挑毛病谴责国民党。但我觉得我们必须尊重，今天的台湾国民党是台湾人民经过多次成熟的选举之后早已决定接受的民主政党了。我们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必须反省我们必然偏颇的立场。

以上这段我跟王丹的空中对话是我对台湾这次五都选举的观察感想。民主的发展就是不断的以选举来调整我们的选择，并以此给予候选人和他们后面的政党压力，迫使他们做出调整。在这个逻辑之下，忠诚于一个政党，坚定支持一个政党，反而是对民主发展不利的一种态度，也就是所谓的非理性，或极端选民。

意大利发行量最大的独立媒体，『快报』杂志（L’espresso）就刘晓波获奖一事采访我，我们在谈到很多话题之后，记者问我，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以来仅有两个人是在狱中获奖，刘晓波之外的另外一位是一九三五年的德国反战记者卡尔•冯•奥赛斯特基（Carl von Ossietzky），那时的德国正是希特勒执政时期，记者问我是否认为可以把中国的人权状况与德国相提并论，我的回答是，“当然。

“希特勒与纳粹德国已经被世人看作是人类邪恶的终极形象，也因此，人类至今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理性上，很难接受任何人、任何国家能够同样邪恶。可惜，今天的人类和一九三〇年代一样天真。虽令人心痛，我不得不在此告诉世人，这样邪恶的人和国家都还存在。卢旺达和苏丹进行种族仇杀的军阀，朝鲜、缅甸残杀异己的独裁者，他们犯下违反人性令人发指的罪行的能力绝不逊于希特勒，只不过他们都没能够达到希特勒那么大的影响力罢了。

“而中国，在我看来，更像法西斯意大利。我觉得意大利读者可能更可以理解这一点。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最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们使中国走上快速经济发展的道路，尤其是天安门之后二十来年，共产党在血腥镇压了天安门学生运动之后，却接受了我们主张的市场经济，私有产权，一付重振华夏汉唐声威的样子；当年墨索里尼也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重振经济，同时以极端的专制和残暴强化他的统治地位，而那时的西方世界也似乎把他看作现代凯撒。

“然而，就像墨索里尼一样，他只不过没有把几十万上百万犹太人赶进集中营、送入毒气室，而这些似乎就是今天世人对纳粹德国邪恶的所有记忆了，事实上，希特勒所作的其它恶行墨索里尼每样都不缺：把反抗者投入监牢，以国家暴力对待异议分子和其他民族、其他种族，媒体管制，意识形态控制，秘密警察，洗脑，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那么看看中国共产党当局，他们又有哪些没作呢？最多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不再像斯大林、波尔布特或者他们的缔造者毛泽东一样，以人民的名义成群成群的屠杀人民自己了。上述那些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所做过的恶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都作过，都还在作！

“墨索里尼并未得到他应得的公允的批判与挞伐，只是因为它比起希特勒算是小恶。但我们今天必须看到，他是不折不扣非常邪恶！这一点应该被世人所确认，尤其在意大利这个国家。而今天这个世界的墨索里尼就是中国共产党，即使不像斯大林、毛泽东，但也是这个世界绝不该容忍的邪恶。”

一九三〇年代，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专政邪恶统治，是在这些国家人民的接纳、认同和支持之下站稳脚跟的，站稳脚跟之后是变本加厉地继续戕害本国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异议人士；而同时，他们的法西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都在高速发展。等到国内的异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被歧视的外族被完全压迫无声无息的时候，他们这些邪恶轴心就开始输出暴力，侵犯全世界。

而他们又是怎样走向世界，甚至在某个时刻几乎征服全世界的呢？就像他们能够在本国取得地位是一样的，靠得是人们的软弱，靠得是人们的自私，靠的是人们的乡愿！就像当年意大利人民愿意找到任何理由去原谅墨索里尼一样，就像当年的欧洲愿意找到任何理由容忍希特勒一样，今天的世界也在找理由姑息中国共产党。我们时常说，历史常常是重复的，是的，提醒世人，不仅历史的错误会重复，历史的灾难也会重复。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世界各国的反应是热烈而正面的，各国元首，包括美国总统，上一届诺贝尔奖得奖人奥巴马，也在第一时间表达祝贺及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我在评论这一条消息时表达，诺贝尔奖在去年给予奥巴马奖项之后面临全世界可谓铺天盖地的批判声浪，今年的人选公布却是得到相当一致的肯定与好评，可以说，不仅是诺贝尔和平奖给了中国的人权民主运动掌声和鼓励，也是刘晓波使诺贝尔奖得到荣耀并重获信誉。

但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声音都是赞赏和歌颂。我在上一期评论中对于来自异议分子圈子里的不同声音提出了我的说明，今天来谈谈国际上我目前唯一听到的批评声音。这个声音来自亚洲国家，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在公布刘晓波为今年的获奖人当晚的一个场合说了这么一段话："诺贝尔奖大体上反映了西方世界的看法。亚洲的得奖人从来不是那些带来伟大变化的领袖们。邓小平比起任何人作的更多。当他上台时有八亿人的收入在每天不到一美元，三十年后，因为邓小平主导改革开放，仅有两亿人仍然活在不到一美元的状态，而六亿人摆脱了贫困。请问他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吗？没有。那是因为西方世界认为，在亚洲必须将诺贝尔和平奖给予持不同政见者。昂山素季，韩国的前领导人。邓小平拯救了六亿人，但他永远无法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马凯硕曾经出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并曾两次轮值联合国安理会主席，他也曾出使马来西亚和美国，可以说是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最资深的外交官之一。这些年，他也出版过几本鼓吹东西方差异的书，是个不折不扣的李光耀信徒和捍卫者，很可能还是文胆之一。但这位履历完善地位崇高的前外交官这番话却让人不仅不敢恭维，恐怕还必须先指出他说法之中与事实严重背离的谬误。

他说，西方只肯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持不同政见着，而不肯颁给带来伟大变革的领袖们，他忽略了金大中是在总统任内得到这个奖项，正是因为他为两韩和平带来的伟大变化。早年获奖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孟加拉国的银行家尤诺斯也都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不知这是马凯硕先生的无心之过还是必需刻意歪曲事实才能论证他薄弱的论点？

至于邓小平，忽略邓小平上台之时还有八亿人生活中贫困线之下根本就是共产党所造成的，算是一种狡猾，最差也是无知，但主张一个在自己的首都下令向平民开枪镇压和平示威的人应该获诺贝尔和平奖，则实在令人惊讶到匪夷所思的程度，以马凯硕先生令人叹服的履历只能证明他说出这番话绝不是因为无知，而是无耻。

诺贝尔和平奖的确有颁给持不同政见者的传统，但也绝不是针对亚洲，纵观获奖人，从南非的曼德拉到阿根廷的埃斯奎威尔，从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博士到伊朗的伊巴迪女士。但历史上只有两个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人是在狱中获奖，另一个是一位德国反战记者，那时的德国领导人是希特勒。

马凯硕教授提出的所谓东西方观点差别确实有其吸引人之处，但认真听听他讲的话，可惜对于所谓西方观点西方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从来没有说清楚，与东方或亚洲价值的差别是什么，也没有翔实的说明，如果刘晓波以及所有我们这些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参与、宪政等这些来自西方的观念，请问这些价值观哪里不适合亚洲人呢？不利于统治者倒是很清楚的。

如果新加坡李光耀式的亚洲价值就是人民必须顺从，听话，而且当表现出反抗时必须被镇压，那么对不起，这套说法还是留在新加坡有点市场，其它亚洲人民绝不甘愿作统治者之下的二等臣民，这是西方价值，也是亚洲价值。另外，我所知道的亚洲价值观之中对于附庸权势者的鄙视也是极为清楚的。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全世界都引起了热烈的回响，我第一时间在推特上以及我的博客上发表我的简短声明：这个奖代表的是全世界给予刘晓波的掌声，它所表达的是真诚敬意，是对于刘晓波奋斗目标的认同，也是提醒世人一项未竟的事业。

可以想见，在我们民运界，对于这个奖项也是一片叫好的声音，也有很多感慨，也有很多激动，大多数民运的伙伴都认为这项奖是世界对天安门学生运动的致敬，对那些为理想而牺牲的人的致敬，对我们所有这些仍然坚持理想坚定的和刘晓波站在一起的人的致敬，我们无比自豪地接受这份诚挚的敬意。我们也把这看作对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和开放的祝福。

但当然，喝彩不是刘晓波获奖之后一致的反应。首先，中国政府称此为对诺贝尔和平奖的亵渎，并把矛头指向挪威国会成员所形成的诺贝尔和平奖评奖委员会。又搬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的阴谋”的一贯的说法。可以说，这样的评论黔驴技穷，了无新意。有很多朋友对中国的反应作出了坚定的反击，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评奖委员会主席的诚恳答复。我就不再花时间讨论中国政府的无稽之谈了。

民运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其中一个声音指称刘晓波是一个”願意跟中国政府合作的人”，对于这样的说法，我的看法如下：没错，刘晓波的确是一个可以和中国政府合作的人，在八九年天安门广场学运之时，他以我的老师，我的顾问身份提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口号，这之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理性”，他也曾经跟我说过民主的一个重要价值是妥协。说刘晓波在寻求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应该没有错，而这正是刘晓波的可贵之处。

面对中国政府这样一个无法理性，甚至极度残暴的政府，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刘晓波以他的实际行动为他当年的主张作了清晰的注解。首先，他的勇敢无畏，其次是独立精神，但在勇敢和独立的前提之下，第三，他也一直在寻求与政府对话的机会，寻求妥协，寻求突破。批评他的人，认为这是与中共合作，是出卖民运。

所谓民主运动就是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运动，他的目的很明确，对于中共的残暴进行揭露，进行批判，并坚定地站在独立于中共体制之外，这是绝对必须的，刘晓波在这些方面并没有比起任何民运人士作的少。但，揭露批判是为达成推动中国民主化这个最终目标而在眼前这个时期必须进行的工作，但不是绝对目的，有机会突破这一局面，哪怕是在接受共产党执政的中国现实之中，把开放公民参与变成一种实际的可能，我们的目标才能达成。

所谓刘晓波与中共合作，这是存在於民运内部的路线之争，早年王军涛提出的建设性反对派口号也曾遭到包括我在内很多人的严厉批判，但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应该学会几件事情：第一，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我们的成就都不大；第二，主张体制外的朋友也许觉得在道德感上占有优势，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可以以道德的名义口诛笔伐，这，我就不以为然了。说到底，我们谁也没有，也不该觉得，在面对向刘晓波这样一个为了自由而被中共投入监牢的人面前有什么绝对的道德高度。

刘晓波，在我的眼中是个真性情的人。一个真性情的人往往不是面面俱到的人，往往也是绝对骄傲的人，往往是让人觉得不舒服的人。但，认识他的人都不会怀疑他的真诚，他对自由，对於宽容，对於文明的热爱，以及他的勇敢。

这次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异议分子刘晓波，是实至名归，不仅是刘晓波的光荣，也是民运的光荣，也是对自由孜孜以求的所有中国人的光荣。

It may not be easy to reconcile the recent pledges by the Chinese premier that China will carry out political reforms with its official, outraged reaction to the Nobel peace prize awarded to the dissident Liu Xiaobo, a former teacher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who joined us student protesters in the Tiananmen uprising. But for China watchers – and for those of us involved in the rights struggle in China – the cries of "a blasphemy" and threats of diplomatic repercussions for Norway came as no surprise. This is the reaction to be expected from a government that does not tolerate dissent – and will never carry out reforms without a lot more pressure than it has received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petulant rhetoric of misunderstood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n strike an amusing note (when the Dalai Lama won the 1989 prize, Beijing retorted that he was a "wolf in monk’s robes"). But China is not a "hermit state" like North Korea or Myanmar. It i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and, not so long ago, it was host to the Olympics. And this is the reason that the Norwegian Nobel peace prize committee’s decision to turn the screws should not only be applauded, but welcomed. It is hopefully the first of many steps the west will carry out to put pressure on China and ensure that premier Wen Jiabao’s calls for political reform are more than just a sop to critics abroad.

The time has come for the world to begin to engage China intelligently – something it has not done in the past 21 years I have been in exile. It is time to abandon the delusional notion that economic prosperity will lead to political reform – it hasn’t and it won’t. It is also time to abandon the specious argument that China’s "special conditions" justify authoritarian one-party rule. Yes, China is a big country but that does not automatically strip its people of rights we hold to be fundamental elsewhere.

We don’t have to look far to find two examples of authoritarian command economies that once imprisoned dissent and stifled free speech and are now prosperous democracies:South Korea and Taiwan. The west played a role in their transition – encouraging free trade and applying pressure when it came to human rights. It is time to take the same approach to China.

Pressure will not transform China into a thriving democracy any time soon. But it would provide hope to brave Chinese who struggle for voices to be heard and are seeking redress for land grabs, forced relocations and illegal detainment of petitioners among a host of other injustices.

In 1989, we exiled student protesters were received well in the west. We faced tanks and machine guns in Beijing, but we had the support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made us believe that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 could help pressure China into becoming a freer and more tolerant place. Unfortunately, all too quickly, it was business as normal and Tiananmen became an inconvenience. Before meeting us or giving us a venue to voice our views, people began to consider what kind of message that would send to the Chinese regime.

But not meeting us and sweeping our views aside sent another message to the Chinese regime – that the human rights movement in China was no longer relevant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we had become insignificant. I have been told as much during the course of my long and failed negotiations to either be allowed to return to China or for my parents to be issued passports so they can visit me.

Hopefully, the Nobel prize committee’s decision to recognize Liu will be a reminder to Beijing that human rights in China have not been forgotten. Hopefully it will be a reminder to others in the west that it is still possible to put principles ahead of business interests.

Chinese dissidents like Liu will continue to play the role they have done while the rest of the world mostly looked the other way. This is a common responsibility for all of us at odds with the regime in China – no matter whether in exile or facing injustice at home. But it is also a global responsibility because it is in global interests. Applying pressure where pressure is due is the only way to make China a more responsible partner on the world stage. And a freer, more transparent and more accountable China is a China that the world can talk to and negotiate with. To fail to engage with China in this way is to passively encourage China to go its own way, to make up its own rules.

Engaging with China is not only the right thing to do; it would be wrong not to do so. To not act is a kind of appeasement, and it sends a message to China that it can do what it likes with impunity. If we want to see a China whose astounding economic growth is matched by a political culture that speaks our language, we have to act together to bring that culture into existence.

I hope the peace committee’s latest decision inspires people worldwide to imagine that the message we send the Chinese regime does not have to be the one it wants to hear. The alternative is to risk another Tiananmen – or the creation of an intractable world power that tolerates dissenting opinions abroad as little as it does at home.

This article is published on the Guardian, Oct 12th, 2010

温家宝最近多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话题，在联合国大会，在接受CNN专访，甚至使用了”民主自由不可抗拒”"风雨不倒，至死方休”的语汇，虽然国内官方媒体以及体制内各种不同势力仍然十分谨慎的面对，并未大规模报导，也没有随着温总理的话题热烈展开讨论；同时自由派知识分子也仍旧维持怀疑态度，但耳语声却也已经慢慢在形成渐渐轰隆之势。

前次评论中，我着重讲到了中国过去三十年来主要的趋势，主要的思维模式，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土壤，也就是改革与开放作为主要的发展路线，开放带来了对于以民主自由为核心价值的先进国家现代文明的认可和憧憬，而所有的经济改革措施，几乎都是以更加自由化作为主要思路，必然的，对于政治上的自由化，中国，在思想上是早已准备好了。

今天我们进一步谈一谈，共产党在面对这样一个话题时，是什么因素，会使他以相对正面和积极的态度来面对。

首先，政治体制改革，开放选举，开放人民参与，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后，曾经面临过几次空前的危机，首先，在八九年之后，世界各国对于中国天安门屠杀的制裁，投资人对于中国市场的怀疑和观望，以及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民在六四屠杀之后彻底放弃了对于共产党的幻想，因此而出现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以及政府出于加强控制的思路而变得僵化，这些直接导致了九〇九一两年的经济负成长；共产党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南巡，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其根本的含义是解放思想，”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在这种思潮作为靠山的情况之下，一些面临基本政治障碍的经济政策松绑了，股份制出台，箝制私有企业的所有规章几乎都同时作废，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决定接纳了与社会主义抵触的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这些看似经济改革的措施，可以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共产党统治的政治结构，也就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其结果，不言而喻，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十八年快速成长。

另一次重大危机出现在九〇年代底，中国接纳了市场经济，却无法摆脱几十年造成的城乡差距，也来不及形成一个公平的城乡市场平衡机制，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初期的掠夺无法制约，于是，一个新兴权贵阶级对于在计划经济中被划为劣势者的掠夺出现了，在这场掠夺之中，首当其冲受到伤害的是农民，他们不掌握市场，也没有供他们保护自己免受欺压的成熟的典章制度。于是所谓”白条”危机出现了：掌握着市场的新兴权贵阶层以开白条的方式取得了来自农村的廉价资本运作的机会成本。中国在九七年一年就出现过上万次的农民骚动，广大农村犹如一个极不稳定的火药桶，随时可能爆发。那时候，一个中共中央要员曾说过：”如果明天出现李自成，我也不会觉得奇怪。”而共产党又是怎样再次安然度过这次危机呢？

九〇年代末期，中国农村部分地区作为试点，举行了村委会选举。这次选举涵盖四分之一中国农村，尤其是那些被欺压掠夺最为严重的地方，很多都被涵盖在内。这次由民政部所主导的选举，明确禁止县和乡的共产党干部干预，共产党不再提名，而是开放自由选举，而选举方式也相当公正，可以说，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地方选举，这些乡村都选出来愿意出来为村民服务，而且拿得出解决眼前问题办法的候选人。其结果如何呢？共产党把可能引起李自成起义的这么一次社会危机化解掉了，靠的是民主。村民们发现可以自己参与解决自己的问题时，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同理，当问题无法解决时也不会把愤怒投射在共产党身上。

政治体制改革，说的更明确一些，民主化，是可以解决共产党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是让共产党愿意正面积极看待这一潮流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过去一个多月之中先后在五次以上场合提到政治改革这个敏感话题，让被共产党欺骗多年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民运人士们虽然无法相信，但可以说仍然感到兴奋；毕竟，即使无法相信共产党有洗心革面，还政于民的大彻大悟；但共产党受现实压力，谨慎思考不被历史潮流所淘汰，至少为了缓解日趋激烈的社会矛盾，为了本身的执政利益而开始探讨政治改革，却并不是不可能。而从自由派和民运的角度，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很可能是面临阻碍最小，因而也是付出社会代价最小；共产党接受机会最大，因而也是成功机会最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温家宝最近一次提到政治改革，是在联合国大会，这个场合最大的意义在于这等于是中国政府在向全世界作出政治改革的承诺。

抱持着这样的想法，当然，我们会非常认真地面对这样一个新的信息，至少应该把它当作又一个新的推广我们的政治理想的机会。温家宝在联大的演说中说到中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要推进与搞好政治体制改革，只有这样，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最终成功，现代化建设才能持续发展。』这番话，我们完全可以接受，完全赞同，甚至可以说，这句话根本呼应了当年魏京生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天安门一代所强烈呼吁的，直至最近刘晓波所提出的『零八宪章』所主张的公民政治的基本精神。

然而，这会不会又是一次说说而已的空话呢？

我们应该顺着温家宝的思路，试图理解共产党面对今天的国内和世界局势，他会有什么样的思考，而哪些思考又会促使他积极面对政治改革，更重要的是它所害怕的是什么？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当年确定的『改革』、『开放』思想之上。

『开放』使中国彻底觉悟到世界的文明进程已远远超越中国，中国从打开国门之后，所引进来的除了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市场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今日世界先进国家文明程度的认可和向往。共产党虽然对于可能伤害自身权利地位的民主政体仍然害怕，不敢接受，但对于先进国家因为民主而能够建立的法治、人权却是相当注目，对于大多数民主国家都能够有效避免腐败也应该是深有感触，这就是『开放』三十年给共产党、给全中国必然带来的政治震撼。

而『改革』就更应该让共产党有所启发，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改革，说穿了，就是『松绑』两个字，中国走出鸟笼经济之后，几年一次的重大经济改革政策出台，每次都是给予人民更多的空间，更多的自由，更多是权利。而每一次也都释放出这个古老国家人民的巨大爆发力，使得国家更显青春勃发。可以想见的是政治体制如果进一步松绑，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机会和渠道得到保障，那么不仅腐败、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今天日益威胁着共产党统治的问题能够得以解决，它所产生的创造力也一定会再度让这个国家加快文明化进程。这可以说是共产党今天面对国内和世界局势，会思考政治改革的基础原因。又会有哪些因素会使得它愿意积极面对，也就是不排斥政治改革呢？哪些因素是它害怕的东西呢？我们应该如何因应呢？我们在下一次的评论中将会继续讨论。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晚，也就是当年我们宣布绝食之后第二天，绝食和声援的学生占据了整个广场，子夜时分，我提出学生转移至历史博物馆方面，让出半个广场，给政府办第二天迎接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我的说法是：学生不能在爱国这个话题上被政府扣帽子，被人民误解。经过激烈的辩论，主张让出广场的意见以微弱多数占上风，深夜，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整队起立移动，天安门广场靠近人民大会堂这一块不再有绝食静坐的学生。第二天，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在首都机场进行，我们这一出让广场的善意举动没有看出任何政治结果，而且也很快被淹没在紧接着的那些天每天走到街头声援学生的几百万人的热情之中，变成了学运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

流亡海外这二十多年，我对于广场五十天的反思从未停止，当然这个事件也是我认真检视思考的事件之一。思考的结果：当时我们能够在悲情激情冲击之下，仍然能够注意社会观感，这是冷静的体现，但对于爱国这个主题的思考，显然不够深入。同时，八九学生运动是不是爱国主义运动，与我们心中对国家的情感多么炽烈并没有直接关系。

八九年的学生运动，学生当然是爱国的，但政府也可宣称坚持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才是最符合国家利益，因此支持政府才是爱国的，甚至开枪杀人的士兵，我相信他们也是爱国的。在此，我们与政府之间的冲突点根本不是谁更爱国，而是要民主还是要专制。青年人在出现内忧外患时，走上街头，承担匹夫之责是知识分子应有的特质，外患时这种表现叫作爱国，内忧时，叫作社会责任。八九年，我们出于对这个国家的爱，走上街头争取民主，呼唤自由，所以说，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是个民主运动。

中国政府为巩固其统治，想把爱国和支持政府划上等号。原本这样的欺骗并不容易得逞，但靠着限制国人对国事的参与，靠着言论和媒体的控制，并把因为中国政府未能接受世界公认的自由、人权以及公平原则，而导致中国未能得到更广泛的国际尊重与认可这个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推给一个虚拟的“处心积虑仇视中国的帝国主义集团”，就成功地在一些充满热情而冷静思考不足的年轻人头脑之中建立起一个——爱国就等于反美反日，就等于支持政府，就等于反对所有政府所反对的人——这样的一个公式。谨此提醒国内所有热爱国家的年轻人：爱国的热血要沸腾，但头脑要冷静，否则就和踢足球输了就向场内丢汽水瓶的行为没有差别。

国内前几天很多人走上街头为钓鱼岛事件抗议，当然这是出于爱国，但这不该必然变成支持政府，更不应该以爱国的名义忽略了追究政府在捍卫主权方面失职的责任。国内外的民主运动者们，通过这一事件批判政府未能捍卫国家主权，批判政府限制公民游行，尖锐地指出政府只有在不挑战他的权威和统治利益时才准许公民游行，其它一律严厉镇压，我们的这种作为是我们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也正是因为我们热爱这个国家。

美国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市的小教会的牧师琼斯宣布将在十一号当天焚烧两百本回教的可兰经，以纪念「九一一」事件的三千位死难者。在受到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全世界众多人士的严厉谴责与规劝之下，这位牧师在9月10日声明放弃这项行动。这个并没有实际发生的事件却引起了全世界极大的关注。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此事表达任何宗教都不应该容忍此种行径。多国领袖对此事件也都表达了严重关切。美国全国朝野包括主要新闻媒体都一面倒地对琼斯牧师的行为表达了强烈的谴责和不认同。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打电话给他警告他这种挑起族群冲突的行为，可能会置美军于险境。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强调琼斯牧师的个人行为，绝不能代表多数人看法。

一个十来万人口的小城镇的不到五十人的小教会，当然不可能代表美国多数人，毋庸置疑，琼斯牧师这一愚蠢的举动，根本在美国找不到什么附和着，至多是在不到万分之一的人口的一些同样愚蠢的极端分子之中找到一点掌声和喝彩喧嚷，但是全世界尤其回教世界，在看到这一极端挑衅宗教信仰这一敏感神经的行为，他们无法将愤怒聚焦到这个不到五十个人的小教会，只有针对美国这个令很多人原本就觉得是世界超级霸权，尤其在经过小布什总统八年任期之后，这种霸权还夹杂很重的基督教宣教色彩。因此，就像希拉里国务卿所说的这种行为不仅是愚蠢，而且是危险的。

其实这个事件应该引起关注的还有另外一个层面。这个层面我诚恳希望伊斯兰教世界能够看到，全世界都能注意，尤其应该引起今天对美国无法理性看待的中国人民认真思考：那就是，美国这个很多人眼中的超级霸道大国，在面对自己有这样一个国民，要作出如此愚蠢而危险的行为时，当亚洲的伊斯兰大国印度尼西亚总统尤多约诺写信给奥巴马，呼吁他介入，阻止这一行为时；当美国政府清楚地认知这种行为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具有如此直接的威胁时；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是劝说，国务卿，国防部长乃至总统亲自上阵，也只是劝说，无论言辞多么严厉，他们所作的就只有劝说。佛罗里达警方甚至表示，在琼斯牧师开始焚烧之前，他们无法介入，开始焚烧之后也只能以轻罪处理，纽约市长彭博在一片挞伐声中，适时地提醒了美国人民，琼斯牧师依据宪法有权焚烧可兰经。

我不知道印度尼西亚总统呼吁的美国总统介入是指什么，无论是政府直接进行的东帝汶的宗教屠杀，或是政府姑息纵容的对华人的民族仇杀，印度尼西亚在并不久远的历史上对其它民族和其它宗教的迫害都是极不光彩甚至是令人发指的。而美国总统奥巴马也真的介入了此事，奥巴马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早安美国”节目中说﹐“如果此刻琼斯牧师在收听节目﹐我希望他明白他打算要做的事情完全与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背道而驰﹔这个国家是建立在自由和宗教包容观念之上的。”

在美国，不仅一个牧师可以焚烧可兰经而政府除了劝说束手无策，穆斯林如果要在美国焚烧圣经，美国政府也会同样束手无策。我们知道，在印度尼西亚，在中国，则情况完全不是如此。其实这就是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对世界事务如此有发言权的超级大国的真正原因，当我们反感于美国在介入世界事务时强烈推销自己的价值观时，我们该注意到他们自己也在恪守这个价值观，哪怕对自己并不有利，它也还在坚持。

几天前，在纪念对日抗战六十五周年纪念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社论指当年对日抗战胜利，是「共产党领导和推动」的，这种论调是共产党当局昧于历史，为统治利益不择手段，封锁舆论，钳制信息流通，对中国人民几十年洗脑宣传的一贯作法。虽然对此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但习以为常绝不等于天经地义，我们必须指出这种说法的荒谬之处。

首先，还原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共产党当初既没有抗战的意愿，也没有足具规模的抗战实质参与，对于当时形成的抗日战争统一战线也是抵抗不合作甚至公然破坏，及至新四军主要领导人被最高统帅部下令逮捕就是因为公然违抗军令，对此，共产党当局至今也还是讳莫如深，而不是一贯的批蒋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的态度本身就说明问题。

抗日战争中，中国国民革命军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国民 党领导下的国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38万931次。国民革命军陆军死亡、失踪321万1,914人，空军阵亡4,321人、损失战机2,468架，海军全军覆没。加上因病减员等非战场损失，国军总损失400多万人。不过，亦于大小会战中，让日军损失48万3,708人，而伤者更达193万4,820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共有129名日本将官阵亡于与国军会战中。其中126名日本将官阵亡于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战场，3名阵亡于与八路军会战中。以上数字主要来源是中华民国国防部统计，并依据此给予阵亡将士抚恤，奖励功勋，而且这个数字显示当年与日军的伤亡比例很悬殊，并非对外宣传。这样一个数字可以清楚的告诉我们，在抗日战争之中，共产党自吹自擂的领导抗日是对历史的多么不负责，对于八年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将士的多么不恭敬。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影响今天的世界格局，世界价值观最大的事件之一。尤其在大战之后，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役胜利的人民痛定思痛，深刻体认维护人类和平与尊严的重要，成立了联合国，更重要的通过了世界人权公约。确认了以人为根本的新人类共同准则。

纪念抗战胜利，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对于日本至今不能反省十分不谅解，至今仍然有很多团体不屈不挠为当年的慰安妇事件等及其不公平的暴行继续抗争。我们在批判日本无法反省的时候，其实也应该思考，我们是否也从二战的胜利之中，痛定思痛，有所启发呢。纪念抗战胜利，应该看到其中最重要的意义是抗击『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然而，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他的欺骗式宣传，几十年来箝制了思考，箝制言论，箝制信息，导致我们在几十年过后，对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至今仍然停留在『反侵略』，甚至是狭隘的，与发动这一可耻战争的德日意轴心国的法西斯主义相去不远的民族主义情绪之上。今天在中国一些网站上充斥着和当年战争爆发之前，东京，柏林，罗马相同的言论。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六十五年了，今天的德国、意大利已经多次向欧洲，向犹太民族，向世界诚恳忏悔，并积极承担民主自由捍卫者的角色，可说已经完全走出当年的法西斯主义阴影；日本最近开始表达忏悔，虽无法取得亚洲人民的完全谅解与信任，但在本国，也在积极贯彻战后世界所确立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也在积极扬弃军国主义。而中国共产党，不仅依然在欺世盗名，更令人反感的是在成为已被八年抗战击败的法西斯主义的培养皿。